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产阶级：理论、历史与类型学——兼及一种全球化的视野（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产阶级论文,之二论文,视野论文,理论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新老中产阶级：一种类型学分析
从近代中产阶级出现并引起社会理论家们的关注开始，有关中产阶级的类型学分析一直是中产阶级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种分析中，最为流行的划分方法是将中产阶级分为老中产阶级（ old middle class） 和新中产阶级（ new middle class） 两大类型，而主要的理论争论又常常集中在新中产阶级的属性及其社会功能之上。
有关新老中产阶级的划分以及新中产阶级的社会属性问题，之所以会在1920年代甚至更早就成为中产阶级理论的关注焦点，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集中，许多小企业被大型的垄断组织所替代，代之而起的是散布于工业、交通、通讯、金融、建筑、商业、保险和不动产等行业领域的各种股份公司，而随着股份公司的出现和股权的分散，企业的管理权从早期的所有者手中，转移到迅速壮大起来的从事行政、管理、销售、财会和公共关系工作的白领群体手中，资本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发生了分离；（注：比如，在1960年代的美国，200家最大的、几乎控制着全国公司财产一半的公司中，44％就是由经理们而不是所有者控制的（参见伦斯基，1988：361—362）。）而现代国家的发展及功能的分化和扩展，也造成了大批的文职公务人员，这两个主要方面造成了大量白领管理人员的出现，并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其二，上述变化自1920年代后之所以会引起马克思主义阵营和非马克思主义阵营共同的关注，是因为它不仅对马克思早期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化观点提出了挑战，而且也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与阶级斗争态势发生了相当的变化。这一切，就像瓦尔·布里斯所说，“在政治社会学中，很少有什么主题会像新中产阶级的性质与政治这样的问题能获得这样多的关注。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从事脑力劳动的薪水雇员的阶级位置在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论战的中心。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起码能够追溯到1890年代修正主义的论战中。它不仅是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法西斯主义分析的核心问题，今天在西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内部仍是最为热门的话题。在非马克思主义圈子中，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同样不乏诱惑力。从索尔斯坦·凡勃伦和詹姆斯·伯恩海姆的专家治国论的预言，到C.赖特·米尔斯的《白领》中的‘新小人物’（ new litter man） ，再到丹尼尔·贝尔和阿尔文·古尔德纳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每一代社会理论家都将对新变动的社会秩序的解释置于这一阶级的重新发现和解释上。”（ Burris， 1995：15）
在新老中产阶级的类型学分析及新中产阶级的属性方面，除了前述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争论外，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伯恩海姆（ James Burnham） 和赖特·米尔斯的理论值得一提。1941年，伯恩海姆在《管理革命》一书中，受社会学家凡勃伦提出的企业家和工业家两种资本主义阶级类型划分的影响（参见周晓虹，2002：410），提出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向以工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为标志的“管理社会”转变。在这一社会中，拥有所有权的资本家不再对生产有任何贡献，他们成为被管理人员所挣来的利润所喂养的人，而管理人员则实际控制着生产资料，而控制“生产资料是社会统治的位置，谁控制了它们，谁就事实上有了控制社会的权威，因为它们是社会赖以生存的手段。”（ Burnham， 1941：125） 这个被称作新阶级的管理阶级包括了业务人员、生产管理人员、工厂主管人员及其协作者，以及一般行政人员、宣传专家和技术管理人员。
十年之后，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对新老中产阶级的特征及区别作了最为全面的分析。在米尔斯看来，“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的最大区别有二：其一，无论是自由农场主还是小企业家，老式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自己的财产；而新中产阶级则大多没有自己能够独立经营的财产，他们作为高级雇员为拥有大型资本的人工作。因此，从财产方面说，他们的地位和普通劳动者一样；而“从职业收入方面说，他们多少是‘处在中间的’。”（ Mills， 1951：73） 正因如此，米尔斯提出，老中产阶级向新中产阶级的转变，从消极的意义上说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而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其二，即使是在今天的美国，老中产阶级还是会自己动手从事一些体力劳动；但新中产阶级（除了大型百货超市中的售货员）从事的一般是脑力劳动，并且其中相当多的职业是专业技术性的，他们从事的工作用米尔斯的话说是“与人和符号打交道”（ Mills， 1951：65） 。这既是新中产阶级也可以称之为“白领”（ white collar） 的原因，也是这个阶级能够获取职业声望的资本。
米尔斯对中产阶级的研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在各种有社会学意义的研究中，艾尔文·古尔德纳的看法独树一帜。和米尔斯一样，古尔德纳也认为出现了一个新阶级，但这个新阶级的组成比米尔斯的新中产阶级要单纯一些，它由占主导地位的技术知识分子和处于边缘地位的人文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和旧阶级一样对这个社会施以影响和控制，不同之处在于，新阶级的资本是它在教育的基础上获得的“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 ，而旧阶级凭借的是财富资本（古尔德纳，2002：6）。与凡勃伦尤其和伯恩海姆一致的是，古尔德纳也认为，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这个新阶级正在逐步将占有生产资料的旧阶级转变为一个食利者阶级，转变为靠自身的利润、租金和利息生活的领取养老金的人，或转变为通过吸收新阶级的特点而重组其阶级性质的阶级；同样，他也预测，虽然新阶级在目前的美国还没有成为统治阶级，但它却完全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统治阶级。
尽管伯恩海姆、米尔斯和古尔德纳，以及我们没有论述的普兰查斯（ Nicos Poulantzas） 等20世纪的思想家们，都将有关中产阶级或相应人群的论述重点放在了对新中产阶级的考察之上，但事实上在他们的论述过程中还是将新老中产阶级的界限清晰地划分了出来。如果借用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 ideal types） 的话，我们显然可以将老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视为中产阶级社会构成的两个主要类型，或中产阶级的两种主要亚型。将新老中产阶级视为一对理想类型，能够有效地说明，尽管这两种亚型之间在财产关系、收入、职业、地位、社会声望和生活方式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客观差别，但这种概念类型的区分本身在相当的程度上还是研究者的一种主观建构，是为了社会结构研究的便利而进行的一种理论化约。
老中产阶级，在马克思那里包括了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富农、小自由农，以及医生、学者和牧师等为数不多的自由职业者；在米尔斯那里则被进一步简约为小农场主、小商人和为数同样极少的自由职业者。除却人数极少的自由职业者，我们能够看到，尽管在100多年的历史演变中，欧美国家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包括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老中产阶级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大为降低，但其最基本的核心特征并没有变，即是对小额资本或财产的占有，并且这种占有方式常常是以个人或家庭所有为特征（现时的大资产阶级对资本的占有方式则更多地体现为股票或债券），这也是他们常常被称为小资产阶级（ the petty bourgeoisie） 的原因所在。按斯图尔德·克莱格（ Stewart Clegg） 的观点，现时西方社会的小资产阶级或老式中产阶级主要包括各种类型的小公司和农场主两种类型。前者主要集中在竞争性更强的边缘工业中（大公司则集中在制造业），它们因为拥有资本所有权而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其中有一些具有发展的潜力，但大多数或受制于大公司，或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一般说来它们的雇佣人数不足10人；而后者的财产一般说来不是在市场上获得的，而是从上辈那里继承来的——继承性是小农场主区别于城市老中产阶级的主要特征（转引自周琪，1995：225—228）。
老式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他们信奉个人竞争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它将私人所有制、合理分配利润视为合乎社会需要的。因为深信资本主义的现时发展对老式中产阶级构成了威胁，他们希望能够重建一个自由的“道德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能够固守自己的“独立”，继续“做自己的老板”的理想。显然，老式中产阶级承载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的价值观念，或者用米尔斯的话说，他们“仍旧是旧的并且现在依然强大的美国方式的定位之锚（ Mills， 1951：54） 。”
同老中产阶级相比，新中产阶级确实是一种迥然有别的理想类型。尽管新中产阶级是相对于老中产阶级而言的，但他们在财产上却没有任何可比性。换言之，新中产阶级“没有任何独立的财产可言。”（ Mills， 1951：63） 其实，没有独立的财产只是新中产阶级的一个特征，一个与老中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相区别的特征；它的另一个特征，与工人阶级相区别的特征是，他们同时还是米尔斯所说的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或普兰查斯所说的“非生产性的非体力劳动者”。其基本的社会构成起码包括经理阶层、专业人员、销售人员和行政办公人员。
围绕新中产阶级的上述特征，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解释。在这些不同的理论解释中，有关新中产阶级的不同称谓，既涉及到这一阶级的基本特点，也与其社会功能有关。在有关新中产阶级的理论中，起码有这样5种值得我们探讨：（1）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专业—管理阶级”理论。这一理论虽然也有某些亚型存在，但其一致的地方在于它们都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发展出了一个承担“管理”职能的阶级。（2）“新工人阶级”理论。按照这一观点，当劳动过程发生专业化、科学化和自动化时，劳动力也必须相应地进行专业化训练，这就产生了掌握了先进技术的新工人阶级。（3）“新小资产阶级”理论。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N.普兰查斯，他认为薪金“白领”阶层，即“非生产性的非体力劳动者”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十分特殊的阶级——新小资产阶级，他们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产物。（4）“新知识分子”理论。这种观点认为整个知识分子通过对科技知识的垄断控制了生产资料和当代社会的暴力手段，他们具有自己的共同文化，拒绝任何非他们所建立的理论和知识统治的权威。由于这个阶级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又拥有集体的或普遍的利益，它是“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5）“服务阶级”理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卡尔·伦纳（ Karl Lunnar） 提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专业技术人员起到了支持和服务于资本家阶级的功能，构成了包括公共部门中的雇员（政府官员）、私人经济机构中的雇员（商业行政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和社会服务机构中的雇员（“福利分配的代理人”）三大部分在内的服务阶级。“尽管这个阶级不分享生产资料所有权，但由于他们的劳动是非生产性的，他们便不同于工人阶级，他们不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而是直接地索取从工人阶级那里榨取来的剩余价值。”（周琪，1995：210）
我们可以将上述有关新中产阶级的社会属性及功能的论述归纳为两类，这两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处在某种对立之中：一种观点如“新工人阶级”或“新知识分子”理论认为，新中产阶级不具备财产所有权，他们是与工人阶级地位相接近的雇佣劳动者；另一种观点如“服务阶级”理论则认为，新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地位更为接近，他们体现了资产阶级或功能的某种延伸，因为他们承担了先前由资产阶级承担的监督管理或服务功能，同时他们也和资产阶级一起分享了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尽管数量上要少于资产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互为矛盾对立的观点，反映了新中产阶级本身互为矛盾的社会地位和与此相应的互为矛盾的社会态度。
四、全球化与中产阶级的未来
中产阶级人数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稳步上升有关，更与工业社会向我们前面提及的丹尼尔·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有关。在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中，与“后工业”有关的社会特征有以下5点：（1）服务性经济的创立，用贝尔自己的话说，“后工业社会第一个、最简单的特点，就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 Bell， 1999：15） ；（2）在后工业社会中，专业和技术人员人数不断扩大并且确立了优越地位，这种人数的扩大和地位的提升与服务性经济的发展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正是后者的发展“自然而然地使劳动力向白领职业转移”；（3）因为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变革，因此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开始凸现出来；（4）后工业社会有可能有意识、有计划地推动技术变革，从而减少经济前途的“不确定性质”；（5）后工业社会有可能使我们使用各种新型的“智能技术”，而使我们这个庞大的社会变得井然有序（ Bell， 1999：12—33） 。显然，正是所谓“后工业社会”的出现，导致了传统的工人阶级以及农民的减少或衰落，白领阶级不仅在人数上而且在社会地位上开始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先来关注被称之为资本主义中心的美国。在这个按丹尼尔·贝尔的说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国家，现在确实不仅在经济上从产品生产转向了服务性经济，而且专业技术人员，即我们所说的新中产阶级或古尔德纳所说的“新阶级”在职业分布中也占据了主导地位。于是，美国的“阶级结构变得越来越非无产阶级化，拥有技术专长的工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对不需动脑的机械性工作的需求变少了，对责任和知识的需求变多了。”（赖特，2004：93）从表1中，我们能够看到，美国自1960—1990年间，阶级结构变化表现出这样一些基本趋势：（1）主要由于1970—1980年间制造业中工人阶级人数的急剧减少，美国工人阶级的数量或占全部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比战后的1950年代进一步降低；（2）包括经理、监督者、专业技术人员、专家和技术工人在内的所谓“白领”阶层的人数继续增长，这个需要资格证书和专长才能够“上岗”的阶级开始遍及社会各个部门，它所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从1940年代的31％，上升到1960年代的42.02％，继而上升到1990年代的48.73％；（注：由于统计资料的来源不同，包括丹尼尔·贝尔在内，许多人认为1980年代美国“白领”人数占劳动力的比例已经超过50％。）（3）与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相一致，美国“白领”或新中产阶级的增长是1960年代社会政治服务业的膨胀和1970—1980年代商业服务业的扩展的直接后果。
表1 1960—1990年间美国的阶级结构分布（％）
阶级位置
1960
1970
1980
1990
1、经理 7.50
7.57
7.95
8.25
2、监督者
13.66
14.86
15.23
14.82
3、专家经理
3.87
4.41
5.06
5.99
4、专家 3.53
4.53
5.49
6.90
5、技术工人
13.46
14.08
12.92
12.77
6、蓝领工人
44.59
45.13
44.05
41.38
7、小资产者
5.54
4.09
4.53
5.19
8、雇主 7.86
5.33
4.77
4.71
资料来源：赖特，2004：101
在美国以外，其他先后进入工业社会或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和地区，自1950年代以来，也都开始出现了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长的趋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的诸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都获得了全新的发展，这些国家传统产业工人的数量都发生了锐减，而中产阶级的人数则大为上升。比如，在英国，随着以信息与服务业为支柱的新的经济结构的形成，大量非技术职业消失，越来越多的人进入非体力劳动部门；在法国，蓝领工人在全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从1969年的40％，下降到2000年的30％，与此同时，白领雇员的人数则稳步上升；在德国这个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的国家，中产阶级的人数已经达到50％（主观认同率更是高达75％）；而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因为采取了高税收、高福利的经济政策，避免了社会成员贫富差别过大的问题，更是成了催生中产阶级的沃土。
在欧美以外的国家中，战后的日本因为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各种特殊原因，在美国的扶持下也开始了经济的腾飞，而这种腾飞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的快速增长。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根据日本研究的资料表明，战后50年代到60年代初，日本出现了大量的新中产阶级（ Vogel， 1970：4） 。从那以后开始，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始终在不断增长，尽管连续遭受了1973年的“石油危机”、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尽管也不时有学者警示日本其实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但整个日本还是沉浸在“全民中产”的兴奋之中，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率甚至超过欧美达到90％。
其实，在这几十年中，美国和欧洲的景象也开始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尽管这场中产阶级增长的神话在发展中国家演绎得远没有在发达国家那样充分。如果有什么值得特别推崇的标本的话，那么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与香港，即所谓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在任何论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论述中都值得一提。人们关注“四小龙”的原因可能在，这些弹丸之地人口众多，没有工业和技术的传统，且饱受战争的蹂躏和地缘政治的危害，但却能够在战后的30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生产者与出口国家或地区。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显示新的全球化经济乃是被新的竞赛规则调整步调及结构。这些小龙似乎比老牌工业化国家对于新规则的学习更为迅速，掌握得也比较好。”（卡斯特，2003：289）值得重视的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不仅表现为GDP的增长，而且在这种增长过程中改变了它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我们这里讨论的“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增长，就是东亚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结果。不过，一些社会学家注意到，尽管战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基本沿袭了欧美资本主义200年发展的道路，但在中产阶级的生发方面，东亚的个案和西方世界则有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有二：其一，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政府的力量通过直接和强有力的干预，在塑造和重塑阶级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其二，在东亚地区，虽然新中产阶级不断增加，但包括小业主在内的老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规模并没有减少，而是随着后福特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生活活动的重构而发展稳定并有所扩大。结果，“在所有四个东亚社会都经历了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新资产阶级）的同时增长”（ Hsiao， 1993：3） 。新老中产阶级并进的这种现象现在也在中国大陆重演，这也是我们将中国的中产阶级称之为“杂领”的主要原因（周晓虹，2002）。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发展，越来越受到现在席卷整个世界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 浪潮的影响。尽管全球化导源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金融的扩展，但显然它的后果或曰影响远远超越了经济领域，它成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全新阶段，并成为包括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内的一个共同景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化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资本的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的结构之中、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标准化市场和消费模式不断增长、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以及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在这个被称之为“全球化”的新阶段，现代那种集中于大城市大工厂的生产方式，开始转移到了周边国家或半周边国家（例如从美国转移到了墨西哥或南美诸国，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出现了区域化和一体化的经济；而在资本主义中心的美国，则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一种近似于生产之生产的生产，一种更高层次的生产，或者像人们所说的“元生产”（ metaproduction） 。“这种生产方式的市场不再以具体商品为主，而是以形象和景象的特殊安排及其储存和服务方式为主”（王逢振，1998：91）。最为重要的是，由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间的相互联系，也自然带来了整个世界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及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深刻的、全面的和深远的，有人甚至认为，全球化将比工业化、城市化和世俗化总和的影响都更为剧烈（金耀基，2002）。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的国际特征，使得我们对包括中产阶级研究在内的全部社会分层讨论仅限于某个单一的国家已经变得不切实际。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讨论全球中产阶级的发展、崛起与变化。全球化的影响及由此而生的全球中产阶级的变动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全球化直接造成了全球产业结构及相应的职业结构的变动，它在相当多的国家或地区培育出更多的中产阶级的同时，也对另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中产阶级的生存和成长构成了新的威胁。具体说来，正是因为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使得产业结构的布局和调整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完成，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纷纷在欧美以外的国家和地区驻足的同时，“全球化导致美国局部去工业化，因为产业生产转移至世界其他地区（不是消失），全球化淘汰了传统制造业的工作”（卡斯特，2003：152）。事实上，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大公司和大企业甚至开始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比如在印度就建立起了许多现代的跨国企业。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一方面因为高端技术的使用和信息化的浪潮，另一方面因为计算机的使用而导致的管理层次的简化，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使文化程度或专业化程度不高的管理白领跌入或面临失业的境地。但是，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同样也是因为全球化，外发的经济形式则促成了中产阶级的进一步庞大。其实，不仅是印度，包括亚洲“四小龙”及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这几十年内都因为全球化的影响催生了低技术的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这种快速增长，既有过度消耗能源、破坏生态和造成原有的社会结构解体等消极的一面，也有通过实现初步的工业化，向更多的人提供职位和物质性收益的一面。在过去的亚洲“四小龙”国家或地区，以及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和印度，那种因为经济全球化而发展起来的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确实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使得中产阶级的人数快速增长起来。
其次，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势必形成全球性的劳动力市场，并进而影响到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它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造成失业率上升、收入降低、贫富差距过大以及社会福利锐减的同时，也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为更多的人群提供了就业和改善生活条件的机会。劳动力收入降低和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十分明显。1980—2000年间，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瑞典、德国等国家的国内收入差距都有所提高（卡斯特，2003：88），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全球化造成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社会移民群体的持续增加，在促进整体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助长了不平等的产生，因为新移民的工资都是低于市场行情的。受到移民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与挑战，在比尔·盖茨这样的“科技贵族”暴富的同时，许多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境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他们的年均工作时间在这20年中增加了10％以上，但他们收入的增加却十分缓慢。另外，包括北欧和加拿大在内的高福利国家都因为难以承受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而改变原有的福利政策，这也对中产阶级群体造成了相当的威胁。与此相比，在印度和中国大陆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因为全球化，却造就了人数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印度理工学院和北京中关村造就的IT行业人才，以及在中国大城市中随处可见的外资企业代理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群体成长的事实本身，并不能说明全球化带给第三世界的就一定是福音。恰恰相反，它在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造成了对这些国家的剥夺，形成了它们与发达国家更大的差距。比如，据《联合国发展报告》统计，从1960年—1993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每人收入的差额从5，700美元增加为15，000美元，30多年间竟增加了3倍（ UNDP， 1996：2-3） 。
再次，经济的全球化还形成了全球性的消费品市场，以及与这种市场相应的消费行为与生活方式，这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中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的成长与发育。其实，即使是单纯的经济全球化也起码涉及三个方面的全球性流动，那就是资本、产品和服务以及人员。资本的流入会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的杠杆；产品和服务的输入有助于形成世界性的消费品市场；而人员的流入则不仅会带动消费，还会输入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因此，当亚洲“四小龙”、印度和中国大陆以及拉美国家在全球化影响下经济起飞与发展时，初期的制造基地经过相当的发展之后必然会成为消费基地，或者说从世界性工厂转变为世界性市场。比如，原先在西方人的眼中，印度有着数量庞大的人口可就是没有消费者，但是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印度人尤其是中产阶级群体表现出的消费能力却令人瞠目结舌。在这方面，中国是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个案。1990年代初，当中国羞答答出版第一本以中产阶级消费为定位的《时尚》杂志时，大多数人的头脑中还没有消除过度及超前消费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但现在几十种时尚杂志基本的主题都是倡导中产阶级白领消费、消费、再消费，消费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群体寻求自我认同的一种主要方式。从各种家用电器开始，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现在已经转移到宽敞明亮的住房和家用汽车上。在2000—2004年的5年间，中国沿海城市的房价翻了1—2倍，因为投资住房而暴富的人不计其数。其实，住房不仅是掏空当今中国人钱袋的主要消费品，而且也是转变他们消费观念的演习场。比如，中国人原先都习惯于用一生的积蓄去买房，而不屑于贷款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2002年，中国住房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贷款总余额还不到2％，但仅一年之后的2003年，中国住房贷款余额已经升至1.2万亿元，其比例跃升到10％（浩民、叶再春，2005），而现在贷款买房更是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常规消费。在城市里，无处不在的各种跨国广告同样在为全球化的市场摇旗呐喊，而消费者感知到的产品国籍常常比其真实的国籍更为重要（ Nan Zhou & Russell W.Belk， 2004） 。尽管古德曼认为，成长中的中国中产阶级在生活和消费方式上对普通民众的引导性，与他们在推动民主政治上的作为不大有关（ Goodman， 1999：240-241） ，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与先前那个“短缺经济”时代相比，中国出现了表征中产阶级出现和壮大的“消费革命。”（ Davis， 2000） 可以相信，尽管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将我们叙述的这150年的历史演绎得精彩绝伦，但它对中产阶级的未来发展来说绝对不会是一段终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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