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经济百年回溯——电影经济问题系列思考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电影论文,之二论文,经济问题论文,系列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电影诞生一个多世纪以来，已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
电影经济，也在百余年来的探索中，一路风尘，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可借鉴的发展之路 ；
电影经济与社会密不可分，其题旨的根须已深深扎入民族文化的土壤；
电影经济与经济制度密不可分，每一种电影经济运作模式的形成，都受当时特定条件 下经济制度的强烈制约；
中国的电影经济，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几起几落，也在探索中蹒跚着前 行……
电影诞生后的次年，即1896年8月11日，就被介绍到了中国。
上海徐园的“又一村”首次放映了“西洋影戏”。从此，电影便作为资本主义的商品 文化和杂耍的“新玩意儿”，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逐渐输 入到中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外国投机商人在上海等地经营的电影业已形成了相当 的规模。旧中国的电影市场基本由外国影片控制。早期主要是法国影片，20年代前后， 则开始了美国好莱坞电影长达三十年的垄断时期。这种半殖民地的文化现象，一直到民 族电影事业逐渐发展后才有所改变。
1913年，中国第一部故事影片《难夫难妻》(郑正秋导演)问世并投入电影市场；
1918年，以上海商务影戏部为发端，开始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兴办电影事业的历史；
1921年，以《阎瑞生》、《红粉骷髅》、《海誓》三部长故事片的拍摄和放映为起点 ，中国电影制片事业开始进入大规模发展的历史阶段；
1923年，以默片生产取代文明戏，《孤儿救祖记》一片的问世并在票房上获得极大的 成功为龙头，开办电影公司一时成为时髦风气，投机商们纷纷投资电影业，渐渐促成了 中国电影市场的成型；
1929年，以联华公司从制片到放映成龙配套的资本主义托拉斯企业管理经营方式为标 志，中国电影制片业开始向新兴的现代企业方向发展；
……
中国民族电影业在外国电影商和外国电影垄断市场的夹缝中，经过十几年艰难的发展 ，开始渐渐初具规模。后由于战争的威胁，“新派电影”创作受到种种压制以及创作主 流的日趋堕落等诸方面的原因，电影公司纷纷呈现出不景气的现象。积弱的中国民族电 影，虽在以后近20年中，经历了“左翼电影”的暂时高潮(如《渔光曲》在上海创造了 首轮连映84天的票房记录)和在“孤岛”香港及上海出现的投机性畸形繁荣时期。但由 于政治的高压及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以及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大量倾销，使得民族电影 终因根本无法与其相竞争，而陷入了困难的生存境地。
从1913年始至1949年止，这三十多年，可称得上是真正属于商品经济范畴的中国电影 市场。李少白先生在他的《历史地看待电影的多元属性》一文中，曾做过这样的描述： “作为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的《阎瑞生》，它的艺术价值是十分有限的。然而，它的影 响却十分深远。对确立中国电影在电影市场上的商品地位和电影作为企业进行经营的可 能性，都起了至关重要的开路作用……”
以新中国的建立为历史分界，这种纯粹商品性的电影市场便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 模仿苏联电影管理体制而建立起来的“准电影市场”。这种电影市场是在高度集中的计 划经济所决定的国家垄断、产销分立的电影行业体制下形成的。这种电影生产/发行体 制的运行方式是政企合一、按行政指令性计划指标生产和发行电影，其功能和效应是围 绕着政治轴心，确保电影能以艺术的方式，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从而完成党和 国家的宣传教育任务。
任何一种电影体制的形成，都受当时特定国情、特定社会政治历史条件的强烈制约。
在世界上的电影管理系统中，在大的类型划分上无外乎两种：一种是西欧的按市场运 作、注重市场机制的电影管理体制；另一种是苏联的高度计划性的指令性电影管理体制 。
电影，这一最具商品性质的文化产品，本应是在一个真正完善的商品竞争性的电影市 场上去生存和接受检验，才能激活电影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个电影工业系统的良 性循环。
然而，50年代初期，全面学习苏联是新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历史规 定。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意识形态统一的需要，中国的电影管理体制完全模仿了苏联电 影管理模式：中央集权，指令性计划体制，封闭性自足运转的电影市场，采取设立“大 而全”、“小而全”的电影制片厂系统，中央垂直的电影发行体系网；并采取了严密的 文化壁垒保护政策，拒绝外国电影特别是美国电影的流入，仅有一些苏联和东欧电影以 及少数揭露西方社会现实弊病的影片，造成几乎没有外片对市场的竞争和侵袭，从而确 保了电影在电视尚未普及之前能自产自销，并在非商品化、非竞争性的环境中流通的局 面。且在国家的政策补贴和资助下，有计划地进行创作，并将其推广到“老、少、边” 地区，使原来集中于城市的放映范围，扩大到全国的覆盖面，使几亿人民都看上了电影 。
但正像苏联电影在这种中央集权管理体制下，在艺术样式上缺乏类型化和多样性的产 品结构一样，这一时期中国的电影创作也有类似的弊端。
从《白毛女》到《南征北战》；从《洪湖赤卫队》到《霓虹灯下的哨兵》；从《英雄 儿女》到《东方红》；从八亿人民看八个“样板戏”到《海霞》引出的争论……以工农 兵为银幕形象，创作健康向上、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好电影，是这一时期的创作宗旨 。
50—80年代这段时期，电影业以“文化事业”的身份统一由国家预算拨款和专项拨款 维持其建设、生产和流通；制片厂根据上级对数量及题材的严格计划接受影片拍摄任务 ；作为全国发行放映总代理的中影公司按核定影片成本的110%收购影片，确保每部影片 的法定利润后，其余利润全部上缴国家(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影和北影等各 厂上缴的利润等于国家每年下拨的流动资金)。之后，通过等级分明的各个发行放映公 司以业务和行政相结合的手段从省、市、地区、县往放映单位发放拷贝，无论是电影厂 还是发行放映公司，直到每家电影院和流动放映队，都只对它自己的上级单位负责，完 成上级交给的任务，部门之间几乎不存在经济利益的关系。
在这样的运行机制下，电影业以产品形式正常运转着，并以一种娱乐形式在观众中享 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段时期电影业的发展脉胳主要为：
1953年，国家对所有私营电影企业进行所有制改造，一律转型为国营企业；
1954年，通过对苏联电影工业体制进行全面考察后，中国电影界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体 制建设和调整；
1956年，一个国家垄断型的产销分立、“统购统销”(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及其各 省市子公司集中控制市场)的电影工业体制就基本配套建成；
到1966年，此前属“文革”前17年期间(即1949—1966年间)，整个电影业基本保持着 不断增长的势头，创作上相对“百花齐放”，票房收入上效益良好；
1966—1976年，在这“文革”十年期间，受其影响与破坏，电影业几乎属于空白(1966 —1969年4年中属于空白；1970—1972年开始摄制“样板戏”；1973—1976年9月共拍摄 76部故事片，但多数均是大写阶段斗争，塑造“高大全”、“三突出”人物形象的影片 ，没有什么艺术价值，仅有寥寥几部受到观众的喜爱，如《创业》、《海霞》、《闪闪 的红星》等)。
到了1979年，被禁锢了十年的文化终于解禁，一种怀旧和“感伤”主宰着全社会的文 化消费心理。人们纷纷涌向破旧的影院，观看着早年的影片，感慨万千。这一年，中国 大陆创下了电影观影人数为世界之最的“吉尼斯纪录”：全民年平均观看电影达28次， 观影人数为293亿人次。
当历史的车轮飞驰驶向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整个中国已开始了全社会向市场经济的 转型。电影这个一向被视为“政治本位文化”的艺术媒体，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已被 无情地投入电影市场而陷入了经济的困境。虽然80年代初期就已开始进行电影体制的改 革，但由于并没有触动原有的体制框架，因此只是修补式的改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大陆的电影工业在制片、发行、放映体制上潜在的矛盾便 被触发，逐渐开放的市场与旧有的电影管理体制日益显得不协调。到80年代后期则日趋 尖锐，加之媒体综合化时代的到来，新的观影人群和市场环境，已对原有的电影产品模 式和传播方式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和挑战，中国大陆电影业越来越呈现出困难的生存局面 。
如何才能找到出路，如何才能激活整个电影工业系统?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找到出路。
80年代的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
(1)80年代初期 针对发行系统的基层单位增加利润，制片部门与放映部门的利润倒挂 的矛盾日益突出而展开。
(2)第二个阶段是1984年和1985年的改革
1984年，电影业被规定为企业性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通过银行贷款自筹资金， 实现生产利润，并交纳大小十余种税。
1985年，国家同意在一些地区对部分影片的票价实行浮动，以缓和电影收入的下降趋 势。电影的价格体制在经历了35年一贯制(始终在0.20—0.35元左右)之后，终于有了松 动。
这一时期的改革，是由于受到了大文化市场的冲击，如录像、歌厅、电视等的普及， 使得电影观众迅即分流，仅在1984—1985年1年内，就减少了52亿人次。加之电影制片 向娱乐片类型转化，因此，其改革开始注重微观机制的转变，如打破“大而全”、“小 而全”的模式，实行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并开始实行“以副养影”、“以副促影” 措施，但在宏观上，并没有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对电影体制的机制功能进行全局性 转变的考虑。
(3)第三个阶段。是1987年前后直至90年代初期的改革
1986年之后，电影市场进一步萎缩，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发行企业亏损，许多放映单 位改营它业，反过来影响到电影制片企业的严重亏损，北影、上影、西影、峨影，先后 负责累累，生产难以为继。
1987年进行的改革是放开制片厂和中影公司按拷贝结算的上下限，并提供了代理发行 、一次性卖断和按比例分成等多种结算办法，到1989年，虽又回到按拷贝结算，但把每 个拷贝的单价从9000元提高到了10500元人民币。
真正触动原有电影发行体制的改革，是从1992年底，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方针后。
这时国内电影业的现状已是：从1979年到1991年再到1992年，观众总人数依次从293亿 下降至144亿又下降至105亿人次；放映场次1991年比1979年下降了20%；1992年比1991 年发行、放映收入分别减少了17.9%、15.7%。中国大陆电影业处在最为艰难的时期。
理顺制片、发行、放映之间的经济关系，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 呼声，要求电影业必须用真正的市场观念去观照电影体制改革的问题。
1993年，“广电字(3)号文件”的下发，开始了电影发行体制的全面改革；
1994年，348号文件出台，及党的十五大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1995年，474号文件使得农村16毫米拷贝经营权的进一步放开；
1996年，长沙会议后，制片业开始的“9550”工程的实施，及《电影管理条例》的出 台；
1999年，入世协议的签署，中国电影业在一片沸沸扬扬的议论声中，迈向新的世纪；2 001年，广发办字(2001)1591号文，颁发了《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 ，为实行院线制提供了理论导向和政策支持；
2002年，电影业改革向着三大领域重拳出击：
制片领域，重新整合组建的几个电影集团开始集中优势兵力试图创作高水平的中国电 影；
管理领域，1996年出台的《电影管理条例》，在施行了5年多以后，又考虑新的环境的 变化，经重新修订后新的《电影管理条例》于2001年12月25日经国务院第50次常务会议 通过，于2002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它可以说是一部现行的行业基本法。
发行放映领域，院线制改革的具体推行实施，到2002年5月31日，全国第一批组建电影 院线的工作已顺利完成，23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30条院线，共计872座影院，1581 块银幕，其中11条为跨省院线，19条为省内院线。到7月1日，30条院线中的613家影院 实现了计算机售票，597家已通过验收，实行全国联网。院线制的全面推行对于打破计 划经济下按行政区划设置的多层次发行模式，减少中间环节，增加发行渠道，合理调整 利益分配，调动积极性，确立影院在竞争中的主体地位，强化科学管理与监督，实现发 行放映规模化、规范化经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施细则》的推行、“三大重拳”的出击，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业在熙熙攘攘 、轰轰烈烈的调整与重组中，呈现出一派“千帆竞发”的局面。
中国电影业在动态化的重新组合中，开始以全新的方式接受着来自市场经济的冲击和 挑战。这期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电影业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如，经营规模小， 条块分割，人员臃肿，经费短缺，设备设施陈旧；管理落后等；放开的市场为何没能形 成有序的竞争；上下错位的管理体制如何不利于电影产业的形成；放映业的行业组织、 企业组织松散落后，产权关系不明确，等等。
1993年由广电部(3)号文件所倡导的机制改革，对打破垄断发行局面，给制片、发行、 放映提供了一个联合经营、规模经营，制片、发行、放映三位一体运营机制实现的可能 性。涌现出了不少转换机制后的企业集团形式。但中国大陆的电影业，从80年代开始滑 坡，到20世纪末，虽在体制改革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仍只有10%的国产片保本或盈 利，70%的县级公司亏损，影院票房的40%依赖于进口大片或团体组织票；片源的有限， 剧本的有限，资金的有限，人才的有限，管理职能的有限，政策空间的有限；大文化市 场的竞争；入世的挑战；多种媒体迅速发展造成的观众分流……这段时期的电影经济仍 处在观众人数锐减，电影年产量下降的窘迫的困境当中。
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业还面临着经济全球化所提出的诸多问题和挑战：
如何开发具有13亿人口的中国电影市场，使电影工业成为有序性、规范化的良性循环 系统，将潜在的票房利润开发出来；如何设计和制作优质的民族电影，向亚洲电影市场 发行和销售，在亚洲国家共同协作的前景下，拓展市场空间，改善中国电影的生存状况 ；如何优化创作环境，上下一致地加强创作自由空间，扩大题材、品种，逐步地引入高 技术手段，使中国影片在规模、质量上，都能得到明显改善；如何开发电影业的产业属 性，使其向着产业化方向发展……而这一切，都取决于电影工业整体性改革的逐步推进 。
电影这一按商品规律运转着的精神产品，如何在体制变革中使其与产业革命配套进行 ，从而真正地使电影生产力得以解放，并探索出一条电影经济的最佳运营模式，是90年 代以来，不断调整、改革、探索的中心问题。
这一时期的电影业经历着新旧体制交替所带来的阵痛：电影业的生存状态、组织方式 、供需格局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重组后的影院集团开始焕发生机；院线制的迅 猛发展使得电影市场更加规范有序；准独立制片人和独立制片人开始悄然出现，以各种 合法方式与国营电影厂联合制片之风，悄然兴起……虽然旧有体制的惯性和重负，使得 这一时期的电影业仍在蹒跚中前行，但“影视合流”政策的实施(电影频道的开通)，家 庭影院市场的兴盛，影院改造的推进，融资渠道的拓宽，法律的不断健全，政策的相对 宽松，产业化意识的加强，都让中国电影业在反思、调整与改革中，逐步从沉寂、萧条 之谷开始了走向复苏、走向繁荣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