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中的俄罗斯经济转轨战略——理想化和现实性的冲突与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性论文,俄罗斯论文,冲突论文,战略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从1992年开始，俄罗斯按照宏观经济稳定化、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一所谓“华盛顿共识”开始了其艰难的经济转轨进程。其实，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就是“休克疗法”的理论基础。最初，这种观点是针对8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危机提出来的，是在华盛顿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与美国财政部双方同意的一项政策建议。在“华盛顿共识”中有这样的提法：“尽可能最大限度地自由化，尽可能最快地私有化，并且在财政、金融方面要采取强硬措施”（注：G·W·科勒德克：《从“休克”失败到“后华盛顿共识”》，《社会经济体制比较》1999年第2期，第10页。）。由于这一政策建议在玻利维亚等国治理恶性通货膨胀、缓解债务危机、稳定宏观经济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被称作“南美奇迹”，于是，这一政策建议又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运用到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中，试图再创奇迹。但不幸的是，如果说这种政策建议在波兰的经济转轨中还起了某种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在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中它则一败涂地。经过8年的艰苦过渡，市场经济框架在俄罗斯初步确立起来了，但持续多年的经济危机仍然没有摆脱，俄罗斯很快就要“走出眼泪之谷”的乐观预测并没有实现。于是，人们开始怀疑，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肯定存在缺陷，对转轨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来说，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并不是灵丹妙药。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也就是所谓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众所周知，著名的“休克疗法”的理论基础就是新自由主义和现代货币主义。的确，在世界范围的经济转轨这场制度变迁中，理论经济学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阐述了从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的理论，而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则没有现成的理论作指导。于是，一些经济学家从市场经济起源于西方国家这一事实出发，认为指导转轨国家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理论应该是西方经济学。其实，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有关成熟市场的理论是成熟的，而有关不成熟市场的理论是不成熟的，它关于市场建立和发展的理论更是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一般是在制度安排既定的条件下来进行经济分析，很少研究制度变革本身。而近年来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则将制度纳入其分析范围。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创立的制度变迁理论，对于研究俄罗斯正在进行的经济转轨这一制度变迁过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本文拟从制度变迁理论中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相互关系的原理出发，对俄罗斯8年来经济转轨战略的一些主要事实进行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将制度理解为一套支配特定的活动方式和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而不具有社会经济形态意义上的制度；文中所提及的制度变迁不同于马克思所阐述的整个制度结构的变革，即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剧烈的制度变革，而只涉及特定的制度安排，并假定制度结构中的其他安排是给定的。
二 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及其相互关系
以往的经济理论都把制度看成是资源配置的外生变量，从而只能说明竞争，而不能说明合作带来的效率。但是现代经济学已经证明通过合作方式解决争端所达成的效率是最大的。在理论模型中引入制度变量后，就能说明竞争的双方为什么要进行合作，如何才能实现合作。简言之，制度的功能就是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制度变量的引入使得理论模型从说明抽象的、简单的状态发展到解释复杂的、具体的现实世界。
根据诺斯的定义，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更正式地说，制度实质是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行为规则。按照诺斯的分析，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这三个部分就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注：参见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页。）。
正式约束（也叫正式规则）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正式约束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注：参见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非正式约束（也叫非正式规则）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从历史来看，在正式约束设立之前，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靠非正式约束来维持，即使在现代社会，正式约束也只占整个约束很少的一部分，人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仍然由非正式规则来约束。一般来说，非正式约束包括对正式约束的扩展、细化和限制，社会公认的行为规则和内部实施的行为规则。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在非正式约束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不仅可以蕴含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性，而且还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注：参见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非正式约束的产生减少了衡量和实施成本，使交换得以发生。但是，非正式约束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没有正式约束，缺乏强制性的非正式约束就会提高实施成本，从而使复杂的交换不能发生。诺斯认为，非正式约束主要通过社会认可和自我约束来实现。由于非正式约束的强制性较弱，制度变迁往往是从非正式约束的边际的和局部的演化开始的。非正式约束的来源是文化，其演进只能是渐进的，从而制度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然，如果由于种种原因，渐进的制度变迁成为不可能，那么，一个社会就有可能通过革命或征服实行激进的制度变迁。然而，激进的制度变迁只能迅速改变正式规则（注：参见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93页。）。
关于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从变革的速度看，正式约束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非正式约束的改变却是长期的过程。例如，一个国家进行革命和军事征服以后，即使整个正式规则都发生了变化，这个国家的许多社会特征却仍然保留着。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一些正式约束尤其是那些具有国际惯例性质的正式规则是可以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的。但非正式约束由于存在着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其可移植性就差得多。一种非正式规则尤其是意识形态能否被移植，其本身的性质规定了它不仅取决于所移植国家的技术变迁情况，而且更重要的取决于所移植国家的文化遗产对移植对象的相容程度。如果两者具有相容性，那么制度变迁的成本就会进一步降低，反之，制度变迁的成本就会提高（注：参见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正式约束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约束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区分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只是为了理论分析的方便，在实际社会经济生活中，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对经济发展的共同影响是很难分割开的。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必须相容的原理，对于俄罗斯这样的正在进行重大制度变迁的国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改变了的正式约束与持续的非正式约束之间的紧张程度，对经济发展的方向有着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进行制度变迁的国家总想通过尽快改变正式规则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但在一定的时期内，这种正式规则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持续的非正式约束并不相容，于是就会出现某种“紧张”状态，而“紧张”的程度取决于改变了的正式规则与持续的（或传统的）非正式规则的偏离程度。1993年诺斯在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发表演讲时就明确指出，离开了非正式规则，即使“成功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正式政治经济规则搬到第三世界和东欧，就不再是取得良好的经济实绩的充分条件。私有化并不是解决经济实绩低下的‘灵丹妙药’”。因此，国外再好的正式规则，若远离了土生土长的非正式规则，也是“中看不中用”。这类似于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时曾有过的教训，开始总认为越先进的技术越好，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后来发展中国家才逐步认识到，“适中”的技术对它们来说才是最好的技术。这个技术移植的道理同样适用于制度移植。
三 俄罗斯经济转轨战略的调整
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个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这个制度变迁的时间需要多长呢？原苏联的一些天真的改革者们曾幻想通过“500天计划”过渡到市场经济，俄罗斯的激进改革者们则试图通过在南美国家奏效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建立起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谈到的，正式规则在一夜之间就可以改变，比如修改宪法、颁布私有化法，而非正式规则却无法在短期内改变，也就是说，非正式规则的改变要比正式规则的改变缓慢得多，艰难得多。这表明制度变迁是一个艰难的费时间的渐进的过程，激进的“休克疗法”是不可能建立起真正成熟市场经济的。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些市场规则是可以移植的，而融入了发达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积淀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可移植性则要差得多。在俄罗斯几年的经济转轨实践中，理想化的转轨模式、方法与俄罗斯的现实发生了猛烈的碰撞，在经历了惨痛的教训之后，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战略作了适当的调整。
（一）关于经济转轨的目标模式
像所有转轨国家一样，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目标是建立经济体制。但市场经济的模式有多种，选择什么类型的市场经济则要根据具体的国情，俄罗斯在这个经济转轨的关键问题上是走了弯路的。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
机器大工业出现以后，由于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商品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市场经济也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二者的分界标志是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其实践标志是国家开始全面干预经济的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其理论标志是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经济的运行完全是自由放任的，即市场在自由竞争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下，通过价格信号的传导作用，自发地调节资源分配和商品运行，市场机制或价值规律像一只无形的手调节着社会经济的运行过程。但1929～1933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表明，当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这种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已经无法在经济运行中完成自我调节的任务，因而客观上要求在市场机制之上产生出一种调节市场活动的社会机制，以纠正和克服“市场缺陷”或“市场失败”，构造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基本平衡的客观环境。建立调节市场活动的社会机制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国家”的身上，即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调控。国家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干预调节和市场机制的结合，是现代发达商品经济运行的基本模式，是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的一次重大调整和发展。但是，由于各国历史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差异，各国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以及国家与市场的结合方式、范围和程度等方面不尽相同，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现代市场经济模式。一般认为，现代发达的和具有代表性的市场经济模式有：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法国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日本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和美国政府微调型市场经济模式（注：参见江春泽、陈耀庭、雷达：《国际比较中的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武汉出版社1997年版，第27～31页。）。
在上述几种现代市场经济模式中，法国和日本市场经济模式的重要特征是实行计划和产业政策，德国则以强调“社会公平”调节为特征。相比之下，美国是比较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其“典型”的含义有：第一，它以私人资本为基础，市场自由竞争程度较高，强调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第二，它较为完整地经历了市场经济的两个阶段：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德国在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就有明显的国家干预色彩）；第三，适当灵活地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形成了政府对市场主体运行进行过程调节的机制。美国一直比较信奉个人自由和企业自由，崇尚市场竞争和市场效率。所以，美国市场经济是以私人资本为基础，以企业决策为主体的。美国的国有企业不多，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对市场运行有一定的影响，但美国资源配置机制主要是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机制，政府的调控只起微调的作用。
俄罗斯推崇的是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从1992年开始就试图将这一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植入俄罗斯社会。如前所述，美国市场经济模式的核心是私人资本和自由竞争，而俄罗斯转轨的初始条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运转了70余年，在这种体制下，国有经济的比重相当高（1991年国有经济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0%以上），经济的垄断程度也很高。为了迅速形成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私人资本，俄罗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推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到1996年底，俄罗斯非国有经济的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以上。但由于俄罗斯私有化的无偿性和优惠性，私有化不仅没有带来资金的投入和技术的进步，反而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金融工业集团的形成。而金融工业集团又垄断了俄罗斯主要的经济部门，这就很难创造出自由竞争的条件。
应该说，将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移植到俄罗斯，这种移植从一开始就大幅度偏离了仍在发挥作用的俄罗斯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改变了的正式规则和持续的非正式规则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紧张”，这就造成了俄罗斯社会转型期政治的混乱、经济的大幅度滑坡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这迫使决策者们对经济转轨的目标模式进行修订。尤其是进入1996年后，俄罗斯面临着两个重大的政治现实，一是在1995年12月国家杜马选举中民主派的失利，二是在1996年6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俄共的强大攻势。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俄罗斯政府提出要在经济改革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决策者们似乎已经认识到，俄罗斯不能照搬西方的经济模式，要走自己的道路。1996年2月28日，切尔诺梅尔金对法国记者说，俄罗斯有自己的特点，因此既不能模仿法国和德国，也不能模仿美国和日本。可以说，切尔诺梅尔金、基里延科、普里马科夫、斯捷帕申这几任总理和今天的普京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所以，从1996年以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政策始终在进行调整，包括改变私有化政策，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注意解决社会领域的问题。这表明，俄罗斯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越来越转向社会市场经济。
（二）关于经济转轨的方法
在经济转轨的方法上，俄罗斯选择了最为激进的政策组合——“休克疗法”，用其发明人萨克斯的话来说，就是“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以激进的、一步到位的方式，来稳定宏观经济，同时向市场经济转轨”。
转轨初期，人们曾寄希望于在南美产生奇迹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再度辉煌。1992年元旦前夕，叶利钦发表电视讲话，动员全体俄罗斯人民以和平、克制和勇敢的精神迎接即将到来的改革；他向国民许诺，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人民生活将会得到改善；他号召人民要忍耐，不要惊惶失措，与他一起挺过未来艰难和痛苦的6～8个月，然后，“共享改革带来的成功果实”。当时的代总理、被誉为“经济学神童”的盖达尔也预言，实行“休克疗法”一年之间就能过渡到市场经济，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会在1～2年内明显好转。早已被各类政治斗争和五花八门的经济改革折腾得精神紧张、疲惫不堪的俄罗斯人民，以半信半疑的心情理解和对待这一激进的改革措施，并以默认和忍耐的方式给总统和政府以支持，真诚地希望俄罗斯早日医治经济创伤，使俄罗斯变成民主、繁荣、富强的国家。然而，事与愿违。“休克疗法”不仅没有带来政治家许诺的美好景象，反而使俄罗斯陷入了生产大幅度滑坡、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综合国力明显衰落的境地。
凡是正视事实的人，一致对“休克疗法’进行谴责。俄罗斯科学院比美研究所名誉所长、著名的国家问题专家阿尔巴托夫的下述论述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他说，俄罗斯的危机“是由所谓的‘休克疗法’引起的，这是前代总理盖达尔和他的志同道合者丘拜斯、费奥多罗夫等人在90年代初为我国开的方子。这种改革（或假改革）并不是他们的发明，而是他们从当时一些时髦的西方经济学那里抄来的”。阿尔巴托夫还指出：“这些只被灌输过马克思观点的年轻的经济专家们当时开始阅读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作品，把它当作科学的最新成就，把他们的观点捧为神圣。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一些年轻的、雄心勃勃的、但没有受过足够教育和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手中。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几年的‘休克疗法’使我国经济受到的损失比进行半个世纪的军备竞赛还严重。”（注：阿尔巴托夫：《从现实社会主义到史前资本主义》，〔德〕《法兰克福汇报》1998年7月31日。）面对今天的现实，西方对“休克疗法”也无赞美之辞。美国《纽约时报》1992年4月2日评述说，“休克疗法”的最大致命伤，是机械地把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纲领强加给一个完全没有先决条件的社会。连萨克斯本人也不无遗憾地说，“我觉得自己像一名外科医生，把病人的肚子划开却发现原以为肚子里有的东西一样也没有”。这表明这位“外科医生”不仅作出了错误的诊断，而且把这位病人误以为是另一位病人了。
这里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休克疗法”在南美国家创造了奇迹，而将它移植到俄罗斯怎么就不灵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休克疗法”是否适合俄罗斯的国情，而在于用“休克疗法”来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单纯是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这种方法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能奏效的。因为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的结果，假如生产能保持正常，通过激进的紧缩财政和信贷措施，把总需求压下来，使之与总供给大体保持平衡，那么通货膨胀就可以得到控制。80年代玻利维亚等国就是这样做的。但是，俄罗斯试图用“休克疗法”来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试图“一步跨越深渊”，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是绝对不会成功的。因为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它是通过一系列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发挥作用的。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一些正式约束尤其是那些具有国际惯例性质的规则是可以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的。例如，俄罗斯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就移植了一些西方国家有关市场的规则，这就大大降低了正式制度变迁的成本。但非正式约束的可移植性就差得多，一种非正式规则尤其是意识形态能否被移植，更重要的取决于所移植国家的文化遗产对移植对象的相容程度。“休克疗法”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摧毁了在俄罗斯存在了7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行为规范、风俗习惯等非正式约束却无法在短期内改变。这样，“休克疗法”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建立起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框架，却无法在短期内建立起市场经济的灵魂——民主、自由和竞争精神（这已成为西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变了的正式约束与持续的非正式约束之间出现了“紧张”状态，在俄罗斯就“表现为国家理念失却，民族矛盾激化，社会动荡加剧，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片混乱，整个社会呈现无序状态”（注：徐坡岭：《俄罗斯经济转轨进程的理论探析》，《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
在一片谴责声中，俄罗斯“休克疗法”的设计者盖达尔下台了。切尔诺梅尔金接任总理后，主张放弃激进的“休克疗法”。他认为俄罗斯“浪漫主义的市场改革阶段”已经结束，“刺激生产的阶段”将取而代之；他主张政府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要采取措施“制止工业生产的大滑坡”。但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切尔诺梅尔金并没有摆脱“休克疗法”，几年的经济运行中仍然有浓重的“休克疗法”的阴影。1998年8月的金融风暴再次洗劫了多灾多难的俄罗斯，酿成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同时也证明了俄罗斯政府1992年以来执行的以“休克疗法”为核心的改革路线的彻底破产。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的普里马科夫政府尽最大努力摒弃“休克疗法”，对经济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针对“休克疗法”宏观经济稳定化、经济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三方面的内容，普里马科夫政府提出：(1)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使政策的重点从优先稳定财政货币转为优先发展生产；(2)克服对外经济政策的盲目性和片面性，通过发展本国工业、发展民族经济来保持经济稳定；(3)调整私有化政策，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等等。
四 普京寻找符合俄罗斯国情的发展战略
普京在担任俄罗斯政府总理初期，当谈到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任务时，他的言论显得很平淡，强调政府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将是上届政府政策的延续，继续进行前几任总理开始的改革。1999年底，普京在因特网上发表了长篇纲领性文章——《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其中较全面地阐述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强调要将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摸索自己的改革道路和寻找自己的目标模式。2000年5月7日，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这标志着俄罗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普京就职以来所奉行的内外政策表明，他决心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强国富民之路，致力于使俄罗斯重新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普京对俄罗斯的总体形势有一个客观的判断，他指出，近几年的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精疲力尽，民族的忍耐能力、生存能力和建设能力都已处于枯竭的边缘，“社会简直要从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和精神上崩溃”。谈到经济形势，普京认为今天的俄罗斯并不属于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下降了50%，仅相当于美国的1/10，中国的1/5。1998年金融危机后，俄罗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降至3 500美元，这仅是“七大国”平均水平的1/5。（注：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俄罗斯面临着十分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主要是：
第一，经济结构畸形。目前俄罗斯国民经济中的关键行业仍是燃料工业、电力工业、黑色和有色冶金工业。它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大约占15%，在工业产值中占50%，而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70%。
第二，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极低。综观俄罗斯的产业部门，只有原料和动力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接近于世界水平，而其他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则低得多，大约比美国低20%～40%。使用期在5年以下的设备在全部设备中所占的比重从1990年的29%下降到1998年的4.5%，而这一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产品技术水平的高低。俄罗斯70%以上的机器设备使用期已超过了10年，这个指标高于发达国家1倍以上。
第三，产业部门的投资极少。由于俄罗斯国内投资环境不稳定，大量资金流往国外，国内投资少得可怜。1992～1998年俄罗斯流往国外的资金为1 500亿美元，而同期外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累计为115亿美元。
第四，投资不足，不重视新产品的开发，致使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大大减少。目前，外国竞争者实际上已经将俄罗斯挤出了科技含量高的民用产品市场，俄罗斯在这一市场上所占的比重不到1%，而美国占36%，日本占30%。
第五，居民的实际货币收入不断减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改革近10年来，俄罗斯出现了十分普遍的贫困现象。1998年初世界人均年收入为5 000美元，而俄罗斯只有2 200美元。1998年的金融危机更使人们明显地感到收入的降低，1999年也没能使人们的收入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改革这些年来，工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50%降为30%。此外，像健康状况和平均寿命这样一些关键性的生活质量指标都在恶化。
普京认为，目前这种困难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一方面是苏联时期的经济模式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失误和错误造成的。普京指出：“在笨重和畸形的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向市场经济转轨，俄罗斯不得不付出极高的代价：为苏联经济体制所固有的过分依赖原料工业和国防工业而损害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付出代价；为不够重视现代经济的关键部门（如信息、电子和通讯）付出代价；为不允许生产者进行市场竞争付出代价；为限制甚至压制企业和企业和个人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付出代价”。（注：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同时，普京强调指出：“改革中的某些缺点是不可避免的，它们是我们自己的失误和错误造成的。”（注：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普京认识到，将外国课本上的抽象模式搬到俄罗斯，使俄罗斯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机械照搬别国的经验是没有用的。普京指出，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同俄罗斯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在吸取90年代教训的基础上，普京认为国家必须转向实施对俄罗斯来说最为合理的改革战略。这一战略由下列行动方针所构成：
第一，刺激经济快速增长。这里的首要问题是提高投资的积极性。90年代，俄罗斯经济中产业部门的投资减少了80%，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减少了70%，俄罗斯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遭到严重破坏。普京主张实行一种市场机制与国家刺激措施相结合的投资政策，同时为外国投资者创造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普京坦言，没有外国投资，俄罗斯的振兴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困难重重，因此一定要尽可能吸引外国投资。
第二，推行积极的工业政策。普京认为，国家的未来和21世纪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将取决于那些立足高科技、生产科学密集型产品的部门的进步。因为在当今世界90%的经济增长靠的是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推广运用。政府准备推行积极的工业政策，将重点放在优先发展在科技进步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那些部门。具体措施包括：(1)刺激国内非预算拨款部门对先进的工艺和科技产品的需求，扶持出口型高科技产业的发展；(2)扶持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的非原料部门的发展；(3)提高燃料动力和原料部门的出口能力。
第三，实施合理的结构政策。普京认为，同其他的工业发达国家一样，俄罗斯经济中既应有工业财团的位置，也应有中小企业的一席之地。任何限制或人为刺激某种经济形式的发展都只会阻碍俄罗斯的经济振兴，应使不同的经济形式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合理调节自然垄断部门的活动。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正是这些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生产和消费价格的结构。
第四，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主要包括：(1)提高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手段——预算的效力；(2)实行税收改革；(3)消除拖欠现象，杜绝易货贸易和其他冒牌的货币结算方式；(4)保持低通货膨胀率和卢布汇率的稳定；(5)建立文明的金融和证券市场，使其成为真正的融资渠道；(6)改组银行体系。
第五，取缔“影子经济”，打击经营及金融信贷领域的有组织的犯罪现象。发达国家“影子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一般为15%～20%，而在俄罗斯这一指标达到了40%～50%，这使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普京强调在提高护法机关工作效率的同时，还应加强许可证、税收、外汇及出口监督。
第六，循序渐进地实现俄罗斯经济同世界经济一体化。普京认为，没有与世界经济的接轨，俄罗斯就根本不可能达到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进步所要求的那种程度。在这方面，普京的基本方针是：(1)国家积极支持俄罗斯企业和公司的对外经济活动，拟成立联邦出口支持署，为俄罗斯生产厂家的出口合同提供担保；(2)坚决抵制国际商品、服务及资本市场歧视俄罗斯的行为，通过俄罗斯反倾销法及其实施办法；(3)使俄罗斯加入国际经济活动调节体系，首先是世界贸易组织。
第七，推行现代化的农业政策。普京指出，没有俄罗斯农村的复兴，没有农业的复兴，就不可能有俄罗斯经济的真正复兴。为此，必须制定现代化的农业政策，把国家扶持和国家调控同农村及土地所有制方面所实行的市场改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普京认为，如果汲取以往的教训，认真执行符合俄罗斯国情的改革和发展战略，俄罗斯就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消除持续已久的危机。据俄罗斯专家计算，如果平均GDP的增长不低于8%，俄罗斯需要15年的时间达到葡萄牙和西班牙现在的水平；如果平均GDP的增长能达到10%，那么，俄罗斯在15年内能达到英国和法国现在的水平。但是，应该说对普京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俄罗斯选民不会忘记，在总统选举期间，普京向选民作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承诺。普京认为，向贫困开战是建设繁荣国家、保证人民过上好日子的一项优先的政治和经济任务。今年1～3月，俄罗斯经济曾出现了复苏迹象，但进入4月份以来，经济增长速度趋缓。不久前，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制定了2010年前俄罗斯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文件还未经有关部门的批准就引起了普遍争论。因此，普京究竟采取什么战略来深化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使俄罗斯经济走出困境，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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