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战场变成购物中心的时候,中国呢?经贸专家学者对世界经济形势、贸易格局及我国对策的评述_贸易自由化论文

当战场变成购物中心的时候,中国呢?经贸专家学者对世界经济形势、贸易格局及我国对策的评述_贸易自由化论文

战场变商场中国怎么办?——经贸专家学者评析世界经济形势、贸易格局以及我们的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形势论文,专家学者论文,中国论文,对策论文,格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八五”行将过去,“九五”款款走来。正当我们总结过去,运筹未来,迎接21世纪新纪元之际,国际经济贸易形势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世界经济从复苏走向回升。西方发达国家对新的增长持乐观态度。新的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标志着全球统一市场可望形成。为保护本地区国家的利益,五大洲区域性贸易组织相继诞生。它表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同样,各国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了。为争夺21世纪的主动,各国都在调整政策,励行改革、推动技术进步,调动千军万马,打一场新的经济大战。对此,我们应当持何种态度?采取何种对策?本刊特别邀请对世界经济贸易有多年研究,建树颇丰的专家、学者,发表高见,以期引起读者的兴趣,放眼世界,做好我们自身的工作。

中美经贸关系的特点是在摩擦中前进。一方面麻烦不断,另方面双边贸易和投资快速增长。双方互有需要,互补性特强。而美国对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国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有畏惧感,这是在复关谈判中美国漫天要价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宝森:当前世界贸易格局的特点是全球贸易自由化与区域贸易自由化齐头并进,两个贸易自由化在1994年都通过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展表现在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协议,年底前在各国议会中已获得批准。区域贸易自由化的进展则表现在年终岁尾三大会议,即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欧盟首脑会议以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召开,并为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扩大区域集团确定了奋斗目标。

乌拉圭回合谈判是异常艰难的,但是终于达成了协议,它说明世界各国都意识到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必须相互依存才能互利互惠,以邻为壑只能一起遭殃。发达国家需要发展中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发达国家之间也需要彼此提供市场。这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客观依据。

区域贸易自由化说明,经济大三角贸易竞争的激化和地区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区域集团化的实质是以守为攻,首先利用地缘优势巩固住自己的阵脚,然后再发挥集团的优势向外扩张。

在两个贸易自由化中最大的得主是美国。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从农产品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方面得到了好处。这是多少年来美国竭力追求的。美国的战略目标是想通过以双边来促进多边,这是因为很多问题在多边谈判中达不成协议,在双边谈判中力求上述问题达成协议,然后将此作为筹码,促多边。这是美国多年来政策的目标,现在实现了。另一方面美国又取得推进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和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主导权,迫使日本在区域集团化中处于被动地位。

美国在国际贸易上采取这种进攻态势是克林顿政府行动主义方针在国际战线上的表现。克林顿与里根、布什政府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的不同点是加强了国家干预,另一点就是把发展贸易同振兴美国经济联系起来。因此他在关注国内经济的同时,在外交上把推进贸易自由化当作一个重点。应当说他在这方面是得分的。但是他在贸易谈判中采取的大棒政策受到许多国家的抵制,日美贸易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把发展贸易同振兴美国经济联系起来,在贸易上加强国家干预,这是我们理解克林顿贸易政策的关键,也是我们在观察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变化时必须注意的要点。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利益冲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着重大的利益冲突,尤其是在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方面,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力求打开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保险市场,限制国产化率的规定、缩短过渡期,使工业化水平还低,金融保险业不发达的后进国家处于无力竞争的地位。此外,美法等国为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要求制定最低工资条款和环境保护条款,显然,这是发展中国家在当前办不到的。这些利害冲突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并没有完全解决,已经为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埋下了未来冲突的种子。这种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也是我们在观察中美经贸关系时不可忽视的要点。

中美经贸关系在发展中的特点是在摩擦中前进。一方面麻烦不断,另一方面双边贸易和投资快速增长。这是因为双方互有需要,互补性特强,发展双边经贸关系对振兴美国经济和振兴中国经济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美国对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国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有畏惧感,它很怕再出现一个日本,最近有一位从欧共体回来的同志同我聊天。他说,现在中国出口的商品简直不得了。现在欧洲市场上,33吋的大彩电,中国造,大家抢着买,原因是便宜。例如,同样大小的音响,中国的价钱只有他们的1/5。圣诞节时,大家互送礼物,给孩子们的礼品全是中国货。不少中国货,一到马上被抢光。许多大公司又赶紧来华订货。现在中国外贸总额已在世界上由第11位快上升到第10位了,刚公布的数字为2367亿美元。所以这是在复关谈判中美国漫天要价的一个重要原因。

复关问题,美国要价太高。不牺牲国家根本利益这个原则立场必须坚持。近来墨西哥发生的金融危机,我看是个很大的教训。墨西哥实行贸易自由化进程太快,其后果,贸易逆差不断上升,由100多亿美元增加到250多亿美元,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值得我们引以为戒。

对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建议:利用日元升值和消费合理化,进一步开拓日本市场;利用日本直接投资,注意吸取广义的技术;加强中日流通领域的交流。

冯昭奎:中日贸易增长比较快,产品出口在对日出口中的比例增大,中日贸易结构发生了对中国有利的变化。究其原因:一是日元升值导致进口产品竞争力增强;二是日本经济萧条,泡沫经济崩溃,消费者出现了消费合理化的倾向。在泡沫经济膨胀时,日本出现高消费,什么都买名牌,买高级东西的倾向,现在的倾向是购买“普及价格”的商品。这对我们出口有利。三是日本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向日本返销产品,这占中国对日本出口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特别是中日合资企业因了解日本市场,能够制造对日本市场售销合适的产品。

现在日本市场上,有些服装一多半是中国生产的。在日本现在出现了一种所谓“价格破坏”的说法,就是廉价的进口品大量涌入日本,对日本国内企业产生压力,使他们也得把产品价格降下来,这当然对日本消费者是有好处的,但生产者、企业就减少了收入。我觉得这个“价格破坏”未必不是创造性的破坏,对日本今后的经济结构变革会产生推动作用。

日本对中国出口也在增加,原因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需要进口很多东西,日本在中国设立很多合资企业需要从日本进口产品设备和零部件。另外,尽管日元升值,日本企业合理化的努力还是很厉害的。日本虽然老在叫“日元升值,日本企业活不下去了”,其实,合理化余地还是有的,对日元升值“消化”、“抵抗”能力还是很强。1994年日本的出口还在增加。日元升值对出口企业带来影响,给进口企业带来好处,进口的原材料、能源价格下降。

中日经贸关系今后应注意的是:利用日元升值和消费合理化倾向,进一步开拓日本市场。我认为日美贸易摩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我们是个机遇。日元升值敲开了日本市场大门,我们可以趁机而入。

日本直接投资,向我国转移生产据点,这是很好的机会,吸收日本技术。我觉得,我们吸收人家技术不够,光看着投资的钱,而没有借这机会学习他的技术。应该说,直接投资是比技术贸易、专利等更广义的技术转移过程。日本在中国设工厂,各方面都是我们学习的机会。我们现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只是重视外资,多多益善。外资进来了,合资企业开办了,我们怎样利用这机会来学习人家的生产技术,包括具体的技术,一些很好的技术传统。例如,日本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是重视生产现场,这点恰恰是我国薄弱的地方。有人说生产现场对一个国家经济来说好比人的“腰、腿”。

由于组装企业进来,零部件企业也带进来了,他们也采购发展中国家廉价的零部件。零部件产业进来,对我们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个国家的产业重要的基础就必需有一个先进的零部件群体。这个群体学到手能形成比较完整的技术体系。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

再有,要加强中日流通领域的交流。流通这方面我们很落后,流通结构非常不合理。企业花了很多心血生产的产品,并没得到很多利润,而流通领域倒来倒去却赚了不少。外贸也存在这个问题。加强流通方面的合作,汲取外国在流通方面的先进技术和管理。

拉美的区域集团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进展很快。我国与拉美的贸易往来远远落后于双方的经济实力和外贸发展水平。拉美经济稳步增长,通胀率下降,政局稳定,国际上对拉美市场的竞争空前激烈。中国应抓紧时机,开拓拉美市场。同拉美的经贸关系必须搞规模经营,建立金融关系。

苏振兴:最近几年,拉美引起世界关注的是区域集团化。1994年出了几件大事:年初,北美自由贸易区启动,这个贸易区,墨西哥参加了;根据1994年达成的协议,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4国的南方共同市场,今年1月1日也正式启动;安第斯集团5国今年2月1日成立关税联盟;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3国集团正式建立了自由贸易区。还有中美洲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市场,加上3国集团,一共37个成员国,其中25个独立国家、12个不同地区组成一个加勒比国家协会。这个协会虽不是一个直接的贸易一体化的组织,但它的目标是建立自由贸易区。首先是协调和合作的组织,逐步向自由贸易区发展。目前拉美各国之间已签订了30多个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议,形成了集团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头并进的局面。

以自由贸易为中心,近几年来拉美国家内部贸易每年都有20%以上和30%以上的增长。南方共同市场3年之内贸易达到100亿美元。

拉美区域集团化最大的事情就是去年底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把美洲自由贸易区提上了日程,2005年要完成谈判。

贸易自由化进展快。拉美贸易体制改革最早是智利,它的关税在1973年开始起步时是20%,到1992年底,统一关税10%。玻利维亚1985年起步时关税是150%,到1992年底最高关税12%,最低7%。现在,拉美最高平均关税是巴西21%,其他国家都低于这数字。非关税限制大多数已放弃。所以说,拉美市场开放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国与拉美的贸易往来一直发展较慢。1979年,双方贸易额首次超过10亿美元。80年代,中、拉贸易增长较快,10年的双边贸易总额超过200亿美元,年均20亿美元以上。

为什么中、拉贸易在80年代这个战后拉美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反而发展较快?一方面是拉美的经济复苏,经济稳步增长,通胀逐步下降,而且政局比较稳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中国在开拓拉美市场方面比较积极、主动。

进入90年代,中、拉贸易的发展势头更好,1993年双边贸易额超过37亿美元。中方进口19.3亿美元,出口17.76亿美元。然而,这个贸易规模依然与双方的经济实力和外贸能力很不相称,因为上述进、出口数字只占中国当年进、出口总额的1.86%和1.93%;对拉美而言占的比重更小,分别只占1.2%和1.45%。应该说潜力很大。

当前,中、拉双方经济形势都看好,贸易增长较快,也都有进一步扩大贸易的强烈愿望,可以说,有利条件很多。但是,近年来国际上对拉美这个新兴市场的争夺也空前激烈。美国在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已在筹划建立西半球自由贸易区。欧洲联盟近期对拉美的投资和贸易也增幅较大,并已提出与南方共同市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计划。日本以及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开拓拉美市场方面也处在领先于中国的地位。

我国的外贸要搞市场多元化的话,拉美无疑是一个重点。

周世俭插话:一个拉美,一个澳新,是我们外贸比较薄弱的地方,拉美占我国外贸的1.89%,大洋洲占1.83%。

苏振兴:为什么中拉贸易上不去?我认为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到拉美去的贸易代表团不少,在那里开的展销会满天飞,但多是零敲碎打、小商小贩,甚至摆地摊,有损我国形象。我们应该多向拉美出口机电产品。因为拉美十年危机,投资下降,设备陈旧,需要更新设备。拉美人不固守美欧市场,亚洲产品价廉物美,他们愿意购买。可是我们的机电产品出口拉美市场也是零敲碎打,维修又跟不上,零配件又没有,所以做不成大买卖。

我国同拉美没有金融关系,在那里没有银行。没有银行担保,如何做大买卖?

所以我认为要占领和扩大拉美市场,应该学习日本的经验,在那里设大贸易公司,销售网络、市场信息、维修服务、长距离运输等问题都可解决了。总之,不搞规模经营,不建立金融关系,贸易就上不去。

1995年世界经济的发展将更上一层楼。发展中国家仍继续保持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对外贸易可能接近或超过两位数的增长。发展中国家接受了自由贸易原则,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正在上升。发达国家愈益重视开拓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引起经济贸易的摩擦升温。同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将不断设置贸易障碍,使南北经贸关系趋于紧张。

谷源洋:我认为国际贸易的格局有几点比较清楚:

随着经济景气的好转,国际贸易将进入新一轮的回升,这是因为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依靠出口推动。

区域贸易越来越活跃。

服务业贸易增长非常迅速,但各国并没有放松对制成品的生产和出口。发达国家为鼓励出口,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融资。日本、美国对亚洲国家的出口融资都在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自由贸易的原则,有利于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交往更加密切,贸易摩擦加剧,会导致贸易战,包括中美之间、美日之间也是这样。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上升。

进入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始终伴随世界经济的盛衰而波动。1990-1993年间,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国际贸易处于缓慢增长状态。1994年是世界经济发生转折性的一年,国际贸易的增长率为7.2%,高于过去20年5%的平均增长值。

从目前种种迹象分析,1995年将更上一层楼,全年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3.7%,其中发达国家经济将趋于均衡增长,西方七国集团的经济增长率在2.5-3%之间;发展中国家仍将继续保持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从去年的5.5%上升为5.8-6%;经济转轨国家的经济状况亦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善。因此,根据经济的增长和贸易之间的密切关系来看,1995年国际贸易的增长幅度将达8%以上,尤其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有可能接近或超过两位数的增长。

从过去几年的情况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愿意接受自由贸易的原则,摩洛哥《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的签署、亚太经合组织《茂物宣言》的通过、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召开,这些重大事件都说明这一趋势正在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谈自由贸易原则时,发展中国家强调要发达国家率先开放市场。

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全面复苏以及自身市场的饱和,发达国家愈益重视开拓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这样一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已不再仅仅只是农矿原料的生产者和出口者,而成为世界制成品生产和出口的重要基地。目前,世界制成品出口的25%来自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的增强是发展中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结果。这一趋势正在继续发展。由于全球市场的有限性,凸现了市场争夺是一种“零和博弈”的现象,即你的增加就是我的减少,因此,美、日、欧之间的经济贸易摩擦出现了升温的态势。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出口强劲,引起发达国家的惊慌,出现了西方所谓“第三世界威胁论”。

和美国、日本比起来,欧洲的竞争能力差一些。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会不断对发展中国家设置新的贸易障碍。

外贸发展的有利因素:国内经济发展迅速;外贸体制逐步理顺;加强了专业商会的管理工作;西方经济已经复苏,世界经济稳步增长。

面临的困难:通货膨胀吃掉了汇率并轨带来的好处;退税额度较小;资金紧张;复关受阻;反倾销案件迅速增加。

周世俭:90年代以来,世界贸易格局最大的特点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地位逐渐上升,特别突出的是东亚。1990-1993年,世界贸易年平均增长率3.9%,而东亚外贸年均增长率高达13%左右(不包括日本)。

还有一点,1993年世界15大贸易国和地区,东亚已占6个,欧洲占7个,贸易额所占比例为45.8%(以15个国家为100%),东亚占6个国家和地区,占29.3%。北美2个,占24.9%。也就是说,东亚的发展势头相当好。这是贸易格局的突出表现。中国的外贸地位在不断提高,中国已排第11位。1994年的数字表明,中国很可能还是第11位,但已逼近第10位。

从1990年到1994年我国进出口总额翻了一番,从1154亿美元发展到2367亿美元。1994年外贸上了一个大台阶,形势喜人。中国出口额5年翻了一番,从621亿美元增长到1210亿美元。1990年增长16.9%,1991年增长15.6%,1992年增长18.4%,1993年增长8%,1994年增长31.9%,5年中出口额平均增长18.76%。这个速度应当承认是个跃进的速度。这五年来我们经济年均增长是14.1%,这五年的实际情况证明了中央的提法,外贸的增长要高于经济的增长,也就是用外贸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

再看世界贸易。跟中国正好成反比。世界贸易1989年增长7%,1990年4.9%,1991年增3.7%,1992年增4.5%,1993年2.5%,1994年增长7%。这是指贸易量。

从这些情况看,中国的外贸确实发展很迅速。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利因素是:

一,国内的经济发展迅速,为外贸出口创造了物质条件,特别是制成品。1993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美国进口总额5.4%。现在,美国市场上的中低档产品,不少都写着“中国制造”。例如我们的手表,款式很新颖,又便宜,20-30美元一块,孩子用很方便。现在中国手表占美国进口表的40%,量相当大。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为外贸出口创造了有利的物质条件。

第二个有利条件是外贸体制在逐步理顺。外贸体制在经历了打破垄断,取消补贴,汇率并轨这三大步骤之后,现在进入第四步,叫规模经营。第一阶段打破垄断,打破原来的那种只有十几个外贸公司说了算的局面,打破由原来的外贸部一统天下,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调动非外贸部门的积极性,工业部门的积极性。1994年初汇率并轨,现在正在进入规模经营。从1994年开始取消了国营外贸公司的外汇上交额度,调动了外贸公司的积极性,在竞争上国营外贸企业和三资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是两条很重要的有利因素。还有一个有利因素是加强了专业商会的管理工作。

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我国外贸的发展,特别是出口,主要不是依赖国际因素,而是主要依赖国内因素。为什么?大家看看时间就明白,从1990年-1993年,正当世界经济萧条的时候,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外贸大跃进,什么原因?国内政策对头。而且,我们的出口产品结构是中低档产品,国外闹经济危机,原来挣钱多的,现在挣的少了,原来挣钱的,现在不挣钱了。原来买高档东西,现在只能买中低档,中国的中低档产品正合胃口。所以原来有的人分析中国外贸形势时,总讲外国经济形势如何如何。外国的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外贸情况有影响,但没那么大的影响。中国外贸能不能发展,主要取决于国内政策,而不取决于国外,这是指出口。咱们国家现在是出口带动经济,没有一定的出口就没有经济发展,就没有外汇收入。

再一个有利因素是,从去年起西方经济复苏,世界经济在稳步增长,这对我们发展制成品出口是有利的。

在外贸的大好形势下,困难也相当大。一是通货膨胀吃掉了汇率并轨带来的好处。1994年1-10月份平均换汇成本从1993年的6.42元上涨到8.48元,今年元月9日的换汇率是8.44元(银行挂牌)。这对出口来讲影响是很大的。

第二个大问题是退税额度较小。有很多外国公司告我们倾销。现在我们一些外贸公司出口并不赚钱,公司的利润就来自退税。退税是应该的。过去我们国家长时间机电产品上不去,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中国的劳动力这么便宜,中国生产的机床却比美国的贵得多。美国人说你们的税收政策阻碍了你们的出口,而是鼓励原油、大豆、大米等原料出口,因为就征一次税,而复杂的产品要征好多次税,出一次厂门征一次税,最后使产品价格很贵。按国际惯例,当产品在海外实现其价值时,国内不应征税。所以出口退税额度较小就限制了外贸出口的发展。

第三大问题资金紧张。现在银行资金控制很严。大量出口收购资金靠银行贷款。银行控制严带来的问题是,拿什么钱去收购?这个问题现在很突出。

第四个问题,1994年一部分省区受灾,农副产品和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制成品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国际上主要两条:一是复关受阻,二是反倾销案件迅速增加。自1979年欧共体告我们的糖精钠和闹钟以来,到去年年底已经达204起,占全世界反倾销案件2000多起的1/10左右,其中138起发生在1990年以后,占67%。告我们主要是欧共体、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还有发展中国家。反倾销、反补贴是写入关贸总协定章程的,合法、易于实施、能够有效地排斥外国产品进口,且不易遭致报复。所以反倾销、反补贴被发达国家频繁使用,成为对付发展中国家扩大出口的有效武器。这里面,主观原因是我们的货卖价偏低。客观原因是出口额增长,摩擦必然增多,1979年前为什么没人告中国,因那时中国出口额很小,只有136亿美元。你出口多了,就要挤占别人的市场,那就有摩擦。反倾销案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卖货便宜,人家告,你还得打官司出律师费。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猖狂,给我国扩大出口增加了困难。

这是中国外贸出口所遇到的机遇和挑战。

国际关系中,经济利益因素占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不管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今后对外贸易趋向都将是面向国际市场,扩大对外贸易,提高贸易结构。

李琮: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中经济利益因素占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起越来越大的作用。经济的较量,集中在外贸上,斗争已从战场上转到市场上来了。

不管是发达国家、也不管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说的广一点,就是对外经济关系扩张提得非常高,对对外贸易重要性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例如美国,它是对外贸易的头号大国,它特别强调对外贸易,把对外贸易看作是振兴经济的主要方面。发展中国家也都是这个样子,改变了过去那种什么“进口替代”政策,政策的趋向都是面向国际市场,扩大对外贸易。我看,今后这种趋势会越来越加强。

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加快。贸易每年都在增长,这几年速度降下来了,那是因为西方闹危机,闹衰退。1994年增长7%,经济复苏了嘛!以后,只要经济正常发展,贸易还是要走在前头的。将来恐怕也还是这么一个趋势。

为什么会这样发展?我看一个原因是各类国家都在想办法实行某种程度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拉美国家降低关税,外汇实行自由化,放松管制,鼓励出口。

另外,经济贸易地区化,地区集团化越来越加强。地区集团内部的贸易增长比整个世界贸易要高。它总是要高的。不管欧共体也好,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好。就是亚洲,虽然还没有成为集团,也是这个趋势,内部贸易的增长比整个世界贸易增长快。因为地区内部首先实行自由化。

再有一个发展趋势就是贸易的结构要提高。我主要讲的是商品的结构要提高,要升级。对发达国家来说,它的高科技产品越来越占重要位置。当然,传统产品的市场竞争也非常激烈,它也要占领市场,比如汽车、钢铁等等,但更主要的是高科技、信息等市场要占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过去我们总有一个概念,就是发展中国家总是出口初级产品,现在他的初级产品在出口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中国也是这样,不久以前还是初级产品为主,现在制成品占出口的80%。当然,制成品也有高档、低档之分,但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整个发展中国家在1960年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是5%,现在占60%以上。整个产品结构在升级。

除了商品出口扩大,劳务数量越来越大。比如旅游业,美国每年是770亿美元。美国商品贸易是逆差,劳务却是顺差,这是它的强项优势。欧洲小国,其旅游也很发达。中国旅游业每年才70多亿,潜力很大。

苏振兴:有个很怪的现象,我们的旅游胜地收费越来越厉害,而到意大利、罗马、梵蒂冈去,所有的名胜古迹都不收费,人家的旅游收入还比我们高。

李琮:我也遇到过一些来访的外国人,对我们这方面很有反应,园中园,一道道重复收费,他们不理解。

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为我国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同时,挑战也是十分严峻的。对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不宜提得太高。我国教育和科研的严重滞后造成经济效益低、劳动效率低、产品质量差、产业结构落后、产销不对路等。对这个问题不重视,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李长久:国际环境对中国的机遇和挑战怎么看?《瞭望》用较大的篇幅反映各位的看法,我希望读到这一组文章以后,能够有这么一个效果,就是说,对中国确实是个机遇,同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并不都是莺歌燕舞、处处黄金。我觉得这一段我们的宣传报道对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是不是提得太高了。去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是26万亿美元,我们是5000多亿美元,占2%多一点。我们的人口是12亿,世界人口是56亿,我国占20%。我们出口额为世界第10位,但我们人口这么多,我们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那么小,就讲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亚洲经济的火车头了。有这么大作用吗?

我觉得我们要看到挑战是严峻的。我们外贸出口去年超过1100亿美元,但37%是三资企业的;而三资企业80%是港台的。港台大部分来的是短平快的,这对我们调整产业结构有多大作用?

我们现在来的外资很多,是不是越多越好?对我们调整产业结构、对我们地区的布局倒底起多大的作用?

周世俭插话:你说的这些问题正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

李长久:这些问题是值得研究的。特别是中国的教育和科技严重滞后,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的教育投入到1993年达到500亿美元,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多一点点。而发达国家已经占5.7%,中等发达国家占4.4%,发展中国家平均2.6%。我们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长期以来,我们把教育投资看成是消费性的投资,看成是福利性的投资,不把它看成是基本建设投资。教育投资长期滞后,反映在人的总体素质上、知识文化、科学技术素质低,而不是越来越高。据1990年统计,我国文盲、半文盲1.8亿,小学毕业程度的4.2亿,这两种人加起来是6亿,占我国人口总数的53%。12周岁以上的人口中平均文化程度是5.5年,不到小学程度。我们的乡镇企业职工总数中大专以上毕业生占0.57%。

我们的人口素质同日本比一比:日本在1948年普及了初中教育,1976年普及了高中教育,在这个基础上大学升学率达到40%。将来经济越来越是知识和技术的竞争,我们怎么办?研究、开发、投入的严重滞后。在发达国家,研究和开发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左右。韩国1980年占0.8%,1991年2.1%,到本世纪末要达到5%。我们20年来长期徘徊在0.7%到0.72%。这两个滞后造成我们现在总体的经济效益低、效率低。据清华大学一位教授提供的数字,我们产品总体质量比发达国家要滞后10-15年。我们的重点钢铁企业的设备相当于80年代初期世界先进水平的,炼钢占23.8%,轧钢占16.5%。

劳动效率低。我国钢的实物劳动生产率为人均20-40吨,世界上人均500到800吨。在汽车行业,我们每名职工平均年产0.24辆,日本人均17辆,美国是13辆。这个劳动效率差距有多么大!

产业结构落后,产销不对路。到前年年底,我们的库存达到3300亿元,占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以上。西方国家把库存增减看作是经济形势变化的一个晴雨表。哪个发达国家有这么高的库存?

产品质量低。据我国国家技术监督局1993年对2688种产品的抽查,抽样合格率70%,为历史最低水平。

长期以来,国内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国际环境、世界经济贸易发展对我们到底是机遇多还是挑战多?我看不要争论了,应该看到的是,机遇确实难得,但挑战是非常严峻的。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而是要实实在在地做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浮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抓住机遇。

我们同欧洲国家的对话基础已发生变化,它们把中国看成是平等的伙伴,对中国的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高,越来越严。欧洲对中国的重视分量加大,我们应抓紧时机加强同欧洲大国的对话。

裘元伦:去年10月,我访问了欧洲,特别是德国。我想就此谈谈我的几点看法:

第一点,我们同欧洲国家的对话基础已发生变化。过去欧洲把亚洲国家的大多数看成是原料的供应国,从广义讲,原料包括低档加工品。现在它们把我们看成是平等的伙伴。这的确反映了我们地位的提高,但这话的背后也意味着他们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高,越来越严。

第二点,欧洲希望它在经贸关系方面同中国的对话制度化。譬如,北美同亚洲之间的经贸关系通过亚太经合组织这条联系渠道。北美和欧洲之间通过北约和七国首脑会议这条联系渠道。如果画成一个等边三角形,美国放在三角形的顶端,欧日放在三角形的底边两端的话,美欧和美亚这两条线都比较粗,比较浓,而欧亚底边这条线又细又淡,而且欧亚之间也没有一条固定的成形的联系渠道。所以我认为,中国应当积极参加对话制度。现在欧洲把对话主要精力放在东盟。除了参加集体的对话外,中国同欧洲一些大国的对话,也应加强。

第三点,1993年以来,欧洲主要国家都无一例外地提出了所谓新亚洲政策,比过去更重视亚洲。但是它们马上强调,中国不要误解,以为德国的外交政策,欧洲的外交政策的重点已转移。对亚洲的重视,对中国的重视的分量加大了,但这绝不意味着欧洲的,德国的外交政策的位置就转换了。对于德国来讲,它的顺序始终是这么排列的:欧洲联盟、美国、原苏联东欧,然后才是世界其他地区。现在欧洲联盟(12国)在亚洲的进口中所占份额总共不到15%,在亚洲的投资不到5%。所以欧洲在亚洲的经济存在是比较小的。

考虑到东欧经济在往上走,而西欧对东欧的感情和兴趣又远远超过对中国,所以今后一段时间我们非常需要在这方面抓紧多做点事。

第四点,欧洲国家对华政策主要是发展经济关系,当然也不只是经济关系,它们也非常重视军备控制、环境保护和人权。对此我们不能不予以考虑。汉堡亚洲研究所所长对我说,如果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达到目前欧洲人的水平,世界环境的污染将比现在严重三倍。不管这一说法是否有道理,但环境问题的确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第五点,我们应当加强法制,注意中国的整体形象。德国朋友对我说,你们法律制定了不少,这很好,但更重要的是执法,中国有许多有法不依的情况,令我们不敢涉足。此外,还有一些文化方面的差距,这里指的是广义上的文化差距。例如,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对许多中国人急于挣钱,是很理解的,但对不少人不择手段地挣钱,他们感到“太不寻常”。他们对中国的关系网,影响到同中国做生意感到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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