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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戏有一群挚爱音乐剧的教师，虽然陈刚生平第一次在日本看《西区故事》，就被富有青春活力的音乐震撼得热血沸腾，决定终生为音乐剧艺术献身……但一些青年教师感到音乐剧教学举步维艰，在体制转轨、概念混乱的状况下以旧有院校常规教学远离了自己心目中的音乐剧。
学院式的教学很难建立学生的竞争意识。陈刚在日本进修期间，深感演员训练的紧张严酷。一个群众角色都有四五个人虎视眈眈地盯着，你不行，马上换人上。有的演员明明病了却不敢承认，咬牙拼命坚持，你不称职就不许你在排练室占一席之地——他们的逻辑是我花钱请老师，你不能给我创造利润，就不能享受待遇。而在我们这里，这套竞争手段行不通，都是花7000块钱上的学，凭什么你是主角我是配角。既然是来学习的，我不行又能把我怎么样。
教学是为了演出。而因版权问题，我们根本不能进行任何一个音乐剧的商业演出，不演出商家就不愿投钱。光凭学院本身也无法达到那样的财力。自己搞不了，引进别人的又花不起钱，一切的一切都停滞在这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前。目前中戏投排的《想变成人的猫》因是日本版权，四季剧团无偿奉送。据悉，参加此剧的全体中国学员在日本几个城市的往返费用、一切开销全部由日方提供。不仅如此，人员飞回中国后，整个这台戏的服装、舞美、装置道具以海运方式统统赠送给中国。这等慷慨当然越多越好。但谁能永远指望别人的恩赐过一辈子呢。过了今天不想明天的惶惑流动在中国音乐剧人的头脑中。
戏剧文学系主任谭霈生指出教学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解决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学生练得这么苦，把一切都搭进去了，而他们毕业演出几场人就散了。根本没有一个音乐剧演出团体能招收他们，他们入学抱定一生从事音乐剧的理想，但马上就面临着没有去向的严峻现实。
这种渺茫的前景使学生的积极性大打折扣。只管招进来，不问去向的作法很片面，作为刚刚成立的精益演艺学校名誉校长的谭沛生认为：音乐剧教学必须有团体作后盾，必须演出，不经常演出就退化就会被淘汰。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体制灵活的民间团体倒是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精益演艺学校只规定一年的音乐剧课程，然后马上转入演出实践，它附属一个只有20来人的好猫剧团。在训练过程中发现人才，马上进剧团，是一种滚动式教学。
记者曾亲临表演系音乐剧班小品汇报演出。凭心而论，单从表演教学的目的看，小品是成功的。但从音乐剧特点看又明显不足。形体、声音和表现力各方面均衡的学生少之又少，仅有一个小品和音乐剧沾边儿，也没有把音乐剧的特性有机地结合进戏剧情境里，仅仅是气氛情绪的渲染。对此，编演者也很自谦地标以“音乐剧化的小品”。
音乐剧能土生土长吗
音乐剧是全盘学西方，还是立足本土、搞中国特色？已经出台的大型音乐剧《秧歌浪漫曲》和《军嫂》在戏剧界引起的一片非议惊骇已经宣布了本土音乐剧的初战失利。
一些戏剧界人士认为《秧歌浪漫曲》没有音乐剧的灵魂和实质，完全是东北二人转和吉剧，偏要披上音乐剧的时髦外衣。另一出标明“音乐剧”的《军嫂》动用了军乐团、歌舞团、歌剧团外加外地小文工团，洋洋500名演员的阵容，不过是歌伴舞、舞伴歌，离音乐剧相差千里。后半场，主角残废了，只能坐在轮椅上一看到底。两部戏都耗资巨大。
林兆华曾执导过《秧歌浪漫曲》，公演期间他既没有给同仁赠票，也没有让弟子去看，对所有朋友看戏的请求一概婉拒。当记者问到林兆华对此剧的看法时，他说筹划人邹德华精神可嘉，但没有掌握音乐剧的创作规律。目前音乐剧的教学一味照搬外国，林兆华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跟在别人屁股后边是走不出自己的路的，艺术更是切忌模仿。音乐剧不一定非要大投入。日本音乐剧是在话剧搞不下去的时候以盈利为目的、以优厚的财力为背景应运而生的，尽管林兆华对音乐剧的发展持乐观态度，但对如何生产民族特点的音乐剧仍流露出一筹莫展的忧虑。
谭霈生说，这些急于演出的音乐剧的失败不能说明音乐剧在中国没观众。夹生的音乐剧只会败坏音乐剧的名声。而这不是音乐剧的过错。现在需要的是严肃扎实地做工作，不是缺少创作基础的一拥而上。
一些青年教师认为这些急功近利的演出其实是建立在对话剧穷途未路的无望上，戏剧学院一些毕业班进入社会，全班无一人从事专业。87级舞美班和85级导演班都只有一名学生没离开本行。当年与78级电影学院学生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79级中戏高材生们，在张艺谋、陈凯歌坚守电影阵地、创造一代功绩的现在，大多数人已各奔东西，放弃了戏剧。除王小鹰一人仍在戏剧圈，宫晓东留洋美国、回国后虽身在总政话剧团却心在电视剧。娄乃呜终于成为晚会小品大腕、张辛欣远居国外，与电影的建树相比，戏剧黯淡寂寥。
音乐剧的出现似乎给久以沉寂的戏剧带来了曙光。中戏导演系教师苏宇说，大家一窝蜂向音乐剧冲去，企图以此代替落伍的话剧。音乐剧班第一次汇报演出时，学院请来不少戏剧界名流，可大家大失所望。晚会效果和学员水准都不乐观，如果把同样的精力放在研究话剧上，会更容易出成果出卖点。况且中戏真正懂音乐的人并不多，这对音乐剧的训练是障碍。《猫》剧中最重要的布景是一个巨大漂亮的垃圾堆，以中国剧团的财力，谁做得起呢？任何一个剧团都不能独立演出一部音乐剧，砸锅卖铁刚弄出一半就得吐血。
是迷恋音乐剧本身还是其它
中戏外国戏剧研究所长沈林说，学习音乐剧有一个特别要小心的倾向——因为音乐剧在国外红，所以就要模仿这种样板。连杜鹃花移到北方都活不了，因为土壤不一样。如果引进一模一样的音乐剧又能在中国红起来，当然好了。能挣钱谁都高兴。但是不要忽略音乐剧创作的重要因素，即以英国皇家导演特里维南为首的一套创作班子和生产套路。这个班子有英国作曲家安卓劳伊德·韦伯，有法国作曲家克劳德米施尔·舒恩伯格，此外还有皇家歌剧院舞美的合作。在他们背后还有大财东麦肯脱士。这是一组永远的黄金搭档，他们创作出一系列杰出的经典《悲惨世界》、《西贡小姐》、《爱维塔》、《耶稣基督》、《猫》等等，麦肯脱士有一绝妙的促销手段：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上演他的音乐剧，但必须是一模一样的，必须买他的版权。全世界现在有37个城市演出过他的音乐剧。观众在几年前就达到了2700多万人次，在日本就盖了两座音乐剧剧场。音乐剧确实在给他大把大把捞钱，这是一套娱乐业大老板的操作方式。这种经营策略也许我们学不来，因为没有财力。一定要学，中国音乐剧的定位又是什么？我们不可能有伯恩斯坦这样的本世纪最好的作曲大师——用吴祖强的话说是我们时代的舒伯特。
看到音乐剧红火，不意味着在我们手里能红。看到别人挣钱了，就想到我也能挣钱。抱着这种天真的想法，就会不要一楼二楼，只要空中楼阁。怀着这种冒险的动机，挣钱可就难了。参考可以，但都照搬未免缺少拿来主义。音乐剧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不要忽略戏剧中的音乐成份，有助于纠正以往以为话剧才是戏剧的狭隘观念。
企图以音乐剧领导潮流是股票经济人的想法，不是艺术家的想法，与其花大力气不切实际地让某个地方撑起中国音乐剧的大梁，不如拓宽戏剧视野。全民素质提高了，任何艺术尝试都可以搞。
孟京辉更淋漓尽致了表达了他的想法：“如果你看中的是这种操作系统，还不如直接去学商业方式。人们认为音乐剧有最佳商业方式，那么强大那么有生命力，那么是戏剧的前途。谬也。企图以音乐剧来救戏剧，是可笑的短浅认识。音乐剧好处多矣，其一因为是先驱尝试创新，所以人们不深究艺术质量，出名自然容易。拿国家的钱出自己的风头谁不高兴；其二商业价值；其三华丽漂亮感官刺激载歌载舞，话剧加唱，不啻给某些人增添迷人的光环。孟京辉以为戏剧界的误区在于：学院派没观众，院团也没观众，实验戏剧不行，现实主义也不灵，在青黄不接之际一块扑向音乐剧。其实认认真真搞普通戏剧也一样能红，一样赚钱。《推销员之死》不是音乐剧，任何时候在百老汇上演，甚至不用达斯汀·霍夫曼去演维里罗曼也一样挣钱。比如我做实验戏剧，如果老一辈能给我做出真正现实主义的东西，我是会感动的，但是没有，有那么多戏剧品种可以去发展：哑剧、（哲理性的高级哑剧）、喜剧、歌剧、现代舞和话剧的结合、广播剧……企图先搬再创，更是错误所在：搬人家什么呀？别人的就是别人的。中国有自己的音乐剧元素吗？芭蕾不是中国的，爵士舞不是中国的。有这样的市场吗？有运作机制吗？有演员素质吗？老百姓看大片还来不及呢，况且花20元能看场大片，干嘛花50元看音乐剧？
沈林有个通俗比喻：看见别人蛋糕好，就去种麦子，其实麦子真种好了，做发糕、馒头、包子样样可以，不一定非蛋糕不可。
国内养着众多歌舞团，只需请一个外国导演，便可排演音乐剧，其码比招进一批二三十岁的人从头教要快捷一些。
正像林兆华所说，任何新事物的诞生都必然经过一个艰难困苦的时期。中国音乐剧注定要经历蹉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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