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日本史学界关于商、周、春秋历史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界论文,日本论文,春秋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中国开展了多项国家级的研究项目，与商、周、春秋历史有关的当首推“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项工程，其目的在于确定共和元年（公元前841）以前夏、商、周三代历史事件的绝对年代。1999年又值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因此，与之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以及纪念活动等也频频地在各地举行。另外，近几年来，在编年上早于殷墟城址的调查发掘工作也十分引人注目。又据称，2000年年初，在殷墟的东北发掘了商代规模最大的城郭遗址，其全部情况目前虽然还无法知晓，但这无疑是一条非常值得注目的新闻。
在这种形势之下，对商代历史的关心程度也就一下子提高了，在隔海相望的日本，这种活跃的学术气氛似乎也指日可待。1999年，虽然也还是一点预兆，但已经可以感受到这种跃跃欲动的兆头了。作为序幕，小泽正人、谷丰信、西江清高的《中国的考古学》（《世界的考古学》7，同成社）可以说是其中一项较大的成果。本书全面介绍了汉代以前的中国考古学所取得的成果，虽然是一本内容平易的概说性著作，但是，其中包含了很多最新的见解。特别是关于早期王朝，与其说是对这一时期考古成果的介绍，勿宁说是执笔者西江清高本人对早期王朝问题的论考。这部书可以说是治商周春秋历史者的必携之书。
正像此书中所介绍的那样，在编年上早于殷墟的遗址陆续被发掘，这些新发掘的遗址中，如果能够发现比如说文字资料等，那么，早期王朝的研究就会一下子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关于汉字的起源问题，有松丸道雄的《汉字起源问题新论》（论集编集委员会编《论集中国古代的文字与文化》，汲古书院。以下略称为《文字与文化》）中，提出了这样的假说：甲骨文字是否会是吸取了山东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文字概念的民族，后发性地在比较短的期间内创造出来的文字呢？关于甲骨文字，去年，铃木敦发表了两篇论文，即《从顺次排列中来把握甲骨文字》（同上）和《论〈甲骨文字典〉中的采字方法》（《Communication学科论集》5，茨城大学人文学科）。铃木敦在松丸道雄的启发下，从“文字域”这个概念（即将字形上的偏差用“邻域”这个词来进行理解的概念。也就是说，将某一个字的字形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即使在字形上存在着偏差，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可以将之认定为同一个字）上对现存的采字方法作了重新探讨。通过甲骨文、金文以及文献史料从事“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的有成家彻郎的《商王朝、西周王朝的实际年代》（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报》9）一文。在此文中，成家彻郎根据文献中天象变化的记载，试着对共和元年以前的年代作了推定。其中，基于张培瑜所提示的月食资料而推算出来的克殷年代要比历来的说法晚得多，因此，成家氏否定了张培瑜关于克殷年代的推论。然而，在这以前，平势隆郎的《中国古代纪年的研究》（汲古书院，1996年）一书中已经提出了克殷在公元前1023年这一见解，张培瑜的推论其实是支持并补充了平势隆郎的意见。因此，若要否定张培瑜的推论，在这以前则有必要先对平势隆郎的意见提出疑问，这才合乎条理。平势隆郎在《关于我近年对古代纪年的研究》（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3）中，在论及克殷年代除了公元前1023年以外是否还有别的可能性时，作了如下的评说：“那就得看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甲骨文第五期的五祀以及西周青铜器铭文等是否能够全无遗漏地合理地进行排列了，同时还有必要涉及到汉代今古文的争论以及对《国语》的成书及内容的时代性作出论证。”
纯粹依靠文字资料的研究，在这一领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对于比如国家构造论等一些重大的历史学研究课题，考古学的成果和知识有着重大的意义。冈村秀典《中国古代王朝形成期的畜产和动物牺牲研究》（平成九——十年度科研费报告书）中，探讨了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的时代性、地域性问题。指出：新石器时代，将经济效益显著的家猪用于祭祀牺牲的例子占绝对多数，而二里冈期以后，都市和农村，以及中国各个地域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特别是在王都，大规模的祭祀活动中，牛、马这一类大型的动物被大量地使用，取代了家猪。通过这些现象，冈村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在殷代的王权之下，开始了国家级的祭祀活动。因此，在举行这种隆重的祭祀活动时，能够显示国家威信的动物被优先采用，从而经济效益被降到了次要的地位。冈村秀典在另一篇论文《中国古代王权与祭祀》（《考古学研究》46-2）中，以前一论文中所得出的结论为核心，整理了殷代王都出土的外地产动物骨骼、卜辞中所见的贡纳记载、青铜器铭文中所见的赠与记载，并对后世编纂的礼书和简牍史料中的相关记述进行了综合考察，对以礼制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国家的构造及其到汉代为止的变化过程作了素描。这篇论文有机地结合了考古资料、甲骨文、金文、简牍甚至礼书，可以说是为先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典范。近年来的研究中，往往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就是将考古学取得的成果与文献记载单纯地结合起来，总显得有些肤浅。冈村的这篇论文却没有落入这一俗套，而是对各种史料做到了恰如其分的运用。
通过对墓葬和出土文字资料的分析来探讨政治社会的论文，还有一篇是值得一提的，这就是宫本一夫的《从琉璃河墓地来看燕国的政体和辽西》（《考古学研究》46-1）。这一论文中，官本首先对琉璃河墓地的墓群构造和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进行了分析，从社会阶层关系上，推断这一墓地的被葬者可以分成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是燕侯家族和随行的家臣，第二是原来服属于殷王朝后来又归属了燕国的贵族，第三是世代土著于这一带的豪族。其次，对位于琉璃河东北的辽西地区的墓葬进行了探讨，将辽西地区的青铜器使用情况分成：将青铜彝器视为国家权力的象征但却不理解礼制的意义的地域、将青铜武器和工具视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并将之随葬到墓葬中去的地域等类型，作者还从各地域技术水平的差异和各集团间的关系考察了当地的政治体制。宫本在《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地域性及其发展》（上、下，《古代文化》51卷9号、10号）中，还试图从中国北方地区各墓地出土青铜器的地域差别和时代变迁上，对西周后期至匈奴游牧国家成立以前的这一地区的政治构造进行研究。这两篇论文力图复原当时的政治构造，其特点是通过作者的洞察能力对各种史料进行了深刻分析。这种研究方法，对于其他时代和地区的研究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另外，对中国北方出土的青铜器作了全面收集、整理、分类，并指出其问题所在的有三宅俊彦的《中国古代北方系统青铜器文化研究》（《国学院大学大学院研究丛书——文学研究科6》）图版丰富，是一项颇有意义的成果。
去年，在以上介绍的各论文以外，通过对出土资料的分析来探讨不见于文献的文化系统的论文比较引人注目。对出土资料，特别是对青铜器，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分析的研究，迄今为止在数量上并不太多。去年有平尾良光《古代中国青铜器的铅同位素丰度》（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报》9），长友恒人、横田胜、外山洁《范的发光现象真赝判定与X光解析法的成分分析》（泉屋博古馆《纪要》16）。特别是前者，通过对包含在出土青铜器中的铅同位素比率的分析，推测了铜的产地。还通过对铜的流通过程的分析，论及了国家构造的变化。据此可知，二里头铜器的原铜产地都在渤海湾沿岸，而进入商代以后，二里头铜器的原铜和三星堆出土的铜器一样，都使用了四川产的铜。但是，殷墟第二期以后，华北本地产的铜在比例上开始增多，到了商代末期，四川产的铜在华北已几乎没有流通了。从这一现象中可以推测：二里头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是两个疏远的存在，或者在时代上存在着先后；定都于安阳的集团，在定都初期，继承了使用四川铜的传统，但由于铜器生产的激增，从遥远的四川运送原铜已不现实，从而，华北本地产的铜在比例上就大大地增加了。甲本真之的《环东中国海的先史渔捞文化》（熊本大学文学部《论丛》历史学65）一文，对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九州沿岸出土的钓具及其鱼种作了全面分析，指出：这一广大的地区，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就存在着经常性的文化交流。末房由美子《关于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出土的臣虎大方鼎》（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报》9）指出，该鼎出土于远离中原的江西地区，其特异的造型，融合了不同渊源的多种意匠。并对该鼎各种造型意匠的传播路线及时代作了考察。冈村秀典《龙山文化后期的玉器传播》（《史林》82-2）首先确认了陕西省北部出土的玉器来自山东或长江中下游地区，然后在这一观点之上，考察了玉器实物和意匠的地域间交流。
在以上介绍的论文以外，考古学的论考则不胜枚举。小柳美树《稻及诸神的源流》（常木晃编《粮食生产社会的考古学》，《现代考古学》3，朝仓书店），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关于中国各地稻作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状况，与前面提到的《中国的考古学》一样，用平易的叙述介绍了最新的知识，是一部有用的概述书。林巳奈夫《围绕石家河文化的玉器》（泉屋博古馆《纪要》 16），将石家河出土玉器中所见的动物、神像的意匠特点与历来出土地不明的“龙山晚期”玉器群作了比较，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神像与文献记载中的诸神作了比定。广川守《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带钩编年及使用形态（上）》（泉屋博古馆《纪要》16）一文，对迄今为止尚不清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带钩形式变化和编年作了更加精确的考察。在作者的下一篇论文中，还将考察其变化及多样化的背景，值得注目。堀大介《中国井的出现及其发展》（同志社大学《文化学年报》48），考察了新石器时代至汉代水井的地域特点和技术发展。蒋卫东《良渚文化的钺》（中村慎一、高木晃译，《古代学研究》145），通过对良渚文化各期出土钺的考察，找出了随着时代的推移，钺从实用的斧逐渐演变为礼器的轨迹。横田祯昭《中国新石器时代葬制的考古学研究》（岛根县立国际短大《纪要》6），对近年来中国学界将二次葬与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生结合起来考察的各种研究加以重新探讨。末次信行《围绕殷墟西北冈王陵区117号小墓》（《邮政考古纪要》27），总结了其先前撰写的《殷墟“有功者”的墓葬》（上、中、下，金兰短大《研究志》26～28，1995～97年），并对李济关于这一墓地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弓场纪知《中国瓷器的起源》（出光美术馆《研究纪要》5），对商代原始瓷器的出现到汉代青瓷的出现这一段瓷器发展史作了总结。还有，后藤雅彦《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研究》（琉球大学法文学部《人间科学》4），从该地区遗址出土品的分布这一点上，考察了商文化的传入以及该地域内各势力结集的强化过程。
与冈村秀典、宫本一夫那样通过出土文物在广阔的时空中考察历史的动态相比，限于某个特定的地区，对活跃在这一地区的集团的历史进行再构筑的论著为数也不少。西江清高《西周时期关中平原的“
”集团的位置》（《文字与文化》）一文，力图探索周代政治社会的实态，指出，通过考古发掘得知的活跃在关中平原的“”这个集团不见于文献，从这个集团的出土遗物的构成特征及其与散、矢的密切关系上可以推测，这个集团原来应该居住在秦岭山脉的南侧，随着周王朝的势力伸张，该集团被纳入周王朝的伞下，成为关中平原与外部地区接触的桥梁。这一见解，对商周王朝的国家构造，尤其是对通过“封建”或“神灵威压”来支配诸侯国这一统治体系的分析，或许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此外，还有如下一些成果。丰田久《西周金文中所见的“家”》（《文字与文化》）称，在周王的统治下，周王一方面是“周邦”和“四方”的君主，同时还十分重视自己的“家”。与“家”相关的嫡妻及祖先神在铭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与权威的保持有着密切的关系。池泽优《西周金文中祖先祭祀的对象》（《文字与文化》）一文，以虢季氏、微氏的铜器群中复原出来的家系和铭文中的祭祀对象为线索，推测当时的祖先祭祀大约以四代为限，在四代之内则被认为是同一集团，超过了四代，则成分支。竹内康浩《关于西周金文中的“天子”》（《文字与文化》），对西周金文中所见的“天子”这一称号作了分析，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天子”的称号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与“王”是同义词，因此，两者间的互换并不含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只是一种纯粹的美称、尊称，没有后代那样象征着统治权威和正统性的意思。池泽优的另外一篇论文是《洛阳出土传世品青铜器研究（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8），对没有发掘报告、传为“洛阳出土”的大量的青铜器逐一进行了探讨，作了庞大的记录。这是一项需要坐冷板凳的工作。作者的意图在于找出建设成周这件大事的重要性，从而在此基础上来探索周王朝的构造。这一研究，全部完成还需要时间，我们期待着以后的成果。松井嘉德《周的领域及其统治》（《中国史学》9），从铭文中复原出了这样一种循环系统，即：周王通过“命”或武力迫使其统治下的臣下献纳贡口，然后将这些贡品再分赐给臣下。也就是一种贡品的再分配循环系统。另外，松井在另一篇论文《仲山父的时代》（《东洋史研究》57-4）中，从在周王朝中枢机构任职的人的名字前普遍带有排行这一现象出发，推论在当时的权力机构维持过程中较多地导入了或保持了氏族制原理。
基于青铜器铭文等出土遗物，不受古典文献的拘束，对西周以前的历史所作的研究，其成果如何才能与战国时期编撰的文献资料中所描述的商周历史联系起来呢？这一类的研究是值得重视的。这种研究并不是将两者简单地拼凑在一起的研究，也不是用一方来填补另一方的研究。通过今天的重新探讨，不是简单地将后世文献中描述的商周历史视为“被歪曲了的形象”，重要的是对之进行重新探讨的过程及其背景，也就是说要回答“为什么要重新探讨”这个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有意义的研究来。例如，末次信行的《〈春秋〉中与农业、气象相关的记事（下）》（金兰短大《研究志》30）。作者以前曾经研究了商代与气象、农业有关的卜辞，并将之与后世的文献史料作了对照。这一篇是在以前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对《春秋》的相关记事所作的分析。与麦类作物丰歉有关的记录，被系于收获前的冬季，从这一现象中可以推测，冬季占卜预测丰歉的结果就此被当作了年代记，在实际丰歉与占卜的结果一致的情况下则不予削除，保留在《春秋》之上。今后，从上面介绍的竹内康浩的两篇论文出发，“天子”这个用语是怎样发展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皇帝统治的象征的、周王朝的统治体制建设是怎样被后代称赞和利用的，等等，这些问题，将会成为新的课题被加以讨论。前述丰田久关于金文中“家”的研究，池泽优提起的宗族制度研究与《礼记》等文献对宗族制度的解释之间的关系，等等，也同样可以有新的发展。其他的各种研究也可以说有着同样的可能性。
然而，要使古典文献能够准确地为研究者所利用，对古典文献本身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与出土文物一样，对文献，也需要确定它的时空位置。为了确定文献的时空位置，对史料的纠谬批正的重要性，不用说应该要有充分的认识。特别是在春秋时期的历史研究中，我们期待着通过文献的纠谬批正使得文献的可利用程度进一步提高。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课题研究今后将会有所增加。去年，已经有一部分成果公布于世，以下想列举一些加以介绍。
冈本真则《〈左传〉所见的封建制度》（《史料批判研究》2），对《左传》中与“封建”相关的记录作了批评研究，指出了它的特征，并将之与《公羊传》、《谷梁传》作了比较。关于封建制度的考察，积累了庞大的研究成果。将冈本论文与这些前人的研究进行比较，从中可以列举出无数的论点来。此文可以说是揭开了新一轮研究的帷幕，我们期待着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吕静《〈左传〉中所见的盟誓记事的史料学研究》（同上）、石黑久子《〈左传〉中所见的鄫国、祀国》（同上）、小寺敦《试论〈春秋〉中所见的女性名字》（同上）、森和《从日蚀来看〈春秋〉三传》（同上）等，这些论文，在确定了《春秋》及三传的成书过程的基础上，对各章节进行了整理，探讨了这些记载的价值或偏向，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春秋时期的历史面貌和战国时期的思想状况。吕静对《左传》中盟誓和载书的记述作了时代先后的辨别。石黑久子通过对《左传》中鄫、杞两国记载的研究，对这两个国家为夏王朝之后这种意见持强烈的否定态度。杞包含在“夷”之中，微言中暗示了杞的灭亡等等，通过石黑的考察已经是很明确的了。与这一见解相关的论述，有高津纯也的《“夏”字中“中华”意识的产生》（《文字与文化》）一文。认为，“诸夏”等用语中的“夏”字表示中原诸国的用法，从出土资料和文献史料两方面来看，都不早于战国时期，这一点，与“夷”字的用法是不同的。他还对将“中夏（华）”一词置于视野的思想以及称扬“夏”王朝的思想产生于春秋以前这一意见提出了疑问。小寺敦论文指出了金文中所见的女性名字和《春秋》中所见的女性名字之间的差异，认为，《春秋》利用女性名字的形式，在自我树立的正统观念的基础上进行了褒贬。森和论文比较了春秋三传关于日蚀记载的差异，对各传的不同解释以及各传对日蚀之际举行的仪礼的意见相违作了探讨。
以上，我们以《春秋》及三传的研究为中心进行了叙述。这些论文，试图对春秋时期的历史作出“重新解释”，描绘春秋以前的历史面貌，并试图探索战国以后文献编纂者的真意。以上这些论考都是各个作者课题研究中的一环，可惜都还处于基础研究的阶段，我们期望着这些基础研究能够朝着更值得高度评价的研究方面发展。除了以上介绍的这些论考以外，去年一年中关于春秋历史的研究，成果之少，令人寂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以上述西周——春秋时期的诸论考为基础，进一步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考察，是非常有必要的。还有，像岩本宪司《春秋经传集解译稿（八）》（《中国研究集刊》25）那样的对今后的研究起着重要作用的研究成果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春秋》及三传以外的文献史料研究，今后也将会有一些新的成果问世。例如，小寺敦的《关于〈左传〉君子、会话部分的引诗》（《史料批判研究》3），对《左传》中引用的众多的诗句作了考察。目前发表的还仅仅是一部分，期待着更多的成果发表。这项研究，对考察先秦时期的诗以及《诗经》的史料价值，具有积极作用。
当然，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对思想史的研究也颇有裨益。思想史研究积累起来的成果更是庞大。通过对史料的重新研究，新的知识将对思想史研究领域带来希望。但是，除了一小部分以外，大多数思想史研究对文献史学取得的新成果都还比较迟钝。分析诸子的思想，如果仅限于诸子文献本身的研究则另当别论，若要联系到文献的时代背景考虑问题时，那么，无视文献史料的研究成果则似乎难以进行。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思想史研究仍然为数不少。而战国秦汉时期以出土文献史料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则很活跃，期望这一方法也能够为春秋以前的研究所运用。
以上，对史前时代到春秋时代的一些主要论著作了整理和介绍。1999年一年中所发表的论文与往年相比其实是比较少的，从所读到的论考来看，期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的考察相当多，而对利用新出土资料从事研究的期待值则更高。还有，由于新出土资料的公布对文献史学也具有重大的影响，发掘成果往往能使学术界为之一变，因此，不断地注意新情报新信息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一点其实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就像本文开头所介绍的那样，中国大陆的考古发掘日新月异，因此，有必要再一次强调。
最后，想介绍一下宫本一夫的《近年来欧美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和日本的中国考古学研究》（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报》9）。此文中，宫本介绍了欧美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动向（这一点往往是日本考古学界经常忽视的问题），阐述了日本的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意义。据宫本的介绍，欧美的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认识到了中国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相对来说具有变化规律性的地区（这是张光直主张的）。对于日本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宫本认识到这样一个重要意义，这就是，日本应该始终将包括自身在内的东亚地区这一大区域置于脑中，为了对其中的各个小地域进行比较研究，世界范围的视野是必要的，“为了阐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的人类历史，有着辽阔疆域的中国的考古学，对日本来说，无论如何都是必须的。”
怎样理解宫本的这一番话，人各有异，但有一点是可以这么说的，这就是，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地进行总结和反思，是每一个研究者都必须要作的。无视宫本的意见，或不加思索地人云亦云，都是不可取的。长期以来，从全体上来看，学术界被一个一个的具体的实证研究所淹没，对历史发展缺乏总体的认识。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多年。然而，要将这一正确的意见付诸实践，前提是必须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的学术意义不断地进行自问自答，否则，一切走向辉煌的计划都会是徒劳的。鄙人才疏学浅，唯恐以上的这种斥责最后落到自己的头上，因此，在这里作为律己的戒言，斗胆附言于末。
译自《史学杂志》第109编第5号（2000年5月20日发行）
《1999年的历史学界——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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