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的新进展——“孙中山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新进展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国际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纪念中山大学、黄埔军校建校80周年，由中山大学与广州市文化局主办、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与广州近代史博物馆承办的“孙中山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7月16日至20日在广州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学者分别来自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法国、韩国、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共128人，其中包括我国学术界熟悉的中外知名资深学者（按姓氏笔划顺序）久保田文次、王汝丰、巴斯蒂、刘学照、李华兴、李吉奎、李玉贞、沈渭滨、张磊、张岂之、陈三井、林家有、苑书义、尚明轩、郑竹园、胡春惠、段云章、俞辛焞、狭间直树、耿云志、章开沅、萧致治、黄彦、黄宇和、龚书铎、盛永华、蒋永敬。谢本书、裴京汉、魏宏运等人。会议共收到论文（提要）106篇，提交会议报告的98篇、专著13本。无论从出席的学者，还是从论文来看，这次会议都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学术盛会。
众所周知，孙中山研究是一个成果非常丰硕的领域，就中国内地而言，从胡绳、陈锡祺等前辈开始，半个世纪以来，研究孙中山的专著数以百计，研究孙中山的论文更是成千上万；台湾、香港地区以及其他国家，也有很多高水平的论著。1979年以来，大规模的研究孙中山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内地就举行了十几次。我们有时候半开玩笑地说，孙中山一生中哪天做过什么，查查年谱及其他资料，差不多都能搞清楚，要选个新题目真是很难。孙中山研究的起点如此之高，今天，研究中研究是否还可以取得新进展？这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面临的一项挑战。这次会议的论文，对以上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提交会议的一部分论文比较宏观地研究孙中山与世界的关系，例如，研究孙中山与世界潮流、孙中山思想与全球化、孙中山世界理念的构成与意义、孙中山对西方自由思潮的迎拒、孙中山对西方政体理论的创新、孙中山与全球化等问题。其中一些论文还结合当代世界的发展变化讨论孙中山思想的现实价值。这些论文视野广阔、视角新颖，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另外有不少论文从“中外思想文化交融”这个角度，研究孙中山的思想，涉及了前人投有研究或研究不多的问题，例如，孙中山的宪政理念与美国宪政理论的关系、孙中山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继承与批判、孙中山思想中的“政治”概念、20世纪30年代在德意“法西斯蒂”思想影响下三民主义的变异等，通过这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使我们对孙中山的思想有了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的认识。有些论文从题目看，以往成果已经不少，但作者从新的角度切入，提出了新见解。例如，有论文对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作重新研究；有论文研究孙中山对西方政体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有论文研究了孙中山面对西方世界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国家学说，如何构建近代中国的国家观念；有论文从一个全盘西化论者如何看待孙中山，来分析孙中山的文化形象；有论文对孙中山编译的著作《民权初步》，提出一系列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有论文把“平均地权”理论同世界城市化潮流结合起来考察；有论文指出，民初孙中山大力提倡修筑铁路，反映了他强烈的世界意识。
更多论文专题研究孙中山同各个国家、民族的关系。
孙中山晚年同苏俄、共产国际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的关注点，1994年俄罗斯公布丁一批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使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高潮。本次会议研究孙中山同共产国际、苏俄的关系的论文有14篇。有论文指出，孙中山晚年既要苏俄的援助，又要维护国家利益，还要防止俄式共产主义和苏维埃革命的输入，在联俄与防俄的钢丝上，他的政治平衡术挥洒到了极致；有论文研究孙中山同共产国际的互动，认为孙中山在与共产国际的互动中呈现策略性、现实性和自主性；有论文从民族主义裂变角度研究孙中山同苏俄的关系；有论文引用大量报刊资料，把中俄协定和国共党争联系起来研究；有论文专题研究孙中山与鲍罗廷的关系，以及鲍罗廷的“左派运动”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有学者引用新发现的孙中山致张作霖函（1924年12月）以及各种中、俄文资料，从孙中山对土地农民问题的立场，看他同苏俄、共产国际复杂的关系；还有论文从“国（民党）苏合作”的框架下对黄埔军校酝酿、建立的过程做再研究；有论文研究马林与国共合作时，对共产国际在国共分裂的责任也有所注意。这次会议有关孙中山同共产国际、苏俄关系的成果如此丰富，定会促进这个课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孙中山与朝鲜（韩国）”是本次会议比较集中的另一个论题，共收到有关的论文8篇。研究本问题的既有韩国学者，也有中国学者。而在中国内地举行的研究孙中山的学术研讨会中，出席的韩国学者以本次会议为最多。有论文研究三民主义与韩国独立运动的关系；有论文把孙中山同朝鲜近代史中“提倡国家独立和民主改革的先驱”金玉均在对日策略，革命、改良手段之间的矛盾等方面加以比较，分析两人结局不同的原因；有论文通过孙中山与韩国独立运动领袖赵素昂政治思想的比较，以研究孙中山思想对韩国人民的影响；有论文把孙中山与韩国独立运动的关系，放在华盛顿会议这个国际大背景下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学术新信息；有论文研究“三·一”前后孙中山对韩观的变化，并对以往的论著“以美日俄等大国外交关系为中心”以及“侧重‘事大主义’的视角看待‘孙中山论’”的偏向有所批评；此外，还有论文研究黄埔军校与韩国独立运动的关系；有论文专门研究广州地区有关韩国独立运动的遗迹，这是广州地区的中国学者都很少关注的问题。
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历来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不过，本次会议有关本论题的论文不算多。有论文依据日文档案对孙中山、梁启超旅台做补充研究，以分析两人的对日态度；有论文介绍了利用梅屋庄吉的档案资料研究孙中山和近代中日关系的进展，因车田让治、久保田文次、俞辛焞等人的研究，我国学术界对梅屋资料也有所了解；这篇论文对以往的研究论著的某些论点提出商榷，同时，以资料中有关蒋纬国身世、1928年王大桢访日、1934年何思敬访日（主要为梅屋捐赠孙中山铜像事）的记载为例，说明梅屋资料对今后研究工作仍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还有论文研究围绕孙中山的日本浪人，强调必须注意他们背后的日本军界、政界、财界的背景。
研究孙中山与美国、英国关系的论文各有一篇，这两篇论文都有较重的分量。一篇论文以“我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比喻孙中山晚年与美国的关系，详细论述了1920年以后孙中山一再努力对美交涉，但一再被美国冷待的史实。另一篇则根据大批以往未经学界利用的英国档案资料，再结合其他中英文文献，细致入微地重建了孙中山1896-1897年在英活动的史实，从而得出了“英国的先进文化促成三民主义的形成”的结论。作者认为，“英国造就了孙中山这位领袖”。
还有几篇论文研究了孙中山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关系。有论文根据加拿大洪门致公堂的记录，再参照其他文献，论述孙中山1911年春加拿大之行，为各种年谱、传记做了必要的补充；有论文研究犹太裔加拿大人马坤同孙中山的关系，进而推测1922至1925年间，加拿大民间与华侨为孙中山政府添置军备的情况，作者认为，研究这一阶段孙中山如何加强对外交往以巩固军事实力，不能仅注目于共产国际一方的贡献；有论文利用上海出版的《以色列信使报》报道，以及孙中山1920年4月24日给该报的回信等资料，分析孙中山与犹太民族“锡安主义运动”的关系。
还有一篇论文研究孙中山与蒙古的关系，指出当年内外蒙古均属中国版图，孙中山反对俄国对蒙古地区的侵略，希望蒙古民族在“五族共和”的旗帜下兴旺发达，尽管由于复杂的国际原因，内外蒙古后来走势不同，但孙中山的思想对当今东北亚经济的合作与发展仍具积极意义。
举办这次会议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创办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80周年，因此，关于黄埔军校的研究也是本次会议论文的重点。提交会议的论文，有的对黄埔军校创办时期一系列史实进行考证；有论文指出，孙中山一直都有组建军校的设想与实践，不能仅强调苏俄的提示与影响，而孙中山创办这个军校，仍然存在匆忙仓促的客观事实；有论文研究黄埔军校与国共两党军队的关系；有论文研究黄埔建军与“政党领军”模式形成与发展，指出以往从政治学、军制学研究本问题的论著不多，而某些论著忽视或夸大苏俄的影响，都是值得商榷的；还有多篇论文分别研究”黄埔精神”、孙中山”以俄为师”与黄埔建军、黄埔军校台湾籍和江西籍学生、教导团、黄埔日刊、黄埔军校校名的变化、与黄埔军校的有关人物、黄埔军校与国外著名军校的比较、黄埔军校与云南陆军讲武堂比较、黄埔军校与书法艺术等等，这些论文不少是广州近代史博物馆的人员撰写的，他们多数是年轻人，且有日常事务性工作，写出这一批论文很不容易，而且，有些还写得颇有新意。有一篇研究黄埔早期学生信仰的论文，引用了一些稀见的馆藏资料，层层深入分析信仰问题对凝聚学员革命精神的作用和对日后国共分裂的影响。这些论文对黄埔军校校史以至大革命史的研究，都很有参考价值。
关于中山大学的论文有两篇，其中一篇研究粤北时期（抗战期间）有关中山大学精神的讨论；另一篇介绍20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韩国留学生。这两篇论文都可丰富中山大学校史的研究。
提交会议的其他论文，不少在学术上也有所创新。例如，有论文指出，孙中山思想的精华集中体现于三民主义，我们总结一个半世纪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在关注当今的中国与世界，就更能理解孙中山思想遗产的重大意义；有论文从“精英革命到民众革命”这个角度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再思考，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意见；有论文研究孙中山对佛教的认知和对佛教事务的处理，认为孙中山“与佛教有一种不解之缘”；有论文把孙中心目中的农民、农村与实际上的中国农民、农村联系起来加以比较；有论文研究“关余事件”时把目光转注于民众运动，说明民众对孙中山晚年的对外关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有论文认为，辛亥革命以后伍廷芳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关系可用“从疏远到皈依”来概括；有论文比较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大同理想的同异，认为两人的大同理想及实践，各有其特点，各具典型性，也各有其意义；有论文研究护法运动时孙中山与各政治派系的关系；有论文研究大元帅府时期的财政；有论文研究孙中山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还有一批论文从新的角度分别对“五族共和论”、民族主义、民权理论以及孙中山的政党思想、教育思想、科教兴国思想、对外开放思想、开发西北的构想等问题做重新研究。这些论文，不少由于在选题、思路、方法、观点的创新性，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这就使本次研讨会有希望成为孙中山研究学术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
本次研讨会的论文，也提供了不少新资料。例如，有学者利用一般人不易读到的《中国旬报》创刊号，对兴中会时期革命党人的民权思想做了研究；有学者用参议院的会议记录、当时的报刊资料，研究孙中山同民国初年女子参政运动的关系；有学者根据追悼会与纪念庆典的大量报道，研究孙中山精神在新加坡的传承。而不少学者在研究中，也从常见史料中做出前人未曾注意的新解读。笔者注意到两篇研究孙中山与刘学询关系的论文（其中一篇的作者未能出席）。因为孙中山1900年给刘学询的一封信谈到与刘合作之事，甚至有“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之语（《革命逸史》初集，第79页），故很早就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但有关的中文资料极其有限，所以孙、刘关系在很长时间内被视作谜团。80年代后，陆续有学者把中、日文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对1900年孙中山筹备惠州起义情况、共和思想是否已经形成以及孙中山与李鸿章、康有为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一些新解释。这两篇论文，根据近年披露的若干资料，再对已往的中、日文资料详细分析，进一步揭示了1900年前后孙中山与刘学询、李鸿章、康有为等人的复杂关系。然而，两位学者使用相近的资料，却对孙、刘是否讨论过刺杀康、梁等人的问题，得出不同的看法。这个例子反映出孙中山研究新史料的发掘和新旧史料的解读，尚有不少可以继续努力的地方。广东省社科院黄彦研究员谈到，这些年他们为编辑《孙文全集》收集资料，目前这项工作仍在进行，但发现的新资料已经数以千计。可以预期，关于孙中山的中、外文资料还会有更多的新发现。
孙中山是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也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研究孙中山，是中国学者，尤其是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相信我们在已有的基础上，会取得进一步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