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藏传统杂技产生与发展的文化环境_雅鲁藏布江论文

论西藏传统杂技产生与发展的文化环境_雅鲁藏布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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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8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03(2014)05-090-06

       西藏传统杂技作为古老的肢体表演艺术,起源可追溯到史前时期,到吐蕃时期形成了一定的雏形,并具备了一定的表演内容,清朝时杂技活动已成为西藏民俗的重要内容,在民间开展广泛。西藏传统杂技具有地域性的特征,反映了西藏的独特文化内涵和藏族人民独有的生命认知与存在方式。西藏杂技本质上是一种原生态的民间艺术(虽然其早期曾一度供奉于吐蕃宫廷),其主体是技巧表演,其起源发展不仅与劳动技能与技巧、游牧与农耕文化,宗教祭礼仪式,汉藏文化交流等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与藏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地理文化环境及节日环境也紧密相关,所以,从自然地理环境、地理文化环境和节日环境着手,才能正确地、比较全面地认识西藏传统杂技艺术的产生与发展。

       一、自然地理环境是传统杂技产生与发展的基础

       西藏传统杂技是在特殊的文化群落、特殊的文化环境背景之上的物质与精神的综合创造。人类生存、发展以及艺术技艺的形成是以生产为基础的,而生产又是以自然地理环境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提供生产方式的自然基础。自然界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它给人类劳动提供了劳动对象、劳动材料、劳动场地,也为人类艺术的产生提供了温床。人类社会生活,包括杂技艺术在内离不开自然界,人类为了生存、发展,就得依赖自然、利用相当的生存技能与技巧,其生存技能是人类适应自然地理环境的重要条件。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1]。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自身的自然,也就获得相应的技能技巧。人类要进行生产、生活活动,增加社会财富,就必须了解自然地理环境,把握自然地理环境规律,按自然规律安排生产活动。劳动者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素质技能,发展了生产力。而且随着人对自身和自然环境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发展,人的素质技能会进一步提高。

       (一)自然地理环境是传统杂技艺术产生与发展的基础

       自然地理环境通常使用“自然环境”与“地理环境”两个概念,其实质就是指人类社会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法国艺术史家丹纳认为“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2]32,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2]35。丹纳对艺术的分析“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的文化生态论是一种整体系统的民间艺术研究,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正确研究西藏传统杂技艺术的产生、发展、变化规律。

       要了解西藏传统杂技的产生与发展,就有必要了解藏民族生存和生产的自然地理环境。西藏高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不仅孕育了游牧民族,而且对畜牧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学者认为,人类的生产、生活习俗都是产生发展于一定的空间范围,都是在一定空间区位上体现的,因此必然会带有一定区位的地理因素的印记[3]。早期的人类学家拉采尔、亨廷顿等人都认为一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情况,对形成人们的生活起着极大的作用。所以,西藏传统杂技产生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它与藏民族的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里所说的就是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自然地理环境或地域性特征,主要是指各地各民族民俗所共有的基本特征。这种特征也被称为民俗的“地理特征”或“乡土特征”。气势雄伟的青藏高原是全球海拔最高的高原,西藏位于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幅员广袤,地势高亢。不仅在地质上有着独特的成因和构造,而且在地形、气候、水文、植被、土壤等方面都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因此,在辽阔的西藏自治区内我们可以看到,绵延千里,耸立云霄的高山雪峰,相间着巨大的盆地和坦荡开阔的宽谷;既有一望无垠的高原,星罗棋布的湖泊,又有水流激湍、陡峭深邃的峡谷;自治区腹地绿荫草甸展布,茫茫草原千里,南缘山地深林苍郁,稻田焦林茶园,一派南国风光;东南部高山峡谷的垂直自然带更迭显著,绚丽多姿,高寒寂寞的藏北是野生动物的天然乐园。这样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包括传统杂技在内的西藏文明的产生、发展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可以说在西藏传统杂技产生、发展过程中,自然地理环境起着催化、保护与阻碍的作用。随着人类脚步开始驻足这片神奇土地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书写着高原的文明。西藏高原这种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使藏族及其先民发展了一套较独特的经济体系,即农牧分营形式的经济,其主要特征就是同一个民族中,一部分人从事种植业,而另一部分人则从事游牧畜牧业生产。这样就在本民族内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游牧与农耕的互补。尤其是藏北游牧民族通过漫长的生产劳动的摸索,最终选择了以游牧方式经营畜牧业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他们随畜迁徙,茫茫草原驰骋纵横,形成了赛马、马术等技艺文化模式,以这种独特的形式传达了藏族人民的思想感情、精神风貌,赛马、马术还集竞技性和群众性为一体,长期传承,持久不衰。再如,怒江、澜沧江流域广泛流行热巴舞,热巴舞不仅具有显著的地域特点,而且热巴舞中的“吸腿蹦子、单腿胯转、矮子步,虎跳拧身平转、盘腿倒立、虎跳、前后滚毛,以及刀术、气功等技巧,像古代的百戏,”是杂技技巧的具体反映[4]。

       (二)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保留了传统杂技独有的特色

       由于西藏高原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使我们今天看到的西藏传统杂技中有很多都保留了原始文明与原生态的影子。西藏传统杂技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形成、演进和发展,并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西藏的传统杂技及其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很大程度上是西藏高原地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地理环境差异作用下形成的,反映出浓郁的高原地域特色,同时展示出藏民族的性格特征。西藏传统杂技的孕育、发展,可以说是伴随着青藏高原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没有这样区别于我国内陆平原、山地、丘陵等地形的“雪域高原”作为催化剂,就不会见到在壁画中描绘的、流行于民间的飞天、力士、翻杆、马戏,以及“游泳表演”等杂技百戏。吐蕃时期,为了在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中保留两藏传统杂技的特色,吐蕃与周边民族进行了广泛的交往,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文化大量输入两藏地区,尤其是金城公主远嫁吐蕃赞普赤德祖赞赴藏时曾将杂技百工、龟兹乐[5]、《毛诗》、《左传》、《礼记》、《文选》等汉籍传入吐蕃[6],不仅对汉藏经济、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也使原生态的杂技艺术得到了发展。同时,也使具有杂技技艺的藏戏成为得以完整保持了自己特色的一个剧种。据有关资料记载,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藏戏艺术基本在西藏自治区及青、甘、川等地藏族聚居的地区流传,很少为中国其他地区所了解,在藏民族之外的省份和地区也没有多少出演机会,只有极少的会演和艺术节的演出。因此,这样的地理环境一方面保护了当地藏戏文化,另一方面又阻碍藏戏与外界戏曲文化的交流。

       二、地理文化环境是孕育西藏传统杂技的重要因素

       人类自古生活在特定的地理文化环境中,人不能离开地理环境生产、生活。地理文化环境是民族生存的空间,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是藏民族文化生存的基本条件。藏民族在特定的高原地理文化环境中创造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杂技艺术,正因为特定的地理文化环境是孕育传统杂技艺术的重要因素。

       (一)高原地理文化环境是藏民族文化与传统杂技生存的基本条件

       第一,西藏自治区位于中国的西南边疆,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山岭与谷地高差极大,西藏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具有复杂多样性,是藏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藏民族的意识或精神的基础。第二,雅鲁藏布江流域由于有适宜的气候、丰富的物产和众多的高山河谷,自古以来就是藏民族生栖繁衍的地方,也是西藏农耕社会的人口居住相对集中的走廊。在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中,有的区域是广袤的草原,有的区域高山纵横与峡谷相间江河湍急,交通不便,使生活在这种地理文化环境中不同的民族不仅形成了各自相对封闭、独立的自然生态活动区,而且造就了相同又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处于相同或相似社会发展水平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由于所处生态环境不同,在适应和改造各自的生态环境时,创造出与藏民族文化相同而又略有不同的文化,形成同一地区不同民族交错杂居,却又界限分明、井然有序、和睦共处的格局。如珞巴族生活习俗受藏族影响较深,日常饮食及食品制作方法,传统节日与传统技艺基本上与藏族农区相同[7]。第三,西藏各民族由于起源上的差异,造成了不同地理环境中文化多样性的生成土壤。居住于雅鲁藏布江流域的藏民族,自古以来由于交通的便捷和外来人口的流动频繁,社会的开放程度较高,对周边民族文化的吸收较多,文化的发展较快。居住于边境山区林区的藏族,以及门巴族、珞巴族,由于生存环境比较偏僻、闭塞,江河的阻隔,与外界接触交流较少,处于缓慢发展的自然纯朴的生态环境中,社会变迁程度低,文化的形成易受地理文化环境的影响,使这些地区的藏族和门巴族、珞巴族的文化更具有地域性特征,对西藏民族文化的产生和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二)地理文化环境与杂技的关系

       从地理文化环境分析,西藏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建立在以藏东河谷区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以雅鲁藏布江流域拉萨曲贡村遗址为代表的曲贡文化和主要分布于藏北高原以细小打制石器为特征的藏北细石器文化。这三种分布于西藏高原不同地域并各具特征的原始文化,构成了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本面貌和格局[8]56。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地区已经不只是某一个单一的原始部落在活动。恰好相反,考古资料表明,当时西藏高原范围至少已存在着三大支系各不相同、文化面貌各异的原始居民群体。一是以昌都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居住于藏东河谷区的卡若居民群体,他们主要从事定居农耕经济并兼有狩猎畜牧经济;二是以曲贡文化为代表居住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的曲贡居民群体,他们主要从事定居农业和渔业经济;三是以细石器文化为代表的藏北高原地区藏北游牧居民群体,他们主要从事游牧和狩猎经济。卡若文化地处西藏高原东部河谷区,是吸收和融合了西北氐羌系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土著文化。因此,它在文化因素上与黄河上游以及东部横断山脉区域的原始文化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而曲贡文化地处西藏高原的腹心地带,接受外来文化因素相对较少,从而较多地保持了地方土著特点[8]56。从地理环境分析得知,以雅隆河谷为中心的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是整个西藏高原范围内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地区。以雅鲁藏布江及其众多支流而形成了许多宽阔的河谷平原,其中尤以雅隆河谷所在的雅鲁藏布江中游及其支流年楚河、拉萨河中、下游河谷平原地形开阔、平坦,平均海拔仅为3500米,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土质肥沃,沟渠纵横,是整个西藏高原最理想的人类居住场所,同时也是最宜于农耕的地区,也是西藏高原最为富饶的地区。所以,从人类的生存繁衍的适应来说,优越的自然环境是人们的最优选择[8]57。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形态看,这种独有的地理文化环境和生态环境,直接影响着当时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了人口迅速增长,吐蕃在朗日伦赞时代,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的沿岸河谷以及从林周、墨竹工卡以南的拉萨河谷地带,人口居住相对集中,流动迁徙较少,人口已达到20万,而且社会较为稳定。当时农业是比较固定的经济来源[8]57。这一切不仅有利于人口的增殖,也有利于生产经验的积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8]59。人类在经济稍为富足和人口增长时,必然对精神与文化娱乐有了相对的需求。随着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两次进藏联姻,均携带有农耕技术和生产工具书籍、农作物种子等[9],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和生产工具在游牧地区得以传播与推广,雅鲁藏布江流域地区的农业生产逐步得到发展。经济生产方式已由畜牧业向农业过渡,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游牧地区民族传统技艺文化形态的变迁。这时游牧狩猎活动的奔跑追逐、跨越攀爬、投抛石物、骑马射箭、缠绕搏斗等已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生产生活资料,而是也具有了强身健体、观赏娱乐的性质,为西藏传统杂技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为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奠定了基础。至今在乃东县泽当镇的近郊,还有一块田据称就是当年六个氏族开垦的土地,而泽当藏语意思为游戏场,据称就是六个孩子游戏的地方。我们从位于雅鲁藏布流域的西藏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壁画描绘的多姿多彩的杂技,可看出其与地理文化环境的关系。

       吐蕃时期,藏族传统文化已经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具体文化形态。其中最集中的地区就有雅鲁藏布江流域、怒江流域、藏北高原地区等处。在这样的地理文化环境中,就会产生不同的生活习俗与生产方式。辽阔的山地高原地带,有适合于各种牧草生长的广阔草原,因而是以游牧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这一地区的传统技艺与体育文化受该地域的生产、生活条件、生活方式和地缘关系的影响很大,形成了不同地域特征的传统技艺。西藏高原有着广袤的草原,以繁殖牦牛、羊等畜牧业作为经济基础,人们以游牧业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其产生的传统技艺多与马上技巧、赛马、跑马射箭、大象拔河、跑马拾哈达等有关;林区山区的人们长于弓弩、攀藤索、射箭、投(抛)石、抱石、摔跤、踢踏舞、弦子舞、锅庄舞等,反映了地理环境和生产对传统技艺的影响。

       三、节日环境为西藏传统杂技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一)节日是孕育传统杂技发展的重要土壤

       西藏的传统节日根植于民族土壤、源发于民众生活、映现出独特的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民族性、地域性、宗教性、多功能性和交融性是节日文化最典型的特征[10]2。西藏的传统节日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创造民族节日文化的主体是广大民众,具体地说就是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参与者、组织者,因为节日文化是起源于人们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某种活动、某种行为符合人们的实践需要,反映了人们的共同心理,表达了人们的共同愿望,久而久之约定俗成,形成某种周期性的特定的形式和特定的风俗,这就是节日文化。

       在西藏居住着以藏族为主体,包括门巴族、珞巴族在内的多个少数民族,由于地理环境及生活习俗,其传统民俗文化传承也就有了强烈的地域性色彩。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演变与形成的民族传统竞技与技能的内容和形式也千姿百态,显示出各民族的文化风貌,并成为传承民族文化理念的方式和手段。再由于西藏地域广阔,各地区节庆文化的时间、内容、形式也迥然不同,如林芝、山南等地以农事节日文化为主,多体现人们耕田劳作以及庆祝丰收的心情;而阿里、那曲等地以牧区节日文化为主,多体现那种彪悍、勇猛的风格。西藏重要的民族传统节日主要有藏历新年、林卡节、望果节、沐浴节、雪顿节等。这些不同形式的“节”大都按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审美情趣和地方礼俗来构建节日传统,其间的各种节庆活动都深深地嵌入了彼时彼地的民风民俗,而非一种直接的“文化渗透”或简单的“文化移植”。西藏的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曲、民间曲艺、传统美术、传统工艺、传统游艺、赛力、马上技巧等,都是在传统节日进行的。而且在西藏各种习俗节庆中既有竞技型的比赛活动,也有大众性的轻松的歌舞娱乐、游戏娱乐活动,是孕育传统杂技发展的重要土壤。由于民间艺术具有群体的活动性质,在节日环境的催化下,为传统杂技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二)节日是传统竞技张扬的重要一环

       节日是展示民族文化的大舞台,民族的衣食住行、社会关系、传统艺术与竞技、民间信仰等在此都得到集中的展现。西藏节日把藏民族内部由于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历史背景、社会意识而导致不同地区民众的文化心理、思维模式、审美情趣、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的差异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为我们研究节日与传统杂技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节日既是民俗观念的形象展演,也是传统竞技文化的艺术张扬的重要一环。在西藏凡参加过“雪顿节”——马术竞技表演的人都知道,“雪顿节”——马术竞技表演是广大群众自娱自乐,自发前来观赏的民间集体活动,它与藏民族民间信仰息息相关,是展示技艺、宣扬平安吉祥的思想境界的有效载体。在“雪顿节”——马术竞技表演中,民族文化深层结构即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行为模式等得到突出的表现,它无疑使参与者受到潜移默化的民族文化精神的沐浴,增强自己民族的认同感、责任心等。而通过节日来展现传统杂技的表演,以藏历新年、望果节最具特色。

       1、藏历新年。藏历新年是西藏民众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几乎等同于“春节”。从藏历初一起到十五,一直贯穿着情趣生动的民俗活动,而且藏历新年的形成与西藏的自然地理和文化政治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0]215。藏历新年是一年的开端,既是总结,又是展望,游戏、竞技、娱乐休闲的内容在藏历新年中占有很大份量[11]。所以,藏历新年是展示藏民族文化的重要窗口,民族的衣食住行、传统艺术、民间信仰以及深层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思维模式、审美情趣等得到集中表现,并对整合社会群体、强化集体意识,以及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起着重要作用。在西藏同一节日的藏历新年,由于地域不同,民俗竞技活动的内容也不同。如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末藏历正月初二,拉萨布达拉宫下举行“强嘎塔雪”(意为“布达拉宫的飞绳游戏”),原为民间传统的高空运动。一个小伙子由从布达拉宫宫顶拴到宫脚的牛皮绳上急速滑下,就似如今的空中飞人[11]。现代则在拉萨赛马场由自治区马术队表演马术和马上竞技,抱石头等活动;后藏日喀则地区萨迦县扯休乡举办“恰堪塔旭”的杆技表演;在藏北藏历新年期间民众则在广袤的草原上开展以赛马为主要内容的竞技活动;昌都地区藏历新年期间开展举重、角力、跳锅庄等表演。所以,正因为各地自然生态、文化节庆传统和民俗信仰的差异,使藏历新年的传统竞技有所不同[10]6。

       2、望果节。望果节是广大藏族群众祈望丰收的民俗节日,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绕土地转圈,开展赛马、赛牦牛、角斗剑、耍梭镖,协钦(一种技巧游戏)等娱乐活动,这些竞技式的比赛主要由大力士参加[10]121。每年八月藏北草原那曲举行“羌塘恰青赛马会”期间举行跑马射箭、快马折腰拾地面上的哈达、挥刀斩旗杆等活动[10]147。在日喀则的白朗县金果斗牦牛节期间,藏族群众普遍开展斗牦牛和掷古尔朵民间技艺活动。这些民间民族节庆中的百戏与体育活动,体现出浓郁的民俗特点和藏民族的精神风貌,同时也丰富了民俗节日内容,热闹的聚众演出都因为节庆提供的温床使西藏传统杂技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今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西藏民族节日期间举行的各种文艺娱乐活动逐渐演变成了人们预祝吉祥、安康的一种休闲方式,赋予了更新的内容。

       [收稿日期]2014-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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