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把握“市场导向”与“国家导向”之间的关系——由“东亚奇迹”到“东亚金融危机”引起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导向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正确论文,奇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东亚金融危机向经济学界提出了许多值得研究的理论与政策问题。
东亚金融危机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取得30余年高速经济增长，整个世界正在为“东亚奇迹”而惊叹之时出现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现金融危机或动荡的国家恰好基本上是世界银行在1993年发表的政策调研报告《东亚奇迹》中研究的那8 个经济增长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实体（HPAEs）：日本、“四小虎”（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 以及东南亚的3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 〔1〕因此，在检讨东亚金融危机的成因，考虑防范措施时， 不能不问一下，这场金融危机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
众所周知，东亚金融危机是在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片称赞声中突然出现的，事前只有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提出过批评。他认为，东亚经济奇迹与其说是由于良好的计划和生产率的提高，还不如说是由于有充足的劳工和资本，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久。对于克鲁格曼的批评，东亚国家嗤之以鼻，不屑一顾。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有人将危机归罪于国际金融投机商的阴谋，说是国际货币投机家不满东盟吸收缅甸加入东盟，瞄准了泰国的经济弊端，从货币领域打开缺口，利用货币投机兴风作浪而引发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猛烈抨击乔治·绍罗什、华尔街基金会主席为代表的国际货币投机家的阴谋破坏，毁掉了他一生的经济成就；有人将它归结为宏观经济政策失误，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失衡，过分依赖外资外贸，外贸又大量流向房地产，导致国际收支恶化；银行金融体制不健全，酿成泡沫经济，呆帐坏帐激增，是危机爆发的直接动因，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失当，给金融投机以可乘之机。〔2 〕有人认为国际货币投机活动在这场金融动荡中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是东南亚国家在高速增长过程中没有处理好增长过程中的结构调整问题，货币金融体制和经济结构存在着重大缺陷，这场金融危机只是其长期经济发展积蓄下来的各种问题的爆发。〔3〕有人则从东亚国家的体制构架上寻找发生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4〕
东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毋庸置疑，国际经济一体化及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为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当每天有1 万亿美元的国际游资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寻找投资机会时，个别国家的中央银行想依靠本国的外汇储备在金融市场上维护某种固定汇率是相当困难的；东亚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上的失误也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仅此似乎难以完整地解释这场金融动荡的产生原因。国际货币投机家像狼一样，随时伺机扑向鹿群中的病弱者。但是，为什么这次恰恰是号称“亚洲虎”的东亚国家却成了病弱的鹿？难道是东亚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出了问题，可是，为什么恰恰是这些近年来以其出色的经济政策实现了30余年“近乎奇迹般的增长”的8个HPAEs在短期内先后出现了类似的政策失误？发生东亚金融危机的国家恰好与近30年来实现了“东亚奇迹”的国家基本上重合，也许仅仅是一种巧合，但是，我们不能不重视另一种可能：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因为，“最近，中国，特别是中国南方，经历了引人注目的增长率。在某种意义上，其采取的政策与HPAEs相似。”〔5〕
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政策调研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该书中总结了HPAEs实现持续高速经济增长的原因， 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政府在实现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认为，东亚奇迹根源于该地区政府机构的高质量及其性质。他们把东亚的政治体制形容为‘开发性政府’。在这种体制下，深思熟虑的经济干预的涉及和执行是由强有力的、不受政治压力影响的经济官僚来完成的。……HPAEs 在倾向于‘集权’或‘家长式’领导的同时，也善于倾听技术精英和私营部门领袖的意见。”
“HPAEs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积累的政策（包括金融抑制、 风险的社会化和有限化）可能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有不利的影响。与此相类似，产业发展的指令性目标可能会导致过分地追求不正当的利益和低效益。但很明显，这些情况并未发生。因而，HPAEs政府遵循的资源配置原则，特别是改变市场激励措施的手段，便成了东亚经济成功中最易引起争议的方面。”
“大多数HPAEs采取三种办法影响信贷的分配：（1）加强管理以改进私人银行对项目的选择；（2）创造金融机构， 特别是长期信贷（开发）银行；（3）指导性信贷通过公、 私银行分配给特定的部门和企业。”
“在一定程度上，大多数东亚政府都遵循鼓励特定部门产业发展的政策。最突出的例子是日本50年代鼓励重工业发展的政策以及韩国随后对这些政策的模仿。这些政策包括进口保护以及对资本和其它进口投入物的补贴。”
“HPAEs 结合使用基本原则和干预政策的一个方法是积极推动制成品的出口。这是其生产率迅速提高的一个重要渠道。”〔6〕
强政府干预下的外向型市场经济、强烈的赶超色彩，可以说是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显著特点。考察东亚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体制，可以看出，拥有一个“集权”或“家长式”的“强政府”是其显著特点之一。这类“强政府”的特点是，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仅限于提供一种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秩序和制度，而且直接置身于市场运作之中，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并最终驾驭着市场的运行。其所以如此，是认为严重的市场失效使得政府有理由在许多重要的领域进行干预，以引导市场的发展。“政府可以通过监督管理市场‘有意扭曲价格’和系统地干预生产激励机制达到赶上发达国家的目标，从而促进发展。也就是说，在单靠比较优势难以发展起来的工业部门，可以在政府的干预下建立和发展。……所有经济的大幅度增长都有赖于国家的干预及制度扭曲的价格，从而使经济活动向更大规模的投资方向倾斜。因为低工资水平是落后经济最重要的优势，但通常被其它不利因素抵销，因此，即使是在那些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经济活动内，政府的干预也是必不可少的。”〔7〕
二
强政府干预下的赶超发展模式，具有两面性。这一点从世界范围的计划经济的实践中已经得到结论。东亚国家由于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搞强政府干预下的赶超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一定时期内避免了计划经济的某些缺陷。因而，经济学界尤其是国内经济学界的一些人为东亚国家辉煌的经济成就所眩目，忽略了强政府干预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对于强政府干预下的赶超发展模式，以下一些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1.强政府干预是否可能。对于东亚国家用强政府干预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近年来，国内经济学界予以较多的积极评价。有的论者甚至以东亚发展模式为例，认为存在着一条与一般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新的现代化道路。然而，正如世界银行的报告所指出的，“东亚奇迹”首先是得益于市场的发展。“HPAEs 成功的主要经验是什么呢？它们的迅速增长有两个互补的因素。首先，正确运用基本经济政策是关键的。……第二，日本、‘四小虎’以及最近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非常迅速的增长都得益于谨慎的政策干预。”〔8〕即， 强政府干预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不是无条件的，其前提是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前景具有相当准确的判断力和正确的决策能力。在政府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正确而且足够谨慎的情况下，政府干预使HPAEs 在过去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然而，当政府对经济发展做出错误估计、出现重大政策失误时，强政府干预给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挫折，显然远远大于弱政府干预。
2.强政府干预是导致政府腐败的温床。正如《东亚奇迹》所指出的那样，“一支有能力监督经济行为而又独立于政治干预之外的高质量公务员队伍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廉洁高效的政府的基础，而后者是实现正确的强政府干预的必要前提。问题在于，在政府长期控制社会经济主要的资源配置权力条件下，政府公务员始终保持廉洁是相当困难的。有关研究指出：“东南亚官僚政治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腐败与缺乏民主，缺乏政治上的责任心和透明度。”〔9 〕日本号称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但是，政府官员的经济丑闻却一直不断。在几个月前的金融风波中，大藏省金融检查部官员的贪污事件被揭发，说明日本近来一些重要证券机构破产倒闭是与政府管理部门长期以来营私舞弊、监管不力存在着密切联系的；〔10〕韩国企业要想得到发展，必须有几个过硬的政界靠山。大企业一般都聘请与政府关系密切的退休军政要员，委以重任，利用它们打通政府有关部门的关节，或以重金与政界要人、政府有关部门最高层牵上线，使其为自己行便利。韩国官办金融机构的贷款基本上是唯上级和外部势力的眼色行事，银行贷款的信用评价形同虚设；〔11〕在泰国，官僚政治的腐败滋长了社会的投机活动，其所导致的房地产泡沫经济及其破灭，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线。
3.强政府干预在不同时期对市场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是正负并存的。近年来对东亚国家利用强政府干预弥补市场失灵、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做法，不少研究持肯定态度。从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看，应当承认强政府干预对弥补市场失灵、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有些情况下确实是起了积极作用的。〔12〕但是，从这次的东亚金融动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强政府干预，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对市场发展、产业结构调整起负面影响。由于过分地强调政府可以通过监督管理市场‘有意扭曲价格’和系统地干预生产激励机制达到赶上发达国家的目标，从而促进发展，即在单靠比较优势难以发展起来的工业部门，可以在政府的干预下建立和发展。结果，出现了政府取代市场、政府干预扭曲市场价格、使资源配置非优化的情况。泰国的房地产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泰国，官僚政府一直被认为是房地产商的庇护者。正是在政府官员的庇护下，房地产投机不断升温，资金大量地流入房地产业，矛盾不断累积，最后演化成金融危机；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中，由于政府过多的干预经济的权力，导致了寻租活动泛滥，从而阻碍了经济结构的适时调整。一些企业的产品在国际上实际已经失去了竞争力，但是，由于这些企业与官僚们的特殊关系，它们能得到政府的保护而继续生存下去，这对于经济上严重依赖出口的东亚国家来说，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在韩国，最近不断倒闭及陷入困境的泥足巨人式的大企业集团基本上是政府对大企业集团在财政、金融、税收和外汇业务及奖惩制度方面的优惠政策的产物。
4.强政府干预必然导致以实现政治目标为目的的强制赶超战略。政府是政治组织，其行为机制决定它必然与市场经济领域中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机制不同。政府掌握过大的经济决策权，必然使经济发展服从政治目标，过分追求不切合实际的高增长。马来西亚制定到2020年将马来西亚建成全面发达国家的“2020年远景规划”，不顾经济学家的劝告，盲目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结果使马来西亚陷入金融动荡，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例子。一些东南亚国家近年来未能实现产业结构的及时调整，相当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变化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不愿意放弃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仍然企图依靠加大投入来维持经济增长速度，忽略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出口多样化、提供技术与生产率来维持出口竞争力，结果导致了贸易逆差的扩大和经常项目赤字，引发了货币金融危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东亚奇迹”与东亚金融危机，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强政府干预下的赶超发展战略，以及产生这一政策的体制基础。这一点，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三
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是重大的。因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联系是如此之密切。中国对外贸易的约70%是以亚太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中国所吸收的外资大部分也来自该地区，在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如美国等，东南亚国家是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东亚国家的金融危机以及因此进行的调整，必然对中国近期的对外经贸产生明显的影响。相应的政策对策是当前急需研究的。
但是，也许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及其经验教训。其所以如此，是因为：
1.正如世界银行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最近，中国，特别是中国南方，经历了引人注目的增长率。在某种意义上，其采取的政策与HPAEs相似。”而且，该研究报告还指出，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企业和政府管理的方法及其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远不同于HPAEs。〔13 〕也就是说，目前，中国在市场与政府两种资源配置手段上，比HPAEs 更依赖政府的力量。
2.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至今为止，在中国政府经济管理部门以及经济学界，对政府经济管理能力的过分推崇以致迷信有深厚的基础。前些年，我国经济学界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一片叫好声，对于其存在的弊病、可能的负面影响，却缺乏认识；在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上，过分轻视世界范围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轻言学习而奢谈创新。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被否定之后，一些学者对寻找与一般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所谓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新的现代化道路、市场经济模式抱极大兴趣。长期的计划经济实践不自觉形成的思想胎记，使之对东亚模式中的集权式家长制强人政府模式情有独钟，因而力主用东亚模式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
3.东亚国家导致金融动荡的一些体制及政策上的问题，我国目前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例如，在经济发展规划上以政治目标甚至是部分政府官员利己目标为背景的高指标；经济管理上过分依赖行政干预手段，严重扭曲市场信号；国有企业的高负债经营，银企关系不正常，金融秩序混乱；在企业破产与兼并问题上，将政府的主观偏好凌驾于市场规律之上；组建大企业集团时，过分地依靠政府行政干预，企图藉此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市场发育程度，发展“500强”，一些地方、 部门以及企业因此拼凑泥足巨人式大企业，作为寻租新手段；在沿海经济开放地区，经济发展过分依靠外资与出口，忽略了发展国内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经济，未能形成合理的多元经济结构，等等。物必自腐而虫生。如果说，由于尚未实行金融自由化，使国际金融投机活动对中国目前尚不构成重大威胁的话，因内部体制缺陷而潜伏的隐患却是值得注意的。
由于历史形成的政治经济格局，由于体制转轨及经济发展的需要，目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政府实行较强的干预，不仅限于提供一种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秩序和制度，而且直接置身于市场运作之中，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并最终驾驭着市场的运行，在我国仍不可避免。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也证明，在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基础上，谨慎而且灵活地使用选择性干预政策是可能对经济发展起积极作用的。但是，从“东亚奇迹”到东亚金融危机，HPAEs的经历也告诉我们， 强政府干预下的赶超战略及以其为基础的体制模式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是可能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的。它集中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与日益成熟的市场机制相抵触，严重扭曲资源配置，导致技术进步减缓，国际竞争力下降。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归根到底是市场经济的一般发展规律在起主导作用。一些特殊的制度构架、特殊的政策手段，只能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制约下，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产生作用。因此，即使是在这一时期，决策者也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把握“市场导向”与“国家导向”之间的关系，促进市场的发展，并逐步而及时地实现从后者向前者的转轨。
注释：
〔1 〕参阅世界银行政策调研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版。
〔2〕魏燕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启示、影响与前瞻》， 《当代亚太》，1998年第1期。
〔3〕梁志明：《东亚金融危机纵谈》，《当代亚太》，1998年第1期。
〔4〕刘渝梅：《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制度性探析》， 《当代亚太》，1998年第1期。
〔5〕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 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6〕以上引文均引自《东亚奇迹》一书。 该书将政策分为两大类：基本经济原则和选择性干预。前者主要包括：鼓励宏观经济稳定，大幅度投资于人力资源，稳定可靠的金融体系，减少价格扭曲，对外来技术开放等等，后者主要包括：轻度金融抑制（即保持正值的、然而较低的利率）、指令性信贷、有选择的产业扶植、促进非传统出口产品的贸易政策。认为两者的较好结合是东亚国家政策成功的关键之一。
〔7〕世界银行：《东亚奇迹》，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版， 第59页。
〔8〕同上书，第15页。基本经济政策即注〔6〕所说的基本经济原则。
〔9〕刘渝梅：《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制度性探析》， 《当代亚太》，1998年第1期。
〔10〕《日本大藏省次官辞职》，《参考消息》1998年1月30日，第2版。
〔11〕金英姬：《韩大企业集团为何接连倒闭？》，《当代亚太》，1998年第1期。
〔12〕相反的情况也存在，“在东亚，一些重要的政府干预，如韩国对重化工业的扶持政府，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并不明显。还有另外一些例子，诸如新加坡通过提高工资以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政策，事实上是适得其反。”，《东亚奇迹》，第6页。
〔13 〕世界银行政策调研报告：《东亚奇迹》， 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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