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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市场与文化建设
马克思论市场经济与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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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繁荣总是以经济的繁荣作基础，但艺术和经济并不是机械的适应，并不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文化艺术发展水平也相应地提高。这里，根本问题在于经济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确当地指出，资本主义到了19世纪中叶，在二百多年时间对生产力的发展，超过了过去人类历史全部生产力发展的总和。事实上，直到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还在程度不同的发展，但经济发展，而文化衰颓，却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
资本主义对文化艺术发展曾经发生过伟大的推动、促进的作用，这主要是在它的萌芽时期，也就是被称为曙光期的文艺复兴时期，按照恩格斯的论断，这个时期，“奠定了以后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又是现代大工业的出发点”。①这就是说，这个时期还处在中世纪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资本主义的大工业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还远没有取得支配的地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没有从市民等级中分离出来。资本主义的矛盾还刚刚露头，还远没有得到成熟的表现，人们对这个社会的未来还真诚地充满希望和幻想。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繁荣正是在这样机遇下出现的。接着是为资产阶级革命准备条件的启蒙时期，也有过文化艺术的繁荣，但随着资本主义确立了自己的统治，本来意义的资本主义文化或资产阶级文化的高潮便过去了，而且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矛盾。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不但无力对文化艺术发展作出任何贡献，而且成了文化艺术继续发展的障碍。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作家，都痛切地感到资本主义对艺术发展的桎梏。连比较保守的斯达尔夫人，也在她的理论著作里提出她的指控。
19世纪欧洲的许多国家，在文学、音乐、美术都有过自己的高度的发展，出现一大批伟大、杰出的作家和艺术家，但他们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而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是资本主义的揭发者和批判者。列宁把19世纪的俄国文学归入为以后的俄国革命作思想准备的先进行列。显然，19世纪整个欧洲出现的文学艺术的高潮，不能归功于资本主义，不能归功于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统治的大资产阶级。相反，19世纪欧洲那些伟大、杰出的作家艺术家，他们大体上是站在中小资产阶级，以至被压迫农民的立场，反抗占统治地位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
马克思所以认为资本主义和某些艺术部门是敌对的，根本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性质。以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任何劳动的产物，只要确定一定的比例，都可以互相交换。从市场的观点看来，即使人类最崇高的精神产物，它和任何其他产物，都是等同的。因为确定每种商品的价值的，不是它的特殊的质，而是可以衡量的抽象劳动。“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作出下面这样尖刻的批判和讽刺，对于我们解决市场和文化的关系，是一个极好的启示，极好的理论依据：
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各种使用价值可以相互交换的量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它们成为同一交换量。因此。1卷“普罗佩尔提写斯歌集”和8盎斯鼻烟可以是同一交换价值，虽然烟草和哀歌的使用价值大不相同。作为交换价值，只要比例适当，一个使用价值和另一个使用价值完全同值。一座宫殿的交换价值可以用一定数量的鞋油表示。反过来，伦敦的鞋油厂主们曾用几座宫殿来表示他们的大批鞋油的交换价值。因此，不论商品的自然存在的样式怎样，不管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所满足的需要的特殊性质怎样，商品总以一定的数量彼此相等，在交换时相互替代，当作等价物，因而尽管它们的样子形形色色，却代表着同一个统一物。（《政治经济学批判》）
这就是商品生产的实质，这就是商品生产不可避免的量对质的支配所造成的平均化，正是这种平均化使任何无价的瑰宝，任何最复杂应该最受到人们景仰的精神产品，在市场面前，都失去它们的光辉，它们成了只是用不同数量的货币来指示的交换价值。
在资本家看来，色情的作品和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区别至少是不重要的。如果色情的作品更畅销，更能为他创造超额利润，色情作品和它的作者会更受到他的青睐。如果说，现在我们中国社会也有资本家和不法分子的存在，因此也大量出现类似的现象，那么，低级庸俗的作家和真正艺术家的不同的际遇，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早就指出了：
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5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
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它本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还能高速度继续向前发展，但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发展，情况却完全相反。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总是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即使不是因为那些进步的文化已经明显地对资本主义的现存秩序不利，即使只是从资产者“务实”的眼光看，那些不能成为直接的生产力的精神文化，在他们看来，也是理应受到冷遇的。
当然，为了缓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矛盾，外国资产阶级也资助一部分耗资巨大，难于自给的“高雅艺术”，对那些能赚大钱的“通俗艺术”也通过高税额等办法来加以抑制。但这不能根本改变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带来的文化艺术发展的厄运，不能根本克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对立。
从前引有关密尔顿的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清楚地认定，艺术创造有它自己的规律，一个作家、艺术家需要依据艺术规律实现创作的自由，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艺术创造和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是对立的。在以获得最大利润为目的的资本家看来，密尔顿遵循艺术规律像“春蚕吐丝”一样自由地进行艺术创作，这是一种所谓“非生产劳动”，不必加以重视，而那些服从资本家需要，因而能够创造最大的利润的“创作”，却认为是“生产劳动”，他们才另眼相看。
要么，就像密尔顿一样，遵循艺术规律，遵循自己的内心需要，遵循一个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进行创作，那怕由此受到冷遇，也不改变作为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初衷；要么遵循由价值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支配，成为一个没有心肝的出卖自己灵魂的市场的奴隶。我们从马克思有关商品生产与文化关系的论述，可以得到一个至今仍然保持着它的重要意义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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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常常从标志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这个目标回顾过去各个历史时代的生产。在马克思看来，人进行物质生产，本来是为了人自身，为了满足人的合理的需要。物质生产劳动，是人区别动物的人的能动性的表现，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露，是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但以商品生产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反过来变成了苦重的负担，反过来使人受它的奴役。在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的条件下，人的劳动成了异化劳动。
马克思在他的科学活动里，从未间断过批判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他把古代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加以比较，认为古代社会（马克思指的主要是古典古代的希腊）生产是为了满足人自身的需要，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是为了获得利润。在古代社会里，“人是生产的目的”，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是人的目的，而财富是生产的目的。”正是因为这样，在古代世界，生产还有可能在有限范围内发挥劳动者个人的特长和爱好，但在资本主义世界，一方面生产力得到为古代无法想像的飞速的发展，显示出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但另一方面，正是在这个生产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世界，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显露，却成了充分毁灭：
“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显露是表现为充分的毁灭，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Vergegenstandlichung)是表现为充分的异化，而一切特定的片面的目的的消灭是表现为目的本身之牺牲于完全异己的目的。因此，幼稚的古代世界一方面是一种比现代世界更为高尚的东西。另一方面，古代世界事实上之所以比现代世界更为高尚，完全是在于力求找到完整的形象、形式和早已制定的局限性。它给予人处在被局限性的观点上所能得到的满足，可是现代世界却不给予满足；凡是它出现为自我满足的地方，它就是庸俗的。②
古代社会也有商品生产，这是简单的商品生产，例如古典奴隶制的希腊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样，小作坊或个体劳动者，也为市场交换而生产，但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物质生活和其他方面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发财，为了成为财主。他们是为买而卖。他们也有分工，而且往往是十分精细的分工，例如一个人一辈子只生产一种工艺品，但这种分工却使人能发挥他的特长和爱好，增加他对劳动的兴趣，而且往往使他的专业能够达到惊人的熟练，使他们的产品精益求精。
在中国的古籍里，留下了一些关于手艺人的寓言，也可以用来印证马克思对古代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劳动的比较分析。这些手艺人，往往一生都只从事一种劳动，他们不但达到神奇的高度的技巧，而且出神入化“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往往进入一个艺术家那样的创作自由。《庄子》的《扁轮斫轮》、《庖丁解牛》便是有名的实例。
扁轮作为一个极端熟练高超的手艺人，“行年七十而老斫轮”，他有点经验主义也是事实，但他为自己技艺激发的自豪感，他对那些只知崇尚书本知识，而脱离实践的权贵的蔑视，这种精神，怎么能和现在那些拜倒在金钱和资产者面前的作家艺术家同日而语？同是出自《庄子》的《庖丁解牛》的这位庖丁，他的劳动简直到达了一个自由王国。别人解牛时难免刀子碰在骨头上，即使好的庖丁，一年便要换一次刀，而平常的庖丁，只一个月便要换一次刀，我们这位有高技艺的庖丁，刀子用了十九年，已经解了一千头牛，却“刀之刃若新发于硎”。原因就在于牛的筋肉骨络的结构虽然复杂，他操刀时却能自然地避开坚硬的骨头，而且“游刃有余”，“官知止而神欲行”，这就是说，在长期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他在“创作”过程中，潜意识起着重要的作用。
是的，在古代世界，这些手艺人的生产劳动是他作为一个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在狭小的范围内，他们个人的才能、个性，都能得到发挥。在古代的中国，也和古代的希腊一样，“人是生产的目的”，而在商品生产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事情正好相反：财富是生产的目的，劳动者成了分工的奴隶，劳动成了一种支配他们的异己的力量，这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卓别林在他的《摩登时代》里对此作了极其辛辣的讽刺，这一定使资本家大伤脑筋。
在这种异化劳动中，劳动者怎么能梦想扁轮、庖丁他们所达到的艺术家的境界！
古代的分工，使得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个性、特长，工艺产品就更有可能精益求精。他们进行的简单的商品生产，却使自己的产品往往达到了经典艺术品的行列而毫无愧色。
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完全是另一回事，既然他们完全是为了增加利润而生产，资本主义的分工，目的也是为了在同样劳动时间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能够更多的积累财富，增殖资本。往往是一个工人只生产一个零件，一个工人的生产无从过问一个产品的全貌。资本主义的分工使人片面化，使人异化。
即使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的工业生产，也不能没有分工，任何一个工人也不能独立生产一部机器，或者一件工序复杂的日用品。但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可以采取缩短工作日等办法来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病，使人有可能得到全面发展。
中国的市场经济与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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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过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证明，像中国这样本来经济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民族资本主义没有得到有利的发展条件，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在经济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个体的、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对发展中国的经济，提高综合国力，还有它的积极意义。过早地完全取消私有制，取消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现在党中央提出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所有制问题上确定的公有制为主体，其他非公有制的成分作补充，这种公有私有同时并存比较过去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看来似乎是后退，但欲速不达，过早地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加上僵硬的计划经济，在中国的条件下反而延缓经济的发展。由于贯彻目前党的基本路线，便使中国生产力得到意想不到的快速发展。
当然，不同性质的经济同时并存，也自然会出现为过去单一的公有制所没有的问题。
经济是基础，它决定人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现在谁也可以看到，人们的政治观念、生活方式、文化艺术和其他精神上的需求，都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这里也有受到外来影响这个因素，但归根到底，这是我们的经济基础存在着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主要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两种不同的经济成分的反映。不同的经济成分都要求按照自己本来的方向发展，都要求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公有和私有，既有联合，也避免不了有分歧和斗争。我们现在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出现许多复杂的矛盾现象，归根到底，是在于我们的经济基础本身存在着公私不同的经济成分。
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同时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我们既有张思德式、雷锋式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品格高尚的人，他们见义勇为，毫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甚至为了人民解放的共同事业可以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但另一方面，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向钱看，见利忘义，见死不救，甚至在救死之不暇的时刻，还在讨价还价。这样的人，在旧中国并不罕见，全国解放后，在经过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特别是经过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已经大大减少了，但这些年来，又像细菌一样，从各个角落重新滋长。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这类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滋生，当然也和受外来影响有关，但如在国内没有培育这类思想的物质基础，即使受到外来的影响，也不会生根，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广泛流传。存在决定意识，意识是存在的意识。“一切向钱看”、“只有低头向钱看，才能抬头向前看”，“为个人主义平反”，要取消公有制等等，这类思想只有和目前的经济基础联系起来观察，只有把这类思想看作是目前新兴的私有者的要求和愿望的表现，才能对它的意义有确切的理解。
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国有资产不断流失，其数字是令人震惊的。以至私有制的成分在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比重已经逐渐赶上以至超过公有制成分，在有些地区，公有制已经微乎其微。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已经越来越露骨，越来越多的人都把挣钱发财作为参加生产和工作的目的。过去人们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看作是一个崇高的职责，现在在许多人那里已经成了一句套话，甚至对它加以指责，认为它和个人的物质利益和个性的发展是对立的。有人对我国十多个省的职工思想状况作了调查，结果是有60%以上的职工表示，自己参加工作和进行劳动的主要目的是“干活挣钱”，“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过去忌讳谈钱，现在敢于大胆谈钱了；过去强调无条件服从国家、社会、集体利益，现在敢于比较多地强调个人经济利益了”。（《工运研究》，第14期：《职工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研究》。1994年出版）现在一些职工把无条件服从国家、社会、集体利益和个人依据按劳分配原则实现的个人利益分离，乃至对立起来，这其实是一种不幸的误解。“主观为个人，客观为社会”，过去就曾经引起过争议，这类思想和极端个人主义当然还是有区别的，而且不能否认，在一定的条件下，“主观为个人”和“客观为社会”也可以“兼顾”，但这只能是暂时的，到了个人和社会发生矛盾的时候，事实上便不能在二者之间作出决择。这类思想不能不认为本质上还是个人主义的。但并不是每一个负有教育青年职工任务的人都能及时看到这点。
从这篇调查研究的文章里可以看到，现在有不少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忘记了过去老一辈职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传统。这个调查材料还说到，现在多数职工，认为“自己的命运还应该由自己主宰”，但实际上，金钱却作为一种弃己的和他对立的力量支配着他们，他们为金钱而奋斗也为金钱所奴役，成了金钱的附属物。现在发横财的机会很多，但随时有灭顶之灾的机会也同样的多。一个人一觉醒来，就会成为百万富翁，同样，一夜之间，也会成为负债累累无路可走的穷光蛋。越是认为主宰着自己的命运的人，就越是为一种连他自己也无法理解、更无法主宰的力量所作弄。这样，他们就转向宗教，相信鬼神，上面提到的那篇关于职工思想的调查研究文章也说到：“12个调查省份依次为：上海、广东、云南、甘肃、陕西、内蒙古、四川、辽宁、湖北、北京、山东、江苏。宗教信仰同文化程度呈负相关关系，而同经济生活状况正相关。各个不同年龄段有宗教信仰的职工比例为：35岁以下10.1%，36岁──50岁9.1%，51岁以上为5.6%。市场经济发育程度愈高，职工年龄愈轻，经济收入水平愈高，职工信仰宗教的可能性就愈大──这种状况表明：在我国至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信仰宗教的职工人数有可能继续增长。”
近些年来，《周易》忽然在市面上风行，在小书摊上可以同时看到这部典籍的各种注释、注译或讲解的本子。并不是人们忽然重视中国的古典哲学，决心继承民族文化传统，而是因为它可以看风水、论气数、占吉凶。现在看面相手相的行业复兴似乎是和股票市场的发展同步进行的。
现在许多人的精神素质在下降，人的本质在异化，包括许多青年人在内，他们的精神需求很少，很低。过去一本好的小说，销售几十万乃至一两百万册，这个好运现在由色情作品流行歌曲所代替。流行歌曲不能说都是坏的，但50年代有一本《外国名曲200首》，这也可说是当时的流行歌曲，但和现在的流行歌曲相比，其思想、艺术高下如何？尽管这部名歌集还会继续保持它的艺术魅力，但大约只保留在中年以至老年人的记忆里，现在不少青年大概从不知道它曾经吸引过50、60年代的大批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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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这些思想每日每时都在争夺我们的青少年，如果我们不是坚持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来引导青少年，不是想法从他们脑子里挤掉上面所说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我们未来的社会主义，会变得怎样，是会令人忧虑的。
在过去战争和革命的年代，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和敌人作斗争，人的精神素质的重要性很容易为大家所认识，而且在斗争过程中，也很容易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过去党所领导的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我们人民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几十年间，把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素质提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目前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能否经受得住考验，保持和继续发扬过去的优良传统？这是每一个关心祖国前途的人都在注视着思考着的问题。
不能否认，现在有些干部、党员是被糖衣炮弹打中了。这样的例子单是登在报上的也并不少见。事实果然像毛泽东所说的：“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裹着糖衣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马克思主义也在经受改革开放的考验，经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同时存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同时存在的考验。目前，国内存在着的矛盾也不能不反映到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自己的立场，坚守自己的阵地，但也有一部分曾经战斗过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发生变化，他们热心于“纠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热心于创立“新的社会主义观”。也有人在极力提倡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实行“整合”，实行“多元互补”、“多元共生”，有些人甚至公然伪造马克思的言论来证实自己反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他们当中有些人其实本来便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但他们和变色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互相呼应，实际上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
我们的文化生活以至整个精神生活也经历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这无疑是一种有远大前途的不可战胜的强大的力量，是符合大多数人民的根本愿望和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要求的，他们确认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人民这个目标不能动摇。另一方面，“一切向钱看”，使得许多封建的资本主义的黄色的黑色的“文艺”像发着恶臭的浮尸一样泛起。流风所至，严重地毒害了许多人，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也败坏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主要是一些青年作家艺术家。他们中有些人是有才能的，但现在也大写其性文学，“创作”一些谁也看不懂，或者很少有人会欣赏的作品了，并且因此名利双收。
同是文化市场，新华书店，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书店，中国书店，各有不同的分工，但总的来说，都是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张扬中外文化的优秀传统的，这是现在我们的一种文化市场；另外还有许多细小的星罗棋布的书滩，他们拥有大量的购买者，甚至超过前面所说的那些大书店。他们出售的书是娱乐性、趣味性为主的书刊，其中也经常夹杂着上面所说的低级庸俗下流的有害的读物，这又是一种文化市场。你从上述的书店出来，再去光顾这些书滩，简直是到了另一个书的世界。
不能否认，许久以来，进步的文化，真正属于社会主义的文化正处于“特种萧条”的境况，尽管热衷于黄色文艺的人还是少数，但目前大量的电影、电视、书刊的观众读者响往的都是那些单纯讲究趣味性、娱乐性的节日。我们不能否认趣味、娱乐也是一种生活的需要，但趣味、娱乐也有高下之分，如果我们文化生活的空间被内容平庸、格调卑下的趣味性娱乐性的节目、报刊完全占领，习以为常，久而久之，其后果会是怎样？过去在旧社会里，特别是经济困难的家庭的子弟，往往从童年时代开始便不得不思索社会和人生的问题，现在的少年儿童，生活大都无忧无虑，在现在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就连思考问题的习惯也没有。现在从十来岁的少年也可以看到，他们中有不少人便完全被电视中的武打、惊险、谈情说爱的节目所吸引，此外，他们几乎什么书也不想看，“看那么多书有什么用”？他们显然也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消极的影响。他们也知道现在发财致富未必需要很多学问。
现在我们的国家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为此，首先着重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发展，这是必要的，合理的。这是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达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的重要环节。
但不能因此便忽视或放松精神文明的建设。如果说，经济建设为社会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那么精神文明建设便为社会主义打下了精神基础。精神文明是做人的工作的。文化艺术工作者都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的劳动成果不可能象科学技术一样成为第一生产力，不可能直接为国家创造财富，但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能够在培养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新人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不是科学技术能够代替的。
一个重要的思想家，或者重要的作家、艺术家，可以教育整代甚至几代青年，使他们觉醒，把他们推向争取人民解放、争取国家、民族富强的道路。他们的作用，不是可以用眼前的经济效益来计算的。在中国，鲁迅、郭沫若、巴金以及其他优秀的作家，都已经用事实证明了这点。
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每一个发明创造都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要取得重要成就也并不是容易的。自然科学家也需要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否则在一些高精尖关系到哲学的问题上便会走向迷误，这是列宁在分析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科学危机的时候着重指出过的。但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自然规律本身不受社会规律的制约，但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便不同了，它和社会生活、社会斗争和变动密切相关。如果说，自然界也有发展，也有变动，那往往是以百万、千万、亿万年计算的。而社会现象却没有自然现象那样的稳定性。社会变动即使不都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也往往在几年或者几十年，便出现了历史的大变动，而在两三千年里便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几个不同的社会制度。在同一个社会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也往往发生很难逆料的复杂的变化。毛泽东在描述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时是这样说的：
当前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问题。……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时刻要注意的大课题。
尽管方式方法不同，文学艺术工作者所面对的课题，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要取得重要成就，在一定的意义上，比自然科学取得重要成就还难。──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我们也需要克服的是目光短浅，只知眼前的实利，不能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考虑问题的过于“务实”的观点。
现在谁都看到，在文化方面，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看来是比较受到重视的。但据统计，近两年科技书译著出版物占全部出版物的比例，也从20%到30%减至5%。对于不是见效快，它的意义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意识形态的文化，其处境是大家都知道得更清楚的。
我们即使在城市里，书店本来便不算多，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有些书店兼营其他业务，古旧书店更是惨淡经营。今年11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熊雷一篇短文《从书店看差距》，说到泰国凡是大商场都有书店，商场越大书店也越大。瑞典“可以不夸张地说，凡是有商店都有书店”，他从这里看到中国和别国的差距：“发达的和发展中的国家，其商业都会中的商业区都有书店。为什么在力争发达的中国北京，其商业区的发展要抹掉书店呢？”他忘记了说，我们还不是一般力争发达的国家，而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似乎应该加上一句：固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没有文化、文化落后，不是物质上而是精神上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反差，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鸿沟，是无法填平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
现在我们“文化市场”出现的许多不健康、不正常的现象，有法制不健全，或者执法不严的问题，但这些现象的产生，以至泛滥成灾，甚至越演越烈，其根源还在于市场经济本身，在于国内私有制成分在扩张，社会主义公有制成分在下降。随着经济上公私比重的变化，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必然跟着变化。
对金钱的无止境的追逐，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的目的，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失去理想，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这种情况，连同一部分负有“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崇高使命的作家、艺术家也未能例外。
艺术创造，包括艺术的表演在内，本来是艺术家对世界的掌握，对艺术家本人来说，是他的才能和个性的一种显现，但现在我们那些把财富看作是艺术的目的，那些把自己的出场价越炒越玄的艺术家，早已不是他在掌握世界，不是他用自己的艺术创造来显示人的精神创造的高尚和尊严，而是他为财富所掌握，成为财富的奴仆。他关心的已经不是艺术，不是它的社会效益，不是他的才能个性的充分显示，而是怎样能够取悦观众，怎样能够使自己的收入增加，再增加。
在全国解放以前，在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中国，作家也是出卖自己的文稿的，但目的是维持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为了发财致富，革命的作家艺术家是这样，对艺术保持严肃态度的作家艺术家也都是这样。他们并没有因为和市场发生关系便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念。
现在有些作家，写作是为了发财致富，他们自己便把自己的创作看成是商品。他们不断地扩大再生产，甚至他写的比你看的还快。因为一般看文学艺术作品只能在8小时之外，而这类作家，除了8小时还可以加班加点。这还不说，文学艺术商品化的结果，现在连有些知名的作家也大写其色情文学，这是解放前，稍为顾及作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稍为爱护自己的声誉的作家那里也是少见的。有一位评论家说到，《金瓶梅》的性描写，被以后的出版者用“□□□”代替的部分，正是最露骨，从文学上看也是最不必要的部分，《废都》是作者自己加上许多“□□□”的，这位评论家完全恰当地指出说：作者保留的写性行为的部分已经“淋漓尽致，登锋造极”，也就是说，已经无以复加了，他想写能写的都已经写了，而“□□□”已是“黔驴技穷”。为什么这样做呢？这不正是为了吸引读者玩的花样？评论者得出的结论是“作者以这种形式的设置招揽和诱惑读者”，也就是文学商业化的结果。这部作品的大量销行，不正是因为它连篇累牍“淋漓尽致，登锋造极”的性描写吗？
在旧中国，为了生活困难和别的原因，有些作家也把自己的作品版权完全卖给出版商，鲁迅也曾经有过这种情况，但现在，竟出现了作家把自己一个时期整个写作活动，都卖给出版社了。合同规定，在这期间，这个作家的所有作品，都只能由这出版社出版，而不能由任何别的出版社出版。看来，这样的作家已经失去了自由，已经超出了一般的雇佣关系，已经进入类似的人身依附关系。
不能认为异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不可避免的。异化是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也出现这类异化现象而且还在扩张和发展，这正好是我们的市场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成分正在扩张和发展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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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一齐抓，两手都要硬，这是完全正确，十分必要的。这里有认识、决心问题，也有进一步完善政策、法制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到互相适应的协调的发展，是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的。因此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根据中国的国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容许多种经济成分包括个体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其中也包括中外的合资的），同时并存，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提高综合国力，是有利的，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但问题是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像过去那样，国有资产不断流失，不断被蚕食，被排挤，被吞并的趋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会有失去主体地位的危险。这是关系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是否会改变，关系到过去几代人为之牺牲奋斗所获得的成果是否保持得住的问题。因此也是社会主义存亡的问题，这是每一个关心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关心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命运的人都不能不认真考虑的问题。
我们不能为了物质文明而牺牲精神文明，我们更不能为了物质文明而牺牲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的性质也变了，当然也谈不上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这是从苏联和东欧的经验也得到证实的。
党中央的领导同志提出，市场经济和公有制，国家调控和市场机制，要结合，要统一，这是完全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市场不是任由自发的价值规律所支配。在过去一个时期里，我们正当的文化艺术所遭遇的厄运，甚至比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出现的还要严重，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并不是完全放弃国家的调控，当然，这种调控，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占支配地位的性质，不能真正克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矛盾，但他们也并不是任由一切文化艺术在价值规律面前听天由命的。
文化艺术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文化艺术是上层建筑，是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反映。经济基础变了，文化艺术迟早也得变。根本问题是经济基础的性质。那种认为只要生产力发展了，经济上去了，便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连同文化艺术，连同整个精神文明的问题，都可以自然而然地会有妥善解决的观点，它和事实不符，因此和马克思主义观点也是大相径庭的。
注释：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
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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