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研究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正确态度——与王茂跃同志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命周期论文,态度论文,正确论文,同志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652(2000)02-0013-02
What is the Correct Attitude in Researching the Theory of Life Circle of Record,by WANG Wan - xian MA Ping
关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论战，在我国开展已有一些时日了。近日又看到了王茂跃同志发表在《山西档案》上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何不适用中国——兼答何嘉荪先生》[1]。读后不禁掩卷深思：为什么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联系中国实际的问题上，歧见会如此之深？为什么一些本来一目了然的问题竟然会变得不易理解和接受了？我们想，关键可能在于究竟采取什么方法或以什么态度来研究对待这个问题。笔者以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在有关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否适宜于中国的问题上取得共识。
一
档案学基础理论不同于应用理论，应该是超越国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为基础理论描述的是客观规律，而文件（包括档案在内）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其运动规律又应该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都相同的。故而陈兆祦教授指出，“档案学的理论原则，特别是档案学基础理论，只适用于本国，不适用于大多数国家，就不是真正的科学理论。”[2]
那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否具有上述世界通用性的特征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想最起码首先应该搞清该理论的基本点是什么并进一步研究其所描述的规律性现象，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在我国是否也存在？有无例外？为什么？何嘉荪教授在以往的文章中，比如他发表在《山西档案》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与王茂跃等同志商榷》[3]就是如此做的。在这些文章中，他一再反复介绍说：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核心内容有三点，(1)文件从产生形成到最后消亡（或臻于永恒）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即文件的运动具有完整性；(2)文件在其全部生命过程中，先后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和价值，使其整个生命周期可以区分为不同的运动阶段，即文件的运动又具有阶段性；(3)文件运动过程中各种因素之间有着特定的内在联系，因而在不同的运动阶段应根据其不同的特点，采用适宜的存放与管理方式。他还认为，这三条规律性的现象在中国也是普遍存在着的，并没有例外。
我们想，即使是王茂跃同志也无法否认这一点。因为从1996年到今年，在他所写的、所有的有关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文章中，可以说没有一处谈到，说这三条规律对中国而言并不正确。他只是努力证明该理论产生于异国档案工作实践土壤之上，是外国人的理论并引据其他学者的话，认为该理论并不具有世界通用性。
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产生在西方国家，为什么又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呢？关键在于它是客观规律。撇开对客观规律的总结不谈，拼命就其他次要问题大发议论，又怎么能搞清问题呢？
二
在我国，之所以有不少同志认为不宜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指导我国档案工作实践，理由之一是：我国已经有了自己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理论”。
确实，我国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理论在我国档案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十分相象，对指导我国的档案工作实践发挥了很大作用。然而，这两种理论又毕竟存在着差别。何嘉荪与傅荣校两位学者在他们所著的、即将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一书中，对此作了论述。笔者征得他们的同意，现引录一段，就作为回答。
该书第二章第四节指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档案形成与运动规律理论两者之间存在差异，原因在于它们的研究角度有异。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从文件运动的整体性角度出发、去研究文件运动的阶段性，进而研究中外文件运动内外各种因素的内在关系，它揭示的是具有全过程运动特性事物的规律。相比较而言，我国档案学者论述的档案形成与运动规律，它研究的是文件运动的一个阶段就是归档后的文件运动，而不是全过程的文件运动。尽管与此同时，我国学者十分强调文书（现行文件）与档案、文书工作与档案工作的联系，认为文书立卷的质量直接影响档案工作的开展，认为立卷、归档是文书工作与档案工作的结合部；在相应的法律条例里也做了一些规定，主张档案部门对文书立卷要起到检查、指导和监督的作用。但从整个学科研究的大环境看，我们毕竟还没有把这两者的联系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两者的区别放在第一位。鉴于以上原因，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档案形成与运动规律理论，其研究内容和表现出来的精神具有差异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认为，正由于存在上述差异，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指导我国“文件与档案管理一体化”，尤其在指导电子文件管理问题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档案自然形成规律理论无法替代的。
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世界通用性的最有说服力的方法，是将其付诸中国的档案工作实践，以实践效应加以证明。
我们认为我国的档案学者正是这么做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继陈兆祦教授提出文件运动四阶段论以后，何嘉荪和冯惠玲教授在对全宗理论进行新探索时，就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运用于其中，提出：当文件尚处于第一、二、三阶段，仍保存在机关档案室时，所组成的全宗具有过渡性和中间性，因而在特定条件下是可以分解的。以此从理论上证明基建、设备档案随建筑物和设备产权的转让而转移，这种做法的正确性。上述事实说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可以应用于中国的档案工作实际的。
近年来，王茂跃等同志针对何嘉荪教授关于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指导变革我国档案概念的设想，指斥他没有从中国的档案工作实际出发，是在照搬国外的概念。我们认为要辨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对什么是中国的档案工作实际有清醒的认识。
笔者认为，我国当前最大的“档案实际”是档案工作要改革，要发展，要搞现代化。具体而言，其重要方面之一就是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要搞一体化。如何进行“一体化”呢？根据何嘉荪教授在《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一书中提供的意见，除了要在实际工作中探索“一体化”的最佳运行模式外，理论概念上也要求能突破禁区。这是因为“我国现行传统的档案概念，是在现行文件与档案分开管理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形成的。我们大家熟知的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三个条件（办理完毕、有查考价值和按一定规律保存）所适应的，也是文件与档案分开管理的工作体制。”[4]
“每一个稍具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人都会懂得：一种理论概念对其赖以形成的基础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当两者互相适应时，理论概念对其基础起帮助巩固、发展的作用；而当这种基础自身迫切需要变革时，如果仍然固守原有的理论概念，不允许有任何松动，就有可能阻碍这种变革。”[5]
正因为如此，“文档管理一体化”同样呼唤着现行机关中文件与档案概念的“一体化”。这就是当前我国档案工作的实际。任何与之有关的理论研究当然应该从这一实际出发。至于如何一体化，可以有好几种途径。何嘉荪教授和四川大学档案系黄存勋等同志都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我们认为，这些建议或设想都是从我国档案工作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的并且都是可以讨论的，其中一些主张即使正好与国外的一些理论、观点雷同或类似，也都是“为我所用”的。然而，王茂跃同志却为之套上了“照搬西方国家档案概念”的帽子，认为是“没有从中国的档案实际出发”。为什么他的观点如此不同？原来他认为：“中国的档案工作实际应指我国当前档案理论与实践中的共识与基本点”。[6]也就是说，他眼中的“实际”仅仅是我国档案界现有的共识。怪不得他口口声声要求的仅仅是“立足于我国现有的档案概念”[7]，却闭口不谈我国档案工作体制改革的实际需要。我们认为，这种只从“概念”、“本本”出发，而不研究更深层次实际工作中新涌现出来的、尚未形成“共识”的问题的态度或做法，才真的是没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