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新时期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新形式——兼对当前“批评难”的理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内论文,新时期论文,理性论文,批评论文,新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是我们党不断完善自己、团结奋斗、发展壮大的武器，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党完全有力量解决自身问题从而担当历史重任的重要标志，它使我们党始终充满活力并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虽然阶级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特别是在我们党内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则大量存在，而且这种矛盾表现得更为经常、更为复杂，因此仍然需要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这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一项十分紧迫十分重要的任务。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内的思想斗争有所淡化，自由主义、好人主义有所滋长，在相当多的党组织和一些党员干部中，积极的思想斗争开展不起来，存在着“批评难”的问题。其主要表现有“三不”：
其一，不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一些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中，存在着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不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具体表现为“三怕”：一怕“戴帽子”。一些同志由于没有能够真正划清批评的严肃性与“文革”中“左”的错误的界限，因而心有余悸。批评别人，怕被说成是故意整人，被戴上“左”的帽子；作自我批评，又唯恐被别人揪住“辫子”，无限上纲。二怕“穿鞋子”。怕一批评就得罪领导，被报复穿小鞋，因而对领导干部中一些错误的东西，采取睁一眼闭一眼，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态度；在班子内部，由于有些单位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书记，一些同志怕开展批评，发表与书记不同的意见，会影响自己的职务提升、工资晋级、住房分配等等，因此对主要领导不敢批评，只有顺着来，说奉承话。三怕“丢票子”。怕因为开展批评伤了同志之间的和气，使自己受到孤立；担心批评下级会丢失选票，在换届选举中落选，于是对下级往往过分宽容，息事宁人。
其二，不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为什么当前相当多的同志不愿意开展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呢？一是缺乏信心，觉得“批评无用”。一些同志感到现在问题太多，积重难返，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认为还是搞运动“过瘾”。二是认识有误区，认为凡事“宽容”点好。不错，同志之间相处是要讲友谊、讲体谅、讲宽容，但有的同志把宽容和批评对立起来了。认为要宽容，就不能搞批评，一批评就不是宽容了，这是一种绝对化的思想方法。三是实践有偏差，敢于批评的同志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在党内生活中，往往把一些敢“放炮”的同志说成是“不成熟”、“欠稳重”，甚至被当成“刺头”、“不会团结人”，而影响他们的成长和进步。由于党内缺乏一种激励的机制，于是，“是非面前不表态”，“遇到问题绕着走”，“话到嘴边留三分”，被一些人奉为行为哲学、处世哲学，甚至受到推崇。
其三，不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门学问，是一门高深的领导艺术。由于现在的党员队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干部没有经过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加之对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缺乏认真的研究，在实际工作中，确实也存在着不会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状况，其主要表现：一是不懂得批评的内容。一些同志抓住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不放，使批评庸俗化。批评要讲政治，要重证据，要抓大是大非方面的问题，不要纠缠小事和生活琐事。二是不懂得批评的时机。批评要注意时间、地点和场合，要掌握时机，不能表现为批评的随意性，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乱放炮”。三是不懂得批评的分寸。批评要讲究方式、方法和艺术，注意批评的效果。一些同志开展批评时，往往表现为两个极端，要么是对别人的缺点错误哄着包着，搞自由主义；要么是简单粗暴，动辙训斥，效果必然不好。
当前，一方面我们党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思想政治领域的矛盾异常复杂，需要进一步加强党内的思想斗争，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提高党的战斗力；一方面却在一些党的组织和党员中出现了“批评难”的现象，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开展不起来，成为一个非常棘手而令人头疼的“老大难”。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必须从历史的经验教训、社会根源、人的思想改造规律以及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出现的新情况等诸多方面作理性的分析，要从深层次上找原因。
第一，消极接受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是党内开展“批评难”的社会历史原因。实事求是地说，在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开展党内思想斗争方面，我们党曾犯过“左”的错误。1957年以后，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不断发展，加之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党内政治生活逐渐不正常。因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上纲上线，党内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被“批判斗争”、“整人”替代。特别是在十年“文革”中，在“左”的路线和错误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许多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被整，其教训非常深刻，我们应该牢牢记取。但是，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方法本身的缺陷。有些同志不能正确接受历史教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为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就是“左”的一套，就是“残酷斗争”，就是“整人”，因而再也不敢拿起这个思想武器，对干部的错误思想、错误行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采取完全放任甚至怂恿的态度，放弃正常的思想斗争。
第二，片面地理解党的方针政策，是党内开展“批评难”的认识偏差。不再搞政治运动，不搞过火的斗争，不整人，这是对建国以后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在我们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得到的正确认识。因而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方针政策，如不搞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不搞上挂下联的大批判，不搞“四大”，不搞殃及无辜的斗争扩大化等等。对这些我们都要有一个全面正确的理解，绝不是说党内正常的思想斗争也可以取消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是加强党的团结，增强党的活力，提高党的战斗力，保证党的路线正确和组织上巩固所必需的。如果我们党不经常进行严肃的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思想斗争，不经常在党内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克服“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潮，那么我们党不仅不能巩固发展，而且可能腐化变质，党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就不能完成。正因为如此，刘少奇曾强调指出：“正确的党内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是不可避免的。那些企图避免党内斗争的想法，那些不愿批评别人错误以便换得别人也不批评自己错误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9页。）
第三，由于党员队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同志对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制度和传统不了解、不熟悉，是党内开展“批评难”的内在因素。我们党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干部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没有经过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四大以来，一些刚走上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其以后入党的，这种时代的局限，一方面，使他们程度不同地受到“文革”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决定了他们中有些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缺乏对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传统的深入了解，缺乏严格的党内生活的长期锻炼。他们对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目的要求、方式方法不了解、不熟悉，确实要有个学习、锻炼、提高的过程。而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在很长时期内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学习和教育抓得不紧、不经常。
第四，对新时期开展思想斗争的新特点、新方法研究不够，是党内开展“批评难”的现实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许多党组织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方法如何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使其真正发挥党内监督有效武器的作用，缺乏必要的调查研究，提不出适应新情况的好方法，要么仍然搬用战争年代的一套做法，要么在碰了钉子行不通的情况下，干脆取消积极的思想斗争。特别是一些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后，党组织如何对他们进行党内生活的严格锻炼，针对他们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寻求与其自身特点相适应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方法，总的看来这方面行之有效的方法不多。在当前党内问题较多的情况下，如何讲究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艺术，使之收到良好的效果，以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信心，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角度，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研究得很不够。
第五，近年来党内腐败现象蔓延，不正之风久刹不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挫伤了相当多的党员干部开展思想斗争的积极性。进入90年代以来，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犯罪案件有明显上升趋势。中共中央纪委向党的十五大的工作报告中批露，党的十四大以来，从1992年10月至1997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731000 多件，结案670100 多件，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9300 多人， 其中开除党籍121500多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处分的37492人。 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0295人，厅（局）级干部1673人， 省（部）级干部78人。党员领导干部违法犯罪，不仅造成极其严重的经济损失，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政治损失，它严重地损害了我们党和人民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尽管我们党在不断加大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但相对腐败的上升势头仍是滞后，出现了如有些同志所说的“不抓不行，抓也不行”的两难局面。也反映了这些同志对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解决党内存在诸多问题的信心严重不足，折射出了人们在当前客观环境下难于开展积极思想斗争的无奈和困惑。
第六，缺乏对勇于批评者的保护措施和激励机制以及对打击报复者的鞭鞑措施和处罚机制，是党内开展“批评难”的制度原因。我们有一些党组织的主要负责同志作风不民主，喜欢吹捧奉承，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对勇于批评自己、揭露问题的同志，进行这样那样的打击报复。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见风使舵的人，奉行“圆滑”的处世哲学，不讲原则，搞自由主义、好人主义者，却往往被领导视为“听话”、“顺手”，得到提拔重用。而一些勇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敢于拿起批评武器讲真话的同志，却不一定能够得到理解和支持，甚至为此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付出一定的代价。从党规党法来说，对于敢讲真话的同志既没有规定具体的保护措施，也没有建立必要的激励机制；而对于打击报复者，既没有规定具体的制约办法，也没有建立起切实有效的处罚机制。在党章中虽有一些原则规定，但没有形成一整套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所必需的可操作性很强的保障制度和约束机制，特别是没有真正把有无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考核结果同干部的使用结合起来。于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出现“报忧担忧，报喜得喜”的不正常现象。
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开展党内思想斗争，一方面要加强教育，提高认识，提倡讲真话、实话，鼓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另一方面也要有创新意识，需要遵循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与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相适应的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新路子，摸索新的方法，创造新的形式。笔者以为，当前就开展党内思想斗争而言，在指导思想上，要着重解决下述三个问题：
首先，领导干部尤其是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党内开展思想斗争必要性、紧迫性的认识，要把能否积极地开展党内思想斗争提高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
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开展党内思想斗争之所以十分必要、非常紧迫。从阶级根源看，我们党仍然处在有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的社会中，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的阶级影响必然侵入党的肌体，思想斗争不可避免。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虽然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是经济建设，但是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有时还表现得相当复杂和尖锐，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资产阶级、封建主义、小资产阶级等影响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因此，党内的思想斗争不可避免。即使将来阶级不存在了，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存在了，但是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新与旧的矛盾和斗争依然存在，仍然需要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统一思想认识和加强团结。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看，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容易诱发人们只讲物质，不讲精神；只讲经济，不讲政治；只讲实惠，不讲原则。由于物质利益的驱动，促使人们“一切向钱看”，拜金主义发展。又由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1、333、336页。），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妄图“西化”、“分化”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内不仅出现了一批腐败分子，而且使相当多的党员和干部受到毒害。上述种种极为严峻的事实告诉我们，在当前，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是非常的迫切和必要，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对此，我们切不可麻木不仁。
其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必须转变思想观念，一定要从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和平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党内思想斗争与阶级斗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过去开展党内思想斗争总是与阶级斗争的大背景相联系的，进入新时期情况就不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已经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毋庸讳言，就党的组织路线组成部分的党内思想斗争而言，基本上仍然沿用革命战争年代或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传统的习惯做法，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特别是遇到不同意见的争论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上纲上线”，使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于是，一搞思想斗争，就有“斗争哲学”或“整人”之嫌，使一些人心有余悸。这是当前开展“批评难”的深层次原因。所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从指导思想来说，必须转变观念。
一是必须把依靠大规模群众运动转到依靠制度建设和党的方针政策的轨道上来。历史经验证明，就以思想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建设而言，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总是不成功的。所以，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反复强调，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搞大规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而在依靠制度和法制建设上解决问题。他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要“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1、333、336页。）
二是必须把习惯于用急风暴雨式的简单化甚至粗暴的方式转到和风细雨、耐心说服教育的方式方法上来。应该懂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内存在的问题，除极少数触犯刑律属敌我矛盾需要依法惩处外，绝大多数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其中又以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为主，是属于教育范围内的问题，必须通过思想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来解决，多数情况下，以个别谈心方式最好。即使是开展批评时，不一定非要采取箭拔弩张式，也可以采取一种较为宽松的形式。毛泽东就经常用讲典故、讲故事的形式批评党内或某些干部的不良倾向，这种方式往往使干部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可以这样说，在干部的科学文化水平已普遍提高的今天，批评不仅要讲政治，而且要注意其知识性、科学性，寓意越深，越能教育人，效果越好。
三是必须要从以“批斗”、“整人”为目的真正转变到“治病救人”的方针上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党和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创造的成功经验，后来成了开展思想斗争的指导方针。按照这样的指导方针，批评的目的一定要正确，不论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应遵循“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决不能借开展批评之机泄私愤，搞报复。刘少奇说过：“同志式的善意的批评，则是对人的一种最好的帮助。”（注：《老一代革命家书选》第143页。）作为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 绝不可以利用开展批评之机，排斥异已、搞小圈子。对来自下级的批评意见要抱“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决不能耿耿于怀，伺机报复。
四是必须要从“排队划线”、“上挂下联”搞扩大化转变到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在过去的“反右倾斗争”、“四清”运动特别是“文革”中，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按路线斗争分亲疏，习惯于“以人划线”、“上挂下联”，伤害了许多无辜的好同志。所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是谁的问题就是谁的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什么范围、什么程度的问题就是什么范围、什么程度的问题，绝不可以夸大，更不可以无中生有，伤害同志。
再次，要加强对新时期开展党内思想斗争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特点的研究，探索开展思想斗争的新路子、新措施和新形式。
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会明显增多，有的还会日益突出起来，这是新时期的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正确解决的重要政治课题。”就党内开展思想斗争而言，如何正确地、妥善地处理好这些矛盾，也需要很好地研究。我们能否从现实情况出发，探索一条既不失原则，又能为大家所接受，能取得较好效果的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新路子？应该说，这完全是可能的。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增强其有效性，一定要遵循人的思想改造和思想斗争的客观规律，处理好下述三个关系：
一是处理好动机和效果的关系，坚持两者的统一。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说过：“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3页。）开展党内批评，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按照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具体情况，考虑到实际效果，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比如：如果个别谈效果好，就不一定非要弄到会上讲，搞得被批评者脸红脖子粗下不了台；如果能启发其自觉检查、亮出问题，可通过耐心的思想工作，采取“引而不发”的方法，不一定非得指名道姓当众点名；如果目前时机不成熟，就可以耐心等待一个时期，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多次地谈。开展批评，目的一定要明确，动机一定要正确，态度一定要诚恳，绝不讲过头的话，更不能捕风捉影，道听途说，讲一些有伤感情的话。
二是处理好目的和方法、手段的关系，要讲究批评的艺术。开展党内的批评目的是为了团结、教育、帮助同志，团结更多的同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因此，党内批评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必须服从、服务于这个目的。就是说，一切有利于团结、教育、帮助同志的方式方法就可以采用，而在实践中证明了不利于团结、教育、帮助同志的方式方法（诸如斗争会、粗暴训斥、用大帽子吓唬人、动不动就要给处分等）就不可以采用。从人的本性来说，人总是愿意听好话，听赞美的、顺耳的话，不愿听批评的话，尤其不愿听逆耳之言。“人最难的是认识自己”，（注：《周恩来教育文选》第57页。）“人总是容易看到人家的短处，看到自己的长处”。（注：《周恩来教育文选》第63页。）古人说的“闻过则喜”，那是一种理想境界，是对极少数“圣人”、“大智者”的要求。其实，绝大多数人包括一些党员和干部在内，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在开展批评时，既要注意其原则性和严肃性，又要十分注意方式方法，懂得批评的艺术，并不是说面孔板得越凶越好，言词越激烈越好，注意掌握批评的时机、分寸和火候，尤其重要的是尊重人，要将心比心、将心换心。
三是要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不搞扩大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是什么人的问题就解决什么人的问题，不要“一人得病，大家吃药；领导有事，群众伴着”。比如搞“三讲”，本来是要解决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党性党风方面的问题，可是在一些单位却变了味，领导的问题解决得不深不透，而群众的“检查”却搞得“有声有色”，这就主次颠倒了。搞扩大化，不但令群众生厌，而且把应该解决的问题却搁置一边，使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了形式主义的走过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