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学术界关于“民工潮”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界论文,近两年论文,民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末开始，我国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自发地、大规模地、持续地跨地区向大中城市，特别是向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城市转移，形成了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民工潮”。这一问题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发表了许多有关的论文。现将近两年的研究情况综述如下。
一、我国“民工潮”的状况和特点
有研究表明，中国“民工潮”形成之快、规模之大，世界罕见。80年代初，中国农村外出打工者不过几百万人，到1988年则超过2500万人，而目前已骤增至8000余万人，是世界流动劳动力总数的四倍。这一规模巨大的流动群体已对中国传统的发展战略和体制产生了影响，并将继续对未来的改革进程和政策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有论者概括了近几年出现的“民工潮”的一些重要特点：（1）它主要由农村出外打工的农民构成，其中青壮年男性占绝大多数；（2）它不仅规模（人数）庞大，而且出现的时间较集中并呈螺旋和波动式上升趋势，使“潮”越来越高，越来越猛；（3）它主要由那些率先外出打工的农民的示范效应所发挥的作用而自发形成，这使“民工潮”不仅具有自发性、散漫性或行动无序的特征，而且在一些人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盲动性质。另有论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民工潮”是相对有序的，起重要作用的乡土性的劳动力市场，是造成目前农民工流动有序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论者认为，“民工潮”在潮源的地域分布和潮流的走向上，还具有如下特点：（1）潮源基本上都来自社会生产力发展比较落后和经济较贫困的地区；（2）潮流的主要走向一直是由西向东，只有一些支流是较散乱的。
二、流动民工的特征
有论者根据实证调查结果，将流动的农民大致分为发展型、就业型、生存型及特殊型四种类型。
论者分析了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交往方式、流动民工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地位等。其分析表明，农民在“离土离乡”的社会流动中，其信息来源、找到工作的方式、进城工作的行为方式以及在城市中的交往方式，都更多地依赖以亲缘、地缘为纽结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这种依赖相对于他们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来说，是一种非常理性的行为选择。流动民工在职业变动和社会流动的迁移中对亲缘、地缘关系的依赖，似乎与社会资源（信息渠道、职业位置等）的市场化程度没有必然联系。
民工在从乡村到城市、从农民到非农产业职工的流动中，其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得到显著提高，但其总体的社会地位没有发生相应的显著变化，社会身份没有明显的改变。流动民工经过职业分化，实际上已经分属于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即占有相当生产资本并雇佣他人的业主、占有少量资本的自我雇佣的个体工商业者和完全依赖找工的受薪者。
有论者调查分析了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结果表明，来到城市的农民工，在职业、居住状况方面，大多数处于明显的低下位置；而这种低下的地位又直接导致了他们在社会层面与城市人接触、交往的困难，社会层面上与城市人接触、交往的困难，又直接妨碍了农民工在文化层面上与城市文明的同化和交融。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总体来说还处于一个初步转化的阶段，一个较低的水准，具有适应过程的滞后性、渐变性与长期性、兼容性、差异性等特点，表明农民工群体是一个处于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中介的边缘群体。
有论者分析了城市农民工的情绪倾向及社会冲突问题。通过个案研究发现，农民工对市民群体有很强烈的不满情绪，心理上有受歧视感，并认为他们与市民的冲突起因常在于市民对他们的歧视，责任在市民一方。这种看法与我们熟知的市民的看法形成鲜明对照。
三、“民工潮”的形成原因
学者们从多方面分析了我国“民工潮”的形成原因。
有论者指出，“民工潮”的动因是产业和地区比较利益。与非农业、与城市二、三产业相比，农业比较利益偏低，当农民意识到这一点时就会产生强烈的离农倾向。此外，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农民都受到东部相对高收入的吸引，纷纷到沿海地区“淘金”。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也有少数人流向外地城乡，其中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是他们在外地城乡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
有论者从推动力、牵引力、导向力三方面来分析“民工潮”形成的表层原因：（1）由于农村人口增长较快，农业生产率逐步提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就业，形成了“民工潮”的推动力；（2）城市经济活跃，就业机会较多，吸引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形成了“民工潮”的牵引力；（3）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劳动力根据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进行流动，实行合理配置，这对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求就业起着导向作用。
有论者从宏观的经济改革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背景和原因：（1）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从体制上和产业上为人口、劳动力流动提供了可能性；（2）经济改革过程本身导致了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平衡，这种地区差别促成了强大的劳动力区域间的流动；（3）市场化的改革，特别是城市补贴制度的改革使迁移的成本大大降低，从而提高了迁移的预期收益，相应加剧了劳动力和人口的流动。
有论者认为人口流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源流动、要素重组的客观表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二元结构”，即城乡差别，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农村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
还有论者认为“民工潮”形成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非农化”与“城市化”、“工业化”与“非城市化”的矛盾。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高 达1.5亿，实现了“非农化”，但是对这些人口城镇不能吸纳，无法实现“城市化”。同时，我国还存在着“非城市化”的“工业化”现象，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同步。
还有论者从人口模式的转型、指导思想等方面分析了我国“民工潮”产生的深层原因：（1）我国工业化的过程与人口模式的转型过程发生了错位，致使我国人口压力增大，当前的“民工潮”，正是这种压力加剧的表现。（2）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错误的理论和思想指导下，破坏了农民自发流动的微观机制。首先是建立的各种农业集体组织，把农民牢牢拴在土地上；其次是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时，又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使农民极难逾越的大坝。这道大坝，将每年都在以上百万、上千万地增长的农民，牢牢地拦入日益变浅、也日益拥挤的农业这个大蓄水库里。直到人民公社解体和计划经济体制瓦解，农民自己冲破了大坝，“民工潮”，乃是大坝冲破后的一次大的“泄洪”。
四、“民工潮”的社会效应
学者们普遍认为，“民工潮”对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有论者从流出地和流入地两个角度分析了“民工潮”的积极作用。从流出地来看：（1）有利于流出地农村经济的发展；（2）有利于流出地人力资源存量的增大；（3）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4）有利于提高流出地人口的素质；（5）有利于流出地的妇女解放运动。从流入地来看：（1）促进了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2）促进了城市消费市场的扩大，从而可以牵动生产的发展和储蓄的增加；（3）促进了城市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等的发展，方便了人民生活；（4）促进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完善。“民工潮”将大批农村人口推向城市，使他们变为“准城市人口”，进而为中国下一步城市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打下足够的人口基础。
有论者从流入地和流出地相联系的角度，将“民工潮”的积极作用表述为：（1）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提供了机遇，解决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劳动力不足的矛盾；（2）冲击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缓解了城乡间和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差异；（3）促进了沿海与内陆地区的联系与融合，产生了一条文化技术交流的渠道。
农民流动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已为全社会认同，但是，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却异议甚多。有论者认为，流动有利于发展经济，但破坏了社会稳定。针对此，另有论者指出，从总体上看，农民流动从根本上促进了社会稳定。影响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是经济生活，影响经济生活的基本因素是就业状况。通过劳动力的区域流动来开辟就业渠道，增加收入来源，保持生活水平的稳定和持续提高，不仅是农村发展的重要方式，更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从局部来看，农民流动确实带来了一些不稳定现象，但这些现象的存在有更深刻的社会背景，根源于社会的转型和体制的转轨。
对于“民工潮”的不良影响，论者同样从流出地和流入地两个角度来分析。从流出地来看：（1）不利于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2）加重农村人口老化程度，不利于农村妇女的全面发展；（3）给计划生育造成一定的压力。从流入地来看：（1）加重城市交通运输紧张状况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负担；（2）给城市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带来负面影响；（3）扰乱城市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的秩序。
有论者从整个社会发展，特别是从农村社会综合发展的角度，着重揭示了农民流动的负功能，尤其是农民流动给流出地造成的影响，认为“民工潮”对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但这又是以社会秩序紊乱，农村社会发展滞后为代价的。农村社会的发展，必然要走非农化、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道路。落后地区囿于许多条件，其发展本来就步履维艰，大量劳动力的外流，影响了农业的稳定，影响了非农产业的开发，影响了工业化的步伐，最终必然影响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化农村的发展，影响农村面貌的彻底改变。
还有论者从正反两方面相结合分析了“民工潮”的社会效应。认为农民流动所显示出来的问题，是旧体制固有的矛盾，农民流动不仅不会激化这些矛盾，而且正在直接着手解决这些矛盾。（1）农民外出虽然给交通部门带来重荷，但同时也为之带来了大量的收入，有利于改善交通条件。（2）流动农民确实有超计划生育现象，但计划生育一直是农村的“老大难”。从长远而言，农民流动促成了晚婚晚育，反而非常有益。（3）外出农民有很多人受到社会治安不好的危害，而危害治安的只是极少数。实际上，农民进城后，法制观念有所加强，同时，减少了闲暇，有利于社会安定，特别是农村的安定。（4）农民进城虽给城市生活带来了压力，但也给城市带来了活力，方便了城市人的生活。另有论者认为，交通、治安等问题并非是由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所造成，这与我们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完全可以通过改善管理体制来解决。
有论者认为，“民工潮”使“农村病”转化为“城市病”，是“城乡错位”；使城镇就业工作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负载超重，是“区域错位”。而有论者认为，“民工潮”是对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坚决反叛，有利于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有利于中国社会包括城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所以，所谓“城乡错位”，不过是“错”在革故鼎新而已。另一方面，“民工潮”有利于全国范围内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无可非议的市场化行为，所以，“区域错位”说也难以成立。
有论者认为，在经济紧缩期，如果农民工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而又回不到农村去，就会成为带有造反倾向的“流民”。然而，有论者通过调查得出结论：在经济紧缩期，大部分农民工是可以暂时回到农村中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长期地回到土地上去。这个结论有两层意义：一是在特定情况下农民工成为流民的可能性很小；二是想把农民长期禁锢在土地上是不可能的。
五、对“民工潮”的管理及战略抉择
“民工潮”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民工潮”不但不会停息，而且有可能人员更多、波及更广、流动更快。如何面对农村人口外出，并相应地调试有关制度与规范，成为处理未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城镇化与工业化、区域格局与阶层利益、经济效益与社会公正的一大难题。面对这一难题，有论者认为，与其用传统的行政手段限制农村人口外出的规模，不如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使这样一个影响中国未来的大趋势更加有序、更少代价。
有论者指出，农民流动在呼唤加快体制改革。首先，要加快变革旧的户籍制度。必须彻底取消以城乡分割、区域封闭为基本特征的户口管制，建立自由流动的新式户籍管理与登记制度。在当前可以尽快放开小城市（含城镇）的户口，在大中城市广泛建立“过渡”户籍制度。其次，尽快将外来就业人口纳入常规城市管理体系，由城市政府主动建立适应外来人口居住的小区。
由此，论者提到要深入探讨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思路。首先，赋予“有序化”以科学的理解。只要能减少盲目外出、降低成本风险的流动方式和管理措施，就属于“有序化”的促进力量，而不应当把是否履行了某种行政程序作为划分“有序”与“无序”的标准。由此，农民流动的自组织毫无疑问符合有序化的目标和要求，应该帮助其提高。其次，确立以人为核心的管理方向。管理办法应认真考虑外来就业者作为新市民的要求，为他们的市民化创造必要的条件。再次，引导发扬非正式组织的积极作用。最后，实行三个“一”的综合管理办法。即一个机构、一种证件、一种收费。
此外，还有论者提到要转变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模式，建立规范化的、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大力发展劳务出口，开拓国际劳工市场；发展教育事业开展各种职业培训班，尽快提高劳动者就业的适应能力等办法。
在涉及到今后的战略抉择的研究中，存在两个有争议的问题：城市是否有容纳流动劳动力的能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是否过时？
有论者认为，大量涌来的农民工远远超出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容纳能力。而有论者具体论证了城市的容纳能力问题，认为人们往往将现在中国城市的容纳能力估计过低。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国城市在对劳动力的容纳能力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潜力。
有论者认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是80年代农村工业化的过渡模式，已经过时。而有论者认为，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不仅不会过时，而且还应坚持，应把此与“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统一起来加以考虑。
有论者提出建立“三元社会结构”的战略抉择。所谓三元社会结构，就是在大中城市与广大农村之间，按实际情况与能力，积极发展以乡镇企业、服务业为主体的小城镇，形成城市—城镇—乡村的格局。鉴于我国农村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小城镇建设应有重点、分步骤、分层次进行。
还有论者也肯定了发展小城镇的作用，认为这是为“民工潮”构筑的第一级“蓄水池”，是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始终抓住的“分流工程”。与此同时，要实行城市化吸纳。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城市化，农业人口转移也要注意发展大城市。有论者认为，前者是主要途径，后者是重要途径。由此，有人强调中国应将发展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带作为推进农村城市化的最佳战略选择。此外，还有人提出发展以新型科技中等城市为中心的城乡网络结构的新战略。
有论者通过对长江流域工业革命与农民离土区域的比较研究指出，对于农民离土，目前关键的不是如何去拉动，而是要让农民充分就业，让农民就业同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易地非农转移是可以的，但从中国国情和当前的实情看，大部分农民还得立足于当地就业，立足于农村内部转移。由此，有人强调应让“农”首先现代化。
另有论者提出，“民工潮”问题解决的要义，是城乡经济的协调，农民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与城市市民同等的地位和相同的发展机会。解决“民工潮”问题的目标模式，不是农业劳动力流动的简单有序，而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向一般发展轨道的回归，只有实现了这种回归，才能形成农业劳动力合理转移的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有序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