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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邓小平重视历史总结，表现出卓越的“史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他“史识”的集中表现。他阐明了撰写《决议》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明确了撰写《决议》的基本原则，提出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论。他深谙党史，对党史上四次重要会议的比较，尤其反映了他在党史方面的真识灼见。
关键词史识撰述思想方法论比较法
“史识”，即历史见识，主要指认识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在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邓小平非常重视历史，重视对我党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其中所表现出的“史识”，在他的思想宝库中，犹如一颗明珠，光彩闪耀，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撰述思想
1、 邓小平十分重视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
从1979年11月起，在邓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党中央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起草《决议》，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举措。这件事本身，就是决策者卓越“史识”的反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这个转折是在粉碎了“四人帮”，又经过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之后才完成的。为使全党、全国人民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向前看，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进行总结就是势所必然的了，而且这也是统一思想的最有效措施。关于这项工作的意义，邓小平指出：“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指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拿不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1 〕起草《决议》，就是通过对党的历史的概述，来达到思想认识的一致，并从历史中总结出经验教训，把对未来的开辟，建立在坚实的历史基础之上。这里，邓小平不仅指出起草决议的现实作用，更强调了它的紧迫性。再者，起草《决议》，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建国三十多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成功，有曲折，甚至有“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探讨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历史。经过成功和曲折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三十多年的摸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正如经过二十多年的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认识了民主革命的规律，形势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经验一样，此时及时总结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也非常必要。1945年的历史决议为全党思想的统一，七大的召开作好了准备，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同样进行了阐明。他说：“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象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2〕《决议》讨论稿写出后，于1980年10 月交党内四千人讨论，以后是“几十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这次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讨论，是第四轮了”。〔3〕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决议》从起草到通过，历时一年多的时间，经过了反复的修改，可见，中央对这一工作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4〕这期间，邓小平先后多次发表重要讲话，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收入了其中九次讲话的节录，可以看出，《决议》体现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邓小平对《决议》的产生作出了巨大贡献。十几年过去了，《决议》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实现了原先的设想，并成为指导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纲领性文献。
2、邓小平对《决议》撰写的贡献。
第一，确立《决议》总的指导思想。在《决议》起草工作开始时，邓小平就讲了起草《决议》的总的指导思想。他说：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三条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其中，第一条是关键点，第三条是落脚点，是要达到的目的，即“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5〕就是说，这个《决议》应该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 要起到统一思想，鼓舞人心，引导人们向前看的作用。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使人们更加奋发向上，对未来充满信心。决议的初稿，这个精神体现不够，他坚决要求修改：“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6〕邓小平确立的《决议》的总的指导思想，内容明确。 对指导思想的贯彻也严肃认真，严格要求。这就为写好《决议》奠定了基石。
第二，对《决议》的框架，邓小平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在收录的邓小平关于起草《决议》的谈话中，多次涉及到《决议》的框架轮廓。《决议》框架在起草过程中，前后有些变化，看来经过了很多修改。邓小平在集中了集体智慧的基础上，对自己原来的构思也不断地进行完善。在1980年4月1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他说：“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7〕1981年3月18日，他在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又谈到了《决议》的框架，他说，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这样就把建国以后的十七年这一段修改成两段：建国后头七年和“文革”前的十年。不久，邓小平又听取了陈云的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8〕陈云的意见受到了邓小平的重视， 也在《决议》中得到了体现，这就是《决议》的前两部分：《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对照《决议》和邓小平的谈话，可以看出，《决议》的框架轮廓体现了邓小平的设想。
第三，确立“宜粗不宜细”的撰写原则。一个决议，几万字，但涉及的问题却很多，怎样把那么丰富的内容写得既全面又明确，从而起到统一思想的作用，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邓小平提出“宜粗不宜细”的撰写原则。他说：“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9〕“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 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10〕“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11〕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历史，作出比较概括的、粗线条的描述，对重要问题又进行充分而明确的论断，而不在细节上纠缠，这有利于引导人们在研究历史问题时，不在旧帐上纠缠，把眼光放到经济建设上来，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
第四，在论及党内斗争的性质问题时，主张不使用“路线斗争”的提法。他说：“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他逐一分析了历史上的党内斗争情况，认为过去讲的“十次路线斗争”很不准确，主张“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12〕他认为应该郑重地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党风的问题，也是端正党史研究的学风问题。这一主张在当时对于拨乱反正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五，强调突出重点。在确定“宜粗不宜细”的撰写原则的同时，邓小平又多次强调对一些重要问题，要加以论证。《决议》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写起，一直到十一届五中全会，按照时间的先后，将党的历史划分为几个阶段，分别予以论断。史、论、断紧密结合，史的语言概括，论的语言凝炼，断的语言准确。“伟大的历史转折”之后，又专辟一目，集中论述“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专避这一目，就在于突出重点，解决核心问题。邓小平认为，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分不开的。自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一直是我党的领袖，民主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与曲折，都与毛泽东有很大关系，所以，这个决议不能避开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评价。再者，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当时人们关心的焦点：“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13〕并且围绕这个问题，社会上也出现许多混乱思想，特别是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以后，一部分人的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形势的发展要求党中央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正面、明确的回答。邓小平慧眼匠心，一开始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指出：“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是这个决议成功与否的关键。从邓小平对《决议》的意见来看，他对这一部分的议论最多。《决议》遵循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撰写原则，历史过程写得概括，论断的语言较多，但在“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一部分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进行了全面论述。论述深刻、细致、完整。《决议》回答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它的发展过程，它包含的内容，它的精神实质，它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区别，并明确表示在以后的社会主义事业中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决议》公开以后，各种混乱思想自然消除，对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都统一到决议上来。这当然是由于《决议》的观点全面公正，实事求是，但与决议的重点突出，详略得当也是分不开的。邓小平在撰写《决议》上表现出的“史才”由此可见。
二、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论思想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历史出现了重大转折，在对历史的总结和反思中，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态度是全国每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当时国内国际极其敏感的政治话题。为了正确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些方法论原则：
第一，既要实事求是，又要恰如其分。这是评价毛泽东功过的一个总原则。邓小平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14〕毛泽东是中国当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历史人物，一方面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在他晚年又犯了严重的错误。只看到一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这对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是十分不利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15〕“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 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16〕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和分析我们党的历史，对于错误，其中包括毛泽东的错误，也不掩盖和回避。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这样的历史总结，才有益于未来。提出“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当时对于肃清“两个凡是”的错误及其影响无疑是对症下药。所谓“恰如其分”，就是不能把毛泽东的错误写过头。毛泽东的“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17〕因为“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18〕
第二，纵观一生，功过比较。也就是说，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第一位？是长时期犯错误，还是短时间犯错误？显而易见，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虽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邓小平以一个历史参与者和见证人的眼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毛泽东的功绩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19〕“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20〕建国以后，毛泽东的功绩也是巨大的。“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21〕“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这个期间也出现了不少错误，责任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
纵观一生，全面评价，就避免了抓住一时一事，不顾其余的片面观点。以上邓小平的这一系列讲话，观点公允，议论平实，深入人心，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对扭转一个时期一部分人试图完全否定毛泽东的错误倾向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对毛泽东的错误，要分析其主观动机。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22〕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有根本的区别。“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讲，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他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3〕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24〕这就是说，分析毛泽东的错误，既要看到他错误的客观效果，还要看到他的主观动机，不能把他的错误与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混为一谈。
第四，分析毛泽东的错误，要从制度上找原因，不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有些人在分析毛泽东错误的时候，把原因都归结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邓小平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他说：“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25〕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历史人物，要求把历史人物放在他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制度上找原因，就是这种要求的反映。
第五，过去的错误，不能归结到毛泽东一人身上。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起草决议的谈话中，邓小平多次谈到这一观点。他说：“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26〕毛泽东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党中央的错误，他要负主要责任。但也要看到制度方面的原因，他的许多错误是由制度不完善造成的，所以不能归到他一人身上，“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27〕
第六，要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在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存在一些混乱思想，在对待毛泽东思想上，同样存在一些错误认识。有人认为，既然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毛泽东思想也是不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就不应该再坚持了；再一种是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都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另有人说坚持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反对错误的毛泽东思想。这些观点都是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混为一谈的表现。
早在“两个凡是”一出台的时候，邓小平就明确地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在答意大利记者拉法奇的提问时，他说：“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28〕在起草《决议》时，又更为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29〕《决议》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绩和错误，正确地区分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其中，邓小平的很多谈话，功不可没。邓小平娴熟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恰如其份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和毛泽东思想，表现了卓越的历史见识。
三、运用比较法总结历史经验
邓小平深谙中共党史，《邓选》第三卷处处闪耀着深刻的历史总结意识和丰富的历史教育思想。他说：“我熟悉我们党从开头到现在的历史，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都比较了解。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30〕在对党史的诸多论述中，对党史上四次会议的比较，尤其反映他对党史的真识灼见。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经过了六十多年，其间风风雨雨，曲折反复，有胜利，有挫折，有失败。但不论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那就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一个新中国；找到了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共党史上的四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道路上的四个路标，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规律的认识历程。这四次会议是遵义会议、党的七大、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二大。在《邓选》第三卷中，邓小平把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七大和十二大作了比较，认为它们在党的历史中有相似的作用和地位。
（一）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比较
1、这两次会议都是经过了一系列挫折，找到正确道路的标志。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正确道路的标志是遵义会议。“从历史上看，我们的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在纠正‘左’的错误之后才走上胜利的道路的，标志就是遵义会议”。〔31〕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是经过了长期的曲折，才最终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标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我们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32〕“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和政策”。〔33〕“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根本内容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4〕
2、 这两次会议是我党在不同时期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标志。
遵义会议是非常状态下召开的，集中解决了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实际上也是摆脱共产国际的束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的开端。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进行过探讨和论述，写了著名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思想路线上，提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写了《反对本本主义》等光辉著作。遵义会议，由于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也就占了主导地位，从此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建国以后，由于长期“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遭到破坏，而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3、 这两次会议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的标志。
1989年，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35〕
邓小平对这两次会议的多次比较，既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规律的认识过程，又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引导中国人民走上强国富民之路的信心。这些思想对党史研究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二）七大和十二大的比较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开卷篇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在《开幕词》中，邓小平将这次会议和党的七大作了比较，认为这次会议和党的七大一样，“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二大与七大相比较，其相似之处就是两次代表大会分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熟的标志。
1945年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的党的七大，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策略和纲领，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为新民主主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规律认识成熟的标志。
十二大也是在经过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36 〕的情况下召开的。 1956年召开的八大，路线是正确的，但由于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致使八大的正确路线没有坚持下去，造成了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十二大正是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召开的。当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复杂，历时更长，但十二大确立了正确的发展道路，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7〕这里，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十二大的历史意义是重大的，它“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是中国共产党探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成熟标志。
比较法，是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发现历史运动规律的有效方法。邓小平运用它，清晰地描述和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奋斗历程及其规律。这对党史研究是一个不小的贡献，同时也为我们运用这一方法提供了范例。
开创新事业，不能割断历史。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国家决策中，把历史作为宝贵财富，从历史中取得智慧，表现出卓越的历史见识和政治远见。历史科学在他的理论体系里，显示出独特的魅力。
收稿日期：1997—03—10
注释：
〔1〕〔2〕〔3〕〔4〕〔5〕〔6〕〔7〕〔8〕〔9〕〔10〕〔11 〕〔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依次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06页、307页、307页、307页、292页、297页、296页、303页、294页、291页、148页、308页、292页、309页、292页、301 页、 297页、301页、148—149页、345页、295页、307页、346页、346页、 297页、309页、296页、345页、300页。
〔30〕〔31〕〔32〕〔33〕〔34〕〔35〕〔36〕〔37〕依次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72页、253页、254页、157页、264页、309页、2 页、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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