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铭洪[1]2001年在《网络经济下的市场竞争策略与政府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网络经济正在以令人惊奇的态势和发展速度进入我们的生活，由此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组织机构、生活和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已经成为人们注目和讨论的焦点。今天，如何将网络经济及其相关的部分作为一个有机的经济系统加以理解，已经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正是作者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努力实现的是：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工具，在现有的网络经济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有关Internet和网络经济下的市场竞争策略与政府政策的解释框架，帮助读者更加深入地洞察网络经济的经济学本质，为在新经济时代作出正确的市场战略和政府决策奠定一定的经济学基础。 全文共分为七章。 第一章数字产品特点及其定价，主要分析了数字产品的七个主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有关数字产品定价的经济学问题进行了讨论和阐述。 第二章网络外部性及其对市场的影响，首先介绍网络外部性的定义，分析网络外部性的产生原因和影响因素。并在讨论网络外部性内涵的基础上，对网络外部性进行经济学分析，包括它对需求曲线、收益变化、规模经济的影响，从需求方和供给方的角度分别探讨网络经济中被广泛关注的正反馈动态经济过程。最后对网络市场的特征进行了阐述。 第叁章定价策略，主要论述数字产品的定价策略问题。首先从数字产品的成本特征入手，阐述数字产品的成本特征对其价格形成的重要影响；然后着重分析产品差异化与差别定价的关系，指出产品差异化是进行差别定价的基础，是整个定价策略的关键。在价格歧视的一般分析中，主要探讨价格歧视的产生条件、运行机制以及类型。在接下来对定价问题的深入分析当中，主要阐述套利的概念及其解决方法，两段收费的运用，独立产品和关联产品的捆绑销售策略以及质量选择问题。 第四章买卖双方的锁定策略，主要阐述在网络经济下购买者与销售者各自的锁定策略。首先深入分析转移成本的概念，转移成本与锁定的关系以及安装基 内容摘要础的概念。进而分别论述买卖双方的锁定策略。买方策略包括：一类侧重于如何避免锁定的发生，防患于未然；另一类侧重于在锁定发生以后，如何减少转移成本带来的不利影响。卖方的锁定策略主要包括建立安装基础的策略和利用安装基础的策略两类。 第五章探讨了限制性定价策略和标准竞争策略。在限制性定价策略方面，首先分析了进入壁垒产生的原因，然后论述了限制性定价的策略。在标准竟争策 丛略的分析中，着重探讨垄断竞争市场中的标准策略，包括利用先发优势和渗透定价，采用预期管理以及运用兼容和联盟的手段来确定设立标准的优势地位等问题。标准竟争是网络经济下最显着的一项竟争内容。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存在，成为标准的产品将有利于实现产品的正反馈效应，从而达到临界容量并迅速占领市场。而后指出，面对不同的市场环境，具有不同地位的市场主体所采取的标准竞争策略不尽相同。从现实情况来看，许多市场基本上是由几个主要标准控制的。 第六章论述Internet基础设施的公共政策，包括提供普遍服务的原因、运作机制及原则，我国工基础设施产业现存的问题及对策等。 第七章指出反垄断法规和管制政策是政府对网络经济下市场竞争行为进行干预的主要手段，网络经济下的垄断与传统经济中的垄断是不同的，理解网络经济下的垄断模式是正确制订政府政策的前提。并提出政府处理市场垄断行为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实施管制时要注意的问题。
张丽芳[2]2008年在《网络产业的市场结构、竞争策略与公共政策研究》文中提出网络的结构特征和信息在网络节点之间的传输交互深刻地影响了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和市场的运行规律。网络效应的存在使经济运行过程中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传统经济的新特点、新规律,并使其市场竞争表现出一些不同于传统竞争的新现象、新趋势。因此,对网络经济学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多角度的应用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本文以网络产业为研究对象,以网络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网络效应理论为线索,以市场结构、竞争策略和公共政策为切入点进行系统性研究。通过对网络效应理论及相关经济规律的系统性阐述,剖析网络产业市场结构的特殊性及其原因,解读厂商各种竞争策略背后的经济动因及其对市场运行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公共政策的框架性建议,旨在为厂商在市场博弈中不断优化竞争策略起到指导作用,为政府有效及时地纠正市场失灵、避免政府失灵,从而达到最大化社会利益的目标提供参考建议。根据研究框架,本文从网络效应基础理论的经典文献、网络效应的多角度应用研究、网络效应实证研究以及国内网络效应研究四个角度对现有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同时,从网络及网络效应的基本概念和分类出发,对网络效应和网络外部性进行辨析,进而对包括临界容量、正反馈、锁定和路径依赖等网络效应的核心概念和基础理论进行了阐述;之后,分析了网络效应对网络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及其具体表现,提出了“新寡头垄断”是市场结构常态的观点,并指出网络产业的垄断形式多样化和市场结构动态演变的新趋势;接着,针对网络产业中厂商层出不穷的新型竞争策略,对动态定价策略、兼容策略、产品策略、质量选择策略、研发策略、捆绑策略及数字版权保护策略等问题进行研究;基于以上分析,分别从标准政策、反垄断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角度研究网络产业相关的公共政策问题,提出了标准政策的新思路、反垄断政策原则的调整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总体战略;最后通过一个网络效应的模拟经济实验,考察网络效应、厂商的竞争策略和政府公共政策对理性消费者选择的影响,以检验之前章节中相关理论分析的适用性和局限性。本文在国内外网络经济学理论的现有成果基础上展开研究,从以下叁个方面进行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探索:其一,首次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角度对网络产业的市场结构进行研究。一方面,运用产业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等相关理论,论证网络产业市场结构的“新寡头垄断”特征:另一方面,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初步实现了对国内外代表性网络产业市场结构的经验分析。其二,力图以网络效应理论为红线,使用动态最优化、博弈论等现代分析工具,构造系统性较好、一致性较强的系列分析模型,对厂商的新型竞争策略进行前后连贯的综合研究,旨在突破现有大多数成果关注面较窄的瓶颈。其叁,基于市场结构和竞争策略分析,提出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例如,针对网络产业市场结构的经济特性,指出反垄断政策应摒弃纯粹结构主义原则,并运用战略捆绑模型的相关结论,提出可操作性更强的新时期反垄断政策的实施原则。
陶爱萍[3]2009年在《网络产业的结构、行为与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全球网络经济的迅猛发展,网络产业在社会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20世纪90年代起,国内外掀起了对网络经济和网络产业理论研究的热潮,但相比于网络经济和网络产业的发展速度,理论研究是滞后的。网络产业兼容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的市场结构使以“马歇尔冲突”为研究核心的传统产业组织理论面临严重挑战,网络产业不同于传统产业的运行环境、主导要素及经济规律呼唤产业组织理论的创新。在传统经济中孕育诞生的产业组织理论必须与时俱进,才能顺应网络经济和网络产业发展的需要。因此,把产业组织理论与现行的网络经济环境和网络产业特征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丰富和拓展产业组织理论和网络经济理论显得迫切而必要。本论文以《网络产业的结构、行为与绩效研究》为题,在扩展的SCP范式即SCP-R范式框架下,对网络产业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经济绩效以及政府对网络产业的规制进行了比较系统完整地研究。具体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理论基础和理论概述部分,首先对论文的理论基础即产业组织理论按照历史演进的顺序进行梳理,接着对网络经济和网络产业的有关理论进行概述,内容涉及网络经济的内涵、网络产业的界定、网络经济的特征以及网络产业的运行规律。第二章探讨网络产业垄断形成的机理,分析网络产业垄断的特征、竞争的特征以及垄断和竞争的关系,通过测算网络经济核心行业的集中度对网络产业的市场结构进行实证分析。第叁章在指出传统均衡价格决定论和定价策略在网络产业失灵的基础上,探究网络产业的免费定价、渗透定价和歧视定价模式。第四章对网络产业中的竞争行为及策略选择进行研究,内容涉及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与主流化策略、用户基数的稳定与锁定策略、标准化与标准竞争策略以及差别化竞争与兼容策略。第五章在前叁章对网络产业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网络产业的经济效率,包括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和X效率、动态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效率。第六章对网络产业中政府规制机制的构建、网络产业中可能存在的非效率问题及其规制措施选择以及政府规制的有效性等问题进行研究。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1.参照贝恩和植草益的市场结构类型划分法,对网络经济核心行业市场集中度的测算结果表明网络产业的市场结构在多数情况下是寡占型垄断结构。与传统经济中的自然垄断、行政垄断和外生型垄断的形成机制不同,网络产业的垄断表现为规模型垄断、技术型垄断和内生型垄断的形成机理。网络经济中的垄断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传统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关系,网络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是相容共生、相互强化的关系,垄断是绝对竞争中的一种暂时垄断。2.为招揽消费者“稀缺的注意力”,达到启动正反馈的临界容量,网络企业常采用免费定价和渗透定价策略;定价导向由卖方边际成本向买方支付成本的转移,使得根据消费者的不同支付意愿确定有差别价格的歧视定价成为网络企业中的一种普遍定价策略。3.网络企业不同于传统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及决定竞争胜负的因素,使得网络企业采取有异于传统企业的竞争策略。如为扩大市场份额而采取的主流化策略;为稳定市场份额而运用的锁定策略;为争夺标准主导者地位而采取的标准竞争策略;为充分利用和发挥网络效应而运用的兼容策略。4.网络产业的寡占垄断市场结构是在动态竞争中形成的一种暂时垄断,网络垄断企业虽在一段时间一定程度上拥有市场势力,但由于垄断的暂时性和难以维持性,这种市场势力很难上升为垄断势力,网络垄断企业不可能像传统垄断企业那样操纵市场、滥用垄断行为,因而网络产业寡占垄断市场结构下的经济效率要优于传统垄断或寡头垄断市场结构。5.网络产业运行中可能产生的一些非效率问题使得政府规制仍有必要,但由于经济规律已经发生变化,依据传统产业的经济规律而制定的反垄断法和设计的政府规制机制不能完全适用于网络产业,政府规制的价值取向、目标、内容等要根据网络产业的特征进行适当调整。网络经济时代经济的全球化和网络产业中比完全竞争更能实现经济效率的动态竞争型寡占垄断市场结构,客观上要求政府规制改革的最终趋向是放松规制。
张小强[4]2006年在《网络经济的反垄断法规制》文中认为网络经济中新的经济形态、其背后的经济学以及政治因素使其成为21世纪反垄断法必须面对的新课题,中国反垄断立法亦不能回避网络经济。网络经济中反垄断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当前对网络经济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角度是多元的,从学科上看有经济学与法学,从领域看有新经济、网络经济(界定内涵千差万别)、网络产业、电子商务、高科技产业、信息经济乃至软件产业等等,到目前为止网络经济的反垄断法规制理论框架尚未建立。基于以上现实,论文作者对网络经济的反垄断法规制展开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尝试将网络经济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系统化、体系化,确立一个一般分析框架。论文首先对网络经济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以确立全文的研究范围。在分析相关学者对网络经济的定义之后,作者指出网络经济是具有网络经济效应等网络经济学特征的网络产业。以此为基础,作者进一步对网络经济的一般性经济学特征进行了简要评述,并对其中存在争议与容易混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如网络外部性、网络效应、网络经济效应等等,指出了这些特征带来的新的反垄断问题。作者进一步发现网络经济的产业组织特征,不论是理论模型,还是其市场结构以及企业的竞争策略等都表明企业行为带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既可能朝着提高经济效率的方向发展也可能降低经济效率,由此带来了反垄断法干预难题。在回顾了相关观点后,作者指出了解决该难题的方法。以上结论为分析网络经济中的反垄断问题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认识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作者首先对网络经济的反垄断法规制一般性理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反垄断法要适应网络经济,只能以经济效率为核心价值,该经济效率的内涵是在静态效率(包括生产效率和分配效率)与动态效率、交易成本之间的一种权衡。指出网络经济中限制竞争行为的违法认定原则应该为合理原则。还针对有学者将网络经济视为新型自然垄断的观点,指出了网络经济与自然垄断的本质区别,不能将网络经济作为一种新型自然垄断而实行管制政策。并在分析了反垄断法与产业政策、知识产权在网络经济上的冲突特点之后,指出了解决这些冲突的方法。在研究了网络经济的反垄断法规制基本理论问题之后,作者又对网络经济的反垄断法规制具体制度,包括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禁止、对限制竞争协议的规制、合并控制叁大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网络经济中的限制竞争行为与传统经济中的限制竞争行为的表现与实质究竟有何不同,从而找到有效的规制方法。作者首先指出静态网络市场中的网络效应、用户安装基础、转移成本、
邓流生[5]2013年在《盗版影响下厂商的策略选择与政府监管政策研究》文中指出信息产品盗版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打击和防范盗版既是政府的应尽职责，也是企业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由于厂商和政府在反盗版目标上的差异，双方面临协调问题。为此，本文以软件等信息产品的商业盗版问题为研究背景，以盗版影响下厂商的策略选择与政府监管政策为研究主题，以博弈论和运筹学优化理论为分析工具，从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出发，通过建立由正版厂商、盗版厂商、政府和消费者构成的信息产品市场两阶段博弈模型，分别从产品质量选择、反复制行为、盗版市场竞争和网络效应四个方面分析了厂商的策略选择与政府监管政策之间的博弈关系和均衡情况，并结合实践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首先，将产品质量纳入到盗版影响下厂商行为与政府监管分析框架，构建了受产品质量影响的消费者效用函数，建立了两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的监管政策对正版厂商质量选择的影响，并通过数据算例的方法分析了政府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监管政策以及厂商的质量选择策略。研究表明，政府的监管政策越严厉，正版厂商提供的产品质量越高。盗版厂商的仿冒水平是政府选择监管政策的关键。当仿冒水平较低时，市场机制自身的作用可以有效保护正版厂商，无需政府力量的介入，政府可以采取无保护政策。当仿冒水平较高时，市场机制的调节不足以有效保护正版厂商，政府应施以适度保护。其次，针对欺诈式盗版中盗版产品与正版产品可能存在同质同价现象的问题，将厂商的产量决策与反复制行为结合在一起，建立了两阶段博弈模型，研究了厂商的反复制策略与政府监管政策之间的博弈关系，分析了政府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监管政策以及正版厂商的反复制策略。研究表明，正版厂商和政府在反盗版力量的配置上存在此消彼长的博弈关系。当正版厂商采取强硬态度阻止盗版厂商的复制和进入时，政府将搭便车，放松或放弃监管；当正版厂商对盗版采取适度容忍策略时，政府将主动加强监管。作为正版厂商，采取主动的反复制策略总是有利的。政府应鼓励正版厂商努力提升反复制技术水平，并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共同打击盗版。再次，以一个充分竞争的盗版市场为背景，假定市场上有一个正版厂商和众多同质的盗版厂商，从消费者效用函数出发，建立了两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了正版厂商的盗版防御策略与政府监管政策之间的博弈关系。研究表明，在静态条件下，政府的盗版惩罚政策是正版厂商选择盗版防御策略的关键。在动态条件下，盗版厂商的仿冒水平是决定正版厂商防御策略和政府惩罚政策的关键。当盗版厂商的仿冒水平较高时，正版厂商将采取适度容忍策略，政府存在一个最优的监管政策；当盗版厂商的仿冒水平较低时，正版厂商将采取完全阻击策略，政府将可能制定更严厉的惩罚标准。对正版厂商来说，采取主动的盗版防御策略总是有利的，可以巩固市场份额，增加盈利水平。最后，从信息产品的网络外部性特点出发，将网络效应纳入政府和厂商的博弈分析框架，构建了包含网络效应的消费者效用函数，建立了两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了网络效应对厂商定价、社会福利以及政府监管政策的影响。研究表明，网络效应不影响厂商的定价决策，但会使厂商利润、消费者剩余及社会福利水平上升。在政府收支预算平衡约束下，不存在一个最优的政府监管力度。网络效应会影响政府监管政策的实施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政府的反盗版监管难度。政府在制定反盗版政策时应充分考虑网络效应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
李倩[6]2015年在《结构，行为还是绩效：我国新媒体产业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我国新媒体产业作为一种新生的产业形态,在短短二十年的发展时间里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一方面产业高速发展并快速向其他行业渗透；另一方面在“新常态”经济运行模式下,新媒体产业被列入国家支柱产业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新媒体产业自身发展一直缺乏系统的研究和指导工具,其经济行为的发生多是本能、自发、尝试性的,风险极高且易出现问题。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新媒体产业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和逻辑的分析,在理论层面上找出指导我国新媒体产业发展的理论工具,并在实践层面为新媒体产业发展提供战略,策略建议。本研究选择了产业组织理论经典理论范式——哈佛学派SCP范式和芝加哥学派PCS范式做研究工具。开创于上世纪30-50年代的SCP理论范式作为正统的产业组织理论,以新古典学派的价格理论为基础,通过对美国九个主要传统产业进行深入实证研究,构建了(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的分析框架。半世纪以来,SCP以及相关和修正观点,一直引导着美国产业的发展并为政府反垄断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指导。该理论及相关理论从上市80年代其进入中国后,各产业领域都曾出现一批研究成果,新媒体产业也不例外。但大部分成果并未对新媒体产业实践产生实质影响,更没有提出创新理论或方法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对西方理论权威的盲目迷信,假设西方理论先天的正确性,其研究目的看似是利用西方理论研究本国问题,实则只是变相找方法印证这些理论；另一方面是对中国新媒体产业的本质、特点、创新、发展、趋势等预估不足,尤其考虑到新媒体产业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没有实践经验的学者确实有可能缺乏理论建构上的难度。鉴于此,本研究即便在确定对SCP理论使用的前提下,仍对该理论的研究适用性做了很大的保留。而研究结果证明了笔者的推断：运用哈佛SCP理论和芝加哥学派的PCS理论解释新媒体产业时,均出现了预热和结果不符合的情况。在此情况下,笔者调整了预设的研究思路和框架,一方面积极考察理论解释力不足的原因；另一方面,尝试对传统经典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本研究的逻辑如下：第一部分做资料整理收集,基本了解我国新媒体产业研究目前的现状和不足,确定本研究目标对象的范畴,研究立足点,研究成果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上的研究意义和价值,进而确定研究思路,框架,研究创新点和研究方法等。研究的第二部分对我们新媒体产业的整体现状,其结构,行为和绩效做了系统,全面的梳理；第叁部分则指出传统产业理论在新研究对象情况下,解释力不足以及不足的原因；第四部分则提出新的研究范式并通过实际案例对范式进行推导；第五部分,用新的理论范式来检验新媒体产业的六大子行业,验证范式的合理性。在二零一五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互联网+”战略将新媒体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其将以互联网为底层平台的新媒体产业和传统产业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产业生态,这种生态涉及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两个层面,是一种本质上的产业升级换代。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合理的理论,模型了解新媒体产业,知道其在行为,绩效,产业结构甚至和其他相关行业和传统行业的关系,并基于此为国家宏观政策和企业实际操作提供理论依据就当务之急。本研究的建构目的正是如此。
鞠永春[7]2004年在《产业集群与地区发展政策分析》文中认为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公共政策的制定者迫切地需要找到提升区域竞争力并获得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途径。对各个地区而言,经济增长需要由企业通过生产要素的整合加以实现,产业是发展生产力从而提升地区竞争力的现实基础。针对产业集群发展的中外现实比较,不由地提出问题:产业集群的产生与演进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以及这些条件有多大程度是内生或者外生的?为什么在一些地区产业集群能够有不错的发展态势,而其他地区则无法巩固其产业基础?对于地区政府而言,能够在本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上有多大的作为来推动地区的发展呢?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打算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主要运用产业组织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产业集群网络特性,以及基于产业集群的地区发展政策。本文一共分为八个章节,采取概念-模型-实证逐步递进的分析框架,进行研究。首先说明研究的问题、相关的概念和研究的方法,并且对于相关的理论文献进行综合评述,对产业集群网络特性这一因素对产业集群的促进作用做了学理上的探讨。在模型部分本文从产业集群的网络特性出发,采用网络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别以地区之间的竞争和地区本身的发展为视角,研究政府在这两方面分别采取的策略。地区政府可以通过扩大产业集群的开放度、促成分工与产业链、形成产业价值链等方式,加强产业集群的外部吸引力;或者,政府也可以通过在政策过程区分不同规模的企业、动态分析产业集群的发展等方式加强产业集群的内部合作程度,发展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与优势。在理论探讨之后,本文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角度进行了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以此来对于上述模型演绎的结果进行实证分析和现象解释。通过国际与国内产业集群的比较,得出产业集群的政策结论:产业集群中的政府可以通过地方产业发展定位、提供必要的生产资料、促进区域合作与分工、协调与其他产业集群的关系,以吸引其他企业进入并且增强地区内企业的福利水平。最后,本文分析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集群网络特性的发展趋势,研究推动产业集群强化升级的发展策略,得出地区发展策略新的趋势具有两大视角:一是,发展产业生态;二是,构建地区发展共同体。
李东方[8]2016年在《“互联网+”时代中国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改革开放伊始,我国的商品流通改革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变迁,逐步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高度集中化的流通组织模式转变成灵活、开放的市场化流通组织模式,流通组织在流通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当前我国流通组织的现状与流通组织现代化的要求还相去甚远,与我国日益提升的流通产业的定位更不相符合,无论从流通效率还是流通形式等方面均呈现出比较初级和落后的特征,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很不匹配。近年来,虽然连锁化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流通业态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但无论从发展规模、结构占比、运营效果上看,也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对传统流通组织体系的冲击作用仍然不足,传统流通组织变革步伐缓慢。因此,对流通组织的现代化改革势在必行。在市场化深入改革的大背景下,不断丰富和创新适合于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流通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提高流通组织的效率,建立大市场、大流通发展思路,是我国流通组织现代化改革所面临的主要任务。2012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了要建立现代流通体系,把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推到了改革的前沿。2015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叁次会议中,李克强总理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这标志着我国将全面进入互联网技术和传统产业的“生态融合”,打造“互联网+传统产业”的经济社会生态体系。“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流通组织带来了巨大的转型机遇期,也为流通组织的现代化转型指出了明确的时代内涵。“互联网+流通”是以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为联通平台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种全新经济形态,不仅会促进流通组织快速发展,还会带动与流通相关的金融、物流、云、大数据等领域的充分发展。从国家的政策层面,已经明确提出了“互联网+”在流通领域发展的政策导向,这为我国传统流通组织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政策支持和环境支撑。“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流通产业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更先进的流通理念、更高效便捷的流通技术、更广阔的流通市场。本文即以“互联网+”为背景,深入探讨传统流通组织如何实现与互联网的对接、融合,如何运用现代流通理念改造传统流通组织,尽快实现流通组织的现代化。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现有文献中关于流通组织有大量的研究和论述,主要可以归结为对流通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和对流通组织创新的研究,其中涵盖了产业组织理论分析和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等理论视角,以及关于流通组织结构优化的研究、关于流通组织现代化的研究、关于零售业态创新的研究、关于流通组织纵向关系的研究、关于流通组织商业模式和运行机制的研究、关于互联网背景下流通组织创新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素材和研究的理论基础。然而,现有文献在对互联网背景下流通组织的系统性研究方面还存在着继续研究的空间。本文采用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交叉学科分析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分析法对中国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问题进行了研究,创新之处是：第一,本文以市场的逻辑为研究视角,在深入挖掘流通组织变革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厘出从竞争到合作是流通组织的变革方向,并尝试构建流通组织的分析框架。第二,建立了流通组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流通组织进行了综合状态评估。第叁,在路径选择上,紧扣“互联网+”时代的特征。互联网+流通组织,打破了传统的流通组织构架和运行模式。本文认为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的实质是从个体的竞争态势向组织的合作优势转型,并基于此构建了转型的分析框架,即从机理层到结构层到形态层叁个层次进行研究。其中,第一个层次是流通组织合作机制的建立问题研究；第二个层次是流通组织结构的优化问题研究；第叁个层次是流通组织的形式创新研究。中国的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要以现实存在为基础,只有对我国流通组织的现状深入了解,才能拨开迷雾,探寻到转型的路径。在定量分析方法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流通组织的现状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在当前我国流通组织现代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不仅要继续创新发展流通组织形式,发展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新型业态；还要继续调整流通组织结构,尤其是提高虚拟流通在整个流通中的占比,鼓励企业积极上网上线；更重要的是要引入先进的流通组织运行机制,从机理上重构流通组织的运行模式,从供应链的主导权、价值网络构建等方面推动传统流通组织向现代流通组织的转型。通过对流通组织转型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本文最后得出中国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的路径安排。第一,流通组织机制的转型路径包括：流通组织价值网络的构建,流通组织纵向与横向关系的重构和全渠道的流通组织机制的建立。第二,流通组织结构的转型路径包括：虚实结构的优化；渠道结构的优化；业态结构的优化。第叁,流通组织形式的转型路径包括：020模式,打造全新客户体验；差异化经营,引领特色消费；提升业态核心竞争力,重塑渠道价值；精准定位,创造竞争“真空”地带。
刘禹君[9]2017年在《中国老龄产业市场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整个21世纪上半叶,中国虽然不是世界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却是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当前,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问题已成为政府、学界乃至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央相继出台相关政策和意见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十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健全养老体系”。习近平总书记也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努力挖掘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必将推动我国老龄事业、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为此,我们应具备经济运作的高度自觉理性,运用超前的市场意识把握老龄市场变化,积极开展老龄市场的全方位探索。面对日益突出的老龄化问题,中国亟需发展老龄产业,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老龄化问题。目前中国老龄人口规模居世界之首,而未来将支撑全球最大的养老(养生)产业群。因此,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下,中国的老龄市场化发展大有可为,快速增加的老龄人口规模以及其所带来的稳定的需求,政府对可控资源的调配能力,都为老龄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也为老龄产业的快速发展带来光明的发展前景。针对上述情况,本文探讨我国老龄产业的市场化潜力,并从宏观的市场化政策研究与具体的市场化策略两个维度对我国老龄产业市场化潜力进行研究,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又能为当前老龄产业转型及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指导,可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老龄产业问题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医学、管理学等学科,本文是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运用经济分析手段,研究老龄产业市场化发展问题,主要涉及的内容以经济学为主,并辅以一些社会学的相关研究。通过文献的梳理与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老龄产业在中国实际还是一个新兴产业,其研究侧重于认知介绍与发展趋势的研究以及国外经验的引入等方面。虽然近期研究成果已经较以往有了进一步的深化,但更多的是从社会学及政策性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缺乏系统的经济学分析与策划,有关文献研究内容研究方向比较发散,理论研究并不系统。而西方的研究侧重于用经济学以及经济交换的角度来看待老龄产业相关问题,但西方并无与中国传统孝道文化背景,其消费方式和社会保障制度也与中国并不相同,所以其在考虑产品设计、市场开发实践方面虽可以借鉴,却是中国所不能复制的,有些研究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是需要我们采取批判的态度看待。为了更清楚、更深入地研究中国老龄产业的发展演进过程及其成长性,正文第一部分,即论文的第二章,首先对“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市场化”“产业化”等概念进行了解读,将老龄产业与养老服务业与养生服务业的内涵进行了辨析,还有将老龄产业与老龄事业的范畴进行了区别。其次,结合“叁维度产业链”等理论,提出了老龄产业的“五维度”界定。随后,对有代表性的几个相关理论进行回顾性研究。最后,在对中国老龄产业特色的研究中,分析了中国从老龄事业到老龄产业的发展过程以及中国式养老方式形成的逻辑,认为中国老龄化的特有问题包括有未富先老、定位偏差、发展不平衡、城乡老龄化水平倒置等问题。在现代老龄产业经营模式及其市场运营的国际经验方面,即论文的第叁章,首先对老龄产业的现代经营模式进行概括,将经营模式分为政府包办模式、纯粹市场模式以及政府主导的市场发展模式。同时,对西方主要的五种产业运作动态进行了总结,分别是“双业并存”的运作方式、“社区主、机构辅”的运作方式、“倒按揭”的运作方式、“契约式”的运作方式以及“ccrc”的运作方式。最后,本文还对老龄产业市场运行国别研究,选取了较具代表性的国家,即美国、欧洲的德国以及日本。对于中国老龄市场化潜力分析,是本文重点研究的内容之一,即论文的第四章,首先分析了中国老龄产业发展的现状,同时对老龄产业价值链的经济贡献进行计量分析,并得出相应的结论。其次,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老龄产业的市场规模进行了预测,并根据预测进行了相应的判断。最后,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从政府、社会、市场叁个角度,分别从需求与供给两个维度探讨了我国老龄产业的市场化潜力。成熟的产业离不开科学的顶层设计、完善的政策体系支持,特别是老龄产业,更与政府的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老龄产业的发展,政府不仅应给予政策的支持、资金的资助,更应该在政策进行引导并实施监督。新经济是建立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在中国老龄产业市场化政策研究这一部分,即论文的第五章,分别从新经济下运作老龄产业的政策需求、中国老龄产业的市场化政策研究以及发展中国式老龄产业市场化运作的政策安排叁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在政策研究方面,本文以老龄产业中的投融资政策为研究重点。在市场化政策建议的方面上设计了一些创新性方案:一是制定分级化的服务券补贴政策;二是制定差别化的产业细分政策;叁是制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具体产业政策。另外,本文还提出一些关联型或替代性的政策建议。事实上,产业的发展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前者的重点在政策层面上,而微观的重点则在为老龄产业具体的策略方式寻找出路。从市场化的内生因素角度讲,涉及资本、劳动和技术等要素;外生因素主要是制度或政策因素。第五章是从外生因素,即政策层面上进行了讨论,而本章研究的重点在于从内生因素角度,探讨老龄产业实现市场化的路径或策略。论文的第六章,将结合国外的经验,围绕资本、劳动和技术等核心问题,对中国未来的老龄产业市场化策略进行研究,提出了八条推进市场化的建议,分别是:(1)推进政府职能转换与市场转型;(2)发展老龄金融市场;(3)放活民营养老服务机构的运营;(4)推行老龄产业集群开发;(5)开发生态老龄产业;(6)引导老龄产业的体验式运营;(7)促进老龄产业链与互联网的融合;(8)推动科技型养老、养生产业的市场化。
刘茂红[10]2011年在《中国互联网产业组织实证研究》文中认为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与应用推动了网络经济的壮大和发展。作为网络经济的核心力量的互联网产业也从小而弱逐渐成长和壮大。因此认识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现状和把握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规律,对于中国网络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尤为关键和重要。由于互联网产业的新兴性和成长性,已有关于互联网产业的研究大多是从宏观的网络经济规律或者从微观的个体企业发展成长角度研究诸多,还很少有研究从互联网产业本身的中观去考察整个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规律。当然,也开始有学者力图解决相关经济理论特别是产业经济理论去分析和解释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规律。可能,由于互联网产业发展的短暂性,还没有比较系统的数据方便学者研究,这使得还没有系统的实证性的来考察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内在成长规律问题。本文利用开放的关于互联网产业中具体的网站跟踪数据来实证性的分析中国互联网产业的格局和现状,试图更加具体深入的理解和把握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规律,而不仅仅是进行理论模型的演绎和推理,希望能更加具体全面的把握中国互联网产业。产业经济学中有很多理论可以用来分析产业,但是比较有效的实证分析产业的理论体系还是“结构-行为-绩效”的SCP范式。考虑到本研究是想实证性回答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现状和规律,本研究仍然沿用经典的SCP范式来分析中国互联网产业。在分析中国互联网产业时,首先要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产业分类体系的构建,即如何分类不同行业。由于传统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分类体系,而互联网是新近发展的经济领域,对其产业分类标准还没有统一的方案和体系。为此,本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要对中国互联网产业进行合理的分类和产业体系的构建。考虑到已有实际的行业调查数据,本研究在借鉴产业价值链理论的基础上,将互联网产业分为互联网基础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休闲服务、电子商务以及其他服务等五个价值链节点。结果,本研究以分析体系概括在实际统计中采用的八个大分类时,发现它们具有很好的区隔性,而且从本质上八个大类分类与理论上五个环节分类是相一致的。为此,本研究采用八个大类及其下面小类分析方法,来作为中国互联网产业分类的主要产业分类体系。为了更系统地评估中国互联网业的产业集中状况及其特点,本文在对中国互联网产业分类的基础上,借助专业网站分析公司提供的开放数据,通过定点的方法采集实时数据,并将网站的用户规模代表网站的收入状况和水平,用以量化和测量整个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各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通过对8个大类、90个小类以及1600多个网站数据的分析,结果发现中国互联网产业绝大部分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属于寡占型市场结构,而且相比于中国工业集中度的水平来说,还是相当高的,但比一些特别高的中国工业行业的集中度要低。更进一步分析发现,八个不同类别的互联网应用与服务的集中度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说明不同类别的互联网行业还是存在着差异性和特殊性的。为了进一步揭示不同类别互联网产业集中度的差异性原因,本文在借鉴研究中国工业集中度决定因素的相关研究基础上,通过文献分析和逻辑推理,提出决定行业集中度的四个因素：行业增长速度所影响的规模经济、市场规模和用户需求多样性以及市场门槛等。通过线性回归模型和Tobit回归模型分析发现,规模经济和市场门槛会促进中国互联网产业集中度的提高,而市场规模和用户需求多样性则降低互联网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但是,从总体来说规模经济性和市场门槛起的作用要大些,这导致中国互联网产业集中度属于寡占型市场结构。与传统产业的企业行为略有不同的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市场行为的目的主要是扩大市场规模和占领市场份额,而且企业的非定价行为和定价行为都围绕这一目标来采取行动。经过分析发现,对于最为重要的定价行为,中国互联网产业最常用的还是免费定价策略,这是因为互联网企业通过采用免费定价策略,可以利用互联网应用与服务的边际成本递减和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早日实现市场发展的正反馈机制,推动行业的自我良性循环和增长,为企业的后续发展和盈利提供市场规模和基础。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对市场绩效有何影响呢?现有的寡占型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是否存在不合理性呢?为此,本研究在收集大量二手调查数据的基础上,从消费者效用、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以及传统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叁个角度系统论证了中国互联网业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对合理性。而对于动态效率的技术进步,本研究则采取典型案例分析的方法,以中国搜索引擎为例论证了寡占型的市场结构并没有妨碍中国搜索引擎业的发展和技术创新,相反对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提供基础和能力。综合对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结构-行为-绩效的分析发现,中国互联网业中很多子行业都属于寡头性的垄断竞争,但是目前寡头垄断竞争并没有妨碍到市场创新和提升用户的满意度,中国互联网产业总体发展是良性的。因此,政府要正确认识中国互联网业的寡头垄断竞争格局,继续保持宽松的经营环境。同时,考虑到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国际日益统一化的市场竞争中所占的市场份额还比较小,这政府的扶持和激励来推动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国际化。最后,政府还应该加大扶持中小企业和低收入和弱势群体接触和使用互联网,将互联网市场继续培育做大。
参考文献：
[1]. 网络经济下的市场竞争策略与政府政策研究[D]. 张铭洪. 厦门大学. 2001
[2]. 网络产业的市场结构、竞争策略与公共政策研究[D]. 张丽芳. 厦门大学. 2008
[3]. 网络产业的结构、行为与绩效研究[D]. 陶爱萍.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9
[4]. 网络经济的反垄断法规制[D]. 张小强. 重庆大学. 2006
[5]. 盗版影响下厂商的策略选择与政府监管政策研究[D]. 邓流生. 重庆大学. 2013
[6]. 结构，行为还是绩效：我国新媒体产业发展研究[D]. 李倩. 武汉大学. 2015
[7]. 产业集群与地区发展政策分析[D]. 鞠永春. 复旦大学. 2004
[8]. “互联网+”时代中国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研究[D]. 李东方. 西北大学. 2016
[9]. 中国老龄产业市场化发展研究[D]. 刘禹君. 吉林大学. 2017
[10]. 中国互联网产业组织实证研究[D]. 刘茂红. 武汉大学. 2011
标签：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论文; 网络经济论文; 竞争策略论文; 垄断竞争市场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互联网产业论文; 互联网经济论文; 市场垄断论文; 网络监管论文; 企业特征论文; 经济学论文; 市场竞争论文; 市场策略论文; 特征选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