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学的理想职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能论文,哲学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问题的提出。当今中国哲学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如何摆脱所面临的局促和困顿已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于是，哲学与时代发展的关系问题又一次严峻地凸现在我们的面前。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曾经出现过两种对立的思路：一些人抱怨哲学离现实太远，要求哲学必须为现实的合理性存在作理性的辩护，这可以称之为“贴近说”；另一些人则持相反的“纯学术说”，他们告诫哲学不能离现实太近，否则哲学就会在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过程中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显然，这两种解决问题思路的欠缺之处在于片面地各执一端。时下，作为对“贴近说”和“纯学术说”两极对立的超越，“终极关怀说”似乎颇能形成共识。但是，倘若从实践性甚至操作性的层面进行审视，我们发现问题依然存在。这个问题可归结为：哲学对时代发展的“终极关怀”，其实现途径是什么？分析时贤们对“终极关怀”的诠释，我们可以发现，因对“终极关怀”的实现途径缺乏理论界定，从而使哲学对时代发展的“终极关怀”理解极易落入“贴近说”或“纯学术说”的窠臼。对这一点，理论界的有识之士似已有所警觉。（参见李宗桂“民族文化素质与人文精神重建”，《哲学研究》1994年第10期第52页）
因此，哲学对时代发展的“终极关怀”之实现途径的理论探讨将是极有意义的。我们认为，这一实现途径是通过高扬哲学的理想职能而实现的。这一理论观点的提出是基于如下一个基本的事实：任何时代，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都是现实与理想的关系问题。这就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人与动物的差别在于，动物仅仅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而人则既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又生活在由他自由创造的理想世界之中。特别重要的还在于，人的本质力量在于以理想世界去规范和改造现实世界。但是，理想之为理想，乃是对现实的否定，因此，理想与现实必然是对立的，而人的活动便表现为对这种对立的不断扬弃。哲学作为人安身立命之本，则是从最高最普遍必然的层面上对这种对立进行扬弃的一种理论活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高扬哲学对现实世界思考所凸现出来的理想职能，构成哲学对时代“终极关怀”的真正现实而具体的途径。
2.哲学的理想职能何以成为可能。有了人类，就开始了人类创造自身历史的活动，但这个创造历史的活动决不是盲目的。正如马克思说过的那样，再蹩脚的建筑师也要比蜜蜂高明，因为建筑师在劳动过程开始之前，未来的结果已存在观念之中了。这就是说，人们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无论从事任何一项事业，对自己活动对象的未来状态都在观念中有一个自觉的先期意识，也正是这构成了人的实践活动与动物本能活动的一个根本区别。这样一种对事物未来状态的自觉意识，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之为理想。从这点上讲，人类和动物界的揖别，除了人类活动总有其自觉的意识之外，很难再有别的什么标志了。因而理想构成了人类的本质规定之一。也因此，拉罗什福科甚至在他的学说中把人定义为理想的动物。
因此，作为人类活动理性反思的哲学，一开始就注定是和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一定的哲学总要依据自己所处的时代，在自己的理论中勾勒出体现时代精神风貌的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综观中外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凡在历史上产生了持久而深远影响的哲学，它们几乎都要讨论和研究理想，都要为建立一个理想社会和塑造理想人格起重要的理论指引作用。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国古代孔子和孟子的哲学，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等等，这些哲学都弘扬人的普遍性，把人的自由追求视为哲学的最高理想。柏拉图《理想国》的美好勾勒；孔子对“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人格的不懈追求；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气度；庄子“天人合一”人生理想的阐释；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恢宏命题；黑格尔真、善、美相统一的绝对精神演进；费尔巴哈对圣洁的人的感性之爱的宣示等等，他们的哲学理论都无一不闪耀着理想的光辉。
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从诞生之日起就闪耀着“光明灿烂的理想主义”（马克思《博士论文》扉页语）。而且，马克思的哲学理论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基本出发点，扬弃了以往哲学在理想问题上的抽象性和空洞性，提出并论述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目的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因此，我们理解，共产主义理想在马克思那里诚然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最终结论，但同时更是其实践唯物主义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由此，在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是表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己本质之关系的一种理想状态和境界。这个理想构成了马克思全部哲学学说的理论和实践归宿。
遵循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开辟的理论思路，我们可以把哲学的理想职能作如下的理论界定：作为对人类生存与最基本问题理想与现实关系问题的理论思考，哲学在这其中要通过人与客观现实世界关系的反思，确立人对客观现实世界的主体地位，在把握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为人的活动提供自觉的指向未来的价值勾勒与理性指导。
其实，哲学的这一理想职能也是人类意识能动性在营建哲学理论中的真正体现。列宁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列宁《哲学笔记》第228 页）哲学的理想职能正是哲学家按照时代发展的意愿和要求对外部世界进行真、善、美创造的最高蓝图的体现。哲学史上旧唯物主义理论的最根本缺陷恰恰就在于忘记了人具有这样一个建构理想的主体能动性。人在霍布斯等哲学家那里变成了机械、直观的物的存在。这种没有理想的唯物主义理论遭到马克思的深刻批判。所以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他热烈地赞叹和欢呼哲学具有的“光明灿烂的理想主义”，并坚信“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一种真理”（马克思《博士论文》扉页语）。而与此同时，马克思又批判了那种夸大人的能动性，把理想变成不切实际的空想的唯心主义哲学，指出“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因此，唯心主义的错误不在于强调了哲学的理想职能，而在于把这种理想职能夸大到可以摆脱客观必然性的地步。至于理想本身则永远是哲学的一个内在本质规定。
所以，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说，它固然要提供关于客观世界的最一般的知识，但世界观决不应该是单纯知识的逻辑体系，它同时也应该是对客观世界的信念、价值和理想的理论体系。亦即是说，哲学家们必须在自己的理论中凝聚和积淀着认识世界的知识结晶和改造世界的价值指向，因此我们的哲学认识论不仅要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要在这个基础上为人类自身的活动提供科学的理想。只有这样的哲学才能既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又是人们生活实践的安身立命之本，从而真正体现“天道”和“人道”的统一。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就应该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识论视为关于世界最一般规律的逻辑体系，同时也将其视为人类全部生活实践的理性指南。哲学认识论不仅是人类思想史上曾经有过的理性智慧的节录，而且也将是人类精神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面反思。哲学为现实世界勾勒这样一个证诸过去、来源于现实，而又着眼于未来的体现着主体性价值的最高规范和蓝图，正是通过高扬哲学的理想职能而被具体构筑和实现的。
在哲学与时代关系问题上我们强调高扬哲学的理想职能，这既是哲学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伟大工具而规定了的内在要求，也是哲学成为“人类文明活的灵魂”（马克思语）的根据所在。哲学一旦丧失了这种理想职能，那么这种哲学就注定要走向死亡。黑格尔在论及哲学和时代的关系时，曾发表过这样的见解：“关于教导世界应怎样，无论如何哲学总是来得太迟。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显现出来。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第13～14页）在这里，黑格尔对哲学能否给人类描绘理想的蓝图是持一种悲观态度的。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也大多推崇这一观点。如库诺·费就称赞黑格尔的这个说法是“崇高而美丽的说法”。然而，我们认为黑格尔这种对哲学与时代关系的把握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的根源在于黑格尔总是不忘把自己的哲学用来为普鲁士王国的现实服务。在他看来，哲学的“这种理性洞察，会使我们跟现实调和”、“对现实感到乐观。”（同上，第13页）也许正是从这点上恩格斯批评他“没有完全摆脱德国的庸人气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4页）。囿于这样一个政治上的偏见，自然，黑格尔在其哲学思想中只片面地看到哲学作为时代进程的历史总结，作为意识形态有落后于现实的一面，而根本忘却了哲学同时还为时代发展而描述未来的理想蓝图，并依此改变现实的一面。这当然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悲剧。这种丧失了理想的哲学，必然要走向终结。正是在黑格尔哲学的终结处，诞生了马克思那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正是因此提出他的警世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19页）
和黑格尔囿于政治偏见从而窒息了哲学理想职能不同，哲学史上还有许多哲学家则从经验主义原则出发，同样否认哲学的理想职能。在这点上实用主义者杜威的观点颇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一般地讲来，人们是来行动的，而不是来讲理论的。理想的目的既然是十分遥远而又与需要注意的直接迫切的条件很少有联系，那么人们在为理想的目的作一些口头上的宣传之后，便自然而然地去从事于那些直接迫切的事情去了。如果在手头上的一只鸟的价值抵过在邻树上的两只鸟，那么在手头上的一桩现实的事情的价值便抵得过那遥远而不可见的不可接近的理想。”（杜威《确定性的追求》第211～212页）显然，杜威对哲学理想职能的理解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杜威在这里至少有两点是错误的：其一，割裂了理想与现实的联系。在杜威看来只有现实才是可接近的、有价值的，而理想则是虚无飘渺的东西。事实上，一个真正科学合理的理想本身就应该是现实的，它正确地把握现实发展的可能性趋势，代表着未来发展的方向，因而是一种最为现实的东西，只不过它是以未来现实的形式出现而已。只有那些和现实对立、不揭示现实发展必然性趋势的“理想”才是虚无飘渺的，才是一种幻想。其二，割裂了理想与价值的联系。杜威以为只有现存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而理想是遥远的，因而便是无价值的。其实与他的看法正好相反，理想应该比现实更有价值。理想永远包含了人的目的性的要求在其中，显然具有最大的善的价值，这个价值由于是通过主体按自己的尺度对现实的改造而表现出来的，因而往往比现实本身具有更高的价值。这一点是实用主义者杜威所没有认识到的。所以连西方一些哲学家（如罗素）也批评实用主义是一种过于世俗的生活哲学。
3.探讨哲学理想职能的时代意义。当代中国哲学曾以“实践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但哲学自身的解放却显得力不从心。如果对现时代哲学贫困的现状作一认真的检点和审视，我们可以发现哲学自我解放的最大困难在于它尚未在时代发展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价值坐标。于是，哲学不是沦为政治时势的注解和工具而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便是游离于现实之上，以空洞贫乏的“一般方法论指导”聊以自慰。
哲学自我解放的一个重要契机在于高扬哲学的理想职能。哲学当然只有植根于现实中才能获得理论生命，但我们的哲学却往往把与现实相联系理解为一种对现实的图解或注解。这样，诸如对联产承包制，对一国两制，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等等的哲学思考可以很深刻，但毕竟只是对现实的解释而已。于是，为了不一味地沦为这种对现实的图解和注释，哲学又往往误入另一极端，回到“理念王国”之中，哲学就是认识论和方法论，只提供普遍一般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但这种悬浮于现实之上的指导却从未真正实现过。我们认为，哲学只有在建构自己理论的过程中高扬理想的职能，才能消除这种摇摆于对立两极的迷误。这亦即是说，我们的哲学要在为现时代的人们提供真、善、美的理想中走向现实。因为为了合理地建构这样一个理想，哲学就必须自觉在从总体上对时代的特征、规律、发展趋势作精辟透彻的了解。这样一个过程，正是哲学迫使自己与时代、社会发展进程密切结合，并成为时代发展进程之内在环节的发展进程。
特别重要的是，这种高扬理想职能的哲学理论本身是批判与建构的统一，而批判与建构正是人作用于现实世界的两个最基本途径。因此，一方面在哲学的理想职能中蕴含着对现实的批判。这种批判源于人类实践的能动性。哲学通过对现实的否定和不满足，介入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并在社会的发展中以独特的理性力量和人类的其它活动一起推动社会发展。而且，在哲学的理想职能中所蕴含的这一对现实的批判，具有真、善、美的特性。“真”表明这个批判有着充分的必然性根据，而不是感情上的任性和冲动；“善”意味着这个批判有明确的主体的价值目标，不是为批判而批判；“美”则表明这种批判是以“感性的属人”（马克思语）的形式而进行的，具有审美感召力。另一方面，哲学在自己理想职能的展开中，在对现实批判的基础上更重要的还内含着对未来的建构。哲学批判只是手段，其目的则是建构一个属人的理想社会和造就完美的理想人格。因而，哲学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不仅仅是否定，而且要把握现实发展的未来可能性，并在可能性基础上为人的活动建构理想的大厦。
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正是通过这一批判与建构，一方面获得现实感以摆脱抽象和空幻性，另一方面又超越现实，在克服现实与理想的对立过程中，高扬对现实世界的理想性。这样，哲学也就必然由此摆脱贫困的命运，使自己获得蓬勃发展的生机。
不仅如此，高扬哲学的理想职能还为当代中国人在现时代克服物的挤压，实现自我解放提供最重要的理论指引。
改革开放正激发着当代中国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迅速确立，又使这种追求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又表明了这样的一个令人忧虑的现实：物质与商品对当代中国人的统治正在不断蔓延，对物欲的占有和满足似乎正演绎着我们生命的所有需要。于是，许多人似乎是为了商品而生活。商品压抑着灵性、激情、意志、情感、想象等属人的品性。而经商“下海”成为社会的时尚，又加剧了商品对人统治的实现程度。可以认为，当代中国人正处于物化世界的挤压之中。庄子“沉于物，溺于德”的见解似乎得到了某种绝妙的印证。面对着这一现实，文学家们以灰色之“纪实文学”的手法来表示自己的反抗情绪，道德家们的忙于论证所谓的社会进步和道德沦丧的“二律背反”，宣传家们则不断地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而哲学家们则似乎处变不惊或仅仅满足于对这一现实作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论证。其实，我们的哲学在对这一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作出深刻的论证之后，更重要的还在于要为当代中国人如何摆脱这一份似乎有些无奈的现实给予理论和方法的指引。这亦即是说，哲学要在高扬自己理想职能的过程中给当代中国人以超越现实的理想与信仰，否则哲学家们对现实世界的任何所谓“终极关怀”都只是虚幻的。
可以肯定地说，就当代中国现实而论，我们在理想和现实的追求中似乎正处于一个二律背反的窘境：我们已有的和正在有的历史经验表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需经弘扬物质利益、发展商品经济，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有效率，才能充满活力，否认物质利益，否认商品竞争，就是否认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但是另一方面，现实的情况又是，这种以效率为主导性价值取向的追求，由于必然会对传统人文价值产生破坏从而在弘扬物质利益和商品经济的过程中，构成一种对当代中国人异在的东西，反过来窒息着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物质和商品在许多人那里变成了人的目的，而不是自我解放、实现个性自由、全面发展自身才能的一个手段。这是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一个极为严峻的现实问题。这一时代问题的存在就要求，当代中国哲学必须在高扬理论的理想职能中改变这一现实。哲学要在自己理想职能的展开过程中，高扬“人是目的”这一理性的旗帜，以自己的敏锐、睿智和深邃表明，任何物质和商品的追求都只是实现人自我解放这一生命理想目的的手段。一旦我们借助于哲学的理性洞察，在生命理想的追求中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当代中国人自我解放的历程也就真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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