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和解的中美关系与“文化大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中美关系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来说，外交与内政，内政是主导；外交受制于内政，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但在一定条件下，外交的是与非、成与败，也能对内政起到相当大的反作用。人们稍加留意就可发现，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中美关系的冷与暖，与同期中国政局的阴与晴这两条曲线之间，有着相当的契合。显然，中美关系从敌视走向和解的进程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承认并且探究这种关系，无论是对研究中美关系及其正常化，还是研究“文化大革命”或是中国政治，都是必不可少的。本文试图从一个较少为人注意的角度，总结两者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以求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六十年代前期的中美关系与中国政局
（一）恶劣的中美关系对中国政局的影响
6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威胁、内政干涉、外交敌视、经济封锁和和平演变的企图有增无减。特别是美国以中国为潜在敌手，介入越南战争并使之不断升级，频繁侵犯中国的领海领空，直接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面对美国的严重威胁，中国除了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抗击美国可能的入侵，并从物资到人力毫无保留地支援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外，还频繁地发表声明和社论激烈地抨击美国，号召建立世界范围的反美统一战线。建国后，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公开发表声明，表明对世界事务态度的共有6次，都集中在1963-1970年这段时间，而且都是针对美国。这场宣传攻势火力之猛烈、持续之久，远远超过了抗美援朝时期。显然，无论对中国国家安全还是对全世界人民来说，这时的美国都是“最凶恶的敌人”（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10页。）。中国的严正立场和表现，被美国视为“好战”。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称：“中国是今天美国的主要敌人。”（注：李长久、施鲁佳：《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05页。）受中美关系的影响，60年代初中国的外部环境很恶劣。中苏国家关系破裂后，中国又被迫要与两个强敌同时对抗，这种环境对中国的大政方针产生了极大的不利影响。
在政治上，限制了中国对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探索。中国既不能从西方发达国家获取现代化的经验和技术，也越来越难以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帮助，不得不借用过去的群众运动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建设；恶劣的外部环境进一步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冷战思维，也进一步加重了对国内阶级斗争的错误判断。“左”倾思潮在封闭环境的催化下，在国内外主客观因素的交互反馈下泛滥成灾，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在经济上，被迫将经济建设的重心从实现现代化转向备战。1964年国家在研究“三五”计划时，指导思想最初是优先发展农业，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适当加强国防建设。不久，美国制造了北部湾事件，中国国防受到极大威胁。国家立即调整了指导思想，最后制定的“三五”计划“实质上是一个以国防大小三线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注：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9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5-316页。）。
在对外关系上，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发生了严重偏差，对外部的压力作出了过激反应。一方面，对爆发侵华战争和世界大战的估计越来越悲观，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另一方面，对世界革命的估计则越来越乐观，认为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之日，就是世界革命发生之时。基于以上认识，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便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变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本战略从和平外交变为号召世界革命，基本策略从联苏反美变为既反帝又反修，四面出击，打倒一切。让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之一。
（二）风紧云急的中国政局对中美关系的制约
美国在世界各地耀武扬威的同时，已开始感到力不从心。它逐步意识到，不能再长期无视中国作为一个拥有7亿人口的大国的存在，开始试探缓和中美关系。在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国明确告诉中方，绝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这一年，经济严重困难的中国在国际市场购买粮食。肯尼迪暗示，如果中共有意从美国购买，美国不是不可以考虑。中国予以反唇相稽。1963年11月，肯尼迪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称：“如果赤色中国人表明希望同美国、同它周围的国家和平共处，那么很明显，美国会重新估计它的政策。我们并不一味坚持一项敌视赤色中国的政策。”（注：李长久、施鲁佳：《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03页。）对此中国未予理会。在中苏关系破裂和中国拥有核武器以后，美国为了牵制中国，明显松动了对华政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明智。如在越南始终未敢对中国铤而走险，放松美国人到中国旅行的限制，还准备邀请中国参加裁军谈判。1966年初，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举行了对华政策听证会。不久，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公开提出了“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在1966年的第129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方又首次用“中国政府”来称呼谈判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美国摇动的橄榄枝，并没有引来中国多少回应。原因很显然，一是尚不具备改善双边关系的国际条件，二是两国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积怨甚深，双方缺乏必要的互谅互信，美国的试探只能被认为是以此为掩护发动侵华战争（注：熊志勇：《中国与美国——迈向新世纪的回顾》，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正如尼克松所说：“20年来，我们两国隔着一条敌视和猜疑的鸿沟彼此冷眼相看。”（注：冬梅：《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7-1981.7)，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三是当时的“左”倾思潮已支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正沉迷于“用人民战争战胜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世界革命”幻想，哪里还会理睬美国的橄榄枝。1965年1月，毛泽东会见斯诺时，斯诺问毛泽东，假如自己回国后美国总统约翰逊约见自己，你有什么口信要捎给他吗？毛泽东干脆地回答：“没有”（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54-555页。）。此时的中国对美国没有任何好感。
值得一提的是，整个60年代，甚至包括“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对美国没做任何出格的事，仍然只是“放空炮”，只不过声势更大。而作为当时两国唯一的对话渠道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一直持续到1968年初方告暂停。虽因主客观条件的缺乏，鸭绿江积雪尚无解冻的迹象，却再未增厚。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美关系与“文化大革命”
60年代后斯起，中美关系解冻，开始了正常化的漫长历程，并一度迅速升温。中国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推动，不只是为了打开外交新局面和解决台湾问题，更直接的原因是，希望通过改善外交局面，特别是中美关系，来稳定因“文化大革命”而导致动乱的国内政局，防止外敌趁火打劫。中美关系正常化给中国带来的收益，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显而易见的。
（一）中美关系解冻的客观原因
1.世界格局初现多极化。自60年代初起，西欧、日本迅速崛起；美国因核军备竞赛和越南战争的消耗，实力地位下降；苏联逐步打破美国的核优势，开始同美国争霸世界；第三世界开始崛起。到60年代末，世界政治格局从战后的东西方两极对峙、美强苏弱的局面，开始向多极并立和美苏争霸世界、苏攻美守的局面转化。
2.中苏矛盾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随着苏联加紧对外扩张，苏联不但在中苏边界，而且在中蒙边界不断增兵，加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苏矛盾迅速激化，边境冲突愈演愈烈，直至1969年中苏大战迫在眉睫，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从南方移到了北方。中美对抗虽然雷声依旧，中方调门更高，但雨点反倒渐小。中美关系对中国政局的负面作用在悄悄地减弱。1969年，中国得出了“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苏联威胁大于美国威胁的结论。（注：《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中央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3.美国急于改善中美关系。60年代以来，美国在与苏联争霸全球时越来越力不从心。为尽早结束越战，稳定国内局势，抗衡苏联，在来临的多极世界中占据战略主动，改善中美关系成为美国国家利益的当务之急。尼克松刚一入主白宫，就立即开始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并一再表示要改善中美关系。中苏两国首脑北京会晤后，美国担心中苏先行缓和而使自己陷于战略被动，加快了对华和解的步伐，在客观上也遏制了苏联对华的侵略野心。
4.美国杰出的政治家积极推动中美和解。早在1968年下半年，焦头烂额的美国约翰逊政府已作出愿“谋求同大陆（中国）建立较正常的关系”（注：李长久、施鲁佳：《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08页。）的表示，怎奈任期届满，好事只能待后人去成。尼克松以战略家的远见敢为人先，1969-1973年，即在他入主白宫并获连任期间，在另一位杰出政治家基辛格的协助下，先是屡屡主动试探，继而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颇有些“只争朝夕”，连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陈毅都为此深感意外。因为尼克松的愿望和行动，居然要比陈毅1969年大胆提出的改善中美关系的设想更“不合常规”（注：《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中央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正是这5年间，积存近20年的鸭绿江冰雪终于开始融化，中美两国关系得到了大踏步的改善，甚至一度建交在望。后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下台，美国对华政策随即畏缩不前，中美建交之事只能一拖再拖，从反面说明了这一因素的决定性作用。
（二）中美关系解冻的主观因素
1.中国为自身安全计，急需调整内外政策。1966-19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中国最混乱、最危险的时期。极左派控制政局，“天下大乱”，经济滑坡，周恩来几乎是独自苦撑危局。内乱祸及外交，中国与已建交的多一半国家都发生了外交纠纷，毛泽东叹道：“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注：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连载一），《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与此同时，中国被世界两个头号强国南北夹攻，苏联不但在中苏边界剑拔弩张，还扬言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甚至一度要联美对付中国。内政不稳又逢强敌压境，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前所未有地严峻，急需调整内外政策。而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扭转两强夹攻、四面树敌的被动外交局面。这不但能立即缓解国家安全形势，还能给国内局势带来相当的正面影响。1969年周恩来在与苏联领导人柯西金会晤时说：“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注：《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页。）。1971年7月，周恩来“私下告诉基辛格，只有打破中国坚牢的孤立状态，才能停止‘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注：[美]舒尔茨辛格：《外交博士基辛格》，任东来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这些表述折射出国内局势的紧张和对改善外交局面的迫切要求。当年法国的政治家、文学家马尔罗曾对尼克松说，中国改善中美关系的举动“是它国内需要的反映”（注：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三册，杨静予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前苏联著名学者齐赫文斯基也认为：周恩来在中美缓和中所起的作用，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以巨大的破坏而急需外援。（注：《业绩·方略·情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2.外交领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左”害相对较轻。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家外交大权一度旁落，出现了“三砸一烧”一类的恶性事件，但在毛泽东的有力干预下，外交工作中的无政府状态和极左思潮从1967年底起就开始受到有效抑制，周恩来又重掌外事大权。从这时起直到1974年，周恩来经常严厉批评外事工作中的极左风气，尽力排除林、江等人的干扰，次数之多，言辞之厉，持续之久，为其他部门少见。外事工作的正常秩序在1968年就逐步得到了恢复，这在国务院各部门中是较早的。所以早在1969年5月，中国就与受美国影响很大的加拿大开始建交谈判，并在1970年10月与这个西方大国正式建交，又一次极大地打破了美国对中国的封锁，推动了中国重返联合国。1969年，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也开始正常化（注：《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页。）。所以，相对于当时的其他领域来说，对外交政策的调整更为可行，更易见效。这对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3.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众所周知，毛泽东与林彪的矛盾是在中共九大后尖锐起来的。但在中共九大之前，他们在国际问题上的分歧已有所表现。1969年初，中共九大召开在即。毛泽东不满意陈伯达主笔的九大政治报告底稿，采取了由其他人起草的底稿，亲笔修改后，要林彪在九大上宣读，林彪对此颇为不满。（注：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7页。）这期间，毛泽东先后三次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注：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连载一），《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当时，中共九大报告已就国际问题作了长篇论述（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用于谴责苏联的篇幅要几倍于抨击美国的篇幅），但毛泽东认为仍有再研究的必要，周恩来也要四位老帅不要有框框。四位老帅经过多次讨论，认为中苏战争一时不会发生，建议党中央利用美苏矛盾，举行中美高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与此同时，以黄永胜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却认定中苏战争必然爆发。林彪于9月27日提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10月18日，又发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苏军美军也随即在全球各地进入戒备状态，世界大战似乎爆发在即。但是最终毛泽东采纳了前者的建议，提出了“联美抗苏”的中国外交新战略。
美国对中国内部在中美关系上的分歧早已有所了解，非常担心在两国接近中会节外生枝。有鉴于此，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让出访的符浩在巴黎专门向负责中美秘密接触渠道的黄震传达事件内情，目的是通过黄震给美国以暗示：林彪事件不会影响中美关系（注：符浩：《“九一三”事件补遗》，《炎黄子孙》1988年创刊号。）。林彪的自我爆炸，至少在两方面推动了中美关系：一是削弱了决策层中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反对意见；林彪集团被消除，江青集团作贼心虚，言行一时也有所收敛。二是周恩来趁机掌握全局，全面纠“左”，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了更适宜的国内环境。
4.国内局势趋于相对稳定。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努力干预，另一方面是中共九大的召开，1969年后国内的动乱局面有所缓解，各项工作的秩序有所恢复。九大后，召开四届人大、重建政府被提上日程；本年国务院重新恢复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经济指标停止滑被并明显上升；大中小学复课；我国的对外交往也开始恢复。尤其是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政，全面纠“左”，内乱明显减轻，有助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腾出更多的精力关注国际问题，改善中美关系。因而出现了1969-1973年间“左”害稍缓之时，中美关系得以解冻并开始正常化的巧合。引人注意的是，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尽可能减少正灸手可热的林彪、江青一伙参与有关的活动。在北京机场欢迎尼克松首次访华的中方要员中，没有一个江青集团骨干的身影。江青等人不甘寂寞，寻找一切机会表现自己。他们极力反对“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注：宫力：《跨越鸿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0-161页。），刁难为尼克松来访打前站的黑格，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严厉批评。1973年基辛格两次访华，毛泽东两次都向基辛格提醒：“必须提防中国的女人。”（注：基辛格：《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张声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一册第87页，第二册第335页。）但是1974年，江青趁周恩来受到毛泽东的错误批评之机，染指外事工作，制造了“蜗牛事件”，干扰了中美经济交流。
5.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杰出贡献。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一生都对国际战略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邃的见解，年逾古稀，还在阅读英文资料，借阅美国的史书。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中，他仍能较清醒地把握国际风云的变幻，适时地调整中国外交战略，毅然实行“联美抗苏”。早在尼克松上台前，他已觉察出尼克松如果当选美国总统可能要改变对华政策，要有关人员探讨与美国接触的可能性。1971年5月，中共中央将上年底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纪要“印发至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要求“认真组织学习，正确领会主席谈话精神”。这一非常之举，一方面反映了中共中央对这一战略转变可能引起的多种反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则衬托出毛泽东决心调整中国外交战略，改善中美关系的魄力和胆识。1972年尼克松来访时，毛泽东抱病会见尼克松，一谈就是75分钟，远远超过了医生规定的15分钟。
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自己丰富的外交经验和高超的谈判艺术，终于促使中美双方越过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在相隔25年之后再次握手；他又借纠“左”之东风，尽自己所能，把中美关系推向前进，推向明天，被尼克松誉为“当代最有才华的外交家”之一。1974年后中国政局再次发生逆转，“左”派再次得势，周恩来心力交瘁之时，又与毛泽东一起把外交大权授予了邓小平。此后中美两国虽然时局动荡，中美关系一时难以前进，却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出现倒退。
中美会谈是巨人之间的对话，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两国伟大的政治家之间默契合作所创作的一份精美绝伦的外交艺术品。没有他们，就难以想象中美两大敌国如何能跨越两国间宽12000英里、深22年的“敌视和猜疑的鸿沟”，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
（三）中美关系解冻对中国政局的积极影响
1969年—1973年，是中美关系解冻和正常化起步并进展顺利的5年，也恰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左”害较轻，并且在某些领域还取得了重大成就的5年。造成后者的原因，除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正确决策和中共党内健康力量及人民群众的积极努力外，中美关系解冻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
1.推动中国重返联合国和开创外交新局面。中国重返联合国虽然早于尼克松访华，却的确是中美关系解冻的一个副产品。中国重返联合国和中美关系解冻，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外交局面。1970年起，与我国建、复交国家迅速地逐年增多，中国成为世界上一只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根据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毛泽东把“联美抗苏”战略加以延伸和完备，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国际战略思想。
2.促进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恢复和扩大。70年代以前，中美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经贸往来。自中美贸易打开局面，两国的贸易额从1971年的不足500万美元激增至1973年的8.05亿美元。从此，中国对外交往的格局从以苏联东欧为主悄悄地转向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中国现代化的模式也开始了结构上的调整。由中美贸易的发展导致的中国“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开拓，为80年代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进行了一定的物质和思想准备”（注：陈东林：《七十年代前期的中国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
3.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的积极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国内外引起的连锁反应，壮大了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声势，国内的各项工作都有了转机。与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的交流，有力地冲击了为“文化大革命”所禁锢的中国社会，潜移默化地削弱着极左势力的地位和习惯的影响，重新唤起了中国人实现现代化的理想。数年后，当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来临时，国人已经初步具备了必要的心理准备和心理承受能力。如果说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我国80年代改革开放的先导，那么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努力就是全面整顿的先导。而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看作是借以攻中国“左”害之顽玉的一块“它山之石”。
中美关系从解冻到实现正常化，经过了长达十年漫长而曲折的历程，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历史告诉我们，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及其顺利发展，至少需要四方面的条件共同作用：国际环境；中、美两国各自的政局及对改善和发展双方关系的展望；两国领袖的才略、外交艺术和命运。四者缺一不可。1966年后，美国数次作出缓和中美关系的姿态，为什么中美关系却是在1969年才出现解冻？1974年，中美两国领袖都急于尽快实现中美建交，为什么中美关系的发展反而踯躅不前？本文正可以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在感叹时代给予的造化和两国老一代政治家留下的外交楷模之时，应该更加珍视来之不易的中美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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