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多维度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动力论文,社会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什么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哲学和史学理论必须深入探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本文试图立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对此作一番多维度考察。
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提出了合力论，其中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社会成员分力的方向问题。力有大小，也有方向。社会成员分力的方向决定于个人意志。个人意志则主要决定于当前历史事变对于他的利害关系。他对切身利害的认识又决定阶级本能和历史自觉。在原始社会，部落的统一要求带有浓烈的强制性，而个人的直接生存需要亦在其意志表现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在阶级社会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是阶级的本能。但随着个人的文化、政治、道德等素养的提高，其历史自觉性亦逐渐增强。因此，“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①]
二、分力的大小问题。可以公式表示：f＝gmh。f为个人分力，g为时代常数，m为个人才能，h为个人社会地位。个人才能（m）既与天赋素质有关，同时又是个体自觉努力的结果。社会地位（h）的获得当然同个人才能及其实践成果密切相关，但更离不开个人所处的各种客观社会条件，尤其是社会出身和社会关系。个人才能（m）尤其是那些显赫的大人物的才能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往往易于为多数人所夸大，但社会地位（h）的作用却往往容易被人们缩小，甚至轻忽。事实上，一切才能较大的个人，都必须首先将自己的才能施展于争取社会地位的提高上，方能增大个人分力。时代常数（g）在一定的历史时段中，对于各人是不变的。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却有显著差异。它决定于某一历史时段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形势。一般而言，社会结构的稳定性较大，而社会形势却可以在较短的社会时段中发生显著变更。所谓时势造英雄，所谓风云际会，便与此密切相关。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若是旧制度至今仍然存在，那末现在谁也不会想到前世纪末期法国曾有过一些戏子、排字匠、剃头匠、染匠、律师、小贩和剑术教师，原来是些处于可能状态的军事英才哩。”[②]可见，时代常数（g）在分力公式f＝gmh中的作用是很大的，可惜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三、集团力问题。这在恩格斯的信中并未论及，但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非常显要。它是从个人分力到社会总合力的中介。中介极为重要。“一切都是互为中介（Vermittelt），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③]。任何社会都是由若干种类、层级的社会集团构成的。各个社会成员无不组合在各种社会集团中，无论自觉与不自觉。社会成员的分力，首先合成为各种集团力，然后再形成社会总合力。由于中介作用，总合力的大小与方向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系统的整体性规律表明：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贝塔兰菲指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个有点神秘的说法的意思简单说就是，构成特征不能由孤立的各部分的特征来说明。”[④]某一社会集团的集团力不简单等同于该集团众多单个分力通过平形四边形原理逐一合成的合力。因为这里不仅有量的聚合，而且有一种因结构而产生的新的系统质。《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里的“形成为阶级”的意思，正是要把无产阶级全体成员的单个分力，形成为无产阶级的集团力。这样就能大大增强阶级力量，以便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此可见，在单个分力与总合力之间引进集团力概念是符合社会历史实际的，也是必要的。
四、总合力的自然性问题。恩格斯将总合力称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⑤]。这有两层涵义。一方面总合力是作为整体的力量而起作用，可以说已隐含着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的意思。另一方面，总合力又是“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便是强调了总合力的自然性。毫无疑问，投入历史事变的个人分力受控于个人意志，因而它是个人自主自觉的结果。但作为总合力产物“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却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⑥]。对于每一个自主自觉的个人意志而言，这个结果显然表现为不受主观意愿所左右的客观过程。而客观历史过程的自然性包含二层涵义：一是同自然过程一样，历史过程独立于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之外；二是自然过程与历史过程“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⑦]。关于社会总合力和历史过程的自然性的观点，正是唯物史观赖以建立的客观基础。
但是，社会历史毕竟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们所创造的。自然性中毕竟包涵着社会性，自发性中毕竟包涵着自觉性。也就是说，分力包括在合力里面，个人意志的历史作用并不等于零。与此相关，以下四个问题有必要予以探讨：
一、历史的终极目标问题。提出这个问题无疑有被斥为唯心主义的危险，但这个问题是唯物史观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因此，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⑧]这便是马克思对于历史的终极目标问题的解答。据我的理解它包含以下几层意思：第一，一部人类史可以划分成两大阶段：在私有财产消灭以前，历史的过程就表现为对私有制的肯定和否定的过程。在私有财产消灭以后，人类便生活于共产主义不断深化的无限过程之中。第二，共产主义的本质在于解放全人类。人的解放即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即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即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所谓进入共产主义，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便是“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⑨]。但是，人类进入自由王国的程度又是不断深化的。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将与人类共始终，只是矛盾的解决方式在进入共产主义之前与之后有着质的区别。第三，历史的终极目标显然是共产主义，是解放全人类，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与“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的同一。这个终极目标是一条无限长的射线，方向十分明确，而终点伸向无穷远。如果以上的理解大体上符合马克思主义而又不违背迄今所知的历史过程的内在规律的话，那末可以说，在人类全部历史运动中，可以画出一条斜率为正值的无限射线。这条射线便是历史运动轨迹的中心线，而实际的历史过程即是围绕着它的振幅大小不规则的波线。不管其偏离中心线多远，终归要向中心线复归，两者的关系类似商品的价格与价值。进入共产主义以后，这条历史波线比较规则，且振幅日益变小，与中心线在无穷远处重合。
二、阶级斗争问题。一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⑩]。而且，“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11)]。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阶级斗争动力论与合力论具体统一起来。在明确了集团力与历史的终极目标之后，问题已经明朗化了。（1）阶级矛盾或曰阶级关系表现为两个阶级之间的差异、对抗、斗争、激化、调和、同一等等诸多形式。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狭义的斗争。或者说，广义的阶级斗争或阶级对抗应当包括各种矛盾表现形式在内。既然阶级矛盾是一种客观历史存在，而且历史在总体上又是在运动前进的，阶级的对抗与斗争当然是历史的动力。但不能因此便认为只有狭义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动力，不能因此便认为斗争愈是激烈便愈能促进历史发展，也不能因此而认为阶级之间的调和、协同决不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这里需要作具体的历史分析。（2）历史上各个阶级的历史作用，可用各个阶级的集团力在指向终极目标的历史中心线上的投影来表明。其投影与中心线同向者为动力，反之则为阻力。除了方向，还有量的大小。因而投影也表示动力或阻力的大小。以此，各个阶级的历史作用便有革命与反动、进步与落后的区别。（3）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与压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其一是通过斗争，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取得政权，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或者改善了旧的生产关系，从而解放了生产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时“暴力是第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12)]。这时，斗争愈是激化愈能缩短被压迫阶级夺取政权的过程，即使暂时不利于生产发展，但在总体上能促使社会长足进步。其二是通过斗争迫使统治阶级作出某种让步，改善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的条件。这种情况，其实已包含着阶级调和成分在内。倘若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属于这两种情况，便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反而是造成社会破坏的阻力。（4）对于阶级之间的调和、协作，同样需要作具体分析，以判定其历史作用的进步与否。恩格斯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13)]可见马克思主义并不一概否定阶级调和的历史动力作用。（5）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各个阶级的集团力的方向与大小都是常动不居的。一般地说，各个集团力在历史中心线上的投影，指向历史终极目标的力的总和大于其他方向力的总和，正因如此，所以社会历史总是不断发展的。但是，也不能排除反向力大于正和力或者两者正好相等的可能性。当反向力较大时，历史表现为倒退。当两者相等即总合力等于零时，历史表现为停顿。不过，这两种情况必然是暂时的。因为生产力的运动和人民群众的意愿，都不允许历史停顿或倒退。
三、人民群众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提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14)]。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5)]历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过程，人人都参与社会历史活动，不同的只是各人的历史作用或大或小，或正或反。人民与人们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毛泽东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16)]凡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一切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和个人、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因此，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四、个人与社会集团的历史自觉性问题。上面已经提到，决定社会成员分力方向的个人意志，取决于他的阶级本能和历史自觉。阶级本能主要决定于个人出身的经济社会地位，决定于其特殊的基本生活条件。而历史自觉则是人们意志自由的结果。这里，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探讨。（1）当前时势与历史终极目标的同异问题。历史终极目标即是历史中心线的指向，当前时势则为当前瞬时社会总合力的指向。两者之间的夹角α在0与180°之间，即0≤α≤180°。当α＝0，指向完全一致；当α＝180°，指向完全相反。但这些是暂时的特例，实际的情况总是介乎两者之间。（2）个人历史自觉性的高低问题。标准只有一个，即个人社会历史活动方向与历史终极目标是否具有一致性。由于瞬时社会总合力的指向与历史中心线指向的不一致，个人分力方向便与历史中心线构成夹角α[，1]，与当前瞬时社会总合力构成夹角α[，2]。个人历史自觉性取决于α[，1]。当α[，1]愈趋向0，个人历史自觉性便愈高，反之，愈趋向180°则愈低。（3）个人的历史抉择问题。由于α[，1]与α[，2]的不相同，往往造成个人在历史抉择上的举棋难定。力求α[，2]＝0，则与当时的社会潮流相一致。看红势而定行动，在当时对个人最为有利。这是一般人最易于选取的决定。当前瞬时社会总合力指向与历史中心线指向的夹角α小于90°时；即当前瞬时社会总合力在历史中心线上的投影为正向时，这种抉择尤为可取。而在相反时，即当前瞬时社会总合力指向与历史中心线指向的夹角α大于90°时，上述的抉择虽一时使人们获得某种个人利益，但终究会成为历史阻力。个人历史自觉性高者只能力求α[，1]＝0。所谓识事务者为俊杰，真正的俊杰所识的根本事务应是历史终极目标。（4）历史终极目标的具体判别问题。无论是个人或社会集团，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如何具体判别历史终极目标，既重要又困难。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认为，一方面，“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17)]不仅知识分子，而且每一个人，都适用于这条标准。将它推向更广大的社会历史时空，便是任何个人和社会集团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18)]。另一方面，“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9)]扩大地说，这便是历史评价的生产力标准，而上一条则为人民群众标准，这两条标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恩格斯还从社会矛盾维度探讨社会历史动力问题，提出了不少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各种社会因素如何形成社会总合力问题。我们通常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称作两对社会基本矛盾。而作为前提，还有需要与生产的矛盾。上层建筑又可划分为政权和社会意识形态，两者也构成一对矛盾。而“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20)]。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斗争，夺取与巩固政权的斗争，也表现为经济斗争与意识形态斗争。阶级斗争渗透于各种社会矛盾之中。这样，形成社会总合力的主要社会因素便有：需要、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权、社会意识形态等五项。这五项社会因素相互之间都能直接间接地构成社会矛盾，一方都能对另一方起到促进或阻碍作用。它们各自表现为一种社会力，其大小与方向随时变化，各不相同。将这些力合成，比较错综复杂。其主要方式是按照需要与生产、生产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权与意识形态的顺序，依次逐步合成。这个总合力正是全体社会成员分力通过社会集团力而合成的社会总合力。这个总合力在指向终极目标的历史中心线上投影即是当时的社会历史动力。
二、各种社会力的大小与方向问题。（1）需要与生产力。需要在形式上表现为主观愿望，表现为个人意志，在实质上则是客观存在。我们可以把需要概括为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消费与生产互为因果。没有生产固然没有消费。但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21)]。说到底，需要是社会历史发展最内在的根本动力。因此，包括个人需要与公共需要在内的社会总需要，在合理的范围内，其指向必然与历史中心线相一致。社会总需要是将所有个人需要与所有公共需要各自合成，再将两者合而为一的结果。需要的满足建立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其满足的程度决定于生产的发展状况。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必然与需要的方面相一致，因而也必然与历史中心线相一致。至于生产力的大小即发展程度，其测量的标尺“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22)]，用什么生产资料生产。实际上，历史的终极目标即解放全人类，具体化到某一历史时刻，即为发展生产力，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2）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作为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被决定的一方又对决定的一方具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有两种，即动力和阻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其指向的夹角虽然千变万化，但总在0—180°之间。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投影在历史中心线上，由于夹角大小不同，线条就显出长短差异，而其方向则简化为两种：同向与反向，促进与阻碍。（3）政权与意识形态。两者作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构成社会基本矛盾，而且自相构成重要社会矛盾。政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意识形态是次要方面，起促进或阻碍的反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政权和意识形态不仅通过经济基础对生产力起间接的作用，而且能够超越经济基础即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对生产力起直接作用。事实上，不论是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国家在国民经济发展上都起着宏观调控的作用。政治的力量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虽然“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23)]。
三、社会因素总合力与社会成员总合力如何同一问题。这两种总合力实际上是同一的，只是考察的维度不同而已。“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24)]。个人是社会存在物，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体。一方面，每一项社会因素，最终都可以落实到个人。需要直接是个人的需要。即使是公共需要，也无非是个人需要的共同表现。生产力包括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劳动资料是人所创造的。劳动对象虽然大多是自然物，但其进入劳动对象范围，则取决于人的因素。社会生产力最终可以分解到每个社会成员身上。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生产力可以劳动阶级为代表。生产关系是“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25)]。无论生产、交换、产品分配，其主体都是人。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生产关系的代表是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就转化为阶级关系，转化为广义的阶级斗争。国家政权则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争夺的中心。另一方面，每一个人无不担任一定的社会角色。每一个人按照社会分工和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发挥其个人才能，起各自的社会作用。所有社会成员又自觉不自觉地组合成阶级、阶层、社团、政党等各种社会集团，借此展开活动和斗争。由此可见，社会因素总合力与社会成员总合力是同一的。
注释：
① ⑤ ⑥ ⑦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页，478页，478页，478页，166页。
②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版，第37页。
③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3页。
④贝塔兰菲：《一般系统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5—46页。
⑧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0页，121页。
⑨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1页，189页。
⑩ (14)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603页，262页。
(11)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19页。
(15) (1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1079页。
(16)《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6页。
(1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560页。
(20)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页，94页。
(21) (2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0页，416页。
(2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