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党论文,述评论文,欧洲论文,英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保守党对欧一体化政策的演变
本文阐述保守党对欧洲一体化的政策，将遵循两条基本线索：一是以保守党领袖为核心的保守党领导层所代表的该党正式、公开的对欧一体化政策，二是保守党内与前者相异的个人、组织和派别对欧一体化的意见和态度。
(1)欧洲孤立时期(1951-1961)
该时期，保守党反对这样一个观念，该观念认为英国应该参加以欧洲煤钢共同体(1951)，欧洲防务共同体(1954)和欧洲经济共同体(1957)为代表的欧洲一体化潮流。
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创立之前，对于欧洲一体化，邱吉尔、艾登等保守党领导层持既不支持，亦不反对的“旁观”政策。他们承认英国是一个欧洲国家，与欧洲有割不断的联系，但更加强调本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不能受西欧超国家性质联合的束缚。
西欧六国创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行动，直接危及英国的自由贸易和经济利益，保守党难以处变不惊。从1958年起，麦克米伦着手建立欧洲自由贸易区，准备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税同盟政策对抗。1960年5月，英国、瑞典、挪威、丹麦、奥地利、瑞士和葡萄牙等七国建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西欧分裂为六国和七国对抗的局面。
50年代初，欧洲一体化进程启动，进入5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欧洲联合势头日渐强大，对保守党的欧洲政策产生一定压力，保守党内部开始就欧洲一体化对英国的影响进行反思，强硬立场出现松动。1956年，保守党的两名后座议员谈到孤立于欧洲的危险；不久，保守党的主要思想库——The Bow Group对英国加入欧洲一体化的想法给予积极支持，同时，一些年青的保守党议员开始在下院寻求对此想法的议会支持。（注：Peter Morris,'The British Conservative Party'In John Gaffney(ed),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Routledge,1996)pp125-126.）
(2)欧洲建设时期(1961-1985)
该时期可划分两个阶段。
第一、参加欧洲建设的愿望——努力争取欧共体成员资格(1961-1975)。
面对欧洲一体化影响的扩大，同时无奈于英国世界大国地位的衰落，保守党在参加欧洲建设得大于失的诱惑下被迫作出现实主义的选择。这一时期，英国政府为获得欧共体成员资格进行了三次申请，在是否继续留在欧共体内问题上进行了一次全民公决。保守党政府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三次申请，同时保守党给工党政府反映保守党意愿的欧洲政策以支持。
1973年，希思保守党政府在第三次申请中获得成功，与丹麦、爱尔兰一起成为欧共体成员，这是此届保守党政府唯一一次引以为豪的政策成功。1975年，工党政府修改英国加入欧共体条件，只有八名保守党议员投票反对；在这之后进行的关于英国是否应继续留在欧共体内的全民公决中，85%的保守党选民支持英国保留欧共体成员的资格。（注：Ibid,p129.）
60年代初保守党启动的亲欧努力并非一个“自然”(natural)的保守党问题，因而受到党内看重主权和崇尚帝国作用的右派分子的反对。最明显的反对来自比鄂布鲁克控制的传媒机构，一些保守党人士在责任心名义下组织起来的“反共同市场联盟”以及作为保守党内部反欧情绪极端化典型的鲍威尔。鲍威尔是保守党内有名的反欧人士和演说家，曾不惜用叛党来悍卫他所崇拜的保守党基本信仰，“议会主权原则”。
虽然这一时期保守党的亲欧努力在党内遇到困难，但由于有“政党忠诚”(party loyalty)的传统支持，同时辅之以手段的温和性，因此一般来说，保守党在欧洲政策上都能达成较为广泛的统一意见。
第二、参加欧洲建设的行动——“摩擦”与“融合”(1975-1985)。
英国不是欧共体的创始成员国，这使得促进欧洲一体化的某些规则难以完全体现英国意愿，有的甚至与英国的实际利益冲突较大。这种“迟到效应”带来的不利性使撒切尔保守党政府在英国加入欧洲一体化初期与欧共体其它成员冲突、摩擦较大。随着一些较为直接和突出的矛盾得以暂时解决和缓和，撒切尔保守党政府在欧洲一体化中的积极作用开始体现，合作大于冲突，融合占据主导地位。
加入欧共体初期，撒切尔保守党政府与共同体其它成员国的摩擦主要表现在欧共体预算分摊及与之相关的共同农业政策上。英国感到在预算上付出太多，而得到太少，因而对欧共体的预算和共同农业政策大为不满，并就此与欧共体其它成员国吵得不可开交，其中与法国的对立最为严重。直到1984年6月的欧共体枫丹白露会议，随着英国预算摊款份额减少，该问题才达成妥协。
英国与共同体成员国内部矛盾的缓和，为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中发挥积极作用创造了必要条件。枫丹白露会议是撒切尔保守党政府的欧洲政策由与其它成员国摩擦为主向融合为主转变的开始。此后，英国保守党政府积极投身于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建设性的“欧洲政党”形象得以体现。1985年，单一欧洲文件起草，保守党人，撒切尔政府前内阁成员科克菲尔德(Cockfield)是文件主要起草者。1986年，英国保守党政府与其它11个成员国签署《单一欧洲文件》，要求在1992年底把欧共体建设成一个货物、人员、资本、服务自由流通的统一大市场。这一时期，撒切尔保守党政府为统一大市场的建立，还在共同体内部表决制上作出让步，建设引进多数表决制，只是强调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可行使否决权。
这一时期，保守党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基本能达成广泛内部一致。
(3)疑欧与反欧时期(1986-1999)
该时期根据保守党最高领导层的变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撒切尔的“不，不，不”(No,No,No)政策(1986-1990)。
欧洲一体化进入80年代后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到新阶段，带动政治与社会一体化，与成员国主权的摩擦加深，欧洲一体化的方向之争露头，呈愈演愈烈之势。撒切尔保守党政府坚持欧洲统一大市场必须建立在独立主权国家自由合作的基础上，而欧洲联邦主义者却支持超国家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在共同主权基础上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深化。
英国保守党政府与欧共体其它成员国对欧洲一体化的范围、方向之争在带有强烈民族情绪的撒切尔夫人和以德洛尔为首的欧洲联邦主义者之间展开。德洛尔是欧共体委员会主席，他准备发起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推动欧洲统一大市场，并建议将一个“社会领域”纳入大市场，在这个“社会福利欧洲”里，社会权利将被保证，同时赋予工人及其代表在公司各委员会的代表权，提高工会地位。这种“德洛尔”模式对于撒切尔夫人来说，是“对社会主义的支持”，是“通向联邦主义的传送带”，不仅严重损害国家主权，同时等于在欧洲给国内的政治宿敌工党及其工会支持者开了绿灯。因此，撒切尔夫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1988年9月，她在著名的布鲁日演说中提出五项指导原则来确保欧洲未来的成功：一、独立主权国家间自愿、积极的合作是欧共体建设的最佳途径；二、欧共体政策必须以实践可行的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特别是共同农业政策；三、鼓励自由经济的发展，减少中央计划和国家控制；四、欧共体不应该实施贸易保守主义；五、欧洲必须继续通过北约来保持防务”。（注：See Margret Thatcher,'The European family of nations'in Martin Holmes(ed),The Eurosceptical Reader,(ST.Martin's press Inc,1996),pp88-96.）1990年10月30日，撒切尔夫人在欧洲货币联盟罗马首脑会议后对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发出“不、不、不”宣言。撒切尔夫人在欧洲一体化上的强硬立场引发了政府危机，保守党被迫举行内部信任投票。11月20日撒切尔以微弱的差距未能获得必需的多数，11月22日辞去首相职务下台。
这一时期，保守党内部在对欧洲一体化政策上出现以“内阁分裂”为主要特征严重不和。1986年，撒切尔夫人的内阁大臣汉斯尔庭在挽救西部直升机公司问题上与撒切尔唱反调，赞成一个欧洲支持的计划，反对由美国支持的方案，并因此辞职，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以及财政大臣劳森认为撒切尔夫人教条性地处理民族主权问题，对英国在欧洲的利益来说失大于得，不满情绪日益明显。杰弗里·豪认为“一个国家通过分配它一部分主权给一个更广泛，更权威的个体，可以增强自身实力”。（注：Phlip lynch,'British policy towards Europe,'In philippe Barbour(ed),The European Union Handbook(FitzroyDcarborh publishers,1996)p67.）因此，英国应关心有效影响，而非零数主权，积极参加欧洲货币联盟。劳森虽然也站在撒切尔夫人在主权立场上反对欧洲货币联盟，但他的立场相对灵活，认为应通过间接方式，即参加欧洲汇率机制，扩大英国影响力，从内部减缓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从而达到与撒切尔夫人相同的目的。通过“马德里伏击战”，杰弗里·豪和劳森以辞职相威胁，逼迫撒切尔夫人在1989年同意为加入欧洲交换机制作准备。这之后，撒切尔夫人将杰弗里·豪从外交大臣位置上移走，劳森则因不同意撒切尔夫人经济顾问提出的反欧洲货币体系的观点而辞职。相反，撒切尔夫人内阁中的欧洲怀疑主义者，她在内阁中最亲密的盟友雷德利则是由于不满德、法在欧洲一体化中的核心作用而于1990年辞职。他说，“德国准备接管欧洲……而法国则像卷毛狮子狗一样尾随其后”。（注：Ibid,p68.）1990年11月1日，杰弗里·豪辞职，并于11月13日在下院发表言辞激烈的辞职演说，攻击撒切尔的反欧立场。
另外，保守党内部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的不和，还在撒切尔夫人与两位保守党欧共体委员会委员的矛盾中再现。这两名保守党委员是1985-1989年的科克菲尔德和1989-1994年的布里坦。科克菲尔德曾为1986年《欧洲单一文件》的出台作出贡献，但在欧洲统一大市场准备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忽视政治中的一些大问题—宪法规定的主权，民族情绪和自由的促进”（注：Thatcher,M.The downing Street Years,Harper Collins,1993,p547.）激怒了撒切尔夫人，她拒绝提名科克菲尔德第二次出任欧共体委员会委员。布里坦曾担任过撒切尔夫人的内阁部长，在1989年被撒切尔夫人任命为英国派往欧共体委员会代表，在委员会任副主席，负责竞争政策与金融机构，他的职位使他在欧洲统一大市场工作中起到了中心作用，引发了他与撒切尔的摩擦。
在这里，当我们关注保守党疑欧、反欧倾向的发展时，应注意该倾向的走势与工党的欧洲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保守党内部疑欧、反欧与亲欧之争为工党的政策变动提供了活动的政治空间，工党这时的欧洲政策正在改变，趁机占据保守党退出的欧洲空间，同时想方设法渗透，扩张新空间，保守党面对工党的“新欧洲主义”，出于敌对政治的考虑，意欲在工党与自己的欧洲政策之间划出一道“清晰的蓝水”(clear blue water)，同时有感于疑欧、反欧派压力，从此开始在欧洲问题上一步步向疑欧、反欧方向退却。
第二、梅杰的两难选择(1990-1997)
这一时期，梅杰保守党政府的欧洲一体化政策虽有所进展，但由于党内的疑欧、反欧情绪日趋严重，最终将保守党的政策选择拖入了双重速度的欧洲一体化的“慢车道”。
梅杰的保守党政府在欧洲一体化上较为积极的政策取向体现在它的前期活动中。第一，坚持巩固货币的欧洲汇率机制成员地位；第二，与欧共体谈判马约，并倾注全力使之在下院通过。但是，这两项政策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阻力重重。1992年9月16日，“黑色星期二”引发的金融危机迫使英国货币退出欧洲交换机制。而梅杰保守党政策签署马约是以两个例外选择为前提的，英国可以不受社会宪章的约束，英国未来议会能够决定货币联盟的条件和时间。这都为梅杰保守党政府后期政策的保守、消极性埋下了伏笔。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继续向前发展，梅杰保守党政府在欧洲一体化政策上的局限性开始明显暴露。1994年9月，梅杰在荷兰雷登大学就英国的欧洲政策发表演说，攻击欧洲联邦主义，指出欧洲的基本单位是民族国家，成员国有权自由加入或不加入一体化过程的任何部分。1996年3月，评审马约的欧盟政府间会议开幕，英国在很多问题上的不妥协立场使会议陷入僵局，在欧盟中地位极度孤立。梅杰的只顾一国利益，不顾欧盟整体利益的立场使保守党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政策陷入瘫痪状态。
梅杰时期保守党对欧洲一体化政策上的内部分歧，逐渐上升成为党内最重要的原则之争，这使得梅杰最终陷入有权力而无权威的“政党管理”(party management)困境。保守党传统上看，并不是一个派别性政党，内部分歧往往不是严重的立场之争，解决起来也相对容易。但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向前发展使欧洲一体化成为与英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地位相关的重大战略问题，从而引发了“欧洲派”和“疑欧派”的空前对立。“欧洲派”以克拉克、汉斯尔庭等为代表，“疑欧派”则以撒切尔夫人、泰比特等为领袖。
梅杰政府初期，为实现使英国处在“欧洲中心”愿望，他的政策倾向于“欧洲派”。这激起了“疑欧派”的不满，在批准马约时与政府作对，大行“造反”之事。1992年大选后保守党在下院中只占有少量多数，加之荷兰的第一次马约全民公决的影响以及工党对马约部分内容的反对，保守党“疑欧”议员的“造反”行动使梅杰保守党政府的欧洲政策陷入严重危机，迫不得已只能通过“信任投票”这个最大的赌注强行通过马约。
虽然梅杰通过“信任投票”迫使“反欧”保守党议员通过压制自己的原则作出让步，但这已接近党内“反欧”派对欧洲一体化容忍的极限。马约通过后，这种被压制的“反欧”情绪开始反弹。1994年11月，8名保守党议员在欧盟预算摊款上投票反对政府之后，为了有效搁置对议会保守党的服从，辞去党内领导职务。这之后，又有一名议员主动辞去党内领导职务。虽然这些造反者在1995年4月恢复了党内职务，但他们并未保证在欧盟问题上给政府进一步支持。显然，梅杰为了确保党内团结被迫开始向“疑欧”让步。接着，梅杰威胁要否决进一步的欧洲一体化，并派戴维德·戴维斯、斯戴芬·华这两个著名的疑欧人士分别担任1996年政府间会议代表和欧盟特使。在“疑欧主义”得到一定补偿后，党内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分歧与斗争有所缓和。这种表面上的团结一直持续到1997年大选。
第三、黑格的疑欧立场(1997-1999)
随着梅杰在大选中下台，保守党内部的欧洲怀疑派代表人物黑格通过竞争投票击败“欧洲热情派”代表克拉克成为保守党新领袖，保守党对欧洲一体化的政策继续向欧洲怀疑方向前进。黑格倡导对阿姆斯特丹条约投反对票，甚至提出对阿姆斯特丹条约进行全民公决这样一个似乎并不可能的事情。与梅杰在欧洲货币联盟上所采取的“等待与观望”或“谈判与决定”的政策相比，黑格的立场和态度更明确，他明确表示从现在起的两届议会将不会考虑单一货币的可能性，这等于划出10年期限与欧洲货币联盟相隔离。
在保守党领导层的人事安排问题上，黑格作出有利于欧洲怀疑派的安排。在他的影子内阁中，皮特里尼、杰瑞德伍德、麦克霍华德克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在与“欧洲热情派”的关系上，黑格采取了强硬态度。他公开拒绝与克拉克、汉斯尔庭这些批评他欧洲政策的前内阁部长们进行交往，对卡瑞和特瑞从前座议员位置退出，他也视若无睹，并不加以劝阻。他说“如果他们的确与整个党有不一致，辞职是个较好选择，比将这些不一致掩盖起来要强。我宁愿他们辞了，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团结的队伍，这样我们就将以一个明确的信息传递给整个国家。”（注：Martin Holmes,'The Conservative party and Europe:From Major to Hague',Political Quarterly,volume69,Number2.April-June,1998,p136.）
黑格目前的欧洲政策基本上反映了党内的主流情绪，他本人也初步树立起了在党内的权威形象。而且，保守党议会党团中亲欧与疑欧力量的消长似乎也在日益向着有利于黑格政策实施的方向发展。因为对于议会中保守党的亲欧派来讲，“退休和替代的算术规则与他们是相对立的，只有1/4的疑欧议员是1979年前被选举的，而亲马约议员却有一半1979年前被选举。”（注：Hugh Berrigton and Rod Hague,'Europe,Thatherism and Traditionalism:Opinion,Rebellion and The Mastricht Treaty in the Backbench Conserratice Party',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ume21,Numberl,January 1998,p67.）
二、阻碍保守党积极参加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症结
从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的演变中，我们发现，虽然其间一段时间，英国保守党因为“建设性的欧洲主义”，突出表现在对欧洲统一大市场的杰出贡献，曾在国内赢得“欧洲党”之美誉。但是从整个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来审视英国保守党，它无疑在总体上采取的是一种与“联邦主义”的欧洲一体化大方向相摩擦、甚至相抗衡的疑欧政策。其症结何在？
英国保守党是一个有着长期历史传统的老党，其中的民族主义传统对于政党的欧洲政策有着深刻影响。英国保守党的民族主义传统突出表现在对“议会主权”的认同。“议会主权”是经过长久历史延续下来的，保守党的核心价值信仰原则，即通过“议会主权”的存在来认同民族国家主权。与强调民族权力的“议会主权”相比，欧洲一体化离不开超国家权力机构的推动。而且，随着一体化向更宽范围、更深层次的扩展和渗透，对超国家权力的要求越来越大，这产生了对作为民族国家的各成员国让度更多国家主权的必然要求。这使得以“议会主义”为特征的民族国家主权同以“超国家权力”为特征的联邦主义间冲突在一体化过程中愈演愈烈，外化为保守党对欧一体化政策的艰难曲折性。
虽然英国保守党对“议会主义”有着深深的笃信，但它又是一个具有强烈实用主义倾向的政党，所以对欧洲一体化并不一味排斥。保守党长期以来“重实践，轻理论”，十分关注权力的取得和自身的政治存在，理论往往服务于现实政治需要，理论僵化现象在党内较为少见。保守党在理论问题上采取的兼容态度，从某方面反映了它在英国政坛长盛不衰的奥秘所在。但是，英国保守党的实用主义的应用也是有一定范围和深度的，不可能一味实用而失去自己的基本信仰。在欧洲一体化初期，英国保守党的实用主义倾向得到了最明显的展示，当时国家实力衰落，国际地位下降，英国保守党从现实利益考虑，暂时将对超国家权力的反感放在第二位，参加欧洲一体化。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欧洲一体化的超国家性质并不很深，很多方面依靠成员国政府间的自由合作，因而保守党对超国家主权的反感处在尚可忍耐的范围内。但随着一体化加深，欧洲一体化的这种双重机制日益向联邦形态发展，民族国家主权的受腐蚀度达到国家主权核心，危及保守党对“议会主权”的基本信仰。最终，保守党内长期积压的对超国家权力的不满达到或接近忍耐极限，通过党内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表现而来。
英国几位研究保守党与欧洲一体化关系的著名政治历史学家认为，保守党各派在对欧洲一体化政策问题上有原则性分歧，这在保守党内部造成了二维意识形态划分，即民族主权／相互依存与大政府／小政府的划分。（注：D.Baker,A.Gamble and S.Ludlam'1846...1906...1996:Conservative Split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PoliticalQuarterly,Vo.163,No.4,1993,p426.）
根据这种二维意识形态划分，有学者将保守党在欧洲问题上的分裂进行扩展分析，具体划分三大派：撒切尔民族主义者，新自由融合主义者，以及干涉融合主义者。
撒切尔民族主义者代表了反欧的主体，他们支持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地位，单一欧洲文件，但反对欧洲货币联盟。他们认为1988年之后的欧洲一体化威胁到他们在国内实施撒切尔主义政策，欧洲干涉政策与他们所鼓励的对市场上的供给方实行“放松控制”是相背离。他们认为，欧洲货币联盟是对英国民族国家的民族独立威胁，因为货币政策和发行全国货币与民族和民族主权是融合在一起的，这样单一货币实际上就是一个有政治动机的项目。他们对一个联邦欧洲的反对还在于他们害怕这将会切断他们所一直追循的与美国的关系。
新自由融合主义者主要是由从撒切尔主义集团脱离出来的保守党组成。他们被描述成欧洲货币主义的信仰者，认为欧洲货币联盟是对欧洲经济相互依赖必然反映，能够促进自由市场的形成，而不是一种威胁。同时，如果留在单一货币之外将影响英国捍卫自己基本利益的能力。他们认为，欧洲货币联盟只是一个经济联盟，并非通向政治联盟的桥梁。他们反对在经济上的国家控制，反对加入马约的“社会宪章”部分，对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持怀疑态度，认为欧洲终将建立自己的防务体系。
干涉融合主义者主要由国内反对撒切尔政策的保守人士成长而来。作为干涉主义者，他们不同程度地支持欧洲一体化，把欧洲看作实现他们政治意愿的一个良好途径。
另外，在承认保守党对民族主权的政治信仰是阻碍其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的症结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在欧洲之上的权力之争是保守党对欧洲一体化采取消极态度的非价值利益因素。从参加欧洲一体化的初始，英国保守党就怀有一种按自己意愿影响一体化发展的想法，而且从未放弃过该想法。保守党的这种意愿，一方面指的是将一体化限制在以经济为主要内容，以民族国家的自由合作为主要运作机制的范围内，保证民族国家主权的基本完整性，维护保守党的基本价值观；另一方面，则是要代表英国，这个具有大国传统的国家在欧洲一体化中谋取更多权力。而在这场权力之争中，英国保守党充其量只是争取到了一个第三大国的地位，这对于长期在国内以大党自居的保守党来说，难以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