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
环境规制、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刘明广
【摘 要】 以我国普遍存在的环境规制与政府科技资助的现实为背景，选取30个省份2009～2017年的面板数据，分别探讨三种环境规制类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而关注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三种环境规制类型对企业绿色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激励型环境规制效果最优，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次之，命令型环境规制效果最弱。政府科技资助除了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激励效应外，还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该调节作用发挥的路径是通过企业R&D投入实现的。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均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 键 词】 环境规制；科技资助；绿色创新；调节效应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毋容置疑，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决定力量。然而，传统的技术创新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使得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毁坏，因此，进行绿色创新就成为当前各国政府普遍追求的重要目标[1]。尽管目前新古典经济学与“波特假说”各自的看法存在分歧，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均认同环境规制会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影响，只是影响的方式以及作用强度没有达成一致[2]。而企业绿色创新的发展不仅需要环境规制的约束，还需要政府科技资助等一系列激励政策的支持。
本文探讨不同环境规制类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关注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而探讨政府科技资助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及其传导路径。实证结果不仅可以考察过去环境规制和政府科技资助政策的执行效果，还可以为政府未来制定更加细致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的环境规制和科技资助政策体系提供借鉴。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
新古典经济学指出，由于存在遵循成本，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治污负担并占用研发资源，从而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而“波特假说”则认为，环境规制具有创新补偿效应，适当的环境规制能够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这种创新带来的成本节约或收益增加能补偿企业进行创新投入的成本，使企业达到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双赢目标[3]。目前，我国环境规制方式主要包括命令型、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种类型。Frondel等[4]研究表明，与命令型环境规制相比，激励型环境规制更加有利于绿色创新。Langpao等[5]认为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是制约企业污染的强有力因素。张倩[6]研究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能显著促进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曹洪军和陈泽文[7]认为，政府通过激励型政策引导绿色创新技术、知识等资源在行业内的横向流动，降低绿色创新的不确定性，从而有利于绿色创新。王淑英等[8]认为，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其中命令型、公众参与型对绿色产品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和间接效应，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不显著。综上所述，提出研究假设1。
H1a：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c：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 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绿色创新
由于绿色创新普遍存在正外部性和市场失效问题，这为政府资助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提供了理论证据。企业绿色创新研发成果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具有正外部性特征，绿色创新企业虽然投入了创新资源，但却不能独享其所有创新收益。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绿色创新的这种正外部性会导致市场失效，致使企业缺乏绿色研发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给予企业一定的科技资助是非常必要的。曹霞等[9]认为，政府科技资助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效率的提高，即政府科技资助可能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稳态水平。李平等[10]认为，政府科技资助可以降低企业研发活动的成本和风险，有利于以技术研发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生产方式转变，进而激发技术创新的乘数效应。屈海涛[11]指出，政府科技资助弥补了企业创新投入不足的问题，即通过补偿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外部性以增加企业的创新收益，降低创新风险，促进企业实施绿色创新。由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2。
H2：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
（三） 政府科技资助的调节作用
无论环境规制还是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都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关于环境规制和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协同作用却鲜有人研究，而环境规制和政府科技资助在中国现实情境下是被同时使用的。何小钢[12]研究发现，研发政策与环境规制政策存在显著的互动效应，研发支持政策能够通过绿色创新降低减排成本，进而推动企业遵从环境规制，只有二者结合使用并形成互补耦合，才能有效激发绿色创新。孙伟等[13]运用演化博弈模型研究表明，严格的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可以同时实现，需要的关键因素是有效的政府投入。孔繁彬和原毅军[14]研究表明，环境补贴力度会显著影响环境规制政策组合的技术进步效果，环境研发是环境规制推动绿色技术进步的重要传导路径。由以上分析可知，在环境规制政策趋严的情景下，政府科技资助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起到调节作用，政府科技资助可以弱化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不利影响，加强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而这种调节作用的发挥是通过企业增加R&D投入的中介作用实现的。据此提出假设3。
“有事询问，你可以不答。”是萧飞羽淡然的声音。鬼算盘没有收回目光。萧飞语冷漠地道：“为何给萧家百日限期？”鬼算盘空洞地道：“我也是生意人，所以喜欢萧家做生意诚信为本。百日可以使萧家细思量得失，也算计萧家最终会选择远逸。”萧飞羽若有所思地道：“如果你愿意尽所知告诉我一些想知道的事也许生命之路可以拉长一些。”
生活，温水煮青蛙。上班上学，成家带娃，喜怒哀乐爱恶欲，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切都太平常不过。但如果把这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的进步累积起来，把每个人、每座城、每个省（市、区），把13亿人40年创造的成就累积起来，那确实是《伟大的变革》，令所有人瞠目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购买行为是指购买者通过挑选、消费、评判、使用某产品来满足需要的活动。消费行为的构成需要一系列完整的过程构成。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直接决定了是否购买商品，购买商品的数量等。研究和掌握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可以帮助企业制定合理的营销方案，达到企业营业目标。
H3b：政府科技资助在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两组干预前SF-36各项评分无明显差异，干预后，均为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H3c：政府科技资助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H3d：企业R&D投入在政府科技资助调节命令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H3e：企业R&D投入在政府科技资助调节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为了实证分析结论的准确性，有必要对面板数据模型形式进行筛选。由于本研究的时间跨度较短，不考虑时期效应，只对是否存在地区效应进行F检验，结果发现各模型均存在地区效应。但地区效应可以是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存在的，再通过Hausman检验和回归结果的实际意义进行综合考虑，最终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形式。表2给出了环境规制、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回归结果。
对宽带IP网络的全部流量进行采集，考虑到每个城市有多个区县，所有业务流量均要经过城市出口路由器，建议将采集系统设置在城市出口路由器侧，如下图：
三、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 模型设定
根据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如下计量经济模型，用于检验环境规制、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式(1)～(6)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K表示环境规制类型。Ln(GPIit)表示企业绿色创新的对数；
表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数，K等于1、2和3时分别表示命令型、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
表示政府科技资助的对数；
表示企业R&D投入的对数；Ln(Fit)、 Ln(Oit)、Ln(Sit)和 Ln(Hit)分别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的对数。
式（1）是为了考察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单独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式（2）是为了考察政府科技资助单独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式（3）是为了考察政府科技资助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式（4）和（5）是为了进一步考察企业R&D投入中介了政府科技资助的调节效应，式（6）为控制变量的替代方程。
（二） 变量选择
从表1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性分析结果看，我国各省三种环境规制类型、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绿色创新均存在显著差异性，其他变量也存在类似特征，而且大部分变量标准差小于均值，样本数据稳定性较好。在变量的相关性方面，三种环境规制类型、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部分研究假设得到初步验证。另外，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均在理想范围之内，不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有相关分析并不能说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一定成立，因此，需要对样本数据做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试剂D2000、Taq酶、Mg2+、dNTPs、RNaseA和海洋生物基因组试剂盒均购于海南天根公司，ITS1和ITS4引物由深圳华大基因合成，琼脂糖(Biowest Agarose)购自海南合辉实业有限公司，核酸染料购自赛百盛公司，其他相关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2）政府科技资助（GD）。政府对企业的科技资助有直接支出、财政补贴和专项计划等多种形式，也有税收优惠、低息贷款和政府采购等间接方式[21]。由于我国各类统计年鉴中没有政府科技资助的专门统计数据，本文采用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R&D资金作为政府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科技资助指标。政府科技资助不仅是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也是调节变量。
（1）环境规制(ER)。为了能够细化不同环境规制类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参照张江雪[18]、黄清煌[19]以及王淑英等[20]的方法，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型、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种环境规制类型。命令型环境规制(ER1)以事前规制比较典型的“三同时”项目环保投资总额衡量，激励型环境规制(ER2)以地区排污费衡量，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ER3)则以各地区环境投诉数衡量。
2.核心解释变量及调节变量。
3.中介变量。企业R&D投入(RD)。为了验证政府科技资助可以通过影响企业R&D投入间接影响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将企业R&D投入作为中介变量，采用各地区工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衡量。
从上文来看，虽然学理上对我国现行土地用途管制权概念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对其基本内涵的认识提供了一个大致的轮廓。但令人遗憾的是，上述几种界定模式，在围绕我国现行土地用途管制权概念之内涵和外延的认识上，均存在程度不等的弊病，须认真加以检讨和修正。
4.控制变量。企业绿色创新不仅受环境规制和政府科技资助影响，可能还受其它一些因素影响。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外商直接投资(F)、国际贸易(O)、产业结构(S)和人力资本(H)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采用以人民币表示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占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表示；国际贸易采用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衡量；产业结构选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表征；人力资本采用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测量。
（三） 数据来源
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资源与环境压力急速增大和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同时考虑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一些测量指标可能发生异常变动，因此，选取2009～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工业企业（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数据缺失较多，未纳入研究范围）面板数据为样本。根据以上变量选择，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和各省统计局网站。为了消除异方差影响，并减少数据的波动性，对各变量的原始数据做了对数化处理。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1.被解释变量。企业绿色创新（GPI）。与传统意义的创新相比，绿色创新是一种旨在最大限度减少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创新。借鉴李婉红和毕克新[15]、张倩[16]以及赵息和马杰[17]的做法，用各地区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与能源消耗量比值衡量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该比值越大，说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越高。
H3a：政府科技资助在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二） 环境规制、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回归结果分析
H3f：企业R&D投入在政府科技资助调节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表2模型(1)、模型(2)、模型(3)分别为命令型、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回归结果。据此可知，三种环境规制类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76、0.207和0.131，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假设H1a、H1b和H1c得到验证。这表明“三同时”项目环保投资、排污费征收额以及公众环境投诉数越高，企业单位能耗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就越多，而且从其系数大小看，激励型环境规制效果最优，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次之，命令型环境规制效果最弱。出现上述情况的可能原因是三种环境规制的实施力度加深增强了企业绿色创新的外部约束，有助于增加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积极性。但“三同时”环境规制政策已经得到长期贯彻执行，已使该政策制定之初所依据的技术标准在行业内得以消化，并内化为企业的行动准则，加之该政策的环境执行标准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导致该政策的执行效果有所减弱[22] [23] ，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企业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加之现代通信技术发展以及公众环保意识的加强，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主要靠市场激励和公众参与型手段而不是行政命令进行规制。
表2 环境规制、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回归结果
表2模型(4)为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回归结果。政府科技资助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不为0，这说明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其激励效应为0.261，即政府科技资助每增加1%，企业绿色创新就会相应的增加0.261%，假设H2得到验证[24]。此结果表明，政府科技资助有利于降低企业绿色创新研发成本和风险，能够刺激企业进行更多的研发投入，并引导企业进行工艺改造，从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刚来家里，连口热茶都没喝，就忙着到地里干活，真是怪不好意思的！”一师四团十五连结亲户吐来克·布萨克与一师医院管永虎副院长一边往屋里走一边不停地说道。
为验证前文提出的关于政府科技资助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在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的基础上依次加入政府科技资助与三种环境规制类型的交互项。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对政府科技资助、环境规制以及政府科技资助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进行了中心化处理，从而得到表2的模型(5)、模型(6)和模型(7)。需要说明的是，政府科技资助、命令型环境规制、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主效应符号大小、方向和显著性与否在调节作用中是不重要的，即不影响调节作用检验结果。从回归结果看，政府科技资助与命令型、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35、0.052和0.018，均在5%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假设H3a、H3b和H3c得到验证。这说明在单独考虑环境规制和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时，三种环境规制类型和政府科技资助均能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激励效应，若考虑政府科技资助与环境规制政策的协同作用，政府科技资助能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显现。
即使我以身犯险，冲上去，凭我这点力气能抓住她吗?如果我明知自己太弱帮不上忙，还努力去帮她，这值不值得呢?
表3 政府科技资助调节效应的传导路径回归结果
除了环境规制、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重要影响以外，其它一些控制变量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在表2模型(1)至模型(7)中的回归系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各自的系数变化不大，结果比较稳定。这说明，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国际贸易的日益频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为我国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以及先进管理经验，对国内产生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直接推动了我国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活动提高了企业绿色工艺技术和设备的水平，为企业通过绿色创新方式积累了更高的利润收益，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我国企业绿色创新水平[25]。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在表2模型(1)至(7)中的回归系数也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各自的系数变化也不大，结果也比较稳定。以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表示的产业结构本质是“后工业化”的基本趋势，偏向于服务化的产业结构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可以有效地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26]；以每10万人口在校大学生表征的人力资本，其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越高，就越有更大的潜力进行绿色创新活动，从而也越有益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三） 政府科技资助调节效应的传导路径分析
前文研究表明，政府科技资助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政府科技资助越强，三种环境规制类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效应越强。那么，政府科技资助是通过何种路径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呢？理论上讲，政府科技资助除了直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外，还可以通过影响企业R&D投入，进而间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借鉴苏昕和周升师[27]的检验方法，采用带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分析政府科技资助调节效应的传导路径。表3模型(8)和模型(11)验证了政府科技资助调节命令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的传导路径。模型(8)中政府科技资助与命令型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企业R&D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模型(11)中企业R&D投入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正向影响，据此可以判定，企业R&D投入中介了政府科技资助的调节效应，即政府科技资助通过影响企业R&D投入间接地影响了命令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同理，由模型(9)和模型(12)以及模型(10)和模型(13)，亦可判定政府科技资助同样可以通过影响企业R&D投入间接影响了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从而假设H3d、H3e和H3f得到验证。
播种架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机器前进的同时，施肥开沟器开沟，地轮转动并通过链轮、链条驱动排肥轴转动，排肥盒排下的肥料通过排肥管施到土壤中；同时，另一组链轮带动播种架上升运轮转动，使缠绕在两上下升运轮之间的带有钢制舀勺的取种带随之也转动，钢制舀勺便逐个连续从种箱中舀取种薯并运送至取种带最高位置，此时种勺翻转90°后将薯种倾在同列安装的前一个勺的外底面；当此“前一个勺”运动到取种带最低位置时，将薯种从播种架槽板中脱出后落入种植沟内，从而实现了种子的种植；随后圆盘覆土(或犁铧覆土起垄)，镇压轮将土壤压实，完成播种作业。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我国2009～2017年30个省域单元（不含西藏、香港、澳门以及台湾）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随机效应回归模型探讨了环境规制、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得到的主要结论与启示如下。
1.三种环境规制类型对企业绿色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作用效果有所差异。激励型环境规制效果最优，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次之，命令型环境规制效果最弱。据此启示：继续加强以“三同时”项目环保投资为表征的命令型环境规制执法力度，设置灵活多样的环境标准体系，最大限度发挥其“源头治理”效果。尤其要加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政策执行力度，在排污费到环保税的过渡期间，要全方位分析环保税执行效果，为进一步扩大环保税征收范围、设置最优环保税税率标准提供依据。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加强环保宣传，提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建立多渠道的举报平台，健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监督机制、信息公开机制、保密机制以及奖励机制等，使公众更加积极地监督企业的污染行为。
2.政府科技资助除了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激励效应外，还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该调节作用发挥的重要路径是通过企业R&D投入实现的。由此可知：政府未来应将环境规制政策与科技资助政策进行深度融合，一方面，继续执行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充分发挥其对环境保护的硬性约束作用；另一方面，持续加大企业科技资助强度，减轻企业绿色研发负担，释放其激励效应和杠杆效应，刺激企业进行更多的R&D投入，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两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协同促进作用[28]。
3.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对我国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现行经济条件下并不成立。据此，未来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力度，同时注重招商引资质量，优先考虑高技术、低能耗、低污染外商投资项目，另外，还要充分发挥国际贸易壁垒的逆向选择倒逼机制迫使国内企业加大R&D投入进行绿色工艺和绿色产品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的整体绿色创新水平。以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表征的产业结构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表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利于我国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应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人力资本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就要求政府应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重点提升劳动者的专业素质、创新精神以及环保素养，凸显人力资本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智力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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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Govern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bsidies on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
LIU Ming-gua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of widesprea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govern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bsidies in our country,the paper selects China's 30 provinces in 2009-2017 panel data,respectively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three typ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focuses on govern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bsidies influencing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 and its adjustment effect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ree typ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ncentive effect on green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In addition to the significant positive direct incentive effect of govern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bsidies on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it also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The moderating role is realized through enterprise R&D input.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nternational Trade,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human capital all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green innovation.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bsidies;Green innovation;Moderating effect
【基金项目】 广东省大创计划项目“强制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S201910574112）；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广东与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技术创新协同模式及其机制研究”（2017A030303073）。
【作者简介】 刘明广，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科技创新管理。
（责任编辑：路辉）
标签：环境规制论文; 科技资助论文; 绿色创新论文; 调节效应论文;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