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时代主题观与中国的和平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和平发展论文,时代论文,主题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代主题是世界主要矛盾的反映，也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和需要解决的主要课题。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新论断，取代“战争与革命”这一旧的时代主题观。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创新，是我们党新时期基本路线和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对于我们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时代主题的转换与新论断的提出
时代性质是由时代主题或时代的基本特征决定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初，在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瓦解与崩溃的基础上，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登上国际舞台。随后发生美苏两超争夺世界霸权的冷战。中央提出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与调整，开始从紧张转向缓和，从对抗转向对话；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关系发生了重要调整，获得新的生机；各国经济合作愈趋密切，相互依存加深。邓小平同志据此调整了原先对于世界战争与和平的判断，指出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而是可以避免，进而提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著名论断。
邓小平在1983年说：“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的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他还明确指出，到20世纪末以前，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我们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85年3月，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他关于时代主题的思想：“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他认为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在当今时代“十分突出”。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却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是对世界各种矛盾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深刻认识，是以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格局变化为基础的。
首先，邓小平所定义的和平是指“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当时能够进行世界大战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处于“核恐怖平衡”，谁也不敢贸然动用战略核武器。即使在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它们也力图把冲突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特别是前苏联的扩张势头得到遏止，使美苏战略对抗的危险性和苏联对我国的威胁都明显下降。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战略环境从根本上说是有利的。
其次，“发展”问题是指南北矛盾，即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的矛盾。当时，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南南合作的最佳状态。无论是不结盟运动，还是“77国集团”，或石油输出国组织，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发挥着重大作用。南方国家通过合作，对世界经济问题和自己的发展可以有一定的发言权。20世纪80年代，整个西方经济还没有进入“知识经济”或“新经济”阶段，发展中经济与发达经济的矛盾基本上还是在传统经济结构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和原材料对发达国家经济的制约程度还比较高。但总的看，世界经济秩序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和操纵的，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外部因素。南方国家要求改革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日高。邓小平同志认为，解决南北问题，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缩小南北贫富差距，是促进南北共同发展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础。
其三，当时与中国相关的各种国际争端都没有上升为明显的冲突和危机根源。在邓小平的运筹之下，中国遏制了印度支那的地区冲突，与英国达成了解决香港回归问题的协议，促使前苏联在我北方减缓军事压力，并且同国际力量合作在阿富汗顶住了苏军的南下攻势。我国周边出现了建国以来所没有的缓和与稳定的环境。
其四，中国与美国在美国对台湾实行“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的基础上正式建交。在这前后，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外交掀起了一轮罕见的发展高潮，中国对外政治、经济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势头。
从上述各方面来看，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观确实符合上个世纪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和国际形势的客观实际与发展趋势。这为中国实行工作重心的战略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可能。从此，中国跨出了和平发展的第一步。
二、辨证地看待时代主题遭到的挑战
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报告重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正在不断增长。”同时，该报告也尖锐地指出：“但是，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世界仍不安宁。”（注：《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确实，世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格局和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凭借独超强势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竭力扩张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以致主导北约绕过联合国发动科索沃战争，轰炸南联盟，并且野蛮地炸毁中国驻南联盟的大使馆。“和平与发展”受到现实变化的严峻挑战。
首先，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消亡，另一个形成一超独大局面。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平衡被彻底打破。惟一超级大国美国自以为天下再无战略对手，推行单极独霸的全球战略，对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新冷战，甚至使用武力达到扩张目的，成为世界不安宁的根源。
其次，前东欧国家发生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低潮。中国作为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就成为西方反共势力集中攻击的目标。一度淡化的意识形态因素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中重新得到强化。尤其是台湾问题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再度确认和提升。美国认为，台湾在牵制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具有任何其他因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台湾海峡再度成为中美关系紧张和潜在冲突的根源。美国甚至开始为未来的台海冲突而进行战略调整和准备。
第三，在苏东剧变浪潮的冲击下，发展中国家出现了由于“民主化”而导致的严重分化，有的甚至引发了内乱和地区冲突。在美国进入新经济阶段后，发展中经济与发达经济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经济力量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明显受到削弱。
第四，在新经济的推动下，美国的综合实力得到恢复和提高，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美国的军事力量同高科技和信息技术结合，进一步领先于其他大国。这种大国力量的严重失衡，使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变的时间比原来预料的要长的多，“一超多强”的局面在一定时期内表现为单极独霸的格局。
第五，原先被冷战掩盖的矛盾突显，传统和非传统不利安全的因素交织，有的地区热点升温。
针对这些严峻形势和不利因素，邓小平同志指出，冷战结束后，“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因此“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半版，第353页。）
冷战结束，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动荡不测因素增多。但总的看，国际形势中有利因素仍大于不利因素，机遇多于挑战，和平与发展潮流仍不可逆转。其一，冷战结束，苏联消亡，两极格局解体，爆发世界大战的主要条件和因素不复存在，世界总体和平更有保障。其二，美国独霸世界力不从心，它扩张得越厉害，手伸的越长，遭到的牵制和挫折越多。美在索马里维和失败、在伊拉克深陷泥潭难以自拔就是例证。其三，随着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大国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借重的态势凸显，而以借重、合作为主，相互关系总体上趋于稳定。其四，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这有利于推动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趋向和平、缓和、发展、合作。
邓小平同志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科学、准确地分析和判断形势，在冷战结束后，做出继续实行改革开放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明智决策。同时，邓小平还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的战略方针，指导我们在复杂的国际事务中保持清醒头脑，妥善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在坚持原则、顶住压力的同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从而确保中国继续获得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总之，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格局终结，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提出了严峻挑战。但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握了时代脉搏和历史趋势，分清主流和支流、全局和局部、长远与近期，以坚定的原则和灵活的战略和策略相结合，避免了大的对抗和冲突，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又赢得了宝贵时间。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战略家深刻阐发了战略和策略的关系，提出要“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略从局出”。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驾驭复杂的国际形势，领导我们绕过急流和险滩，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因为他总是着眼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全局，妥谋中国应对之策。邓小平同志这种观察和思考问题的世界眼光和伟大战略思想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三、中国的和平外交与和平发展
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观的提出，更加坚定了中国实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信念和行动。
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的主题，已经写入我们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这是中国制定和执行国际和外交战略最根本的依据。特别是我们认真学习和分析十六大报告关于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的论述，我们就会对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深信不移。
十六大报告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中国外交的宗旨更能体现中国外交符合时代发展的历史潮流。在十六大之前，中国外交宗旨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还没有将“促进共同发展”列入宗旨。十六大报告把“促进共同发展”提升到宗旨的高度，这更能反映我们党对时代主题的深刻把握。
在对中国外交政策展开论述时，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四个新“主张”。这些主张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国和平外交的宗旨和原则，符合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要求。
第一，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就是要把国家利益同人类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能把国家利益绝对化。同时要处理好国家间关系，努力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当前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主要集中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上。世界多极化既不是“大国争夺、瓜分世界”，也不是“大国联合，主宰世界”，而是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这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础。促进经济全球化，要特别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困难处境，使它们能从中受益，而不是受害。
第二，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中国党和政府的一贯主张。党的十五大报告说：“要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种国际新秩序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反映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党的十六大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有新的突破。它扩大了新的领域，除政治经济领域外，第一次加进了文化和安全方面的内容；首次提出“四相互”、“四共同”的具体要求：即“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这表明新秩序不是通过激烈斗争在打碎旧秩序的废墟上建立，而是通过协商、改革和发展，逐渐形成；不是一方胜一方败，一方赢一方输，而是共存、共赢。它还明确要求建立国际新秩序同反对霸权主义同步；明确宣示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说明中国建议建立国际新秩序，是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的，不谋求一国私利。
第三，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
世界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但又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有两层意思：一是要尊重各国人民根据本国的国情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二是要互利合作，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这就需要通过国际关系民主化，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健全、良好的国际关系。也就是要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为依据，共同推进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和平共处”、“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第四，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的危害，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必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对于如何进行反恐，中国强调加强国际合作，标本兼治，就是要一方面反对双重标准，防止某些国家借反恐之名，行霸权主义之实；另一方面，由于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世界贫富鸿沟扩大，最不发达国家数量增多，贫困化加深，反恐要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缩小南北差距相结合。也就是说，反对恐怖主义必须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大局之下进行。
中国实行和平外交政策是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之必需，也是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必然选择。因此，中国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与和平发展的道路是时代的要求，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电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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