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的百年研究与世纪前瞻（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古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是一个世界风云急剧变幻，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世
纪。中国人民在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伟人的率领下，砸碎了半
殖民半封建的锁链，书写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新最美的文字。伴随着这场
巨大的经济变革、政治变革、文化变革，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也历尽百年
沧桑，并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之中。回顾、反思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概况，这对21世纪古代文论的研究是必要的。
一、历史回顾
回顾之一：中国文学批评史
30至40年代，继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之后，罗根
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第二、第三分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
一册论周秦两汉文学批评，第二册论魏晋六朝文学批评，第三册论隋唐
五代文学批评。这部批评史较郭著“编制便渐渐匀称了，论断也渐渐公
平了”，“这是一部值得细心研读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朱自清语
）。与此同时，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也由开明书店出版了。作者以慎思明辨的态度，采取“远略近详”的叙述方法，勾勒出了从周秦到清代陈廷焯的文学批评发展概况，“这还是第一部简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全史”（朱自清语）。此书“著者的长处在能够根据客观的态度选出一些前人未曾注意的代表批评家”（朱自清语），如南宋的张戒，清代的叶燮、纪昀、赵翼、金圣叹、李笠翁等批评家。著者的另一长处则是用现代文艺观诠释古代文论家，如说殷璠、高仲武、司空图是“为艺术而艺术”；说元结、白居易、元稹是“为人生而艺术”等。这个时期的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章总论“文学之界义”；第二章总论“文学批评”；第三章为“文学批评史总叙”，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始于《典论》、《文赋》、《流别论》、《翰林论》；自第四章后，直到第十二章，将我国的文学批评史划分为九大时期，其各时期的论述较详，如第五章中论王充的文论，就标列了七个方面。
30至40年代首屈一指的是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
朱自清称他是“白手成家”，“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1955年，中华
书局将这部“旧著”重新予以出版，作者自称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
，其实这是中国百年以来第一部完整的、影响最大的文学批评史，曾被教育部列入文科教材。全书将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上古期——自上古至东汉（纪元期？——纪元190年）”，即 “文学观念演进期”；其间周秦为一期，两汉为一期，魏晋南北朝为一期。“中古期——自东汉建安至五代（纪元191——959年），即“文学观念复古期”；其间隋唐五代为一期，北宋为一期。“近古期——自北宋至清代中叶（纪元960 ——1839年）”，即“文学批评完成期”；其间南宋金元为一期，明代为一期，清代一期。前两期主要是论述对文学的认识，后一期“才是以文学批评本身的理论为中心”，这种划分法源于作者认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观点。197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撰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原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版）。全书分上下两册，共为七编：一，先秦两汉；二，魏晋南北朝；三，隋唐五代；四，宋元；五，明；六，清；七，近代。刘大杰先生因全书未编完而仙逝，后续书稿则由其同仁们共同完成。此书运用马列主义观点，系统介绍了上起先秦、下迄“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过程和文学理论斗争的概况。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则严格区分文学观和文学批评理论，从文学批评理论的角度，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划分为先秦时期、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时期、明清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每一时期中，著者以章题或概括断代的文学现状，或文学理论批评概况；以节题独标古代文论代表论家或代表作的批评观。极具特色的是，各个时期的“绪论”对当时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现状的总揽，有助于人们在当时的整个时代背景下去探讨各个时期文学批评理论滋生的土壤及其意义。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撰写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本，则从“经济、政治、哲学、文学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文学理论赖以发生、发展的客观因素，以及它们怎样以各自独立而又彼此联系的方式推动着世世代代的中国古人对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理论思维”。张少康、刘三富合著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全书分上下两卷共四编，重在用发展的观点来探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如“严羽《沧浪诗话》和诗禅说的发展”、“明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发展”等章题。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丛书共分七册：《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宋金元文学批评史》、《明代文学批评史》、《清代文学批评史》、《近代文学批评史》。这套丛书以其宏大的规模展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全貌，以其各册的特点汇聚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多姿多彩的理论风貌。
历年来，古代文论中的批评论受到忽视与冷落。而赖力行却力辟劲
道，撰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该书在爬梳整理古代文论史料、追踪中西现代文论的基础上，采取古
今、中西“互释”的方法，建构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的理论框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本体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主体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标准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文体论”；从三个方面概述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整体特点；透视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两大学科特点。
回顾之二：古代小说理论研究
历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重点关注于诗论、文论、词论，间
或涉及戏曲理论，而忽视了古代小说理论。个中缘由：一，中国是诗与
文的国度，诗文是正统文学，小说则为末流；二，小说理论资料零零散
散，无有《文心雕龙》、《沧浪诗话》、《原诗》之类的专著，而散见于小说、序跋、小说评点、笔记与杂著之中。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理论，需要学术上的勇气、敏锐力和毅力。1988年，王先霈与周伟民合著《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并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填补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这一空白。全书14章，总计70万字，上自明代洪武年间，下至晚清，廓清了明清小说理论发展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详述了明清两代小说理论大家和那些不为人们所看重的小说理论家（如庸愚子、甄伟等）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贡献，归纳出了古代小说理论中的器识论、传神论、环境论、批评论、真实论、性格论、文料说、技巧论、鉴赏论等理论，涵盖了中国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市民小说、世情小说、文言笔记小说、侠义公案小说、狭邪小说、谴责小说、政治小说等小说文体，真可谓是在这一领域中前所未有。继后，宁宗一、孟昭连、罗德荣、李忠明四人共撰《中国小说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以通论式的小说学专著的形式，通论了“小说观念学”、“小说类型学”、“小说美学”、“小说批评学”、“小说技法学”，阐释了古代小说本体论、古代小说观念论、古代小说创作主体论、古代小说民族风格论、古代小说批评论，对先秦两汉至晚清的小说理论作了总揽式的发掘与总结。全书五编，26章，82万字，其篇幅的宏大正与所阐释的广博内容相得益彰。这两部书互照互补，使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以博与精的面貌展现在中外学者的面前。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则从美学的角度，以艺术赏析为切入点，阐述了李贽、叶昼、冯梦龙、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人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将理论的发掘寓于小说的审美之中，具有可读性与普及性。方正耀著、郭豫适审定的《中国小说批评史略》，突破了一般的写批评史手法，把先秦至宋元合为“小说批评的萌发时期”，把明代单列为“小说批评的形成时期”，而将清代初叶与中叶作为“小说批评的发展时期”，把晚清作为“小说批评的繁荣时期”，这种划分法实属著者的创见。陈洪的《中国小说理论史》把论述的重点放在明后期、清前期、清后期、清末期，颇有新意。
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研究中，80年代对清初著名小说评点家张竹
坡的世情小说理论的发掘，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1981年王汝梅的《评
张竹坡的金瓶梅评论》，1982年陈昌恒的《张竹坡的文学典型理论概述》、《张竹坡的文学典型理论续述》，1983年的《论张竹坡关于文学典型的摹神说》，以及后来的《冯梦龙·金瓶梅·张竹坡》专著较为公允地评介了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小说批评理论：即他第一次提出了“西门典型尚在”的典型概念，强调了“为众脚色摹神”的个性化原则，提出了“因人用笔”说、“抗衡”说、“犯笔而不犯”说、“而并恶及其出身之外”说、细节的真实性、典型性等个性化手法，小说创作论，小说批评论。这些论述，使张竹坡以特有的世情小说理论而独领风骚。吴敢对张竹坡身世的考证，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
回顾之三：古代曲论研究
就古代戏剧理论研究而言，较之文论、诗论实为薄弱，但在近百年
的时间，仍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古代戏剧理论的研究，同样是以整
理、注释古代戏剧理论资料为前提的。本世纪20年代，董康的《读曲丛
刊》将《录鬼簿》、《南词叙录》等7种古代戏剧论著汇刻成书。30 年
代的陈乃乾的《曲苑》及《重订曲苑》，40年代的《增补曲苑》及《新
曲苑》，则第次增加了古代戏剧理论的研究资料。后有黄裳的《远山堂
明曲品剧品校录》、马廉的《录鬼簿新校注》。1959年至1960年，中央戏曲研究院所编辑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是一部极具规模的资料书。尔后，陈多的《李笠翁曲论》、叶长海的《王骥德〈曲律〉研究》、汪效倚的《潘之恒曲话》、李德原的《李笠翁曲话译注》、李复波与熊澄宇的《南词叙录注释》等书，均为研究者提供了克服古语障碍的极大方便。 特别是蔡毅的《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一书（齐鲁书社1989年版），收录了散见于序跋、评点、札记、凡例中的理论资料，可谓是一本资料多、分量重、博而精的戏剧理论资料汇编。
理论资料的汇编、校注，必然导致研究著述的繁荣。30年代与40年代，方孝岳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中，朱东润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开明书店1944年版）中，对金圣叹、李笠翁等人的戏剧理论有所涉足。专门性的研究始于赵景深先生。他在《曲论初探》一书中，重点评介了宋元明清时期的重要戏剧论著。夏写时的《中国戏剧批评的产生和发展》，前卷总论先秦到明代中期“中国戏剧批评的产生和发展”，后卷专论唐宋两代的戏剧批评以及李贽、王骥德等剧论家的戏剧理论。齐森华的《曲论探胜》以史为序，探讨了《录鬼簿》、《南词叙录》、《曲律》等十种理论著作的理论及其价值，阐述了钟嗣成、徐渭、王骥德等人对中国古代戏剧学的理论贡献，初步描述了我国古代曲论的发展概况。叶长海的《中国戏剧学史稿》着眼于“戏剧学”的研究，纵向论述了从先秦乐论到晚清的戏剧学中的理论、戏剧批评、戏剧技法等内涵，视野广阔，引用资料丰赡。杜书瀛的《论李渔的戏剧美学》则从美学的角度阐述了李渔对戏剧学的贡献；高宇的《中国戏曲导演学论集》对汤显祖、潘之恒等人的戏曲导演学作了新的探幽揽胜。蔡钟翔的《中国古典剧论概要》则抉精举要，对古代剧论作了简要的巡礼，如“功能论”、“题材论”、“情节论”、“结构论”、“人物论”、“语言论”、“表演论”。赵山林的《中国戏曲观众学》从接受美学的方面，论述了古代戏曲理论中的“观众学”。祝肇年的《古典戏曲编剧六论》，则是用中国的戏曲理论来论述中国戏曲编剧规律的新尝试，作者从戏曲特征和戏曲音韵等六方面探讨了古代戏曲编剧的规律与技巧。傅惜华的《古曲戏曲声乐论著丛编》（音乐出版社1957年版），对九种中国古典戏曲声乐理论的专门著作进行了校勘、断句、标点，并附有“论著题解”。这本书的出版，为古代戏曲声乐理论的研究开拓了道路，周贻白《戏曲演唱论著辑释》、吴同宾与李光的《乐府传声译注》，都是以傅惜华的“丛编”为底本予以注释、翻译的。
90年代以前，中国古代戏剧理论的研究，应该说是大有进展，但大
多数著述也仅限于王骥德、祁彪佳、李渔等大家上面。陈竹所著的《明
清言情剧作学史稿》则不同凡响。作者从文学主体性的角度，认定了明
清言情派剧作学的理论价值在于：“它把文学从儒教强制性的外部规范
中解放出来，而倾力探寻文学之形成特殊个性的内在机制，把戏剧文学
及其后续性创造的各个环节，均看成是情感——心理活动过程，因而从根本上张扬了审美主体性在文学、艺术中的中心地位。”全书由明至清，采取断代史的形式；从李贽开始，以剧学理论家为条目；围绕“言情”二字，逐一介评了以李贽为首、以王国维殿后的五十几位剧学家的戏剧理论。作者力图将中国明清时期富有理论价值的观点一一披露出来，以期完整而圆满地引起学人的重视。另值得一提的是谭帆、陆炜所著的《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该书以曲学、叙事理论、搬演理论这三大理论分支为主体，从宏观上勾勒了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发展的概貌，构建了中国古代戏剧的理论体系，剖析了中国古代戏剧理论的民族特点。
回顾之四：诗话、词话、赋论、文论的研究
近人丁福保汇辑的《清诗话》（上下册），后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
所1963年出版，辑录了自王夫之的《姜斋诗话》至袁枚的《续诗品》共
43 种诗话。 他还自编了《历代诗话续编》上中下三册（上海医学书局
1916年印行），诗话29种，其间有几种罕见的诗话刊本，是续《历代诗
话》而成。他翻印了乾隆庚寅年何文焕汇刻的《历代诗话》（中华书局
1980年版）。这三种诗话丛书为历代诗论的研究提供了甚为丰富的资料
，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王大鹏的《中国历代诗话》，在选文定编上有一定创见性，如按内容定篇，或依法定篇；内容均限于古代诗论，如诗歌本质论、风格论、创作论、作家论、鉴赏论、批评论等；其取材不仅局限于诗话，而且还从笔记总集中加以采集。令人尤为敬仰的是郭绍虞自1927年始，执着于诗话典籍的整理，他的《宋诗话辑佚》、《宋诗话考》、《清诗话续编》，其史料之丰富、考证之精微、评价之客观公允，都是后学者之楷模。另外单人的诗话校注本也不少，如郭绍虞的《沧浪诗话校释》、陈延杰的《诗品注》等。
王闿运曾在《国粹学报》第23期上，引用《文赋》中“诗缘情而绮靡”等12条论句，“以己意解之”，专“论诗文体法”；指出“有韵之文”，“专主华饰”，而“无韵之文”，“单行直叙”。朱自清的《诗言志辨》则可视为近百年来第一部有价值的诗论专著。此书原来拟名为《诗论释辞》。用作者的话来说，全书有四条诗论，即“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虽然全书一以贯之的是“诗言志”这个“意念”，但每一条诗论都具有“史”的性质。这诚如作者所言：“这四条诗论，四个词句，在各时代有许多不同的用例。书中便根据那些重要的用例试着解释这四个词句的本义跟变义，源头和流派。”如在“诗言志”中，作者不仅层次递进地论述了“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而且抓住“志”这个关键词，从《尧典》、郑玄的注、《说文·三十〈言部〉》、杨树达的《释诗》、闻一多的《歌与诗》、孔颖达的《正义》、孔子的《论语》、《诗经》、《国语·周语》、《荀子·乐论》等论著中考证，阐明“志”即“怀抱”、“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情、志一也”、“志”与“礼”分不开、“志”与“政教”分不开，科学地指出“言志”与“载道”、“言志”与“缘情”、“言志”与“诗教”、“言志”与“比兴”、“言志”与“正变”都有内在的联系，从而得出了“‘诗言志’是开山的纲领”这一经得起学术史检验的结论。而对于诗话的研究，百年来功不可没的是郭绍虞，他的《宋诗话辑佚·序》、《清诗话·前言》、《浅谈清代诗话的学术性》等论文，对诗话的名称、诗话的源头、诗话的文体、诗话的文体分类、诗话的文体特征、诗话的演变规律、诗话的历史地位、诗话的学术价值作了系统的论述。蔡镇楚的《诗话史》运用以史为经、史论结合的方法，对宋诗话、金元诗话、明诗话、清诗话、近代诗话既作了阶段性的历史划分，又“分别论述了各个不同历史阶段诗话创作的社会环境、文学风尚、主要内容、风格流派、基本特征、作家作品及理论得失、文学地位等问题”，不失为“一部尝试性的诗话史研究专著”。周裕锴的《宋代诗话通论》，则在宋代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科举，以及中国传统诗学的广阔背景下，从理论范畴的角度，抽取出“诗道篇”、“诗法篇”、“诗格篇”、“诗思篇”、“诗艺篇”，并通过比较、阐发，“建构起既有当代文艺科学理论色彩、又符合中国传统诗论范畴的诗学体系”，揭示了唐宋诗学的差异性，论述了“宋型文化”对宋代诗学的整体影响。陈应鸾的《诗味论》，比较系统而全面地审视了诗味论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美学理论，不仅纵向论述了诗味论的十二个理论高峰，而且从饮食文化、直感思维、历史契机三个方面剖析了诗味论的成因，并对诗味论的一系列重要美学范畴（如意境、情志、妙悟等）进行蠡测，形成了诗味论的理论体系。刘禹昌的《司空图〈诗品〉义证及其它》，着重对司空图的《诗品》进行“注”、“释”。其“注”的特点是以同音字注读音，以简单而浅显的解说来注义。其“释”，实为阐释、概述，即结合文论、哲学思想、名家的创作对司空图的每一种意境进行串讲，做到了自出己见、触类旁通、“不鹜华美、务期精学”。祖保泉的《司空图〈诗品〉解说》，用注释、翻译、解说三种形式解说每一诗品。解说基本上是前四句—中四句—后四句的形式，当然也有头两句—中六句—尾四句的形式，以及前八句—末四句的形式。解说文字一是讲各“品”的风格特色，二是阐释每“品”十二句间的内在联系。除此之外，作者在“引言”中认为：《诗品》是二十四首诗的集合体，并无完整的体系；道家思想是《诗品》的基本思想；《诗品》所描绘的诗的不同意境、不同风格，是难以把握的；《诗品》的可取之处，在于论诗不主一格、诗的风格要通过诗的形象来体现、诗人在创造意境时必须“思与境偕”。这些总论忠于文本，客观而持中。
1908年问世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一部中西合璧，融古代文论
、西方哲学与美学于一体，兼论诗论词论的上乘之作，开借用西学来观
照、审视中国古文论之先河。该著的最精彩、最富于学术创见性的是“
境界说”。作者释境界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
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根据这一境界说，作者又把境界细析为“写境”与“造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并提出“景语”与“情语”、“隔”与“不隔”、“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客观之诗人”与“主观之诗人”、“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与“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优美”与“宏壮”、“写实家”与“理想家”、“诗之境阔”与“词之言长”等观点。这些新颖而独到的观点，标志着该书前跨古代后续现代的桥梁作用。方智范、邓乔彬等人的《中国词学批评史》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归纳与演绎相统一的方法，将中国词学批评分为两大阶段。前一阶段由唐五代至明末，内含唐五代词论——词学批评的发轫期、北宋词论——词学批评的确立期、南宋词论——词学批评的完成期、金元词论——词学批评的分化期、明代词论——词学批评的凝定期。后一阶段为整个清代历史时期，内含清代前期词论——词学批评复兴前奏、清代中叶词论（上、下）为词学批评复兴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清代后期词论——词学批评复兴的第三阶段。全书在重点评介词论家、词学专著、词学流派的基础上，纵向勾勒了中国词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张惠民的《宋代词学审美理想》，在上编“诗词曲比较与词体之美”中，主论“苏门论词与词学的自觉”、“李清照《词论》的理论内涵”、“宋代词学的主体风格论”、“诗学对词论影响”；在下编“士人文化精神与宋代词学审美理想”中，作者不仅历史地论述了宋代词学的“主体意识与东坡论”、“时代精神与稼轩论”、“压抑心态与清真词的浑厚之美”、“高蹈精神与清空说”，而且还从文学的内部传承关系论述了“魏晋风度与姜白石的审美理想”、“比兴传统与寄托说”、“诗教理想与雅正说”。在断代的专题性的古代文论研究方面，此书作了较为成功的有益尝试。唐圭璋的《词学论丛》其“论述部分中的《评〈人间词话〉》（《斯文》1938年3月）、《〈词则〉后记》、《〈白雨斋词话〉后记》， 对研究王国维与陈廷焯的词论有一定的启示。龚兆吉的《历代词论新编》，从“词的起源”、“词的特点”、“词的创作”、“词的继承和发展”、“词的风格流派”、“词的鉴赏批评”等六个方面，精选了历代词论家代表性的论述。这种以现代文论的提法来辑录古代词论，为学人提供了通俗而又精粹的选本。
诗词曲赋本为一家。赋论，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影响虽不大，但它毕
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青睐。早在40年代，朱自清在《经典常谈·辞赋第十一》中，就涉及到了荀子、班固、刘勰、扬雄、祝尧的赋论观。罗根泽也写了一篇《两汉辞赋论》（《经世》季刊1卷2、3期）。到了八九十年代， 研究赋论的文章日渐增多，如《从汉人论赋到刘勰的赋论》（牟世金）、《刘勰论汉赋》（龚克昌）等。这个时期所出版的《历代赋论辑要》（潘志啸，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为赋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个时期所出版的两本赋论专著，更是赋论研究史上颇具新色的两大笔。阮忠在《汉赋艺术论》中，设专章论“汉人的汉赋批评”、“刘勰的汉赋批评”、“祝尧的汉赋批评”、“王世贞的汉赋批评”、“刘熙载的汉赋批评”。何新文的《中国赋论史稿》，更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赋论的学术专著。该书以时为序，将中国古代赋论划分为五个时期：“汉代赋论”、“魏晋南北朝赋论”、“唐宋赋论”、“金元明赋论”、“清及近代赋论”，从纵向勾勒了中国古代赋论历史发展状况；该书择精析微，概括了中国赋论的基本内容：“论赋的文体性质及其范围”、“论赋的起源”、“论赋的体制类别”、“论赋的创作原则与写法技巧”、“论赋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征”、“论赋作家”、“论赋作品”、“论赋的功用价值”、“记事与考辨”、“论赋的发展流变”。除此之外，该书还从宏观扫描的角度，考察了古代赋论的特色与价值，这部专著可以说是新时期对赋论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开端。
至于对古代散文理论的研究，这里不打算作详细的回顾。因为：一
，中国古代文论的史料往往是诗文不分，如孔子对“文”的界定，既有
文，也有诗；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刘勰的《文心雕龙》等，有些是
诗文兼论的；陆机还以赋的形式主论诗文创作构思。二，学者们百年来对诗论文论的研究也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如逯钦立在《说文笔》（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中，就有“附论诗笔”；熊材炎的《欧阳修的文学批评概述》一文（《文史丛刊》（安庆）第1卷第①期，1935年）中是文论与诗论对等；更为明显的是，朱自清将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三个分册和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等四本书，统称为“诗文评的发展”。尽管如此，值得一提的一篇专论是逯钦立的《说文笔》，此文用了四万多字的篇幅，指出清代的阮元是文笔问题研究的正式提出者，其《揅经室三集》是他与弟子研究文笔说的集体成果；“文笔分目的开始时代”为东晋；“初期的文笔义界”为晋；“后期文笔说”有两派，即传统派（颜延之、刘勰、梁昭明为代表》和革新派（以梁元帝的《金楼子》为代表作）。值得一提的一本专著是《中国散文学通论》（朱世英等，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其“源流篇”概说了中国古代散文理论发展状况，勾勒了古代散文文体流变的概貌；“范畴篇”辨析了古代散文论中的范畴说，探究了古代散文的本质特征；“类型篇”细析了古代散文的类型及其特征，并特别论述了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的文学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功用篇”则对古代散文的九大功用说作了详尽的论述和辩难；“技法篇”则疏理了古代散文技法的源流，辨析了运用六种技法进行写作的成功与失败，介绍了古代六种可以操作的散文技法；“评点篇”则简述了古代散文批评史的三个历史阶段，总结了古代散文评点的三种方法。全书体例合理，纲举目张，论析交融，篇幅宏大，堪称一本全面而系统研究古代散文论的代表性专著。可资参证此书学术价值的有《中国散文概论》（世界书局1936年版）、《中国骈文概论》（世界书局1936年版）。更值得一提的是钱氏父子对诗论、文论的研究。如钱基博的《经学通志·诗志第四》、《〈文心雕龙〉校读记·跋》、《钟嵘〈诗品〉校读记》，钱钟书的《毛诗正义》一则、《左传正义》四二则、《全汉文卷二六》、《全三国文卷六○》、《全晋文卷九七》、《全宋文卷三一》、《全梁文卷一一》、《全梁文卷一八》、《全梁文卷五五》、《全隋文卷二○》等，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回顾之五：古代文论名著研究
古代文论名著，历来是学者研究的重头戏。《文心雕龙》作为一部
“体大精深”的古代文论名著， 是近百年古代文论研究的热门著作。 1983年为开创《文心雕龙》研究新局面而创办的《文心雕龙学刊》，说明该书在古代文论领域中享有独尊群书的地位。
至于《文心雕龙》的译注之作，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刘永济的《文
心雕龙校释》、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校证》
、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等
。研究古代文论名著的论文，也以《文心雕龙》为冠。1966年至1979年
：《典论·论文》8篇、《文赋》9篇、《文心雕龙》90篇、钟嵘的《诗
品》4篇、司空图的《诗品》3篇、《沧浪诗话》2篇、《原诗》2 篇； 1980年至1981年：《典》14篇、《龙》140篇、“钟”11篇、 “司”17篇、《沧》8篇、《原》5篇；1982年至1983年：《典》15 篇、 《龙》180篇、“钟”18篇、“司”17篇、《沧》11篇、《原》10篇。 在研究《文心雕龙》的论文方面，颇具一格的是20世纪中叶，金松岑在《国粹学报》第28期上面，就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中的“文之为德大矣……自然之道也”这段话，阐发了他的“文学上之美术观”，即文学是“表人心之美术者”，而文学者之心“含第二之美术性”（美术即美学）。姚华在《论文后编》“文心第五”中细析《文心雕龙》中24篇时说：“于文章之术，庶几备矣。”他还从习文的角度，将这24篇由《炼字》一直排列到《才略》。
研究《文心雕龙》的专著，首推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上
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于1991年更书名为《文心雕龙讲疏》，新增了
6篇文章）。该书发行5万余册，在学术界反响甚大。作者运用“古今结
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的方法，就刘勰的身世、《灭惑论》与刘
勰的前后期思想变化、刘勰的文学起源论、刘勰的创作论“八说”（心物交融说、抒轴献功说、作家才性说、拟容取心说、情志说、三准说、杂而不越说、率志委和说）一一作了疏讲。其对创作论“八说”中的每一“说”，作者还以附录的形式作了细致的阐述。这些附录的补充文字，把刘勰关于创作活动中的主客关系、艺术想象、创作个性、表象与概念的综合、思想与情感的互相渗透、创作过程的三步骤、艺术结构中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作家创作的直接性作了科学而详尽的说明。另外，钟子翱与黄安祯所著的《刘勰论写作之道》，从《文心雕龙》中精选出有关创作论的27篇，而题名为“写作之道”。各篇先作通俗的评介，再附原文、逐段的译文和注释，深入浅出，对人们掌握古人的写作之道、写作手法均有较大的帮助。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一流书店1942年版），至今仍令人受益匪浅。
在注疏方面，吴林柏的《文心雕龙字义疏证》颇有特点。作者自云
：“且思舍人书中术语……莫不括囊大理，包蕴宏富，共晓维艰，特修
纂《疏证》，综观全文，兼采群籍，颇事校研，假以考镜其因缘及流变
与异同。每题一论，并联系作者、什篇、批评史等，体例、资材、诠释
，咸皆求新，俾自树立，而不因循……”作者由疏“道”开始，延至“指瑕”，对《文心雕龙》中79个至关重要的文论术语逐一疏义考证，论源析流，认同辨异。
王气中笺注的《艺概笺注》，对《艺概》中的“文概”、“诗概”
、“赋概”、“词曲概”，作了名词术语的笺注。在有关笺注之中，作
者略录前人有关论述，以见刘熙载文论的渊源及贡献，这对人们理解这
部继《文心雕龙》之后的通论古代各种文化的文论专著的编辑体例、评
论的指导思想、各种文学体裁的写作手法均有帮助。
回顾之六：古代文论多角度的研究
早在40年代，徐中玉在《中国文艺批评所受佛教的影响》一文中（《中山文化季刊》1945年6月），就从“佛教论风与中国文艺批评”、 “佛教作品与中国文艺批评著作的名称和体裁”、“佛教思想与中国文艺批评”三个方面探讨了古代文论与佛教之间的关系；李戏鱼则从三个方面专论《司空图〈诗品〉与道家思想》（《文学集刊》1943年9 月）。当历史进到本世纪后叶，随着学术自由度的不断加大，佛教文化日趋成为世俗与学术界的兴趣点时，研究佛教与文学艺术之间关系的书也日渐增多。曾祖荫的《中国佛教与美学》，则把佛教文化引入古代文论领域。全书上卷的四大部分，分别介绍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与美学的关系、佛教的四大观、中国佛教的特点、中国佛教对传统艺术的影响。下卷五章则精选了审美妙悟说、审美虚静说、审美言意说、审美境界说、审美形像说等五个重要范畴，论述了佛教悟说、佛教禅法、佛教名相观、佛教境界说、佛像塑造与形像理论分别对中国古代美学上述五个范畴的渗透、影响、促进形成的辩证关系，具有学术新颖性与开拓性。郁源的《中国古典美学初编》则从美学思想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全书15篇，从“诗言志”与“诗缘情”开端，直至司空图的美学思想。每篇均以历史发展的观点、相互对比的手法去考察一个文论家的文论术语、范畴系统，从而阐发他们的美学思想。陈竹的《中国古代气论文学观》则将中国古代气论的自然观引入到中国古代的气文化体系，进而提出气为中国古典哲学、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思想在内的整个中国古文化思想的逻辑起点。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作者总揽中国古代文论各种观点标之以“气论的文学本体论”、“气论的文学主体论”、“气论的文学构成论”、“气论的文学创作论”、“气论的文学风格论”、“气论的文学品评论”，凸现出了中国古代气论文学审美形态体系结构的整合性、历史逻辑的连续性、理论表述的混融性等三大特征。曾祖荫的《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精选了古代文论中的六对常见而又重要的范畴（情与理、形与神、虚与实、言与意、意与境、体与性），逐章简叙了每个范畴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阐释了每个范畴的理论内蕴及质的规定性。《华中师大学报》自1998年第2期以后，陆续发表了曾祖荫、陈竹、 殷杰等学者的《道——艺逻辑转化的第一步历史阶梯》等几篇学术论文，从“道”这个元范畴所具有的强烈辐射力出发，以全方位的辐射式模型，经由天道——人道——艺道相转化的途径，以及由艺术理性到对艺术经验的抽象的途径，产生出了在“泛文期”的文理（先秦）文性（秦汉）阶段和“文的自觉期”的文气（魏晋）、文意（隋唐）、文韵（两宋）、文情（明清）等审美历史阶段中的众多的、次一级和更次一级的理论范畴，最终形成了立足在具体性的生命辩证法上面的、以“道”为元范畴的中国古代审美范畴体系。这一组论文的逻辑推演过程，呈现出了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体系的历史演化过程。其意义在于：一，有助于在中国古代文论众多的范畴中寻找到一个根源性的范畴“道”；二，有利于揭示那些名同而实异、名异而实同、内容交叉的复杂范畴中的带有根本性的文论内涵。
收稿日期：1998—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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