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届十中全会并非标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系统化理论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级斗争论文,全会论文,标志论文,错误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从何时形成系统化、理论化，乃是学科教学和学科研究中都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对此，学术界目前尚有争论。一些中共党史教科书和论著都认为，八届十中全会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已经系统化、理论化，甚至有人还认为这次全会”进一步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观点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依笔者看来，这已逾出了是否可以这样“表述”的范围，而是是否可以如此“结论”的问题了。此结论，值得商榷。
所谓系统化，是指相同或相类的事物按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而理论化，则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虽然党和毛泽东不是有意识地使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组合成为一个整体，但这一理论在1957年萌生后，便呈现出梯级形式逐步发展。其中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1959年庐山会议、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是这一理论的几个关节点，倘若说八大二次会议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开始产生的话，那么庐山会议是发展，而八届十中全会则是个飞跃。这时，毛泽东在对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阐述的同时，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扩大到党内上层，认为在党内、在上层出了修正主义。因此，尖锐地提出“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八届十中全会并非标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已经系统化、理论化了，更谈不上“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了。因为在这次全会上，党内对这一理论认识尚未臻至系统化的理性认识程度，全会之后，这一理论也并未终止它的发展；相反，各种促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因素还在充分积累。
正因如此，我们只能结论为：八届十中全会只是标志着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干扰的一个“发展阶段”，而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及其会议通过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方可言为我国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理论达到了“系统化理论化”程度。
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制定的《二十三条》，仍然把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此外，《二十三条》还提出两个新的错误概念：一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规定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二是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次会议接受并通过了这个论断。
从八届十中全会到196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近两年的时间，确切些说，从1963年夏季以后，就把意识形态包括一切文化领域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分歧意见，都作为阶级斗争来看待和检验了，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则是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在相当大范围内的一次实践。在实践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三个文件，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发展到“系统化理论化”程度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表现如下。
第一，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八届十中全会指出：“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1963年5月党中央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在重申了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论断后，列举了阶级斗争的九种表现形式，指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特别强调敌情的严重性，说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猖狂向我们进攻，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已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某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把敌情的严重性提到全国面临反革命复辟的政治危机的程度。同年9月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不仅肯定了这些观点，还进一步说：“现在，敌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方法，更加狡猾了”，他们“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斗争”。《二十三条》指出：“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其实，六十年代前期我国并未出现那样局面，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全国人民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充满信心的，特别是国民经济由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得到迅速的恢复，形势是好的。但不可否认，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分子反攻倒算，或拉扰腐蚀干部，或混进基层领导政权现象是有的，可数量很少。估计只占地富分子的1%左右。况且这1%被孤立、分散在全国广大的范围，与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相差十分悬殊。
第二，对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的分析越来越偏。经毛泽东审定和改写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前十条》阐述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理论观点。并且明确指出：“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政策的决定，就是从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出发的。”因而，强调开展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即“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还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而《后十条》就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问题，到《二十三条》则更进一步把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概括为建国以来我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并且认为，如果忘记了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那么“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很显然，这一理论违背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阶级状况的分析和主要矛盾的正确提法。
第三，斗争的矛头越来越指向党内。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扩大到党内上层。指出：“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思想倾向。1959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胜利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进攻。”毛泽东在全会上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都主要是批评党中央一些同志的。在《前十条》还只是笼统地讲“被推翻的反动阶级”，“破坏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后十条》就提到阶级敌人的“代理人和保护人”。到了《二十三条》则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并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存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样，就使运动的斗争对象由抽象到具体，由党外到党内，由基层到中央。“重点整走资派”，是八届十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更“左”的错误观点。
第四，矛盾性质越来越混淆。八届十中全会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的批判，打击了1960年以来逐步恢复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扼杀了初露端倪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其它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方式，使正在深入的调整工作怯步难进，已经出现的比较谐调民主的内部关系再次受到干扰。毛泽东把党内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看法和做法，看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甚至认为这就是在党内、在上层出现了修正主义。《前十条》讲“农村的四清运动，同正在进行的城市中的‘五反’运动一样，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这两个运动的完成和胜利，必定会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大地推进一步。”《二十三条》更明确指出运动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认为这种提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其实，四清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文件只强调四清运动所要解决的矛盾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样就很容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不属于敌我矛盾看成敌我矛盾，把非阶级矛盾看成阶级矛盾。
应该说，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步步发展与实践过程，是与我国六十年代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历史条件直接相联系的。即这时，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使阶级斗争扩大化迅速发展的结构。这种结构派生出扩大化错误的自我放大机制，从中央到地方领导机关的逐层放大机制，理论与实践的互补机制。这些机制的交互作用，便形成一个更大、更复杂的循环圈，使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既然位临于这种趋势之下，八届十中全会之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向着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发展，也就毫无疑义了。
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国各省、市都先后召开了工作会议，传达和贯彻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分析阶级斗争状况，研究和布置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社教运动是在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指导下进行的，直接指导社教运动的文件也是依据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论断，《后十条》从阶级斗争理论的变化来看，基本思想仍是沿袭《前十条》，《二十三条》则对《前十条》和《后十条》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又作了总结性的阐述和发挥。因此，可以说，这三个文件恰如其分地消化和发展了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它们之间已紧密地胶合在一起。至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结束，《二十三条》下达后，反映我国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内容的，即对阶级斗争形势、斗争对象、主要矛盾，以及矛盾性质的认定，基本上明确了。所以说，这次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及其制定的《二十三条》，标志着我国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理论业已系统化、理论化了。
理论指导着行动。《二十三条》下达后，全国农村社教运动就大规模开展起来。到1965年底，全国已有近200万干部在大约三分之一的县里参加社教。城市社教运动亦是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至于它的作用在此不必赘述。社教运动，在实践中又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都看成阶级斗争，发生了扩大化的编差。与此同时，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名批判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这种错误的批判，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围而变成了政治批判，并演变为社会性的群众政治运动。社教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里错误的政治批判表明，我国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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