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青年：“Y世代”在中国语境中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谁是论文,世代论文,中国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Y世代(Generation Y)，最早出现在1993年8月一本名为广告时代(AD Age)的期刊的社论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特别是社会快速转型阶段，人们会发现不同的代际特征和特点。关于Y世代年龄范围至今在西方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精准的界定，学者大多基于自身的研究取向和需求圈定研究对象。在我国，Y世代是一个比较新的语汇，许多理论学者通常会倾向于以社会发展阶段或每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进行代际区隔和划分。如有学者用红卫兵、现代实践者(the Modern Realists)、全球物质主义者(Global Materialists)分别对应“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经济改革时期(1978-1991)和全球化时代(1992- )三大重要的社会进程区段①。还有学者将Y世代青年等同于“80后”群体[1]，还有学者宽泛地将出生于1978-2000年间、成长于当代的青年都归为Y世代[2]。“Y世代”是源于西方的学术语汇，它的定义和特征是怎样的？该词是否适用于中国情境？对于Y世代的具体年龄段可以怎样来进行确定？本文基于文献的梳理，对以上问题进行逐一的分析和说明。 一、“Y世代”的定义和特征 西方社会学者大多倾向于把美国人口划分为在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X世代(Generation X)，以及Y世代(Generation Y)或千禧世代(Millennial Generation)，Y世代通常指出生于1980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成长于当代的青年群体[3]。这种人口划分大致基于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基于人口群体因素的影响，即出生在相同时间段的人们所经历的诸如青年时期、婚姻、子女生养、教育等方面的生活轨迹和社会仪式是大体相同的；二是基于历史进程因素的影响，即重大历史事件、自然灾害、经济萧条、变动的政治局面以及主流文化趋向等方面会对相应历史阶段中的人口特征有着重要的建构作用。但是，西方对于每个代际年龄起始阶段的具体划分在学术界并没有固定的说法，每个代际的年龄差距从5年到20年的间隔各不相同；还有就是“代际”(generation)和“群体”(cohort)这两个术语经常替换使用，造成某种程度上的定义模糊和概念混淆。学者乔治·马克指出“代际”和“群体”的语汇差异，他认为“代际”应该使用20年区分间隔为宜，它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线，“代际”通常在时间段上要大于“群体”；“群体”(cohort)一词源于拉丁语，文学上意味着以10年为时间跨度的年龄分隔。一个“群体”展现着某个生命周期的某种区别于其他生命阶段的特征，这种特征内涵包括平均寿命、种族构成、特定年龄出生率、世界观以及自我观念等[4]。“早期婴儿潮”(Early-boomers born from 1946-1955)和“晚期婴儿潮”(Late-boomers born from 1956-1965)，两个时间段的人群在生活特性上等很多方面也是不尽相同的，它们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但都可以归为同一个代际“婴儿潮一代”。 Y世代人群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们一出生就生活在充斥着电子信息技术的社会环境中，他们通常被学界赋予“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网络族群”(net generation)、技术能者(tech-savvy)等称谓。普林斯基(Marc Prensky)用“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分别指代成长于网络社会能娴熟使用媒介技术的一代和在生命历程后期为了适应环境需要才学习数字技术的人群，这也可理解为Y世代和祖父辈之间的区分间隔。Y世代为主的青年的生活环境确实比前几代人具有更多的信息技术特征，故有些学者为他们冠上了更为具象性的称谓，如“M世代”(Generation M)，“M”指代“Media”(媒体)；“V世代”(Generation V)，“V”指代“Virtual”(虚拟)；“C世代”(Generation C)，“C”意指“Connected，creative and click”(连接、创造、点击的特性)[5]。据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发布的“步入成年的千禧代”(Millennials in Adulthood)[6]报告显示，81％的千禧代人群拥有Facebook，而他们在脸书上的朋友均数大概有250人，该数字远远高过前几代人；另外，55％的千禧代在社交媒体网站上传了“自拍照”(Selfie)。 西方情境下Y世代的另一显著特征就是他们比前几代人更愿意选择自由的生活方式，他们将自己命名为自由主义者，这主要表现在：首先，他们的政治取向与前几代人相比更为自由化。据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千禧代青年更加支持民主党派；宗教信仰比例呈下降趋势，仅58％的被调查者明确表示他们绝对相信上帝的存在，比前几代的信仰比例下降了大约15个百分点。其次，Y世代生活方式更加自由，生活形式更为多样化，生活空间更为广阔。虽然该群体可以说是首批享受到现代化生产福利的人群，但受到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他们也经受着个人收入和政府福利的锐减、失业、贷款、学业压力等重重考验。虽然Y世代青年时时在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角逐，随时还得应对市场经济起伏不定的困扰以及全球化环境下外来劳工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但他们却是对自身经济前景最为乐观的一群，据皮尤报告显示，持有这种乐观态度的Y世代多达53％以上，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其消费能力远远大于前几代人。 二、成长于中国的“Y世代”青年 综上对于西方情景下Y世代青年的概述，可以看出该群体是当代社会主要的生产动力，他们既受到重视和期待，也在饱受争议中面临着各种环境变动带来的挑战。虽然有关于Y世代起始年龄阶段的界定还有分歧，但大部分学者比较认同的说法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或2000年初、成长于当代的年轻群体，这与前述的学者乔治·马克将代际的时间区段界定为20年左右是比较吻合的。据以上年龄结构的界定，我国Y世代应该是占当代青年主体地位的“80后”、“90后”群体。目前不断有学者针对中国的Y世代群体进行各种学术调查和思考，如：西马和普格斯林(Trzesniewski，K.H.& Donnellan，M.B.)通过调查中国Y世代青年使用个人博客进行身份建构的方式，深入探寻他们的媒介使用动机，他们将中国Y世代定义为出生于1978-2000年的群体；学者刘凤书在《中国的都市青年》一书中指出，中国当代青年在社会文化环境发生大幅度转型的背景下，获得了一些新的身份称谓，如“新新人类”、“Y世代”以及“千禧代”等。 但现有研究大多直接将“Y世代”这一概念拿到中国情境中使用，并没有结合国内社会现状对该词进行情景化的考量。因而结合上述Y世代普遍认同的年龄区间以及部分学者已有的研究论述，对Y世代具体年龄段的探寻或许可以从国内学者对于“当代青年”的界定入手。国内对当代青年年龄区间的界定一直争论不止，在中国知网中以“青年概念”、“谁是青年”、“青年定义”为关键词可以搜到已有转载量的文章十余篇。学者黄志坚在《谁是青年？——关于青年年龄界定的研究报告》一文通过不同官方渠道对于青年年龄区段的界定发现：下限大约在14岁左右，而青年的年龄上限竟然分散在24-49岁不等。青年定义的模糊潜在地给相应的学术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和混淆，因此，他认为应把青年的年龄界定在14-30岁之间；而后，学者郗杰英和杨守建在《“谁是青年”再讨论》一文中认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相应地延长了人们的学习时间，环境改善和医疗进步也相对地延长了人均寿命，当代青年年龄可以界定在14-35岁；此外，学者李毅红在《青年概念的当代阐释》一文中结合当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认为当代青年的内涵和外延均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潜在地发生着变化，并且指出《谁是青年》一文中将青年的下限定义在14岁的说法已不能适应复杂变动的社会环境以及青年本身生理和心理上的内在改变，应将当代青年年龄界定在18-35岁之间。学者田杰在《“谁是青年”与“青年是谁”》一文中指出，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应根据研究目的对“青年”概念进行再次界定，将青年概念一般理解应用到不同青年群体的研究，或将国外青年概念简单地运用到国内实践中，都非客观和本土化研究的应有之义，这篇文章也点出了本文的研究意义。 我国以“80后”、“90后”为主的当代都市青年是首先享受改革开放和信息技术进步的一代，他们没有经历过革命年代的血雨腥风和水深火热，也没有承受他们父辈所饱受的文化摧残、自然灾害以及经济落后所带来的困苦。这一代年轻人具有双重矛盾性的特征[7]，在他们身上会发现物质主义和理想主义并存、国际性和民族性兼备、现代和传统同在的特征，在享受物质繁荣的同时也经受着为过上更好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他们会被质疑诟议为自私叛逆、愤世嫉俗、实用功利且沉迷于网络游戏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自我的一代”；但世人也看到了他们在汶川地震等自然灾害中的努力、在2008年奥运举办受阻以及钓鱼岛事件爆发时他们为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形象毅然挺身而出的勇敢，以及他们当中部分群体长期担当志愿者为国家公益事业添砖加瓦的坚持和毅力。诚然，中国当代青年和西方背景下生活的Y世代青年有着一定程度的差异，但随着国家间合作共荣程度的加深、经济发展速度和全球化进程的逐步加快以及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处于“地球村”中的年轻群体的个人特征和生存氛围在逐渐靠近，生活节奏和方式上也会渐渐趋同。如果说当代中国青年的特征是由身处的社会环境所影响和决定的话，那么本文以下部分便结合社会环境分析“Y世代”应用于该群体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三、“Y世代”在中国情境下的应用分析 青年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8]，也就是说，“青年”的意义建构既包含了自身的愿望和动机，也与随着历史进程和时代变迁的社会规定性的变化有联系。中国自近代以来，“青年”的角色意义就在不同的社会变革转型中锤炼成长，最初如梁启超的《中国少年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年轻人有了表达自己价值观和主张的要求；五四运动时，青年有了敢于推翻封建礼法和家庭束缚的勇气，他们对于婚姻自由和经济独立等现代民主精神的追求和向往在中国青年史上写下了最为耀眼的篇章。此后，中国进入了战火纷飞、硝烟四起的革命年代，面对内部矛盾和外来侵略的双重生存压力，无论是被冠以“抗日青年”、“革命青年”还是“民主进步青年”的年轻人，他们都承担起了救亡图存、拯救民族以及建设全新和平国度的神圣使命。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代国家领导人都对青年群体抱以很大的期望，1957年毛主席说，年轻人就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2014年五四青年节之际，习总书记在北大发表讲话，强调青年是标志时代最灵敏的晴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如果说十年浩劫使整个中国社会陷入了经济停滞、生存困顿和精神匮乏的斗争年代，那么改革开放送来的春风无疑让各项发展建设恢复了生机，国门的逐渐开放让西方发达国家的前沿思想和文化理念源源不断地涌入，最先领略到这种新鲜气息和精神养料的莫过于对信息变动有着天然敏感的年轻一代。或许由于文化教育历程的残缺，或许由于体会到了知识殿堂的美好，大多当代青年的祖、父辈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培养，他们倾尽己能为子女提供舒适康健的学习生活环境，他们殚精竭虑的努力成果有时足以和西方历史积淀下来的环境相抗衡。 1978年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建设性地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下的市场经济理念合理地融入社会主义体制中，中国迈向了通往世界的强国之路，不断改善的生活条件让各行各业越来越多的人挤进“中产阶级”的行列，其中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科技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目共睹的。1979年始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让家庭把生活发展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书中自有黄金屋”“养儿防老”、“再穷不能穷教育”等话语已然成为家长们奉若圭臬的教育理念；另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体制改革逐步推进，办学的规模、方式、机制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竞争竞赛、多渠道办学以及扩招等政策的实行极大地刺激了家庭的教育消费。对于Y世代而言，一方面，他们常被称为“小皇帝”(little emperors)，备受家庭成员的关爱呵护，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生活水平一点也不输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同辈；另一方面，由于这代青年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当他们享受到社会进步带来的丰硕成果的同时，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使多数家庭逐渐形成了“421”的结构模式，这意味着当代青年一般需承担赡养两对双亲的责任；在家庭和社会期待下，他们大多经历着中考、高考、考研及就业等重重考验和洗礼，但国内人口基数和现有资源的反差以及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社会劳工分配流动性的增大，也可能让“十年寒窗”不会很快达到每人理想中的预期效果；不断高攀的房价、严峻的就业形势、发达城市户口门槛的限制以及物价的逐年增长也让一些怀揣“中产梦”的青年感到压力重重。但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终究是让大部分年轻群体享受到了新时期的各种福利和实惠，据2014年复旦大学“80后的世界——长三角社会变迁调查”报告显示，80后个体平均教育程度都比较高，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了66％，月收入3000元至10000元的中等收入群体占54.1％，月收入1万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占10.4％[9]。 青年的定义需要结合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学者达勒姆提议用“情境中人”(shifter)[10]来定义青年这个群体类别，青年这一概念是情境转型和创建的风向标，在情境变动过程中伴随着社会关系的再生和竞技。结合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和现有形势，有两方面值得注意：其一，将青年时期视为人生中关键重要阶段的观念在中西方国家萌发时间是一致的。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发出了破旧立新的口号，《新青年》杂志率先发起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讨论，此后随之而起的以青年为组织领袖的五四运动推动了社会文化现代化进程，当时青年的思想和行为观念直接刺激了青年文化的萌芽[11]。在西方国家，青年文化产生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以及不断成长的市场细分环境中，对于青年文化的调研在美国也始于20世纪初期，当时是将其作为偏离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形态进行研究的，“年轻化”(being young)的口号和二战后社会中对于主流文化形态蠢蠢欲动的叛逆思维息息相关。其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WTO门槛的迈入、世界体育盛会的承办、全球金融危机的平稳过渡、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等，均展示着一个历经百年沧桑仍在不断奋斗中崛起的大国姿态。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各地，全球资本和人力资源在市场经济和国家政策调控下进行合理流动和互通，以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为驱动能源的全球文化也随着国家间壁垒的逐渐解构消融而影响日增，享有现代化教育、在信息网络环境中成长的青年是率先感知到全球化发展脉搏和领略到西方文化理念的群体。青年与全球化间可以说是一种共生关系，互相作用和影响着彼此，青年文化被认为是“全球化的机动车”[12]。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被纳入多数国家的基础教育之中，我国各种形式的学前或留学应试英语教育培训层出不穷。据《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显示，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已占全球总数的14％，位居世界第一，大众化、低龄化已成为留学的发展趋势。另外，各种西方文化产品已然成为年轻人成长的伴生资源，无论是美剧、好莱坞大片、迪士尼动画，还是麦当劳、肯德基和苹果电脑手机，从方方面面渗入当代青年的日常生活之中。学者阿若拉认为中国Y世代消费群体的生活方式正趋于个人主义和自我实现方向的发展态势，受来自西方文化的影响远远多于前几代人[13]。虽然全球化常被学界批判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经济文化发展形态，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间的相互合作、多种文化的交流共通对于不断提升经济增长空间和促进文化市场的繁荣是有所助益的，也为本土青年提供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同辈一样的学习世界先进知识文化的机遇和体验不同教育生活资源的空间。 此外，技术发展的形式和程度可能各异，但我国年轻人和发达国家的同辈在生活与信息技术的享受上几乎是同步的[14]。麦克卢汉提出的“地球村”理念在如今已然成为了人所公认的现实。为了维护中国网络健康的发展环境，国家打造了互联网规范体系，从某种程度而言，中国青年能接触到的媒体范围确实不及西方国家青年，但是技术的使用是由具有思想意识和价值判断的主体所决定的。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发展给参与性文化的滋长提供了基础性平台，而这种参与力量贴有全球性的标签。千禧年后，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网络“参与性”以及个体之间的关系互动。当代青年可以说是社交媒体的主要用户群体，无论是线上线下互动性地关注讨论社会公共热点话题，还是一些自拍恶搞等用户原创性质的活动，越来越多的人对“参与精神”有了潜移默化的追崇和膜拜。尽管“80后”族群常被贴上“个人主义”(individualistic)、“物质主义”(materialistic)、“愤世嫉俗”(cynical)、“冷漠”(apathetic)或“虚无主义”(nihilistic)的标签，但社交媒体和其他网络应用平台为他们提供了私人化或生活化参与[15]社会公共事务或政治议题的低门槛通道以及激发其参与热情的便利条件，年轻群体在多项事务中的积极参与作为为他们赢得了网络青年公民(networked youth citizens)[16]的称号，从这种参与趋势来看，中西方青年的表现特征基本上是相似的。另一方面，网络社会让置身其中的个人力量得到彰显，让在等级制度分明的现实社会规范中生活、工作的人们有了追求身份认同的平台。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众多年轻人凭借各自在网络平台发表的作品脱颖而出，成为新时期的青年偶像；还有一批以雷闯、刘艳峰、向莉为代表的青年群体长期致力于社会公共事务，积极参与热点事件的讨论，献身于社会公益事业，肩负着意见领袖的职能；另外，更有许多载着“新新人类”头衔的青年群体勇敢地参与各种电视真人秀节目，在万千观众前秀出真实的自我潜能，传播着正面的青春能量。中国青年所表现出的胆识和魄力一点也不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同龄人。 结语：综上所述，Y世代一词起源于西方背景，但由于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数字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以及国内社会转型和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使得Y世代一词突破了国家民族的门槛，有了国际化应用前景和本土实践的可能。结合此前有关“当代青年”年龄界限的诸多研究、对于中国Y世代的社会调查以及本文对该学术名词在本土话语和社会环境中的分析，中国的“Y世代”的年龄段可以界定为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成长于当代的青年群体，实际上也就是“80后”、“90后”人群，全球性、数字化、务实派应该是他们的身份标识。经济的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的逐渐普及以及数字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等诸多方面的综合作用，使得处在同一“地球村”中的年轻族群有了沟通对话和身份角色同步建构的可能，“Y世代”一词不应仅存在于西方社会背景之中，中国当代青年的努力进步和积极作为将会为Y世代群体添加更多的活力与光芒。 收稿日期：2015-04-10 注释： ①Hung,K.& Li,S.Y.A Netnography of Beauty Product Enthusiasts in China:Implications for Communications Planning.Working Paper,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5.标签：y世代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青年生活论文; 经济论文; 当代青年论文; 年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