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合作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对国共两党关系史的研究日益深入，硕果累累，其中尤以第二次国共合作史的研究成绩最为显著，可以说已经把这一课题的基本内容搞清楚了。本文对新时期这一课题的研究状况综述如下：
一、八十年代以来第二次国共合作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原因
1、现实政治生活的需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战略方针，1979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阐明中国政府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它向国内外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争取国家和平统一的努力已正式开始。1981年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其中第一条就是：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在新的历史时期，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正式提出，必然促使史学工作者对以往两次国共合作与分裂的历史，尤其是国共两党如何在经过10年血雨腥风的内战之后，再次携手合作抗日的历史进行研究，以总结历史经验，为统一大业的服务。
2、档案资料逐步开放，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传记、年谱以及大量回忆录的出版，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研究条件。从八十年代起，中共档案陆续公布，出版了《六大以来》（上、下），内部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册，公开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册，基本上公开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中央文件。此外，中央文献研究室还选编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选集、文集、书信集等，《党的文献》及其前身《文献与研究》，经常选登有关档案。这就为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谙》等对档案资料作了重要补充。大量关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回忆录的出版，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活资料，如熊向晖的《地下12年与周恩来》（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披露了许多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鲜为人知的史事。
3、党的改革开放方针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和条件。现在中国学者可以比较方便地到国外境外进行学术交流、查阅资料，国外境外的学者来大陆进行学术交流的则更多。这些交流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到俄罗斯访问，在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查阅到1936年1月中共谈判代表王明、潘汉年同国民党代表邓文仪有关这次谈判的全部笔记，这样就基本上搞清楚了国共两党在莫斯科进行的这次秘密谈判的经过和内容。1977年为纪念抗日战争爆发40周年，陈立夫在《传记文学》第31卷第1期发表文章《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披露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国共两党接触的一些情况，尽管回忆不十分准确，但文章传到大陆后，推动了大陆史学工作者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过程，到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时，对这一问题已基本研究清楚。
二、近年来第二次国共合作史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
1、论文和论文集
据不完全统计，自八十年代以来，全国各种报刊公开发表的有关第二次国共合作史的研究论文约500篇左右，比较集中地收录有关第二次国共合作研究文章的论文集有6本：
全国中共党史学会选编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论文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第一至第五届全国国共两党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均收入大量的有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论文，它们是：
王功安主编：《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
张广信等主编：《国共关系研究》，陕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苏仲波等主编：《历史的回顾与展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张铁男、宋春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历史与现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张磊、林家有等主编：《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资料集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中、下），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辑。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纪实》，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重庆市委党校、红岩革命纪念馆合编。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南方局党史资料》（一至六），重庆出版社，1986-1990年出版。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
《国民参政会纪实》（上、下、续），重庆出版社，1985、1987年版。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重庆市党史工作委员会、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红岩革命纪念馆合编。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重庆市委党校合编。
《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1945.8-1947.4)》，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辑。
王传忠、丁龙嘉主编：《黄河归故斗争资料选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内部本第10-13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1987年版。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公开本，第11-16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92年版。
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南京市委：《周恩来1946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西安事变资料多种。
皖南事变资料多种。
3、工具书
黄修荣编写：《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纪事》(1931-194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
黄修荣编写：《国共关系70年纪实》，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
4、专著
张梅玲：《干戈化玉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郝晏华：《从秘密谈判到共赴国难——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探微》，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李良志：《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此外，国共关系史、国共合作史中均有大量篇幅论述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
林家有：《国共合作史》，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
杨世兰、史久远、余茂笈主编：《国共合作史稿》，河南出版社，1988年版。
张广信：《国共关系史略》，陕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唐培吉、王关兴、邹荣庚：《国次国共合作史稿》，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苏仲波、杨振亚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李良志、王顺生：《国共合作历史与展望》，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秦野风、白玉武、冯连举：《国共合作的过去与未来》，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马齐彬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范小方、毛磊：《国共谈判史纲》，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
5、通俗读物
柳建伟：《红太阳、白太阳——第二次国共合作启示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6、图集
童小鹏主编：《第二次国共合作》。
陈元方、史础农编：《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三、近年来第二次国共合作史研究的主要进展。
1、肯定了共产国际和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所起的积极作用。
(1)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八一宣言》、《宣言》放弃了“下层统一战线”策略，代之以建立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策略。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到达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对中共中央制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2)1936年5月以后，共产国际进一步帮助中共实现了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
黄启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6期）和李义彬《关于“逼蒋抗日”方针形成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对上述问题作了详细考证。
(3)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的一条重要渠道。
在国共两党处于严重对立的状况下，蒋介石要与中共领导人接上关系，并与之谈判，谈何容易？因此，首先选中的目标便是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85年前后发表的许多文章对这一情况作了考证和论述，但对1936年1月，国共两党在莫斯科进行秘密谈判的原因、经过和结果了解不多。杨奎松写的《1936年邓文仪与王明、潘汉年谈判经过及要点》一文（载《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4期），对这次谈判的记录和文件作了详细介绍，基本上弄清了这次谈判的全部情况。
2、研究了中国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过程，肯定了国民党和蒋介石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学者们在研究中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也有很大关系。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后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日妥协退让；国民党从“五大”开始到五届二中全会完成了对日政策的转变。因而，1935年华北事变中，国民党政府屈辱妥协，而1936年张群与日交涉谈判持较强硬的立场；华北事变后，蒋介石虽继续压制内部马上抗日的要求，但已秘密进行抗日准备工作，其中重要的一项便是秘密同中共接触，与之谈判。郭大钧《从九一八到八一三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陈先初《局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安内攘外”政策向“联共抗日”政策的转变》（载《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对这一问题作了较充分论述。
3、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当年在国民党内负责主持国共秘密谈判的陈立夫先生，以及两度参与具体谈判的邓文仪先生，对这段历史进行过回忆。但是，他们对事情的经过记忆模糊，因此，只有一些零碎而混乱的回忆片断。例如，邓先生记不清楚他当年在莫斯科什么时候、同谁谈过什么。陈先生把周恩来1936年9月1日（信未署年代）给他和陈果夫先生的信错记成1935年9月。信的内容明白无误地证明信是1936年写的。信中说：(1)“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此指1936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蒙军进犯绥远东北地区。(2)“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作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红一方面军是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的。红二、四方面军是1936年8月到陕甘的。(3)“敝方现特致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此指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政中国国民党书》。由于陈先生将信件时间提前了一年，所以接下来的回忆更有差错。他说，收到周恩来的信后，蒋介石决定派他赴欧洲，准备秘密去苏联谈判。这便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完全弄颠倒了。1977年，他发表《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不久，便有人指出时间记忆有误，也许是为了保持同蒋介石说法的一致（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到了24年（1935年）的秋季，陈立夫向我报告，周恩来在香港与我驻香港负责人曾养甫，经由友人见面，希望我政府指派代表与他们商谈，而且他要求从速停战，一致抗日，并无其他条件。周恩来又于9月1日致函陈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战抗日的立场。”（《苏俄在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版，第73页），陈立夫在1994年出版的《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中仍然坚持原来的意见。
当年共产党内参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秘密谈判的人，到八十年代初，差不多都已去世。
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历史过程逐渐明晰的是学者们。1985年先后发表的两篇文章集中地反映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篇是李海文撰写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的历史过程》（载《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4期），一篇是李坤撰写的《略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载《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8期）。作者弄清了国共两党通过四条渠道秘密接触，西安事变后，两党正式谈判，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重新合作、共同抗日的历程。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一书，比较完整地收录了有关历史文献。
4、西安事变史研究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
西安事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关键。有关西安事变的论著相当多，近两年，随着资料条件和客观环境的改善，西安事变研究的成果颇丰。其中，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大东图书公司1995年版）、李义彬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从内战到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的“西安事变”章、张魁堂著《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等书都是很好的著作。尤其是杨奎松《新探》一书，务去陈言，立意出新。它依据十多年来国内外公布的文献资料，对照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对西安事变发生前以及过程中许多重大问题进行缜密的考证、实事求是的研究，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纠正了一些过去研究中的缺失，使该书新意迭出，引人入胜。
5、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国共两党合作对抗日战争胜利所起的巨大作用。
从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以来发表的大量论著一致认为，国共合作是抗日战争获得伟大胜利的决定性因素。理由大致如下：
(1)“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能够展开全民族抗战，是因为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团结抗战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一举灭亡中国的“速战速决”计划。
(3)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继续在战略上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支持着全国的持久抗战，直至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6、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什么没能实行党内合作进行了具体研究。习五一的《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载《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文论述了从1937年至1939年间，国共两党为寻求第二次合作的方式展开的谈判和竞争，两党相继提出各种结盟方案，进行了艰难曲折的谈判，终因立场相距太远，无法达成协议，最后只得采取党外合作的方式。
7、对党外合作的形式是否具有优越性进行了分析。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国共长期合作的三种形式，第三种是党外合作。当时中共认为，“这种形式太不密切，许多问题不能恰当的及时得到解决”，“对于长期合作是不利的。”学者们经过研究认为，历史事实证明，这种形式有优越性。因为两党除抗日外，没有其他共同利益。党外合作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经二次国共合作能够长期延续，与“党外合作形式”有直接关系。
8、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是否取得合法地位问题进行了探讨。
抗战时期中共是否取得合法地位问题，学术界有国民党“承认”和“实际上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两种说法，陈瑞云的《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探讨》一文（载《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对这两种说法进行了分析，认为：(1)国民党、国民政府没有也无意正面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2)共产党在实际上有不完全的合法地位。(3)共产党对于本党的合法地位问题有一个认识过程。
9、研究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具体情况。
一些论著对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合作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政治上的合作主要有：(1)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参政会，支持国民党的抗战行动。(2)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接受国民党邀请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3)国共两党合作发动和组织了工、青、妇等方面广泛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4)国共合作建立起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军事的合作主要有：(1)中共帮助国民政府制定了“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指导方针并提出许多正确的作战建议。(2)中共在敌后抗日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作战，在战略防御阶段有战役配合，在战略相持阶段则为战略配合。(3)中共同部分国民党爱国将领和爱国人士合作，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4)中共派出叶剑英等干部帮助国民党开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5)中共曾派一批党员到国民政府军中作政治宣传工作。
10、对国共两党的磨擦事件进行深入研究。
有关国共两党的磨擦事件在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研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又特别集中于发生在抗战时期的国共军事磨擦事件方面，如晋西事变、皖南事变。随着有关资料的公布，研究工作日益深入。对于皖南事变的研究则主要是从中共党史的角度出发展开的。《李一氓谈皖南事变与项英》（载《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1期），王泓《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判断》（载《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王辅一《要公正评价项英的功过》（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等文章认为，过去一概批判项英执行王明右倾路线，违反中央有关新四军向江北撤退的指示，并不确切。在中共中央最后决定放弃皖南时，项英没有拒绝，讲项英反对北移是没有根据的；说项英受王明影响很大是不公平的，他与王明没有关系。“不应把皖南事变的主观责任归于项英一人”，当时中共中央在指导上“对形势分析不准确”，“要求一变再变”，决策是有失误的。
李良志在《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对上述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如此惨痛损失，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后者还是主要的。客观原因是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八倍于我，力量对比悬殊；主观原因，主要是项英的右倾错误。”新四军两位主要负责人项英、叶挺的关系不和谐，也是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严重挫折的原因之一。
关于皖南事变后中共的对策，李良志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引用大量文献，对中共中央的决策过程作了如实分析。他认为，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在确定对策时经历了从政治上、军事上全面大反攻，从政治上反攻、军事上准备反攻，到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到坚持又斗争又联合，通过斗争维护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重大变化。
李良志认为，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经激烈斗争后相互作出妥协，仍归旧好，共同抗日，这是国共两党在历史关键时刻，相互作出明智和冷静选择的结果。
11、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两党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标志是中共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
金冲及的《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政局的重要动向——论1994年大后方的人心剧变和“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及杨奎松的《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争取“联合政府”的斗争》（均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集》，近代史研究杂志社1995年版）两文，均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细致地研究，认为“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是中共第一次公开向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并最终改变了国共两党的相互关系。
12、对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共两党的历次谈判作了详尽研究，给予恰当评价。
在国共关系史中，两党谈判的历史最能够集中反映两党关系的极端复杂性。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两党间的几乎所有重大矛盾与纷争，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军事上的，都不可避免要诉诸谈判并通过谈判来解决。而国共两党自身几乎所有的方针和目的，也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谈判条件的考虑和变换中表现出来。因此，所有国共两党关系史均对两党的历次谈判作了详尽研究，杨奎松的《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范小方、毛磊的《国共谈判史纲》（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则是研究国共两党谈判的专著。
13、对抗战胜利初期，国共两党在和平建国问题上能够继续合作，并取得一定进展的原因进行了具体研究。
笔者和张明楚合写的论文《战后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原因剖析》（载《党校论坛》1991年第7期），对这一问题分析的要点如下：
(1)抗战胜利初期，中共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决定了“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和平建国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中共将“七大”制定的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目标，退后了一步，变为：在保持蒋介石领导地位的条件下，中共和其他党派参加政府，实行各阶级的联合统治的政治制度。这是联合政府中最低层次的一种形式。毛泽东把这种形式通俗地叫做“独裁加若干民主”，其性质是法国式的资产阶级政府。中共准备把这种政治制度作为向新民主主义制度过渡的一种形式。
(2)近于马歇尔的压力，蒋介石同意了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协议，政协协议打破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保证了各党派能够公开参政。政协五项协议中最重要的是宪草协议。宪草协议规定国会由选民直接选举，从而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采用国会制和“三权分立”的政权，使总统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规定省自治并制定省宪，使解放区的民主制度得到保护。
(3)由于蒋介石坚持独裁专制，不允许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政协会后不久，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撕毁政协协议。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这样，国共两党合作建国的可能性便不复存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也随之完全破裂。
14、考证了中共决心同国民党决裂的具体时间以及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理论的形成过程。
刘友于在《试论抗战胜利后毛泽东由和平建国到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转变》（载《军事历史》1994年第3期）一文中对上述两个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1)关于中共决心同国民党决裂的具体时间。作者依据史料指出，直到1946年3月15日，毛泽东的基本思路仍然是主张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进行中国的社会变革。3月17日结束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推翻了政协协议，3月18日，中共中央立即作出反应，指出，在国民党推翻宪草的情况下，“我们决不能参加国大，参加政府”。此后，中共不再提实行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政策。
(2)作者用大量的史料论述了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过程。从而使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理论的形成过程更为清晰。
15、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主要标志的认识趋于一致。
过去史学界一般以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的标志。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应以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召开制宪“国大”，关闭国共和谈大门，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主要成员离开南京，返回延安，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的标志。1947年3月，中共驻上海、南京、重庆办事处人员撤回延安是其尾声。
总之，近十几年来，学者们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史进行了具体深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分析，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较为全面地、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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