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论述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时，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列宁主义的贡献是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变成了现实制度，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是使社会主义从一国道路走向多国道路，邓小平理论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具有了当代形态。
根据十五大精神来反思，对这样的评论应当怎样看呢？我以为在总体上没问题。但是，有两个问题可再作进一步探讨。一是说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这个“变”是马克思、恩格斯一次性永久地完成了，不会再有“空想”问题，还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社会主义实践来不断解决？二是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并列论述，是否意味着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这些发展是同一层面、同样高度的，还是另一种情况？在改革开放20年之际，深入探讨这两个问题，对于进一步认识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意义是有裨益的。
一
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撇开古代不谈），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关系的兴起而产生的。它是资本主义罪恶的对立物。从莫尔的《乌托邦》开始，至今有300余年的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青年时代”，从《共产党宣言》的发表算起，至今有150年的历史。尽管那时的工人运动已蓬勃展开， 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发生了像巴黎公社那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已病入膏肓。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在一个国家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长期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变为现实制度至今有80多年的历史，但这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各国的历史末日已经普遍到来。从历史发展长河的宏观大视野来看，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还会与在某些国家诞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存发展一个长时期。邓小平说：“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 ）这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
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要坚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第二，又要看到这个“代替”将“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不能产生历史的“急性病”。
既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长的历史过程，那么，作为与资本主义相伴随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是否在150 年以前就一劳永逸地完成了呢？我想，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功绩勿庸置疑。他们创立剩余价值论和历史唯物论，指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确实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形态变成了科学形态。但是，这个“变”主要表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有了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有了实现它的阶级力量和具体途径，因而就不再是“乌托邦”了。恩格斯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注：引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39页。）这样，社会主义就被“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了（注：引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32页。）。讲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就奠定理论基础和建立思想体系而言，解决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并不等于说他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的认识，完全为后来社会主义的实际发展所证实，或被实践检验证明是完全科学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着重指出了三点：（一）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二）对劳动者一律通过表示劳动量的证书的劳动券实现按劳分配；（三）没有阶级差别，没有商品生产，没有货币交换。随后，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进一步强调了“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注：引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7页。）一百多年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是以这些论述为基础而形成的。后来还增加了一些其他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这些设想，虽然是排除了各种具体情势的高度理论抽象，没有、也多次申明不愿为未来社会的建设提供某种模式，但是后来的革命者大都把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当作社会主义的具体蓝图而努力追求和实施。应当说，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某些设想是他们的理论逻辑的必然结论，但历史的发展不是完全按照理论的逻辑在运行，还有其他许多因素形成一种合力来形成历史的实际运动轨迹。因此，从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设想的不少基本点是正确的，但也有的至少不能被认为是完全科学的认识，如果简单地照抄照搬就行不通。
比如，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过相当长时间，曾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显示了某种优越性，但随着历史的前进，它固有的弊端就越来越起着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这一消极的方面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就发生了改革。这些年，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就是寻找到的新机制。这个变化说明，对老祖宗的话要历史地看，不能固守。他们的认识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通过实践来修正。既然他们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了科学，那么，对于他们的科学理论，我们采取科学的态度也就势所必至、理所当然了。
再次，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毛泽东在宣传、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不等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某些认识没有空想成分。比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写的《国家与革命》中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作了进一步论述，指出：“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还说：要“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像邮政一样”，使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如同所有公职人员一样，都领取不超过工人工资的薪金。“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目标。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202—203页，第204—205页。 ）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列宁曾一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生产消费公社，实行生产资料的全民公有制，对生产和分配实行全国的统一计划，对劳动和消费实行最严格的计算和监督，从而使全国成为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商品和没有货币的社会。后来，他不仅放弃了这个设想，而且改变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列宁坦率承认：“我们原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还说：“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页，第44页。）
无独有偶。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不久，又重步苏联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企图超越历史阶段实行共产主义原则的后尘，并且同样遭到了严重挫折。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是无疑的。但也要承认，他在晚年“左”了，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陷入了空想论。党的十三大总结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指出：“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还说：“离开了生产力标准，用抽象原则和空想模式来裁判生活，只能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注：引文选自《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10页，第38页，第57页。）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在创立、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时，他们的某些认识还有空想因素，有的甚至在一段时间犯了空想论错误，这不是否定、贬低他们的历史功绩（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产党存在，他们的功绩就不容被否定和贬低），而是要说明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要完全去掉空想，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则是一个历史过程；老祖宗有空想认识，后继者有空想认识，这是处于那个具体时空中的历史个人难以超越的，没有什么奇怪。过去，我们正是把一些问题绝对化了，既不认为老祖宗在某些问题上有空想认识，也不认为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在做空想的事情，结果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100 多年后反而犯了空想论的错误。这是一个历史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看，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否定空想论，使对社会主义的一部分认识从空想再走向科学。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某一个方面来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创立起来的。十三大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从学说到实践。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判断，必然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必然要根据新的实践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到新的发展。”（注：引文选自《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55页。）这是体现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精神和理论的彻底性的科学认识。
二
马克思、恩格斯在奠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后，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也在发展。这种发展，有的主要表现为内涵式，有的主要表现为外延式，其发展的幅度和高度也不完全一样。
列宁主义有时往往被认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其实，不能简单这么说。斯大林对列宁主义下过定义。他说：马克思、恩格斯是处在帝国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成为直接实践的时代。到了列宁的时代，帝国主义有了充分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开展起来，并在一个国家内获得了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因此，“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注：《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3—64页，第63页。 ）这个定义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被认为揭示了列宁主义的本质。在《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论著里，斯大林着重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的理论，强调“没有西方革命的胜利，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也能建成社会主义”。（注：《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84 页。）这是列宁主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贡献。当然，斯大林论述的列宁主义还包括农民问题、民族问题、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以及党的建设和工作作风等问题。
不难看出，当时历史提出要解决的任务，是在俄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能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能否巩固政权，并建设乃至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样迫切的问题。列宁主义是在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列宁晚年提出新经济政策，并在《论合作制》等著作中强调要根据属于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经济的出现，改变“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即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而要利用商品和货币，要发展商业和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相关看法。但是，列宁并没有把他开始有所改变的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作进一步论证。不久，他去世了。短暂的社会主义实践使他不可能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作出理论的新概括。
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较长，对于在苏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有益的宝贵探索，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理论上也提出了不少重要的观点，并形成了一个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经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有严重缺陷，随着实践发展，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也日益显现出来。按照传统的说法，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属于列宁主义阶段（尽管在不少方面还偏离了列宁主义）。
从中国共产党来说，对毛泽东思想的最初定义，没有社会主义的内容。因为在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抗日战争还在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任务还未解决。当时界定的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注：引文选自《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页，第334页，第335页。 ）刘少奇尽管也谈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殊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但是这里的“建国”并没有明确是建设社会主义。刘少奇在论列毛泽东思想九个方面的内容时讲得更清楚，即是“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注：引文选自《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5页。）他讲的毛泽东思想的诸多内容， 主要是关于如何进行中国革命并夺取胜利的理论与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新党章等文献，根据历史的新发展对毛泽东思想作了重新界定，强调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注：《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64页。）在论列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时，《历史决议》第二条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着重指出了它包括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和政策；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关于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关系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关于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各种关系，注意综合平衡的经济发展方针；关于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等。这以后，对于毛泽东思想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贡献也有许多概括，对《历史决议》的论述有所丰富。但是，从总体上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快改变中国的不发达状况，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要求产生一个新的理论的问题提上了历史日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一方面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新鲜经验，另一方面又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创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既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又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经过十三大、十四大特别是十五大的概括，它已有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十五大指出：它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并且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因此，认为它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怎么样理解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呢？通过前面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简要叙述已经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主要解决了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对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由于没有具体实践，只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和理论设想。列宁也主要解决在俄国怎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虽然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但是由于过早去世，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太短，留下的思想遗产不很多。斯大林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虽然较长，有些积极的认识和经验，但理论上科学的建树很有限。我们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虽然在不少方面有重要的发展，但总的说来，他们的社会主义观没有解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邓小平理论，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改革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主体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等，使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当然，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的评价有“在中国”三个字。这是个限制词，对它的意义作了地域性的界定。怎样理解这个界定？我以为，这不是“谦虚”的问题，而是一个科学性问题。这个界定是立足于中国讲我们自己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发展过程，并相对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说的，没有泛论。再则，不是说“民族性即是世界性”吗？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对邓小平理论的定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丝毫不意味着它的意义只限于中国本土。从哲学上讲，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在任何特殊的事物里都有普遍性的东西。这是不能割裂的，什么时候都没有单独抽象的普遍，没有脱离了具体的一般。因此，不应当为有这个限制词感到不满足。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多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不可能再有一个号令世界的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存在；也不可能在老祖宗们讲的那些经过抽象了的原理、原则之外，再搞一套适用于世界各国复杂情况的抽象的原理、原则。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实际，做好自己的事情，没有、也不可能去为世界上别的国家和民族确立什么理论，或者要人家接受我们的理论。我们既不搞中国革命输出，也不搞邓小平理论输出。别的国家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会从他们自己的实际出发，参考其他国家和民族（也可能会包括我国）的经验去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在中国”三个字，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政治上说，都是非要不可的，不可缺少的。它是一个不影响邓小平理论所具有的内在的国际性意义的科学界定。
还应当指出，这里论述邓小平理论的意义，主要是从理论逻辑的角度讲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应当“允许看”。一方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因而，我们国家取得了谁也无法否认的伟大成就；另一方面，也要承认，在有的地方，在有的方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没有完全转化为它所要求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这里，主要指为社会各界都深恶痛绝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人们往往以为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这是误解，应当把这两者严格区别开来。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风马牛不相及，也是完全背离邓小平理论要求的。我们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继续用这个理论武装头脑，就是廓清各种思想理论是非，为丰富它和完善改革开放政策而作出贡献，同时要努力创造条件，使邓小平理论全面地转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只要都这样努力，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将矗立于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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