二十世纪元代文学之宏观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代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代文学宏观研究的概念虽然是在本世纪80年代中期才提出，但宏观研究本身却是久已有之的。对于元代文学的宏观认识与宏观把握，应该说从元末已经开始。自然，由于种种原因，对于元代文学的宏观研究一直是很薄弱的，如果不作深入的考察，也许会认为以有元一代全部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为对象的宏观研究差不多是空白。所以，清理本世纪以来元代文学宏观研究成果和发展历史，对于当前和今后元代文学的研究，是会有所帮助和促进的。
如果宽泛一点说，把元代文学研究中凡属宏观研究的成果都算进来，自然还是有相当数量的。但这里涉及的，只限于以整个元代所有文学为对象的研究。下面要谈到的，是本世纪百年中，学者们对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元代文学的社会文化背景、元代文学的基本特征几个问题的认识。
一、关于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认识
在本世纪以前，明人贬低元代，说元无文学。清人对明人之偏见有所纠正，他们整理元代文献，在诗文的宗唐与宗宋之争中，宗宋者不大看得起元人文学，而宗唐者则抬高元代诗文。总之，清人对元代诗文的评价，较之明人是提高了。本世纪初，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八《总论元文化》中曾谈到这一情况：元代之“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每轻之，则以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之余威，辄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见横亘胸中，有时杂以嘲戏。”又说：“清人去元较远，同以异族入主，间有一二学者，平心静气以求之。”于是“知元人文化不弱”。19世纪末，一些正统文人开始注意戏曲小说的价值，想利用戏曲小说的教化功能，以挽颓风，正人心，自然也不再无视元代戏曲小说的存在了。人们从宏观上对元代文学的认识，于是也就与明人大异了。
本世纪初，当1904年林传甲编写被后人认为是我国第一部的《中国文学史》时，元代诗文既不被肯定，而小说戏曲又被视为“无学不识者流”的“淫亵之词”。在这样一些学者的观念中，元代文学自然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占什么地位。但随后，人们对元代文学的认识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由以前依据诗文成就评价元代文学转向依据戏曲小说成就来看待元代文学。我们可以通过王国维的戏曲研究来认识这一转变。王国维的研究戏曲并不是由于他对中国戏曲重视。他受西方美学思想影响，对中国正统的诗文是否定的，在研究戏曲之前，对戏曲小说也并不肯定。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遗书》第五卷）中说：“……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未见比诗文有更多的肯定。那么他为什么要研究戏曲呢？按他自己的说法，由于西洋剧之发达和他对西洋剧的崇尚，转而认为在中国各体文学中，戏剧却是最不盛的。为要考查其所以不盛的原因而研究戏曲，这是他的初衷。他在《三十自序·二》中这样说：“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若戏曲。”又说：“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他从1908年起研究戏曲，陆续写成了《曲录》、《戏曲考源》、《宋大曲考》、《优语录》、 《古曲脚色考》等， 至1912年，完成了他的传世名著《宋元戏曲考》。当他研究了元曲以后，认识就发生大的转变，不仅认为元之曲可与楚之骚，唐之诗，宋之词等并称，各为“一代之文学”，而且认为元曲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自然”、“最有意境”之文学；其代表之作，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从此，元代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告别了“暗淡无光”的评价，转而认为元代创造了文学史上一代之辉煌。到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的潮流中，元代戏曲小说则进一步受到推重。除剧曲外，散曲也为学者们鼓吹。胡适在《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中说：“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这时，元代几乎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了。1927年，陈垣发表了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的后四卷，在卷八的《总论元文化》中，他从大的方面批评轻视元代文化（包括文学）者说：“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则汉唐清学术，岂过元时！”
三四十年代，情况却又有所改变。人们在文学革命和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学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之后，这时又冷静下来，对中国的古典文学作较全面的思考。元代诗文的研究也在这时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在对元代文学进行宏观评价时，自然也考虑到诗文的成就。1934年，以研究戏曲著称的吴梅出版了《辽金元文学史》（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本），其中诗文占了很大比重。到40年代初，钱基博的《中国元代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近古文学编之一章，湖南蓝田新中国书局1943年出版），更是只谈诗文。这时的学者对元代诗文的评价有很大分歧，有赞扬者， 有极力贬斥者， 特别是元代散文， 有的学者是彻底否定的。 1932年北平朴社出版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可反映这一时期一般学者对元代文学的总体认识，他除了肯定元代戏曲小说的辉煌外，还认为元代的诗词也不是很寥落的，由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元代诗词的风格，也颇不同于以前。他认为元代散文是唐宋散文的继续。还认为元代的文学批评虽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但出现了一些有系统的著作等。他还特别注意了元代的白话碑和白话写成的《蒙古秘史》。和许多文学史家一样，他是把《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作为元代作品来讲的。在他看来，有一代辉煌的元曲，有具有一定成就的诗文词及文论，加上长篇小说，元代确实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40年代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却主要是依据元曲评价元代文学的，元曲以外的各体文学都不占什么位置。这种看法对建国后的文学史界影响很大。
50年代，由于阶级性和人民性成为衡量古代文学作品的主要标准，元曲被认为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因此特别受重视。而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却逐渐被放在明代来讲了。元代的诗文词差不多是被忽视了。于是元代文学的成就几乎等于元曲的成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
70年代末80年代初， 元曲的研究出现了又一个高潮。 在接下来的80年代，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问题都提出来重新认识和讨论。除了杂剧、散曲、元南戏成为元代文学研究的热点外，元代的诗文、文论，以及元词、元赋等都有人进行研究和重新评价。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也是这一时期古代文学论争的重要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是元代的作品，更多的学者认为起码形成于元代。50年代以来形成的对元代文学总成就的评价，在80年代开始动摇。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的《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的《古典文学论丛》第一辑，发表了周惠泉的《元诗浅谈》，说元诗常常为文学史家所忽略，这是不正常的。作者从内容和艺术两个方面肯定了元诗的成就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到1985年，隋树森在《文史知识》第3 期发表《元代文学说略》，说元代各体文学也颇有发展，今天的元代文学研究，是应该对各种体裁都加以注意的。他指出，研究者多把精力放在戏曲方面，而对诗文等注意不够，应该加强对元代文学各方面的研究，使人们能够了解到元代文学的光辉灿烂。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只是要求充分认识元代各体文学成就，很少从史的角度或理论的角度重新评价元代文学。1986年，刘知渐在《重庆师院学报》第4 期发表《编写〈元代大文学史〉的指导思想》，他设想的元代文学史从蒙古成吉思汗元年（1206年）起，下限一直延伸到明洪武末年，大约两个世纪，也可称作十三、十四世纪文学史。他反对建国以来“拔高民间文学，贬低士大夫文学”。按照他的设想写出来的元代文学史，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全面辉煌的时期。1987年，李修生在他编写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中国文学史纲要》（三）中说：“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新的转折期。戏曲、散曲、小说在元代得到了长足发展，它们逐渐取代诗、词、散文而占据文坛的重要位置。同时诗、词、散文也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有自己的特点。”他认为，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转折期酝酿了繁荣期，从某种意义上说，转折期比繁荣期更重要。从这一角度，他认为元代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样以史的眼光看待元代文学，自与以往的评价不同。这一观点的价值，在于重视转折期对于文学发展的重大意义。李修生的这一观点，在90年代逐步发展和完善。
90年代，元代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仅出现了此前无可比拟的成果，而且观念的更新，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的拓展，使得元代文学的研究展示出新的面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1991年，是元代文学研究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这年6月5日到7日， 由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发起，李修生主持召开了全国首届元代文学学术讨论会；12月，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两件事对90年代的元代文学研究，起着重要的促进和导向作用。元代文学学术讨论会打破数十年来杂剧、散曲、元南戏统治天下的局面，就元代的诗歌、散文、词赋、杂剧、戏文、散曲、文论、小说展开了专题讨论，对以后的元代文学研究提出了许多带导向性的设想，强调要加强以往被忽视的领域。会议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增刊）收录李修生的《元代文学研究刍议》，在这篇文章中，他完善了元代文学转折期的观点，文章说：“文学研究必须重视外在社会条件和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有‘史’的观念。”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文学产生到先秦两汉为上古阶段，这阶段文史哲不分的特点，表示出了文化的包容性，和文学对其他学科的依赖性。从魏晋南北朝到南宋前期是中古阶段，这时期的文学样式以诗歌为主。是雅文化占主导位置的时期。从宋光宗元年也即金章宗元年到鸦片战争以前为近古时期。这一时期，俗文学在文学史上占重要位置。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是划时代的作品。而“元曲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跻身于中华民族的文学殿堂，标志着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到来！”文章呼吁从史的角度开展对元代文学的研究。他的这些观点在1994年第2 期《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近古文学概观》和1998年第9 期《文史知识》上发表的《元代文学的再认识》两篇文章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则将元代文学的完整面貌展示给读者。关于它的创新意义，学术界已有充分肯定：1992年5月8日，《文学遗产》编辑部邀请部分专家就本书的出版召开专题座谈会，《文学遗产》1992年第5 期以《总结·深入·开拓》为题发表了这次座谈会的纪要。李修生在座谈会的发言中说：以前的元代文学史著，“不足以反映元代文学的真实面貌。这部《元代文学史》内容丰富、全面，举凡杂剧、散曲、南戏、诗、词、文、小说，无所不包，弥补了以前文学史有点无面的不足，内中诗文的七章，涉及数十位作家，不仅为历来文学史所未有，甚至已经超出当前学术界的研究范围；……总之，此书是一部比较符合元代文学发展的历史面貌，全面反映各种文学样式及其发展过程的文学史。”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对元代文学作总体评价，自然与以往不同。
在一会一史的影响推动下，90年代元代文学研究相对于以往，可以说是全面繁荣。元诗的研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元文、元赋、元代文论、元代小说、元词的研究都取得了以往所无法比拟的成就，元代各体文学的价值也在逐步被肯定。李修生《元代文学的再认识》再次呼吁对元代文学的总体成就作重新评价，说：“我们提出‘再认识’，不仅是要恢复某些史实的真实面貌，而是因为对元代文学的总体面貌、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对明清乃至近代文学的重大影响等，都尚未给予充分的注意。”他历数元代各方面文学的成就，又提出了元代俗文学作者与以往诗文作者的文人型态的差异问题。90年代后半期，不少人都认为元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因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如乔光辉在《元文人心态与文学实践》（《东岳论丛》1996年第3期）中这样说：“中国文学史应以元为界， 前期应是所谓正统文学史，主要以诗词为主，后期则应是戏曲、小说等俗文学史，与诗词相比，戏曲、小说等俗文学篇幅较长，蕴含量极深，所反映的社会背景更广泛，对人性的揭示也更深入。因此，作为真正的人学的文学是从元开始的。”并认为元代发生的文学嬗变，一直影响了元明清直至当代的文学创作。元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转折期，这已经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只是它对元以后文学发展的影响，尚需进一步探讨。
90年代，元代文学研究又出现新的走向：在长期不被重视的诗文词赋以及文学批评研究越来越受到较多的关注，学者的评价也逐渐由否定走向肯定，研究出现新的局面的同时，元曲研究一方面拓展其研究思路，引入新的理论，进行新的思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一方面却逐渐冷落了下来。元代文学似乎就是元曲的观念动摇。于是在元代文学成就的总评价中，诗文词赋及文学批评也成为重要方面。可以说，到90年代末，人们对元代文学的总体评价，正在走向全面、客观。
总之，到20世纪末，元代文学是辉煌的，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只是人们对这一辉煌的具体认识尚未统一。下一世纪，人们对元代文学的辉煌，当会有新的认识。
二、元代文学的社会文化背景研究
长期以来，对于元代文学发展的社会背景，人们只关注元杂剧兴盛的社会原因的研究，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著，而从总体上研究元代文学的社会背景的论著却不多。我们在这里做一追述和评论。
对于元代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本世纪初就已开始。20年代初，胡适就在他的《国语文学史》的第七章中说：元统一全国，“文化上的分裂依旧存在。南方仍是中国古文化的避难地，种族上没有起什么大变化，所以文化上也没有大变化。北方就不同了，……民族的迁徙和人种的混合又发生了无数的变化。若从中国旧文明的上面看起来，北方自然不如南方了：中国哲学的中心和旧文学的中心，从此以后，永不在长江流域以北了。但从大处着想，北方也不曾吃亏。……民族的迁移与混合，把北中国的语言打通了，使北中国的语言渐渐成为一种大同小异的语言，使中国的国语有很伟大的基础。……旧文学跟着旧文化跑到南方去了，旧文学在北方的权威渐渐减少；对于那些新来的、胜利的、统治的民族，旧文学没有权威了。……在这个旧文学权威扫地的时候，北方民间的文学渐渐的伸出头来，渐渐的扬眉吐气，渐渐的长大成人了。”（《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第124—125页，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这是对元代文学转型的社会背景分析，涉及到了政治、文化、民族、哲学，以及语言方面的问题。1927年，陈垣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元西域人华化考》第八卷，则从另一角度论述元代文学的社会背景，他说：
且元时并不轻视儒学，……又并不轻视文学。延祐五年七月，加封屈原为忠节清烈公。致和元年四月，改封柳宗元为文惠昭灵公。后至元三年四月，且谥杜甫为文贞。其崇尚文儒若此。他是持元代文化全面繁荣说的，故所论与胡适不同。
三四十年代，由于民族危机日深，加上社会学方法的引入，文学史家在讲元代文学的社会背景时，多强调民族矛盾和民族压迫。钱基博的《中国元代文学史》援古代夷夏之辨的观念，对诗文作家进行排队和褒贬。（1993年中华书局整理本《中国文学史》第757—758页）。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更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说：元代“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造成了当代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当日，被征服的诸民族里，最受压迫的要算是汉人了。在这样的统治下，那些君主王公只知掠夺土地与金钱。除了尽量享受汉人的物质生活，和施行便于统治与组织的制度以外，对于文化的建设与发扬，自然是很少顾问的。”“当日蒙古统治者压迫儒生以及他们在当日地位之低微，是可想而知的。这使中国的学术思想，沦入了黑暗时期。”刘大杰进而认为，正是在这样的政局下，城市经济发达，外来文化影响，促使社会环境发生激烈变化，从而使旧的精神意识、习惯信仰动摇或解体，市民文学得以发展，出现了元曲的繁荣。也使得古文诗词，跳不出唐宋诸大家的圈子（1963年版第765—767页）。他的理论，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被沿用着。1944年，《图书月刊》第三卷第三、四期上还发表了邵心恒的专题文章《元代的文学与社会》，但文章基本是就元曲与社会的关系讲的。
60年代出版的两部代表性的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出版）和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也都是运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分析法来论述元代文学的社会背景的，只是较之刘大杰论述得更为充分。以游国恩本为例：作者首先肯定了元朝的统一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藏。因为元代杂剧、散曲和诗文作家，有不少是少数民族。以下则依次谈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文人的备受歧视和思想苦闷，崇尚儒学，提倡理学以进行思想统治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利用宗教麻痹人民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而后则谈到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以及海运漕运和中西交通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由此为戏曲的发展准备了条件等（第171—178页）。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这成为权威的也几乎是唯一的说法。1978年，台湾出版了包根弟的《元诗研究》（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该书第一章《元诗发展之背景》，在政治环境中讲了蒙人之汉化政策，北方汉军将领之重视文教，道教之庇护士子，和学术思想之自由。在社会及学术风气中讲了书院制度之普及，理学之兴盛及对诗坛的影响，以及书业之发达等（第1—41页）。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与上述权威说法不同的意见。到80年代，这种权威理论开始动摇。80年代中期，一些人对这种观点直接提出批评，如《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 期就发表了张玉声的文章《正确认识元朝文学发展的社会原因—与〈中国文学史〉作者商榷》。
80年代中期兴起了古代文学的宏观研究，这时，《光明日报》发表了周月亮的《也谈元代作家斗士精神的形成》（1984年11月6日）。 这篇文章以杂剧作家为研究对象，但所论已不限于杂剧作家，涉及到了元代文学文化背景的一般研究。90年代初，元代文学宏观背景研究和作家心灵分析取得了一批成果。1990年，现代出版社出版了张宏生的《感情的多元选择——宋元之际作家的心灵活动》，作者历数了宋元之际的诗人中忠于南宋的爱国志士，痛悼前朝的遗民诗人，逃避现实的山林隐士，失去了进身之阶的文士，出仕新朝而心存尤悔的仕元文人，和“不降则走”的变节者。作者用忠爱、悲愤、反省、控诉、逃避、苦闷、尤悔、沉沦八个题目，分析他们的感情活动和内心世界。作者在书的《结论》中说：“宋元之际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民族压迫性质的改朝换代的现实，既给人们的心灵打上了深刻烙印，也给人们全新的生活体验，反映在文学中，就显示了以往任何时期所没有的特色。”（第142 页）本书给人印象较深的，是对一批内心充满矛盾者的心理分析，展示了他们苦闷的心灵历程。1991年，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出版，该书在文化背景研究上的突破体现在两方面：它不再只是从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不再把问题的讨论局限在寻找杂剧兴盛的社会原因。该书第一章即《元代文学的若干历史文化背景》，作者首先认为，由元王朝成为封建国家的性质决定，中国文化是继续沿着原有的传统发展的。而元王朝作为多民族国家同时具有东西交通空前发达的特点，使元代文学具有自己的特点。其次，关于儒士问题，作者认为：
元王朝对待儒士的政策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笼统地说元代儒士受压迫或笼统地说他们受到重用都不符合历史实际。又由于民族歧视政策和选官制度的弊端，元代儒士问题始终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唐、宋的时代相比较，元代儒士的地位、价值观念在实际上有所变化，……
但是，“元代儒士社会地位的下降引出的儒士危机感，对文化、文学的影响是复杂的。”作者认为以往的分析有些简单化。其三，作者分析了理学对元代诗歌、散文、文论、杂剧等的不同影响。其四，又分析全真教对文学的影响（第3—24页）。1992年5月8 日《文学遗产》就该书出版召开的座谈会，对该书关于文化背景的研究给以高度评价，说这“较之过去的文学史从社会经济、政治对文学的影响的一般性论述，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抓住了时代的特点”。“没有泛泛介绍元代社会各方面情况，而是抓住影响元代文学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加以比较深入的阐述，这样比较解决问题，对读者理解后面要论及的一些重要文学特征很有帮助。”（《文学遗产》1992年第5 期《总结·深入·开拓——〈元代文学史〉座谈会纪要》）1993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又出版了么书仪的《元代文人心态》，该书对耶律楚材、元好问、谢枋得、许衡、郝经、刘因、赵孟頫、戴表元、顾阿瑛、危素、杨维桢以及从事杂剧创作的一些书会才人进行评述，重点分析元代文人在这一特殊时代的内心痛苦和人格分裂：分析辽金元易代之际的社会状况对文人的影响，认为他们的行动、观念、心理的常态与变态，都难以摆脱这一社会情状的拘囿，在这些心灵敏感的文人中，产生了一些带共同性的倾向。认为当时文人对宋金都已失望，对有能力收拾残局的蒙古君主带有若干盲目的信任，民族情绪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激烈和普遍；战乱使人产生了与太平时期不同的生命体验，因而导致了对功名利禄的新的认识，对于亦隐亦俗生活方式的普遍认同，甚至对于耳目声色和口腹之乐的狂热追求；统治者与文人间的矛盾，大多未超出传统的君臣矛盾范围；由于不开科举，怀有入世理想的文人的心灵受到伤害；生计问题造成人心散乱，不思进取造成人格的丧失，地位改变迫使文人对生活作多角度的观察思考以及对儒家传统的突破。作者又分析了中国文人的传统观念在动乱年代和异族统治下的危机（第1—12页）。么著的出版在当时有一定影响， 《文学遗产》1996年第6 期发表钟宜写的书评《元代文人心态研究的新收获》，文章认为，作者“以一种深刻的历史哲学去观照元代社会生活，尤其是文人的内心生活，提出了一个群体命运的问题，总体上去把握元代知识分子的心理脉搏，注意到政治文化的外显层，也洞察到民族文化的深隐层。特别注意因社会剧变而牵动着的文人知识分子和政治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传导出时代变化的动律。”1996年第2 期《博览群书》也发表了王星琦写的书评。1996年出版的章培恒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分析元代文学的历史背景时，除了政治的、哲学的、文化的影响外，特别关注经济尤其是商业经济的冲击对文学的影响。对于长期以来学界强调的元代的民族压迫与政治黑暗，作者也要求客观看待，说：“尽管元朝政治、经济存在着若干倒退的现象，但也有一些前代所没有的积极因素，这既表现为由于蒙古入主中原带来了某些文化的‘异质’，给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也表现为由于意识形态控制的放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以及蒙古统治者某些为自身考虑的政策，从反面造成了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效果，从而，在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诸方面产生了一些引人瞩目的特点。”作者还说：元代社会一个重要的、与文学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现象，是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科举的轻忽，使得大批文化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前途，从而也就摆脱了对政权的依附。他们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通过向社会出卖自己的智力创作谋取生活资料，因而既加强了个人的独立意识，也加强了同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系，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情趣，由此发生了与以往所谓“士人”明显不同的变化。而即使是曾经步入仕途的文人，其中不少人也存在与统治集团离异的心理，并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情趣同样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对元代文学的发展具有关键的作用。
这一时期元代文学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论文，有《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左东岭的《元代文化与元代文学》，《东岳论丛》1996 年第3期乔光辉的《元文人心态与文学实践》， 另外《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 期郭预衡的《文变染乎世情——研究元代文章的一些想法》也讨论了背景问题。左东岭认为，谈元代文学的文化背景不应只留意民族歧视，“因为形成元代文人心理状态的决非民族歧视一端，而是两种文化撞击的结果”。他认为在元朝建立以前，蒙古已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四大汗国，“故其吸收的文化因子乃是中国、印度、大食及欧洲的杂糅，因而元蒙定鼎中原之后，始终未能完全纳入中原汉文化体系”。由于文化的差异而造成文人对朝廷的离心力，使得他们“或闭门读书讲学以保持节操，或混迹于市井勾栏创制杂剧等俗文艺以滑稽混世，或退隐于山林岩穴以啸傲江湖，由此也孕育出有元一代文人的变态心理结构。”文章分别分析了元代诗文、杂剧、散曲作家的心理状态，并特别分析了元末东南诗文作家的心态。应该说，这在当时是颇具新意的。乔光辉的观点与左东岭有某些近似，他认为“元统治者对汉民族传统思想非常生疏且接受迟缓，元蒙在入主中原前就形成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他所吸收的是波斯、印度及欧洲文化的杂糅。元统治者对于汉民族心理及汉民族长期形成的一套封建政治制度颇为隔膜，不但未被纳入中原文化体系，相反地却欲把中原文化纳入欧亚杂糅的文化体系，因而采用了他们习惯采用的措施来统治中原。这是中原儒生产生共同心态的背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一部分文人被迫放弃传统文人的清高傲气而遁入市民中，与妓为伍，探索出实现自身价值的新道路，元杂剧因而兴起；用世思想的不可能实现，文人便转向超现实的追求，“内道”片面发展促使神仙道化剧的大量涌现；上层贵族对元政府的盲从与闲逸导致元诗宗唐得古之风的形成及孝子节妇题材作品的出现；少数民族作家群心态的汉化及其作品的激增。作者认为这几点决定了元代文学的总体概况。
学者们似乎对当前的元代文学的文化背景的研究状况不甚满意。李修生《元代文学研究刍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增刊）从文学史方法论的角度提出，对宋金元文学应放在同一时间和空间中进行横向考查；元世祖忽必烈的影响，是研究元代文学必须重视的问题。他谈的是方法论问题，其实也是考虑元代文学时必须特别注意的两个重要的社会文化背景问题。李佩伦《元代文学研究观念新探》（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中国语言文学》第一辑，1992年出版）则说：明清以来，在日益严重的“华夷大防”偏见的观照下，评价元人的出处选择，涉及到了人的气节、品格，影响到了其作品的社会与美学的评价。对于研究现状，他认为目前“横向考察，元代文学研究尚未广开门径，未与哲学、史学交流沟通；纵向考察，……元代文学研究领域内部，多是单项开掘，封闭一隅。虽是钩深入胜，总觉格局局促”。所论也是要求重视背景研究，并对社会背景研究所持的观念提出了看法。
90年代的元代文学的社会文化背景研究，似乎是不约而同地寻求元代文化中与以往中国文化不同的特质，进而分析由此造成的元代文人不同于以往中国文人的心态，最终探索中国文学史在元代发生嬗变的表层的和深层的原因，并对这一嬗变作本质的把握。
元代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一个复杂的难度很大的研究课题。元代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这一课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这一研究在90年代有了大的突破。研究还在进行，我们期待着新的突破。
三、对于元代文学基本特征的认识
对元代某一文学样式的特点作独立的说明，古已有之。但对元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作总体的综合的说明，则是近十几年才有的。如果一定要向前追溯的话，则1931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的胡怀琛的《中国文学概要》有《辽金元文学变迁的大势与特点》一章，他所谓的元代文学的特点，一是蒙古语或其他外国语夹入汉文中，二是通过马可波罗等中国文化传遍欧洲（第126页）。以今天的眼光看， 很难认可他谈的是文学的特点。从世纪初到今天，都有人把传统文学的衰落和俗文学的兴起看作元代文学的特点，但那应是元代文学发展的趋势。有元一代文学的总体特征之所以少有论述，原因也是很清楚的：在本世纪以前，戏曲、小说作为小道不被大人君子们正视，算不得文学；本世纪初戏曲小说被认为是有元“一代之文学”后，元代诗文等传统文学的成就不被肯定，三四十年代虽有关于诗文研究的著作，并对诗文成就给予关注，但却极少对元代文学作总体的综合的研究与评价。4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元曲一直被认为是元代文学中的一枝独秀，传统文学不被重视。全面认识元代文学的成就是近十几年的事，那么自然，对元代文学整体特征的概括与阐述，也只能是近十几年的事。
元代文学各体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要指出其不同点很容易，要寻求元代文学的总体特征则很难。于是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考查和阐述。李修生从一代文学的发展形势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在《元代文学研究刍议》一文中，他指出由于对元曲以外的文学形式研究不够，而影响了人们对元代文学整体面貌的认识，要求加强这种综合性的研究。他认为：元代文学最重要的特点是：各种文学样式得到全面发展。接着他历数了各体文学在元代的发展。
有的研究者在寻求元代文学异中之同时，把眼光转移到有元一代文学的某些共同背景和各类文人共同的心理状态上来。如左东岭《元代文化与元代文学》一文，就指出形成杂剧、散曲、诗文等各不相同的风貌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文人心理：由于文化的隔膜而形成的文人与朝廷的离心力。只是由于这种离心而使诗文作家走向自我封闭，于是形成了元代诗文的特点；这种离心力表现为愤激与批判，形成了杂剧的风貌；表现为无忌地张扬个性，就形成了散曲的特色。章培恒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指出了杂剧和散曲受城市经济和市民意识的影响，而这种世俗的观念也渗透到诗文特别是后期诗文中去，于是诗文中也表现了与元曲中近似的精神，如富于世俗生活情调，讴歌城市的繁荣和人生的享乐，自我意识的觉醒等（第8—17页）。陈文新在《中州学刊》1989年第1期发表了《追求雄健奇崛——元明之际文学的主导风尚》，则从文学风格方面认识元末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征，他认为在元明之际，小说、戏曲、诗文等文学的各种样式，都有一个共同的风格追求，即雄健奇崛，其中又以小说为突出代表。
周惠泉则从多元文化融合的角度认识元代文学的特征，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话·辽金元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代序《辽金元文学·民族融合的结晶》一文中指出：辽金元三代，在我国历史上是民族迁徙、民族交流空前活跃的时期。……民族文化融合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大大加强。由于北方民族文化、包括诗歌音乐的南渐，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因子和活力，促进了中国文学的蜕变、更新和发展。正是从辽金元时期开始，传统文学样式独领风骚的格局已经不复存在，新兴的文体开始崛起并走上文坛中心，通俗化、大众化趋势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流向。周惠泉的看法，受到学术界的充分肯定和重视。刘兴汉在《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5期发表《学术性与大众化的融合》， 认为周惠泉的观点：“突出地表现了我国文学在多元文化优势互补中整合更新的历史趋势”。邓绍基也在《北方论丛》1999年第5 期发表《关于〈辽金元文学史话〉的一点感想》，对周氏的看法给予高度肯定。
对元代文学的总体面貌进行概括，是必要的，但同时也是很困难的。尽管学者们呼吁重视这一研究，但至今没有大的进展。对元代文学的特征作出令人信服的概括，这是摆在元代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艰巨的任务。李修生在《文史知识》1998年第9 期发表的《元代文学的再认识》一文，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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