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期社会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及其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调查研究论文,现实意义论文,态度论文,科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1）02-0025-03
社会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是从事社会调查的人员的行为规范，坚持科学态度是进行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之一。毛泽东在早期社会调查研究活动中牢牢地把握这一基本原则，实事求是、眼睛向下、甘当群众小学生和科学分析的态度也就成为毛泽东早期社会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的主要内容，也是我们必须学习和坚持的。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有正确的调查
30年代前期是毛泽东早期社会调查活动频繁的时期之一，他的许多调查报告和理论总结出自于这一时期，其中，他于1930年5 月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做“本本主义”。本本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唯上和唯书，而不唯实。以为凡是领导讲的、凡是上了书本的都是对的。毛泽东批评了这种盲目崇拜的迷信观念，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并把“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13、8页。）作为纠正这种本本主义的方法， 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页。 ）的著名口号。第二年，又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页。），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作了补充和发展，突出地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他还第一次明确提出和使用了“思想路线”的概念，把调查研究同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联系起来，强调共产党人要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反对本本主义的保守的思想路线。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是实事求是。
毛泽东不仅从理论高度论证了调查研究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基础，是形成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前提，而且在他本人的调查研究活动中，实事求是的态度又是他的行为规范之一。在调查研究活动中，他不唯上、不唯书，也不自以为是，不把个人主观片面的认识当成客观真理，不用个人的观点代替社会调查的科学结论。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1930年5月对江西省寻乌县的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各阶级等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的调查，是他所作调查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在他长达8 万多字的《寻乌调查》中谈到农民出卖自己儿子的情形时说：“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50页。）参加调查会的3个农民来自不同的3个村子， 他们有名有姓有具体情节地指出各自村子里的许多贫苦农民因为断了粮，因为要还债，被迫“卖奶子”（即儿子）。有的一家4个儿子，卖出3个，有的一家7个儿子，卖出5个。”据他们说，在他们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人家有十家是卖过儿子的。”这些卖儿子的父母总是痛哭流泪。在儿子一卖出后，债主就要恶狠狠地跑来讨债，“因为这时候是他这笔债的生死关头，卖了奶子犹不还他，钱一用掉，永久没有还债的机会了，所以他就顾不得一切了。”毛泽东就是通过实事求是的调查，除去自己的疑问，得出“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的结论。他对此还特别敬告读者说：“读者们，这不是我过甚其词，故意描写寻乌剥削阶级的罪恶的话，所有我的调查都很谨慎，都没有过分的话”（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50页。）。 从这里我们对毛泽东在调查中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目了然。
正确的调查是取得发言权的前提，而实事求是的态度又是正确调查的先决条件。不具备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不会有正确的调查。因为，如果采取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态度，对待调查工作就会表现为先入为主和自以为是，或者是把既定的结论或一般原则强加于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作为验证主观成见的手段；或者是不尊重客观事实，不尊重群众的意见，把个人主观片面的认识当成客观真理，用个人的观点代替社会调查的科学结论。以主观主义态度进行社会调查，必然把社会调查引入歧途，将其变成歪曲事实的手段。由此可见，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才会有正确的调查，有了正确的调查，才会有正确的结论。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所制定的许多正确的方针、政策都是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正确的调查研究的结果。
二、坚持眼睛向下、拜群众为师，才有丰富的材料来源
社会调查活动过程是一个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互动也就是互相影响，调查者的社会身份、思想认识、价值观念以及作风态度等都会对被调查者产生影响。而被调查者的思想和情感又会影响到调查者。毛泽东在社会调查活动中，总是首先以自身热情、谦恭的态度去影响被调查者。他始终把被调查者当作自己的老师。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的《序言二》一文中，回忆起十多年前进行调查的情景，写道：“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他在兴国调查中，请来8个农民谈话，开始时， 农民很疑惧，不知会把他们怎样，第一天只谈点家常事，脸上也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慢慢他们了解了毛泽东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调查者和被调查者都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这一情节的描述出自于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一文。开调查会是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经常采用的方法，而且他总是采取参入调查的方式，事先拟定调查纲目，调查会上“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把自己置于被调查者之中，而不是高高在上，因为他明白“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6—17页。）。人民创造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毛泽东尊群众为师，诚恳地向群众学习，以向群众学习为快事。他眼睛向下的态度，使群众在他的面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而使他获得了对农民、对农村以至对中国社会的全面而正确的认识。
三、调查研究必须坚持科学分析的态度
在社会调查研究中，毛泽东不仅采取了严格的实事求是和谦恭的拜群众为师的态度，而且锲而不舍地坚持科学分析的态度，从丰富的资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他批评那种“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帐，象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的调查，指出“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5页。 ）面对社会调查中所搜集的丰富的原始素材，毛泽东表现了他高超的驾驭能力——透过复杂的现象洞查事物的本质，他的这种驾驭能力是以其科学分析的态度为先决条件。“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9页。）没有科学分析的态度， 也就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本领，毛泽东在社会调查中的科学分析的态度，主要体现在他运用各种科学分析的方法来处理材料、总结规律这一方面。这里仅谈谈他使用最多的两种方法：
其一，毛泽东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分析方法是我们认识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正确方法之一。毛泽东的兴国调查分析了土地斗争中的八个阶级或阶层，了解了旧有土地关系，其中包括田地分配、人口成份和剥削状况，弄清了占人口6 %的地主富农却占有80%的土地，占人口80%的贫农中农仅占20%的土地的不合理状况，“因此得出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6页。）
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分析了地主、富农、贫农。对于地主阶级，从大中小三个阶层来加以分析，得出“大中地主阶级的全部都是反革命”的结论，而将小地主又分为三个层次，从其经济地位来分析年有多余的小地主“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着悲惨的前途的”和“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两部分小地主则表现了革命的热情。“一般说都是参加革命的”。在《寻乌调查》中都列举了这类人士的真名实姓。
对于贫农，毛泽东根据调查材料分析提出：“贫农并不是一个经济地位完全相同的整一的阶级，他里头有四个不同的阶层。”即：1.半自耕农；2.佃农中较好的；3.佃农中更穷的；4.佃农中最穷的。但总的来说贫农是“不够食欠债的”，他们的政治态度正如歌谣里所唱：“穷兄穷弟爱同心，穷姊穷妹爱团结，团结起来当红军，当到红军杀敌人”。
毛泽东通过对农村各阶级的具体而详尽的解剖，从而弄清了这些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得到了正确的阶级估量，对农村有了正确的全面的认识。他对中国农村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严格审慎的阶级分析，为制定我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策略提供了依据。
其二，毛泽东对农村通常采取典型调查，注重由典型推及一般。他形象地把这种调查比喻为“解剖麻雀”。毛泽东非常善于运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在他的寻乌调查、兴国县永丰区调查、兴国的八户农民的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中，比比可见。他调查的对象具有典型代表性。调查寻乌，是因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2页。）调查兴国县的永丰区，是因为“这一区介在兴、赣、万之交，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82页。 ）。他对兴国八户农民家庭的土地、财产、收入、支出、人口、劳动力、婚姻、文化、政治地位，对革命的态度等都一一作了详尽的调查，目的并不是为了记一笔流水帐，而是为了弄清“农村的基础概念”。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细胞，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一个家庭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状况，反映了社会的经济、政治关系，具体地解剖单个的农民家庭，获得对农村的基本知识，是真正认识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风土人情的基础。这些知识，只有到农村去亲眼看、亲耳听、亲身体验才可得到。没有这些知识，就不知道农民，更不能组织和发动农民。
毛泽东对偌大的中国农村，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有着那么深刻的认识，不是他有什么先知先觉，而是他在对中国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坚持科学分析的态度，采取阶级分析方法，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由个别概括出一般结论，既了解了农村各方面的重要情况，也弄清了“农村的基础概念”。
毛泽东的早期社会调查研究活动有着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认识中国国情，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正确地制定和完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战略战术。由于毛泽东在早期社会调查研究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科学分析，眼睛向下的科学态度，他实现了这一目的。
四、毛泽东早期社会调查的科学态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早期社会调查的科学态度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之一。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我党的工作重心、任务和具体条件跟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许多新的情况，新的事物需要我们去了解、去认识。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即使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大胆引进、尝试，其是非得失的标准有三条：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与否的判断，不能以主观好恶，而只能以客观实际为依据。那么，认识这些新的情况，新的事物的最好方法就是调查研究。在没有调查，没有正确的调查之前，则无权说是道非。因此，毛泽东在70年前为反对本本主义而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对我们今天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样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今天我们可以不必去记住毛泽东在战争年代调查的那些具体材料和结论。但我们必须学习和坚持毛泽东在社会调查研究活动中采取的以实事求是、科学分析和眼睛向下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态度，调查研究仍然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从客观存在的真实情况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研究仍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虚心向群众学习，采取眼睛向下的态度，不耻下问。反之以“钦差大臣”自居，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也一定不能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由于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调查研究工作中，调查的方式、方法和技术手段等方面都有所改进和创新，这并不等于说毛泽东在早期社会调查研究中所采取的科学分析的态度已经过时。在阶级社会中，当然要特别重视阶级分析，现在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这个范围内，阶级分析方法仍然是必要的。对于不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也必须进行分析，可以采取矛盾分析、个别和一般分析、现象和本质分析等辩证的分析方法，以求得细致的了解。由于今天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能更广泛、更迅速、更准确地收集和整理各种事实材料和统计数据，因此可以较多一些采取便于进行定量分析的抽样调查、普遍调查等，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毛泽东比较多的采取的开调查会的方式，进行典型调查、解剖麻雀、由典型推及一般的分析方法不适用了。因为进行典型调查，解剖麻雀，对于深入了解情况，对客观事物作出定性分析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必须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为了从整体上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和一些具体规律，各级领导机关及其干部应对中国的国际环境与国内情况，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种情况作出全面、客观的了解，对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各单位的具体情况了如指掌，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毛泽东早期社会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学习和坚持实事求是、眼睛向下甘当群众小学生和科学分析的态度是我们的调查研究取得成功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