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若干问题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派论文,若干问题论文,资产阶级革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以下简称民主派）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必须坚持全面考察，既要充分肯定他们积极推动、支持、参加运动的巨大贡献，也要恰如其分地指出其在运动中的消极影响。基于此，个人陋见，对五四运动中的民主派的评价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特在此提出几点粗浅意见，请史学界同仁教正。
（一）
关于民主派同五四运动准备阶段的关系，有学者提出，五四运动的“思想主题”是“人民要求当国家的主人”，实质是在民主派宣传的“人民是民国的主人”即“全民政治”的“新理想”“影响下出现的”；“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实际是五四运动的促发者”，他同“掀起五四运动”的“北大革新团体”国民社、新潮社等有着“内在的团体领导关系”①。个人认为以上所论不符合历史实际。
其一，五四运动的思想主题不是“人民要求当国家的主人”，而是反帝救亡。罗家伦在五四游行中散发的传单中提出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迅速作为运动的纲领性口号风行全国；陈独秀1919年11月指出，五四运动使中国人民“爱国心之觉悟——国民自保及民族自决之精神最为普遍”②，都是明显例证。因此，五四运动才动员、吸引了除一小撮亲日派军阀政客资本家以外的社会各阶层。不只包括“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三个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包括了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旧派人物康有为、个别军阀吴佩孚、中国巴黎和会代表团成员顾维钧乃至社会最落后的城市游民中的流氓妓女等各个方面的爱国者。
当然，反帝救亡的思想主题同民主派宣传的“人民是民国的主人”是内在一致的。实际上五四时期反帝救亡斗争每深入一步，都是人民民主的扩大和深入，反对来人民民主的观念又构成了推动五四反帝救亡斗争深入发动的思想动力。但两者相比，还是反帝救亡居于首位，因为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民主的最大压迫者和破坏者。况且民主派宣传的“人民是民国的主人”，虽然有中国全体民众享受民主的良好愿望和理论意义，但却始终以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愿为主体为基点。这就决定了民主派的“人民是民国的主人”的宣传，不能对五四运动中广大的工人及小资产阶级大众产生强大的凝聚力，更谈不上吸引各类旧派及落后阶层的人们。称之为五四运动的“思想主题”，显然评价过高。
其二，称蔡元培是五四运动的促发者也有待斟酌。的确，蔡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改造旧北大，构成了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重要基础，五四前夕也是蔡把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通报爱国学生的。但前者对运动的促发作用是间接的，后者对运动的促发作用是有限的，而运动的发展在很大限度上是违背蔡的意愿的。因为蔡一贯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持保留态度，尤其反对学生的越轨行动。他说，“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的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扯学校”③。他明确学生救国之“根本要图，还在学术”。基于这些思想，他对被称为五四运动预演的1918年5月21日北大学生参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学生示威斗争曾予“力阻”，随即为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他5月10日离京南下，客观上促成运动增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控制北大的“挽蔡”斗争，但他南下的重要主观因素之一是“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他在辞呈中也说，北大学生“以爱国热情，激而为骚扰之举动，约束无方”，关切理解之余，遗憾之情溢于言表。运动高潮后，蔡更强调提出，学生罢课的功效与损失比较起来，实在是损失的分量突过功效，今后“前程远大的学生，要彻底觉悟，决不再用自杀的罢课政策”④。
蔡元培既关心爱护学生，又不赞同学生的罢课斗争及激烈行动，两者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它们从不同侧面表现了蔡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既积极支持五四运动，又恐运动过分激烈引起军阀摧残北大这个新文化的摇篮。这种种考虑自然是出于蔡为救国长远大计鼓励学生专心向学的良苦用心。但客观上却大不利于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因为不难设想，没有学生的罢课及其激烈斗争，五四运动会是什么规模和结局。
蔡元培对国民社、新潮社有“内在的团体领导关系”的结论，也似难成立。新潮社一直主要是师承《新青年》。五四前《新潮》杂志大力倡导伦理革命、文学革命、戏剧改良，基本上是《新青年》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新潮》主干罗家伦、傅斯年是继李大钊之后中国青年一代中最早热烈欢呼俄国十月革命、最早倡导中国学习朝鲜三一运动奋起反抗中国黑暗统治的佼佼者⑤。这些都很难说是受蔡元培“内在的团体领导”的结果。五四运动时期的罗家伦、傅斯年对民主派的看法，是颇不以为然的。纪念五四一周年时，罗家伦就说过，“在民国成立以前，民党确乎是一部分的‘民’，所以，民听到了，都起来表同情。”民国以后成立的‘民党’”，却“离开了‘民’”，故“终究不能不归于失败”⑥。傅斯年后来一再强调五四运动的内幕就是无内幕，也表达了同一意见。
国民杂志社是北大等各校进步学生组成的学生救国会为办《国民》杂志而成立的，自发起时就“立志不依靠任何人，完全自己办杂志，也不沾染任何一个党派”。他们不仅与蔡元培联系频繁，还聘请李大钊为导师，与著名报人邵飘萍关系也很密切。国民社的反帝爱国政治色彩很浓，公开把“提倡国货”列为四大宗旨之一。而蔡元培却对国民社“提两点要求：1、社址不要设在北大；2、不要把爱国会的名义搞出来”⑦。蔡所以如此，固然与他当时“有些倾向无政府主义有关”，但也显然与他一贯主张学生不要在校内谈政治有关。这表明蔡元培与国民杂志社的政治倾向是有一定差距的。断言蔡对国民社有“内在的团体领导关系”的根据不足。
为说明蔡元培是五四运动的促发者，有学者还称陈独秀是在蔡“重用和帮助下”才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陈“积极支持并参加爱国运动”，“很有益于扩大国民党在北方的政治影响”；李大钊“进北大后，努力传播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支持、鼓动学生爱国运动”也“极益于扩大国民党在北方的政治影响”。这都有悖历史实际。众所周知，陈独秀从1915年创办《新青年》起，就以新文化运动旗手和主将的身份彪炳于世，他支持参加爱国运动与扩大国民党在北方的影响毫无关系。李大钊更是从1918年底就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也与国民党在北方的影响无关。当然，这绝不是否认陈、李受过蔡元培的帮助，只是强调指出，陈、李都有自己独立的有别于蔡元培等民主派的政治立场。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李和陈都比蔡表现得更加坚决和勇猛。正如前辈学者李平心先生所说的，“在五四运动中，他（指蔡元培——引者）不是正面冲锋陷阵的主将，而是侧面策应掩护大军的护法”⑧。
（二）
关于民主派在五四运动中的组织领导作用，有学者称，在北京国民党人“主要是与研究系合作组成国民外交协会而发挥一定领导作用的”，特别是王宠惠作为“国民党要人”在其中作了“积极努力”。个人以为这有悖历史实际。因为北京国民外交协会主要是由研究系掌握的，王宠惠不是以国民党要人的身份加入这个协会介入五四运动的。实际上民主派在五四高潮中还发起了对研究系的攻讦。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12日发表《北京特约通信》称，5月7日北京“那主催国民大会的，又是惯作投机事业的研究系，原来外交协会，就是研究系的化身，他们嘴里说得很凶，实际上全无冒险的性质，牺牲的观念”，“这种人配开国民大会吗？”5月19日《民国日报》又发同一题目的文章，直斥“研究系中人不要面孔矣”。这些指责实属过分。因为梁启超、林长民在五四前就首先向全国通报中国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号召各界民众奋起抗争。他们的《晨报》、《国民公报》、《时事新报》是五四运动中极为活跃影响很大的舆论阵地，《国民公报》还因为积极鼓吹新思潮配合五四运动而被军阀政府悍然封闭。林长民、蓝公武等一直积极支持学生运动，还多次上街散发传单。5月7日北京国民大会未开成主要是因为军警事先就把中央公园的大门关死把住。民主派在大敌当前时打这种横炮，只能说是亲痛仇快的不当之举，同时也有力证实了民主派同研究系在北京的五四运动中不存在合作关系，王宠惠等加入这个协会都是个人行为。
有学者提出，“经国民外交协会”特别是国民党要人王宠惠积极努力，于5月12日召开了7日未开成的国民大会，10余万北京市民到会，“北京五四运动发展到了新阶段”。笔者亦感到有待斟酌。第一，10余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其规模在北京当属空前，但笔者翻阅目前能见到的《晨报》、《国民公报》，《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当事人回忆录及有关论著，皆对此会无说明及记载，很望有关学者有所考证。第二，如果此会确实，也未必能成为北京五四运动新阶段的界际。个人浅见，北京介于“五四”和“六三”之间的阶段性界标似以5月18日北京各校5000余学生追悼郭钦光大会更为适宜。因为这次会上一致通过了惩处国贼、拒签和约、“挽蔡”等六项要求，实际是学生进一步开展运动的誓师大会，翌日北京就开始了全市总罢课，从而不仅对北京，而且对全国的运动发展都有重大推动。
关于上海的五四运动，有学者提出，“如果要说上海的民众运动中有政治力量起组织、指导作用的话，那么主要就是国民党人了。”个人以为这也评价过高了。
首先，上海学生响应北京学生的斗争是有相当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1918年暑期前后，上海的学生会就已组织起来，并且请北京学生救国会的许德珩、易克嶷等作过报告⑨。所以，上海学生获悉北京学生五四游行的消息后，就立即掀起了反帝救国的热潮。其中，上海学联独立自觉地发挥了组织领导作用。6月初，北京的学生领袖段锡朋、许德珩、黄日葵等相继到沪，大大加强了上海学生的领导核心。上海学生领袖们对这一点认识得很清楚。朱承洵后来回忆，学生们到处奔波，呼喊演说，是出自“对于国家兴亡的焦虑之心和对卖国贼的痛恨之情”⑩。他们同民主派及研究系、江苏教育会等各政派保持联系，并听取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是从接受支持援助、联合救国的角度理解的。程天放后来说：“当时的上海学联无一人是国民党的党员。国民党赞成学生的爱国运动（诸如抵制日货等），但从未参与过该运动”(11)。
其次，上海商界罢市主要是商人自愿，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等商界组织都积极参与运动。因为五四运动初起，北京学生就大力倡导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从而使运动在总体上大有利于中国商人的利益。6月7日，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召集全市商界施加压力要求开市，穆藕初等商界代表都申明“此次商界罢市全出自动”。如果说外力推动，首先是学生。6月3日，上海学联和京津学生代表要求总商会罢市遭拒绝，学生们就纷纷走上街头直接劝各商店罢市，有些学生甚至跪地请求。其次是店员坚持，先施、永安两大百货公司资方就曾想在6月7日复市，但店员群众宁可被开除也拒绝上班，故此次复市未成(12)。民主派的《民国日报》等报及有关人物对罢市确实持支持声援态度，但断言他们“指导”“组织”了上海罢市，实在欠妥。
再次，也是本文拟着重讨论的，是民主派在上海罢工中的作用和影响。民主派通过《民国日报》、《星期评论》等报刊及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中华工党等工界组织，努力推动、支持罢工的积极作用，应当充分肯定。但是，“中华工业协会在上海五四工人运动中，实际是越来越起到了一个指挥部的作用”、“从6月5日开始的上海工人大罢工，正是他们（指民主派——引者）坚持努力奋斗的直接结果”等结论，笔者却不敢苟同。
因为第一，上海五四工人大罢工从总体上考察是工人群众独立自动进行的。上海学生运动兴起后，有的工人就表明了“不会走到青年人后面”的鲜明态度(13)。军阀政府六三对学生大逮捕后，工人的情绪更加激愤，自6月5日起上海工人开始罢工，到10日达到高潮，有工业、交通、建筑等50多个行业共10万以上的工人参加罢工，其中大部分是工人自动集体议定的。如华商电车公司工人，就是在西门某茶店商议后开始行动的，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是在厂门口商议后开始罢工的(14)；沪宁、沪杭“两路工人罢工问题系由沪宁铁路机厂各工人发起，在吴淞厂内提议，全体签名赞成，然后知照上海南京与闸口机厂，征求同意”，至6月10日，两路铁路工人全体罢工，沪宁、沪杭两路交通断绝(15)，都是明显例证。
第二，组织、推动上海工人罢工的不只是民主派控制的几个工界组织，上海工人中的各行会、同乡会、帮口等旧式组织也发挥了程度不等的作用。如海员罢工就是由均安水手公所、炎盈社、生活联合会等几个团体发动起来的。《时事新报》6月10日报道：“昨日（九日）上午三时许，有航业均安公所及炎盈社、生活联合会两团体数十人，手持黄旗，上书‘同胞救国’四字至‘新北京’、‘新宁绍’等各轮要求同业上岸，与各界一致行动，故开往宁波之‘新北京’、‘新宁绍’以及开至长江之‘大通’‘大员’‘江新’‘华利’等轮均不能开驶，目下业已交通阻断。”同一天，美国人办的《大陆报》也报道了上海“几乎所有轮船公司的水手、火夫和其他职工都参加了罢工”的消息。
第三，民主派所掌握的中华工业协会等工界组织的主要活动，是用上海工界的名义发通电、通告，他们所联系的主要是理发业、漆业、人力车夫业等手工业，和面粉、电机等现代工业企业中的小企业；同在上海罢工中有举足轻重影响的铁路、海员等行业工人联系则较少。领导前述工界组织的陈家鼐等民主派人士在生活方式上同工人也较为隔膜，如陈“外出要坐二人小轿，还有随丁一名”。后来，国民党人马超俊回忆，中华工会从名义上看，俨然像是一个全国的总工会，而其实则全无所有，列名于该会会员的，多数不是工人。其他如中华工界联合会等“皆有联合之名，并无联合之实”(16)。张国焘也有类似回忆。由此可见，称这样一个组织是上海10余万罢工工人的“指挥部”，无论如何是过分之辞。
第四，民主派还有限制工人运动，对工人运动“发展前景忧虑重重”的消极影响。众所周知，“外争主权”是五四运动中最主要的纲领性口号，它表明，中国人民既把斗争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也指向在巴黎和会上支持日本侵占中国山东合法化的英法美等西方列强，从而集中表明了运动的彻底反帝性质。而民主派在上海却一再呼吁：“于友邦（指英法美等西方列强）旅沪商人有不利的，便不可罢”。在6月12日四明公所工界大会上，民主派的谢申嶽特别呼吁：“对于西人的工作及妨害公共安宁的，自应即日开工”(17)。他们还一再号召“我们自家的工厂、工场，如确有振兴国货挽留利益的，非但不应该罢工，并且还要加工”(18)。6月22日《星期评论》上戴季陶回顾说：“前几天罢市风潮的时候，同时就引起了大罢工的事实。幸而北京政府免除曹章陆的命令下来了，如果再迟一两天，恐怕会变了全市总同盟罢工的景象。当时上海有知识的人，差不多没有一个不焦心。大家想法子劝工界的人，不要罢工。”(19)对于民主派这些表现，有学者提出是他们“在五四运动中把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日帝，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势力则区别对待，有时作些必要的妥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戴季陶“对罢工规模的增大曾有所担忧”，是担心“无政府主义思想正在上海工人中传播，若受其影响，显然于运动的发展不利”。笔者认为这与历史实际相悖。
其一，全面分析民主派关于罢工的上述言论，可以看出民主派确有集中对日的策略主张，但其主导方面却是引导工人对英美等西方列强妥协，是维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私利；如果真正付诸实现，则只有断送工人大罢工一途。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是世界大战期间与日本同时大举在华扩张侵略权益的国家；英法等虽然因大战不得不放松对华的侵略，主要是对华贸易大为减少，但它们在华的原有投资并未减少，还在用利润积累不断增加。如英国恰合纱厂1919年的纯利润就达126.3%(20)。英国还长期控制着上海的发电、航运、公用事业、棉纺、银行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他们的工厂一般规模较大、设备较先进，工人人数也较多(21)。中国民族工业这时正处于较快发展的黄金岁月，至1920年在中国各业资本总额中，华资已占48.4%，由此推断，上海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华资数量也必然可观。由此可见，上海英美法等西方列强资本的企业与华资企业之工人人数，无疑占上海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如果他们都按照民主派的意见不罢工，哪还能有什么上海五四运动中的罢工高潮？所幸的是，上海工人阶级并没有理会民主派的上述劝阻，所谓劝阻“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不是事实。
其二，戴季陶对工人运动发展所担忧的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因为戴在同一篇讲话里说得非常清楚：“就这次的现象看来（指上海罢工——引者），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中国在这世界思潮的震荡的中间，也就免不了震荡起来”，“那些做煽动工夫的人，就拿了一知半解系统不清的社会共产主义，传布在无知识的兵士和工人里面”，如因此“发生出动乱来，真是一塌糊涂，没有办法了”。同一期《星期评论》上，还发表了戴的另一篇题为《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的文章，说明这布尔色维克”完全是一种信奉马克司主义”的，对付它的办法是努力把中国建“成一个‘真正的德克谟拉西’的国家”(22)。还应说明，五四运动高潮中无政府主义传播的影响是双重的，其主要倾向是否定北洋军阀政府专制卖国政策，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北高师同言社、工学会主干匡互生以及北大朱谦之等人，都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在运动高潮中还无须令其他人担忧。
此外，肯定在上海五四运动中表现突出的“黄炎培也是国民党人”的说法也有问题。因为黄自1917主持发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起，就迅速表现出独特的政治色彩，后来逐渐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国内外都颇有影响的职教派。五四运动中，他是以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的身份，以该会为主要阵地，作为上海一个地方名流独立进行活动的。他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也没有参加1919年10月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事实上黄和蒋梦麟都是作为江苏教育会的代表独立地介入五四运动的。
关于拒签和约，有学者提出，“巴黎和约最终得以拒鉴，乃是汪精卫等人努力鼓动、组织旅法华人誓死抗争的结果。”亦属失实。因为：一、鼓动、组织旅法华人抗争斗争的绝非只有民主派的汪精卫等人。五四前夕，梁启超最先把中国在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消息披露出来，对旅法华人的斗争有直接推动作用。二、拒鉴和约在根本上是全国民众包括旅法华人奋起坚决抗争的结果；也是中国出席和会代表团，特别是顾维钧、陆征祥在没有中国政府指令下，独立做出的捍卫国家神圣主权的决策，其间并没有发生什么“武力拒约”。顾维钧回忆，6月28日那天大清晨，他先去圣·克卢德的医院向陆征祥汇报，然后自己驱车前往巴黎，“清晨五、六点时分”，“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只见黯淡的天空、树影和街道(23)，并无旅法华人阻拦询问等事发生，就是中国拒鉴巴黎和约历程的一段生动记录。
（三）
有学者认为，肯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居主导地位”就“显然是低估了国民党人在五四运动的作用”。笔者以为有待探讨。
首先申明：一，笔者也不赞同用主要领导者的概念来说明五四运动领导权问题。因为五四运动中各政派各团体之间都是各自独立相互平等的，不存在谁主要领导、谁基本服从的关系。我所强调的主导作用是指在政治上思想上对五四运动的主要的导向作用。二，个人不敢苟同“由于五四运动波及全国，在各地进展的情况较复杂，有很多史料我们并不熟悉”，“目前还不可能对各种政治力量谁起主导作用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回答”的论断。如果要把五四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复杂情况的史料都搞清，不仅今天和今后不可能，就是运动当时也没有哪个人能办到。但是应承认，现有史料虽然不尽全面具体并有待进一步开掘整理，却大体可为我们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及运动中各主要政派、团体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动提供了基本依据，我们可以也应该由此出发对五四运动的领导权等有关问题尽最大可能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
据此，个人仍然认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对全国的运动发展起了主导作用。其客观原因首先在于五四运动的发展始终存在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根本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趋向。罗家伦五四运动高潮后提出，“德约虽然拒签，而山东问题还未见了解；曹章陆虽免，而继任曹章陆者为何如人，国人自能知之”(24)。这都表明中国人民在五四运动中为拒签和约、惩办国贼等直接任务而奋斗的同时，还在探索反帝救亡的正确方向和长远目标，这就为形成五四爱国运动的政治上、思想上的主导力量提供了客观条件。
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中就总体而言比其他政派表现得更为杰出，因而在政治上思想上对运动的发展逐步发挥了主要的导向作用。
其一，他们在“五四”前夕作为一个新型政派正迅速崛起。钱玄同1919年1月27日日记载：“《新青年》为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内部有了赞成和反对两派的意见，现在《每周评论》上也发生了这个争论。”(25)总观《新青年》、《每周评论》同人的思想状况，这个赞成社会主义的一派当无疑是指李大钊和陈独秀。钱玄同的这种看法表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新型政派已开始为外界瞩目。他们中间，以陈独秀对五四爱国运动准备工作贡献最大。他热烈欢呼“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就要来到东方，“俄罗斯的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朝鲜三一运动“伟大，诚恳，悲壮”，“开世界革命史的新纪元”；他尖锐揭露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和平意见十四条是不可实行的“大炮”(26)。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所形成的巨大社会声誉，陈独秀的这些言论实际构成了直接呼唤五四爱国运动的战斗号角。
其二，五四运动高潮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旗帜鲜明地提出运动不仅要反对日帝和北洋军阀而且要推翻这“强盗世界的一切强盗团体”，“根本改造”中国；其途径是实现“民众的大联合”，靠人民自己的力量实现“真正的解放”，从而为五四运动指明了方向。在行动上，他们始终站在斗争最前线，为群众树立了楷模。陈独秀6月11日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昂然入狱，引起全国各界声援，就是典型一例。
相比之下，民主派从总体上看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有明显差距。他们不敢反对美英法等西方列强、限制工人罢工斗争、对研究系缺乏团结精神等缺点已如前述。这里再强调指出，民主派确实没有同日本帝国主义彻底决裂的勇气。如汪精卫在《建设》杂志上提出，“挽救山东”“根本问题之方法”，“在我国民而能集资四千五百万元赎回”胶济、济顺、高徐三条铁路，“集资二万万元以清偿对于日本之债务”，此后中国就“有自由发展之可言”了(27)。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客观上只能模糊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视线。凡此种种，极大地削弱了民主派在五四运动中的政治威望。毛泽东、蔡和森等五四运动亲历者后来说国民党在五四运动是靠边的，应当说确属失实。但这些说法又折射出一个严峻的事实：民主派五四运动时期对上海等中心城市以外的广大地区影响有限。
综合上述，我认为民主派在五四运动中确有重大建树，不仅推动了五四运动，而且有了历史性进步；但同时他们在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却呈下降趋势，远没有辛亥时期那样对全国革命具有领导权威和主导作用。这在客观上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登上五四运动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从而在一个侧面生动具体地展示了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轨迹。
注释：
①刘永明：《五四运动与国民党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刘永明：《五四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以下凡引刘著和刘文，均不再注明。
②《本社成立周年纪念大会纪事》，《国民》第2卷第11期。
③《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5页。
④《新教育》第2卷第5期，1920年1月出版，见1920年5月4日《晨报》。
⑤参见拙文：《论五四运动中的新潮社》，《求是学刊》1986年第4期。
⑥1920年5月4日《晨报》。
⑦许德珩：《回忆国民杂志社》，《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8、39页。
⑧《中国现代史初编》，香港国泰出版公司1940年版，第315页。
⑨许德珩：《为了民主和科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8页。
⑩《纪念红五月》，《上海青运史资料》1984年第1辑。
(11)转引自陈曾涛《五四运动在上海》，台北世经书局1981年版，第24页。
(12)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81、387页。
(13)转引自邵明喜、田向东编《中国海员史话》，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14)参见盖军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84年版。
(15)1919年6月10日、11日《时报》。
(16)转引自《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姜沛南、陈为民文。
(17)1919年6月13日《时事新报》。
(18)1919年6月9日《民国日报》。
(19)1919年6月20日《星期评论》。
(20)许涤新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42页。
(21)参见史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2)1919年6月22日《星期评论》。
(23)《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8-209页。
(24)1920年5月4日《晨报》。
(25)转引自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编《五四运动和中国文化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0页。
(26)1919年4月6日、20日，3月23日，2月9日《每周评论》。
(27)《巴黎和会与中日问题》，《建设》第2卷第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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