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主题的历史演进——对新时期小说一个侧面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侧面论文,主题论文,历史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我们回顾新时期文学发展历程的时候，就会发现，尽管这十几年来出现了种种文学观念的变革和艺术形式的花样翻新，但人的主题仍然占据着中心位置，它从伤痕文学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呼唤起步，到新写实小说对人的现实生存状态的关注，走过了一个对人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那么，新时期小说中人的主题是沿着怎样的轨迹演进的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
一
新时期文学是从揭示人的伤痕开始起步的，人的主题地位的确立也是从展示人的内心痛楚与创伤开始的。
70年代末的伤痕小说以深切的同情关心普通人的遭际和命运，从中展现出人性在邪恶势力摧残下的毁灭，从人的思想性格的扭曲和变态中写出人的灵魂创伤的深度。这些小说的价值，在于为恢复人的尊严、重新确立人的价值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种对人的命运的关切、对人的心灵伤痕的揭示，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共鸣。这种广泛的审美认同，显示了人的意识的全面觉醒，也为新时期文学人的主题的不断深化开拓了前进的路。
文学中人的意识逐步走向自觉以后，作品就着重发掘普通人纯朴善良的品格、美好的人性、高尚的道德观念，展示他们复杂的心灵和命运。刘心武的《如意》是较早出现的一部自觉尝试这种意图的作品。它没有从政治因素上考察人的行为动机，而是进入到了人性的层次。主人公石义海不管在何种险恶的环境中，总是恪守着“人要善待人”的道德原则，显示出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作品体现了对人际关系的一种理性思考，只有尊重他人的人，自身才值得尊敬。谌容的《人到中年》把长期被打入另册的知识分子当作正面主人公进行表现，陆文婷这一形象具有强烈感人的人格和人情力量。戴厚英的《人啊人》、陈建功的《盖棺》、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徐怀中的《西线轶事》等一批作品都写出了普通人的性格真实性和心理复杂性，写出了他们身上闪现出的人性光辉，写出了对人生价值的肯定。正是在对人的价值的审美追求中，平凡的人在新时期文学中真正站立了起来。
二
新时期文学在描写伤痕中发现了人，使作为一般形态上的人性在文学中获得了审美的价值，那么作为特殊形态的人的个性特征也就更有理由进入审美的视区。因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①。新时期文学在尊重人性的意识上，开始张扬人的独立不倚的个性精神。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抒写了青年女性要求在社会生活中与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个性自主意识。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从一位盲流新疆的汽车司机的自述中，传达出不屈从命运的毅力。张洁的《方舟》表现了三个知识女性为维护自已的尊严和实现自身的价值而奋斗的自强自立的精神。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从一个应届大学毕业生克服重重困难报考人文地理研究生的故事中，表现了倔强昂扬的性格和进取拼搏精神。这些都是普通的人，但他们在灾难和厄运面前，却显示出达观和不为世俗所阻的超脱和刚毅气质。这种个性精神对我们这个历经磨难而站立起来的民族来说，更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有赖于每个社会成员的个性才情、智慧能力的独特发挥。
人的个性意识和人格精神，在大自然的观照下更加奋发昂扬。大海天空博大宽广的胸怀，高山雪峰独立不倚的精神，长江大河气势磅礴的气概，森林莽原神秘奇特的气韵等，在文学世界里都成为对象化了的人格力量。《北方的河》中的主人公把自己的人生思考同北方的大河巨川交融在一起，使人们听到中华民族“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历史回响。人、自然、历史浑然一体，显示出蓬蓬勃勃的力量。
人感受着大自然生息的律动，吸收着大自然的气质神韵；而人又把自己的气质、性格、情感、意志赋予了自然，使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息息相通。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②在人与自然的相互确立中，人的人格力量和个性精神借助大自然的律动而获得了张扬。文学就这样在自然界这第二人生战场中，在人与大自然的搏斗中激扬个性精神，来补救“近代人格弱化”的缺陷。这种表现也出现在邓刚的大海，梁晓声的北大荒，孔捷生的大林莽，刘舰平的青浪滩，李杭育的葛川江……。这人格化的自然，它那神秘、凶险、残酷的个性，给征服者累累创伤，甚至吞噬掉人们的生命。但人在与自然的搏斗中呈现了自身的价值，使弱化的人格得以匡正，使生命力更加强健，使个性得以激扬。从人们那虽九死而不悔的执著信念中，分明凝聚着夸父、刑天、精卫、夷羿的民族精魂。这种个性力量和人格精神的伸张也正是民族活力的源泉，和民族振兴的希望所在。
三
如果说个性力量的张扬，使新时期文学人的主题从一般形态走向特殊，那么对人的生命意识的考察又使人的主题从特殊形态回归到一般。从人的现实存在方式和生存能力角度表现出的生命意识，一方面凝聚着对人生的理性思考；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原初的生命状态及所表现出的感性力量，二者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生命意识的内容。
新时期文学对生命意识的表现，最初是以一种不自觉的形态出现的。王蒙的《杂色》中的曹千里，从一匹忍辱负重、受人轻视的杂色老马，想到自己光阴虚度、韶华早逝、碌碌无为，不禁发现了对人生和生命的概叹。他对外部环境的消极顺应，使那曾充满活力的心灵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而他又从山峰草原自然生命的永恒中获得了人生哲学的启悟。小说把生命意识同历史意识相联系，让人们从个体生命的悲剧来透视窒息人活力的外部环境，从个人存在的方式来思考民族的生存状态。在史铁生的《命若琴弦》中，对生命的这种理性思考变为一种自觉的意识，表现出对生命的一种抽象的、然而更加深刻的理解。说唱艺人老瞎子的师傅50年前告诉他，只要弹断一千根琴弦，再按一张药方服药，就能重见光明，并把药方封在他的琴槽里。50年来，他为了实现双眼复明的宏愿不停地奔波，在70岁时终于弹断了一千根琴弦。当他满怀希望地到药铺取药时，才知道那药方是一张无字的白纸。这无情的打击，摧毁了他赖以生存的信念。他整日冥思苦想，终于彻悟了：人的生命只有在孜孜不倦的追求过程中，才能有蓬勃的生机，目标的实现与否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使生命运行的过程充满欢乐。正是这虚设的目标，才使他的一生在绷紧的琴弦上弹奏出生命的欢歌，他明白了师傅的良苦用心。他找到了瞎子徒弟，为陷入绝望的小瞎子指出了人生的路：只有弹断一千二百根琴弦后服药，才能恢复光明，并像师傅那样把张白纸封在小瞎子的琴槽里，在悲壮的气氛中完成了生命的传递。这儿没有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生命的荒诞、颓废和绝望，而是令人感奋的、使生命过程充实欢乐的执著态度。
文学中的生命意识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人生的理性思考层次上，更多的是在对原始生命强力的礼赞中来张扬生命的感性力量。作家们往往以远离社会人群的猎手、淘金者、牧人等为主人公，他们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在同社会强暴势力的搏斗中形成了粗野豪放的性格与豁达洒脱的人生态度，充满了野蛮强悍的生命活力。张承志《春天》中的乔玛，郑万隆《老棒子洒馆》中的陈三脚，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等都充满了原始的蛮力。对这种生命感性特征的强调，无疑是对传统的束缚感性生命的理性观念、道德规范的反叛和冲击。
新时期的作家很少单纯地展现人的性行为，而是更多地同社会意识相联系，给予审美的观照，来表现人的生命意识，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从章永璘性功能失而复得的过程中，展示了灵与肉分裂的痛苦，通过对性畸形心理的冷静剖析，直接抨击了那个不正常年代对人性的摧残。在这儿“性”是作为象征物而出现的，表现得更多的是对人的存在环境的哲学思考。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从三个女人的性爱故事中，写出了性爱对生命的诱发意义和对生存的促进作用。刘恒的《伏羲伏羲》通过农村中一对婶侄性爱的经历，写出了人的性本能冲动与伦理道德之间深刻的冲突和对抗，揭示出性与生命和生存之间的关联。如果说张贤亮、王安忆、刘恒等的性描写是在社会意识的观照下进行的，那么在洪峰的《生命之流》那个封闭的生存环境里，则赤裸裸地展示出生命本能的冲动，人的生命与狼的生命相映照，打猎和性行为成为猎人主要的生存内容。这种孤立地凸现原始本能，不能不说是对生命感性特征的片面理解。马克思说：“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③如果把人的生命本能强调到摒弃理性的程度，那就使人堕落到动物的层次上，有违于表现生命感性力量的初衷。
四
人的活动不仅受着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而且更深刻地受着特定文化规范的影响。新时期文化意识的高涨和现代心理科学的发展，为文学对人的主观世界──这一丰富无限的内宇宙作出科学的考察和艺术的表现提供了可能。作家从历时维度上，把笔触探向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从人们的心灵中发掘出历史的积淀物；在共时维度上，剖析出在时代思潮与传统文化碰撞中现代人一颗颗焦灼痛苦的灵魂。
当文学追随着时代的脚步，将视野投向汹涌潮湃的改革大潮的时候，发现人们因袭的心理重负在时代浪潮冲击下并未随之而去，我们的改革大业之所以举步维艰，人的文化心理素质较低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文学义不容辞地承担起鲁迅当年文化批判的未竟事业，自觉地探究国民性中的落后因素。较早地揭示出农民文化心理状态的作品，是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系列小说。作品从农民坚韧的性格中，发现了逆来顺受的奴性因素：从勤劳、善良、乐观的品性中，寻找出阿Q精神的遗传因子，对农民精神性格的弱点给予了深刻的揭示。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通过改革者田家祥的兴衰，揭示出小生产者狭隘自私心理对人们的侵蚀。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浮躁》等都写出了封建宗法观念对个性精神的扼杀，写出了高扬的主体精神同低层次文明的矛盾冲突。
谌容的《献上一束夜来香》对知识分子的怯懦性格及其根源进行了深入发掘。年近花甲的李寿川买了一束夜来香之后的遭遇，使人们看到了庸俗的小市民心理和极左观念，如何以流言的形式毁灭了他刚刚萌发的对美的追求。这是一出社会悲剧，也是一出性格悲剧，传统文化中清心寡欲、安贫乐道、难得糊涂、吃亏是福的道德训条，使他把自己囿于一个令人窒息的封闭状态中消蚀着自己的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小说越过了对弱者同情的层次，进入了深层的文化批判。这种对知识分子自身弱点的批判，正是继承了“五四”新文学运动改造国民性的优良传统。类似的还有陆文夫的《井》等作品。
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传播和现代心理科学的发展，使作家们从对人的外在行为经验世界的摹写，转向对人的主观世界探幽入微的开掘。把人的主观意识流动，内心的情绪体验、变态的心理感受、以至幽深隐秘的潜意识世界都纳入了文学的表现范围。从王蒙的试验性意识流小说，到残雪对人的潜意识的发掘，不断地深化了对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的表现。
80年代初，王蒙率先借鉴西方意识流的表现方式，在《春之声》、《蝴蝶》等一系列小说中，表现人们精神活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其后的《活动变人形》中，又对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冷峻的审视。主人公倪吾诚曾留学西方，使他“睁开了几千年不准睁开的眼睛”，了解到现代文明，认识到人生的追求和幸福。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沉重的封建主义精神枷锁，和他自身所残存的“碱洼地地主的奴性”，使他力求发展的活力难以冲破自我封闭、自我摧残的格局。西方新的价值观，不但没有给他的痛苦以抚慰，反而使他陷入更加痛苦的境地。精神世界的深刻矛盾导致了他灵魂的分裂和变形。小说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历史背景下，深刻地揭示出人们精神分裂的悲剧。《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从人的食色本能同理性的搏斗入手，展现了知识分子心灵的扭曲和痛苦，表现出人对苦难的心理感受。理性与本能、高尚与卑鄙激烈地对立、搏斗，“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④。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从一群大学生玩世不恭的行为方式中，透视出一颗颗焦灼不安的灵魂。其中有无所事事的空虚无聊和深深的孤独感，也有难以扼制的创造激情、执著的奋斗追求，由此展现出一代青年追求自我和个性的生活态度。
如果说王蒙、张贤亮、刘索拉等对人的灵魂的展示，始终给予理性精神观照的话，那么到了残雪那儿，主观意识已摆脱了理性的束缚，陷入了无节制的自我泛滥。在《苍老的浮云》等小说中，残雪以病态的精神错乱者的眼光，看取各类神经质患者的人格心态，用梦呓、癫狂、幻觉等来展示人的潜意识领域非理性的涌动，表现出灵魂的痛苦痉挛。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切断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孤立地展示非理性的潜意识，在当代中国还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难以引起广泛的审美感应。
五
8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形成了一种疏离社会政治、消解理想主义、关注现实人生的世俗化倾向。强烈的物质欲求与难以满足这一欲求的现实条件之间的矛盾，困扰着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疲惫的身心，烦恼的情绪体验，使人们颇感生存的沉重。作家们敏锐地感应着当今国人跳动的脉搏，把文学的对象世界从文化心理的层次转向了人们现实生存的困境。
池莉的《烦恼人生》描写了印家厚这个普通工人一天的生活流程，一桩桩、一件件杂乱繁琐而又不得不去应付的事情都在纠缠着他，使这一天显得如此漫长和难耐。作者把人物的生存窘况转化为一种心理氛围，从中，我们能感受到他对生活难以言说的情绪，能听到在生活重压下那疲惫困顿心灵的呻吟。叶兆言的《艳歌》，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等作品中的主人公都困扰于经济拮据、住房狭窄、孩子入托等家庭琐事之中，不得安宁，不得喘息。方方的《行云流水》展示了一对年过半百的副教授夫妇在日常生活中和情感历程上所具有的浓得化不开的苦涩和烦恼。
作家们在关注着凡庸卑琐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时，并不以社会生活本质方面的体现为旨归，而是以强烈的平民意识，展示出芸芸众生们一幅幅灰色的人生风景。刘震云的《塔铺》和《新兵连》描写了一批农村青年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做出的种种努力。然而，他们的努力，都成为一个个泡影。方方的《风景》、池莉的《你是一条河》展示了城市贫民家庭的生存史，这些家常事平静得犹如一潭死水，只不过偶尔激起一点微澜。但就在这平淡的故事、琐碎的生活细节中，却展示出人生的艰辛和沉重，在水波不兴的滞重生活中表现出生命欲望的涌动。刘庆邦的《家属房》，刘恒的《伏羲伏羲》、《菊豆》，方方的《黑洞》等，也都表现出一个个不幸的命运，描绘出一幅幅惨淡的人生图景，从而构成了灰色的人生风景线。
作家们在表现芸芸众生的灰色人生时，又透过生活的表象，把审视的焦点移向灵魂的阴暗面，让人们看到人性中恶的因素的膨胀和痛苦的精神裂变。方方的《落日》以冷峻的笔触挑开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展示出令人触目惊心的残酷和丑恶。在如何赡养老母亲的问题上，老二丁如龙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内心阴暗，精于算计，千方百计地阻止母亲来自己家居住。当得知母亲服毒自尽的消息赶到医院之后，不愿承担医疗费用，拒绝了大夫让母亲住院的好意，要求中止抢救，谎称母亲已死，骗取死亡证明，竟把一息尚存的母亲送往火葬场。余华的《呼喊与细雨》中的孙光林在凶残的父亲，阴险的祖父、告密的兄弟所组成的家庭环境中，孤独地咀嚼着心灵的创痛。苏童的《米》、北村的《施洗的河》等小说，也都展示出人性中的丑恶因素、生存的苦难意识和痛苦的精神裂变。对人性恶的描写在文学史上并不鲜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克纳、戈尔丁等都以对阴暗、冷漠、残酷等丑恶的描写，来提醒人们要敢于正视自身的弱点。新时期小说也开始正视和表现人性恶的主题，固然某些作品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种发掘人的灵魂深层邪恶的犀利笔锋，也缺少人性分析的哲学思考，仅是冷峻客观地审视人的恶行，但在对恶行的揭示中，却也宣告了人的神话的破产。人并非那么神圣高尚，在理性的冰山下还奔涌着本能欲念的潜流，半是天使，半是魔鬼，人身上还残存些许兽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此论述得非常充分。作家们的创作实践，较好地显示出了人性的深度。
六
在粗略地勾勒出新时期小说人的主题历史演进的过程之后，就会发现它是沿着人性──个性──生命意识──文化心态──生存困境这样一个轨迹运行的。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理性思考，到人的生命力量的感性显现；从激昂的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和肯定，到对人自身存在的疑问，新时期文学容纳了西方文学几个世纪以来人的观念的演变，它表明新时期文学在社会政治意识的层次上，克服了人是单一的阶级典型的局限，恢复了人的尊严，确立了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使人的个性精神得以张扬；在生命意识的角度上，使文学从人类的本质出发，在更切近本源的程度上，启发对人的现实关系的思考；在文化意识的层次上，使文学对人的认识进入到文化心理结构，促使人们深思，怎样对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进行积极的扬弃，剔除灵魂中的污垢，走向新生的明天；在现实生存关系的角度上，使文学转向了世俗生活中芸芸众生的生存困境，准确地把握住当今国人跳动的脉博，使人们思考如何正确处理与现实生存环境的关系，以无愧于当今的时代。基于心理学基础上的灵魂刻画，使文学对人的心灵奥秘的探寻和对人性恶的揭示，更加准确、真实、深刻。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新时期文学把“文学是人学”这一传统命题发挥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
②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第88页，第5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鲁迅：《集外集·〈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