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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8世纪以前，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开始西传。到了18世纪，西方传教士又将铅印、石印技术传入中国。在这长达千年之久的中、西印刷技术的一往一返，其中一条主要的路线是广州——澳门（香港）——欧洲——澳门（香港）——广州。在古代，印刷技术的交流、应用和推广，绝不会仅仅为了印刷技术本身，而是与“文化”这个词的意义紧密相联。有学者认为“澳门是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汇的桥梁”，（注：黄启臣《澳门是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汇的桥梁》，澳门《文化杂志》1994年。）事实上，对于西方传教士来说，他们到达澳门的动机大都希望由此经广东进入内地，他们在澳门、香港、广州等地频繁出入活动，整个广东沿海地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都起着“桥梁”、或者称之为“跳板”的作用。澳门的中、西文化交流主要有宗教、科技、教育等方面，它们都与印刷、出版事业密切相关。这反映出印刷技术和图书出版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揭示了澳门作为中国南方一门户在“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中的特殊地位和意义。本文拟对1949年以前澳门的印刷出版事业的兴起和发展作一初步的探究。
一、澳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图书出版
历史上较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明代，且与澳门有着密切关系。1582年，利玛窦受耶稣会的派遣，经澳门进入广东及内地传教。为了达到其顺利传经布道的目的，利玛窦在积极介绍西方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认真学习和研究儒家经典和道教、佛教，并率先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出版，书名为《F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这是中国经典书籍的最早西文译本。利玛窦还与人合编了《中文字典》，以葡萄牙文为主干，用中文和意大利两种文字释义。艾儒略(J-uleus Aleni)在其《利玛窦行实》一书中说：“利子此时尝得将中国《四书》译成西文，寄回本国，国人因而悦之。以为中邦经书，其能识大原，不迷其主者乎？至今孔孟之训远播遐方，皆利子之力也。”从艾儒略这段话，我们可以获知利玛窦所翻译的中国典籍寄回意大利时，受到当地人士的关注和欢迎，这反映出西方传教士所发挥的作用是在“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之间，让东、西方人士彼此了解和认识对方的科学文化。
在利玛窦之后，外国人士仍然通过澳门、广州等地将中国文明向西方传播。清康熙年间，法国籍耶稣会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自澳门启程回国时，一人便带有印刷精美的中国图书300多卷。当时在京的耶稣会教士也通过澳门向欧洲寄送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国药材以及中药的煎制服用方法的说明等。
曾经到过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和服务于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他们返国后翻译和撰写文章著作，向自己的国人介绍和推介中国的文化、文学、物产以及地理环境等各个方面。由于他们入境时大都通过澳门、香港、广州的路线，有部分是在穗、澳、港三地停留、工作以后便回国，他们在这里边学习汉语边翻译中国的书籍，其著作文章不少是根据当时广东各地的民情面貌，以及从广东地区所收集了解到的关于中国内地的情况写作而成的。这种情况在清朝，特别是近代以后例子更多。
马若瑟(Jos Maria de premare)，法国传教士。1728年，他在广州编著《中文概说》（《Notitia Lignuae Sinica》）一书，对汉字的构造和性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举例达1.3万多条。此书是西方国家研究中国文字的鼻祖。后来，马若瑟将书稿寄给法国学者傅尔(E.Fourmont)校阅，傅尔据此编辑《中国文典》，该书后来在马六甲的英华学院出版。
古斯塔夫·薛力赫(Gustaaf Schlegel,1840-1903)，他是莱顿一位植物学家的儿子，9岁开始学习汉语，这位语言天赋极高的少年在汉语学习上的进步令人惊讶，经过参加荷兰政府汉语培训班，14岁便成为享受政府奖学金的见习译员。17岁来华留学，在澳门、广州等地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服务三年多。1866年，薛力赫曾经把一首广东话叙事诗《花间集》译成荷兰文。（注：《汉学研究》第二集，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年，第26页。）返国后薛氏被任命为荷兰第一位中国语言文学教授。薛力赫编写了一套《荷华文语类参》(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rden-boek met de Transcriptie der Chineesch Karakters in het Tsiang-Tsui Dialect,1886-1890)四卷本，撰写了介绍中国天文学的著作《星辰考源——中国天文志》(Stng Chin Knao Youen,Wranographic chin-oise,1875)，有关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专著《天地会：中国人与荷属东印度华人中的秘密社会》(Thian Ti Hwui,the Hung-League,or Heave-n-Earth-League:A Secret Society with the Chinese in China and India,1866)，《中国娼妓考》(Lets over de prostitutie in China,1866)等。薛力赫还培训过几名汉字排印工。（注：《荷兰的汉学研究》，同②第15页。）
在文学方面，英国驻澳门副领事焦里(H.Bencraft Joly)翻译的《红楼梦》前五十六回，是《红楼梦》最早的较系统的英文译本，该书于1882-1892年在香港别发洋行出版。虽然焦里的译文并不十分出色，但他毕竟是第一个完整翻译了《红楼梦》前五十六回的人。
在中医学和植物学方面，来广东的西方人士对中医学和中草药颇感兴趣，其中有将中医书籍翻译出版者。1671年，在广州居住的法国人把晋代王叔和的医学著作《脉经》译成法文，寄返格莱诺布尔出版，书名为《中国脉诀》。18世纪初，来澳门行医的一批法国医生研究了中医学和《本草纲目》，其中一位叫凡得孟德(Jacques-Francois Vandermon-de)的医生还对《本草纲目》的矿物部分进行了翻译，在1732年将译稿带返巴黎。从1803年至1805年，英国国王的花匠柯尔(Kerr)在澳门等地采集了700多种植物，其中100多种为西方科学家未曾研究过的品种。虽然他在十字门附近遇上大风，丢失了大部分品种，但他毕竟把剩下的部分带到了英国。
二、澳门印刷出版事业的兴起与发展
澳门，在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葡萄牙强占前，一直属广州府香山县管辖。明初以前，作为一处荒僻的渔村，当地居民关心的总是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节令、海潮、风向、渔汛等等，因此很少涉及图书出版，亦无所谓印刷可言。
澳门的印刷出版事业的发韧大致与上述利玛窦经澳门来华同一时期，刊行的是天主教图书，并分为中国人雕刻书板印刷和外国人士用西式机器印刷两部分。
(1)中文雕板印刷在澳门的应用。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从葡人进入和租占澳门起，澳门在逐渐发展成为国际贸易港口的同时，成为了罗马教会派遣前来中国及亚洲各国传教人士的中转站。当时的天主教会把澳门作为基地，传教人士在那里学习中文，编写印刷传教布道宣传品。1585年，欧洲人在澳门的第一本书是中文版《教义问答》，又名《真正地认识上帝》。它是“由米格尔·鲁吉埃里(Miguel Ruggieri,S.J)（按，即罗明坚）神父从欧洲带到澳门。他请了一个书法雕刻师傅，将全书一字一字地雕刻在木板上，而后印制成书在中国传播。”这本用中国传统木刻技术出版的天主教教义“很快传入中国，当他（指鲁吉埃里）和葡萄牙人来到广州，已满载荣誉。由此可见，澳门印刷出版业一开始，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中西合璧。
清道光十四年(1834)夏天，梁发（即梁亚发）、屈亚昂、屈亚熙等人在澳门为英国传教士刻刊书籍，这些出版物输入国内，在福建被发现。此事引起清政府的关注，甚至惊动了道光皇帝，亲自审阅，认为“必有内地奸民通同勾引，刊刻传播，殊属可恶。”（注：《清实录》卷267。）在广东抓获并审问屈亚昂的儿子屈亚熙及英国商人，据英国商人说，在英国“刊刻汉字不能工致，故携至澳门刊板。”（注：《清实录》卷267。）梁发、屈阿昂等人在澳门以中文刊刻天主教义是继明万历年间以后，雕版印刷在澳门的再次应用，其所出版的书籍亦是外国教籍，但印刷数量则有所增加。
事实上在1911年民国成立以前，澳门出版的中文书籍可以说是少得可怜。现存的资料显示，华人开设的书局也是寥寥无几。据《小说书坊录》载，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澳门有间知新书局曾出版一本名叫《绣像醒世第二奇书》的通俗小说。除此之外，1911年以前澳门出版中文书籍的数量几乎是等于零，故知澳门罕有华文印务。清光绪年间，新会人陈荣衮曾在澳门荷兰园区创办学塾，编辑蒙学教材，但他编辑的这些教科书，都是由广州坊肆刊行，并无一册为澳门版本。即使到了清光绪、宣统年间，粤人潘飞声在澳门“寓待鹤山房三月余，与山人日夕讨论时局，尽读丛稿16册，乃采择要著编为8卷，名曰《盛世危言后编》。”（注：《广东文征续编》第一辑，香港广东文征编印委员会，1986年，第154页。）然而，潘飞声等人在澳门编辑的这部《盛世危言后编》后来也并非在当地出版。（郑观应的著作主要由上海、广州的书局刊行，并未见有澳门出版者）至于书刊的销售发行，在澳门主要依靠一些书信馆。所谓书信馆，即是近代澳门对邮局的称呼。清光绪十一年(1885)，澳门首间稍具规模的邮局——澳门书信馆成立，其隶属工务局。它和以后开设的源安书信馆，都曾经发行过报刊书籍。
(2)西式机器印刷在澳门的应用
欧洲自15世纪中叶改良活字版印刷术，随之在各国建立印刷所和利用机器进行印刷出版业务，推动了西方文化教育的进步和发展。
16世纪中期以后，澳门建立了各类天主教机构，其中有教堂、医院、印刷所等，澳门第一间印刷社建立于1587年，经过长途航运，来自欧洲的印刷设备于1587年5月31日到达澳门，主持澳门印刷社的是意大利人瓦利格纳诺神父(Alexandre Valignano,S.J)，在该印刷社工作的还有几位在葡萄牙学习过印刷技术日本旅欧传教团的成员，他们印刷的书籍有《基督教幼教及青少年行为指南》、《关于日本传教团在罗马教廷的使命》等，约出版于1590年，其中《基督教幼教及青少年行为指南》一书先后翻印了8次，反映了基督教书籍有较大的发行量。此外，当时澳门进口的日本纸亦被西方传教士用来印刷图籍，如利玛窦1595年在南昌编写，后来进贡给万历皇帝的《万国图记》，就是用从澳门进口的日本纸印刷，按西式装订的一本世界地图册。
东印度公司印刷所建立于1815年初，当时主要为印刷英国传教士马礼逊(Morrison,Robert 1782-1834)在1812至1814年间编纂的《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而设。1814年，东印度公司“董事部已接受马礼逊的建议，从事印刷他本人编著的一本字典，而且已派一位印刷工人汤姆斯(P.P.Thoms)，准备一部活字模的印刷机，以及全部必须的工具。”（注：[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07-208页。）1815年底，《英华字典》第一卷出版，这部字典所用的中文参考书有万卷之多，从《康熙字典》收入汉字四万余，这是中国第一部汉英对照字典，它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除马礼逊的《英华字典》外，据《中国丛报》的记载，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澳门还出版了《广东省土话字汇》（马礼逊编）、《广东方言文选》（裨治文编）、《简易汉语教程》（卫三畏编）等方便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工具书和教材，澳门传教士在1842年前出版的中文书籍及小册子，计马礼逊12种，米怜21种，麦都思27种，郭士立44种，裨治文4种，崔理时2种，磷为仁1种，罗孝全4种。（注：据韦烈亚力《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纪念录》。）
在澳门的西方传教士一直在致力编写中葡、萄汉、葡粤等辞典，虽然是在16世纪末，即明朝末年，外国传教士已开始这些辞典的撰写工作，但正式出版则已到了19世纪初。1831年，在澳门居住了30年的若阿金·阿丰索贡萨尔维斯神父(Joachim Alphonse Goncalves)写成了多种关于语法的著作，其中《葡汉字典》（普通话和通用古汉语）在是年由澳门若泽学院出版。两年后，该学校又出版了《汉葡字典》（普通话和通用古汉语）。“这两本字典虽然同现在的字典不太相同，查起来也有些困难，但它们还是一项有价值的开创性的工作，它们使汉字的‘行书体’出现在印刷品中。”（注：林若翰《葡中字典的历史和书目一瞥》，澳门《文化杂志》1988年第17期，第37页。）
1844年1月23日，美华书馆始建于澳门。时仅美国经理一人，中国排字一人，印书二人而已。美华书馆印刷物以教会书报最多，其中包括圣经会、圣教书会、广学会编辑出版的各种图书。总的看来，澳门的印刷出版事业从一开始就是西方传教士发动、主持的，虽然西式机器印刷在澳门应用与中文雕刻印刷几乎是同一时间，出版的图书也均为基督教刊物，但前者明显应用范围更广，作用更大，因此不断地得到深入推广与应用。
三、铅印、石印技术在澳门的研究和推广
澳门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先进印刷技术的地区之一，虽然当时印刷出版的图书是西文，但作为铅印技术的输入中国，应以澳门最早。自此之后，西方以其区别于中国传统雕刻木板印刷方式而制作出来的精美印刷品，分别在澳门、广州、香港等地“登陆”，引起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兴趣，因此，西方较为先进的铅印、石印技术也随之被人们所重视，并逐渐在澳门、广州、香港等地推广应用。
早在明万历年间，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创办的一间教会图书馆里，当中国观众面对那些陌生的手抱婴儿的圣母玛利亚的油画像、各种钟表和不少印刷精美的西文书籍的时候，大都赞叹不已。对于利氏引进的西方图书的纸张、装帧、印刷等，有人评论道：“（利玛窦）携其国所印书册甚多，皆以白纸一面反复印之，字皆旁行，纸如今云南绵纸，厚而坚韧，板墨精甚。间有图画，人物屋宇，细若丝发。其书装钉如中国宋折式，外以漆革周护之。而其际相函，用金银或铜为屈戍钩络之。书下涂以泥金，开之则页页如新，合之俨然一金涂版耳。”（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3册第368页，齐鲁书社，1995年。）
清乾隆年间，有批法国人乘船到达广东，曾带来在法国印刷的内容为《爱玉史诈营图》、《阿尔楚尔图》、《伊犁人民投降图》等的铜板画，引起了两广总督李侍尧的兴趣，李氏命令其印刷地图每种200张连铜板一齐送缴粤署。（注：《清实录》卷871。）
近代以后，欧洲国家利用先进印刷技术出版中文书籍，其中包括传统的中国典籍《四书》、《五经》，所使用纸、油墨，都令中国人叹为观止，且众多书肆相互竞争，编辑讲究，种类丰富，质量已高于中国。民国四年(1915)，尤列(1865-1936)，曾到欧洲和日本等地游历，他记载道：“乙卯夏秋间，游东、西二京，书肆林立其间，儒释二宗之汉文丛书，搜罗之富，编修之善，纸墨之佳，印刷之精，灿然可观。比户争妍，各擅其胜，其朝气光融一跃千丈，揆我文化已衰之国，不觉赧面而汗背。”（注：尤列《四书章节便览》，同⑥第328页。）
关于西方印刷铅字的输入，最早传入广东的只有英文和马来文铅字各一副，为了早日实现中文印刷的机械化，19世纪初，西方人士兴起研制中文铅活字的热潮，研制活动中心主要在澳门、香港和南洋的塞兰普尔、马六甲、新加坡、槟榔屿一带。当时需要中文铅活字的主要有三种人：一是基督教徒，要用汉字印刷传经布道的书籍及宣传品；二是为输送商品到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商人，要印刷广告及商品说明书，并出版反映商情的报刊（当时日、朝、越都使用汉字）；三是各国汉学家，要编印双语词典，翻译书籍有时须附中文原文，或到中国和使用汉字的地区出版报刊。研制中文金属活字较早者是1814年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下，延聘职业印刷工人汤姆司(P.P.Thoms)在澳门与几个中国刻工在含锡的合金块（现在印刷行业称为“刻坯”）上雕刻汉字，1815-1822年之间，雕刻了两副大小不同的铅合金活字20万个以上，用于印刷马礼逊编的6卷本《华英字典》600部，耗费12,000英镑。这是西人用中文金属活字印的第一部书。
此外，据《中国丛报》和《中国现状与展望》的记载，1834-1835年间，法国著名刻字工人葛兰德（M.C.Grand,又称M.Marcellin Legra-nd）在汉学家波塞尔(M.Pauthier)的建议和指导下，从事铸造中文钢字工作，为减少字模的数量，葛氏将汉字的形旁、声旁分开雕刻铸造，用时拼合，称为“华文叠积字”、“叠积活字”，不能分开的字，则仍制作单字字模。1836年，由美国长老会用500元订购了一套“华文叠积字”模送给澳门长老会印刷所用于印刷教会书籍。“华文叠积字”后因形体不一，拼合之后形体难看，且给排字工人麻烦不少，不久即废。
西方的石印、铅印技术最早传入澳门和广州。第一个学会石印术的中国人，是梁发的徒弟屈亚昂。清道光十二年(1832)前后，他跟马礼逊的长子马儒翰（即约翰）学习石印术，常在澳门印刷许多一面经文、一面图画的布道宣传品。英国教会印工麦都思(1796-1857)1838年在伦敦出版《中国》一书，列举了1833年至1835年的石印本书，附录二有广州印本书目。居住广州的美国人卫三畏(Williams Samuel Wells,1812-1884)在1833年说：“上季一个石印所开设在广州，我们高兴地知道它是成功的运行。”（注：Chinese Repository Vol.1P.422.1833，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80页。）说明当时广州已有石印。
四、近代报刊业的兴起促进澳门印刷事业发展
我国新闻报刊业兴起于近代，起点在澳门、香港和广州等地。这是由于在近代中国，最初的新闻报刊业，无论外文，抑或中文都是由外国人首先创办起来的，而西方传教士最早是在这些地区活动的缘故。1822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出版发行的第一份外文报纸——葡文《蜜蜂华报》于澳门问世。1827年，英国人又在广州、澳门、香港等地出版发行中国境内第一份英文报纸《广州纪录报》（又名《广东记录》）；1828年，在澳门出版中国境内第一份中文报纸《依泾杂说》。以后是广州的英文报纸《中国丛报》(1832-1853)和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7)，澳门的葡文《澳门钞报》(1834-1838)，广州的中文月刊《各国消息》(1838-?)等一批最早期的报刊。
西方报刊在广东地区的出版发行，是“西学东渐”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以及了解掌握外国各类消息的主要渠道之一。清道光年间，林则徐不但大量购买西书，还翻译西方报刊，这就是著名的“林则徐译书”。实际上林则徐译书并不多，其主要是翻译报刊。如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Bridgman)办的《中国丛报》中选译材料，编辑成《澳门月报》，从英国商人主办的《广州周报》中翻译出《澳门新闻纸》等。
由于报刊印刷发行量大，报馆在开办的同时必然输入印刷设备，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说，近代报馆“凡销数至一万以上者，多购用英美Duplo式平版卷纸机，每架一万元，每小时可印三四千大张。销数至五万左右者，多购用美德制R.Hae或Scott式之圆版卷纸机，每架约六七万元。此机有印12页、16页、24页与32页之别，每小时可印2.5万大张。以上两种机器，皆专供报馆之用者，自印、自切、自数，无须人工。且墨色匀洁，无漶漫不清之敝。”报馆对印刷报刊数量和质量的不断迫求，其引进先进的西方印刷机械，推动了当地印刷事业的发展。据《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记载，在1911年以前，澳门大约有7家中外报馆。这些报馆印刷发行量较大者，一般都具备两台以上的印刷机及两付字版，有的报馆甚至还有铸字机。中文报馆大型、先进的印刷机器的配备和应用，无疑对澳门印刷出版事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民国年间的澳门印刷出版业
时至民国，澳门本地的中文图书出版机构仍是寥寥无几。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年间，澳门出版图书大约是160种，（注：据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民国年间(1911-1949)，澳门出版图书157种。）当时，澳门中文图书出版机构主要有兴华书局（1925年）、慈幼印书馆（1939年至1949年）、留园出版社（1944年）、白德美纪念出版社（1944年至1949年）、光明书局（1947年）、春秋书店（1947年），图书的内容也主要是宣扬天主教、基督教教义和信念，以及各类历史、文学、教育书籍。出版图书最多的是白德美纪念出版社，该出版社出版了《灵修小丛书》71种、《公教小读物丛刊》45种、《新青年戏剧丛书》4种和《虹条丛书》等共120多种；其次是慈幼印书馆，该印书馆除了替白德美纪念出版社印刷《灵修小丛书》、《公教小读物丛刊》、《虹条丛书》外，曾出版《新青年文化丛书》、《袖珍丛书》《世光丛书》、《青年丛书》，以及《中国历代名诗一百首》等图书共50多种。
民国年间，澳门印刷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941年，澳门大约有中文印刷机构8间，它们是文新印务公司（桔仔街106号）、先进印务公司《罅些喇提督马路63号）、精雅印务局（沙梨头海边街52号）、镜海印务乙（龙嵩正街26-28号）、大芳电版印刷局（桥仔头大街114号）、右文印务书局（营地大街52号）、飞亚公司（新埗头横街9号）、开文制版公司（海边新街111号2楼）、德铭印刷文具（庇山邪前街66号）等。这些印务局、印务公司的业务包括印刷书籍、族谱、文件、笺封、唛头（商标），以及出售文具用品。其中文新印务公司在《澳门游览指南》（1939年版）上刊登的广告云：“全副最新大小仿宋、楷书、西文等字体，印刷精美，取价从廉，起货快捷，依期不误。”说明当时澳门印刷业已初具规模并不断提高印刷水准，以满足社会需求。
在图书发行方面，座落在澳门新马路15号的商务印书馆澳门支馆是40年代当地发行图书最多的书局之一，此外，在澳门营业的书局还有中华书局澳门分局（营地大街）、世界书局（营地大街68号）、中央书局（营地大街）、光明书局（营地大街）、大成书局（板樟堂街24号）、亚洲书局（营地大街51号）、锦章书局澳门分局（板樟堂街）、小小书店（板樟堂街）、绍荣书局（板樟堂街22号A）、广州维新书局澳门分局（营地大街）、三兴书局（龙嵩街）、环球书局（新马路）、上海大达图书社澳门分社（代理广益书局，在草堆街90号）。以上情况反映出民国年间澳门中文图书的出版、印刷和发行业务已逐步由出版社、印务局、书局三类机构分别独立经营，一改昔日由书坊（书局）包揽中文图书印刷、出版、发行业务的局面。
综上所述，澳门印刷出版事业，发轫于中西文化较大规模接触的明、清两朝，它的兴起与发展，先后在“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无论是采用传统的雕板印刷，抑或利用西式机器印刷；无论是出版基督教书籍，抑或是刊行学习中文用的字典、词典，都从不同的角度和程度适应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士之间在宗教传播、文化交流、语言沟通、共同生活等方面的的需要。以后，随着当地宗教、教育、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澳门印刷出版事业愈显重要而得到相应的发展，我们将澳门经济局1932年出版的《澳门指南》与1941年出版的《澳门年鉴》相对照，后者记载的中西书局增加了13家，增长率144%；而印务馆增加12家，增长率为100%。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抗日战争期间，自广州沦陷以后，大批中、小学生避难澳门，澳门学校数量突增，“故开设书店者，有如雨后春笋，蓬勃异常。”（注：《澳门游览指南》，澳门文新印务公司，1939年，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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