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台梭利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纪念蒙台梭利“儿童之家”创办一百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台梭利论文,之家论文,周年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07）04—0052—04
今年是伟大的儿童教育家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 1870～1952）创办“儿童之家”一百周年，国际蒙台梭利协会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举行百年庆典，纪念这位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儿童教育家和改革家。
作为一名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就具有了国际影响的教育家，蒙台梭利博士一生到过很多地方，可以说她的足迹遍布欧美各国、大洋洲及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亚洲国家。据一份资料显示，早在1914年，蒙氏就流露出游历东方诸国的愿望，当时我国教育界也有人呼吁希望能促成此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终其一生却始终无缘踏上中国这块在她看来充满神秘色彩的土地。虽然蒙氏本人未能实现到中国考察访问的愿望，但中国教育界对她教育思想的认识、理解和实践却几乎与那些她亲自去讲学、实验和宣传自己理论的国家和地区同时起步。换句话说，蒙氏本人虽然没有来过中国，但是，她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已经至少有了近百年的历史。在全世界都在举行纪念蒙台梭利“儿童之家”创办百年庆典的今天，梳理一下近代以来蒙氏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也许对我们今天更准确地把握、理解和结合我们自己的国情来运用、实践蒙氏的教育思想会有所借鉴。
一、蒙台梭利教育思想传入中国的概况
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究竟是什么时间、通过什么渠道首先传到中国来的，学术界目前似乎还未有定论。1922年9月，《教育杂志》发表常乃德的论文《蒙台梭利之小学教育方法论》，文中认为，国内学界对蒙氏学说的介绍，“尚在十四、五年前”。按照这一说法推断，那应该是在1908年前后。当代学者，大多把蒙氏教育思想的传入时间划定为民国初年，而民国初年也是个相对模糊的概念，有的说是1913年，也有的说是1914年。我个人的看法倾向于1913年。遍查1908年前后我国为数不多的一些教育刊物和综合性刊物，至今还未发现有介绍蒙氏教育思想的文章。如果联系到蒙台梭利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活动的实际情况，1908年前后她的思想被介绍到中国来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她早期最有影响的教育活动即1907年在罗马创办“儿童之家”。两年之后，总结“儿童之家”办学经验的《蒙台梭利教学法》一书才出版（1909年）。所以，说1908年前后她的思想即开始传入我国，似乎证据不充足。从总体上看，蒙台梭利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是时间集中而短暂。大致起始于民国初年，而至20世纪20年代初似乎就很少看到。以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教育刊物《教育杂志》为例，1922年之后就几乎看不到有关的文章。似乎可以这样说，从理论导人的角度讲，蒙台梭利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主要是1913年至1922年的十年间。
1913年4月《教育杂志》第5卷第1号刊登的署名志厚的“蒙台梭利女史之新教育法”一文是目前见到的最早介绍蒙氏教育思想的文章。众所周知，《教育杂志》是我国近代创办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教育专业刊物，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作者志厚实际就是从晚清以来一直活跃在翻译介绍国外教育理论、教育学说第一线的著名学者和翻译家樊炳清。文章一开头就热情赞颂蒙氏创办的“儿童之家”，当时把它译为“儿童之宅”。作者写道：“最近游历罗马有最是动人视听之一事即意大利之‘儿童之宅’。”全文约四千多字，详细地介绍了“儿童之宅”具体的教学活动，它的特点、种种器械，取得的成绩及其影响。另一重点是介绍了蒙氏的《蒙台梭利教学法》一书的内容，当时译为《科学的教育法》。文章分析了蒙氏与裴斯泰洛奇、福禄贝尔等人的思想渊源以及蒙氏个人在理论上的贡献。比如说，文章指出，福禄贝尔仅恃所谓12恩物以为教育之资，而“儿童之宅”则广取种种材料，是对福禄贝尔的扩充与发展。文章大声疾呼：“‘儿童之宅’一语，诚哉！教育界之一新帜！而世界幼稚园小学校之一刺激剂也！”
在同年8月出版的《教育杂志》第5卷第5号上刊载了署名悫生的“蒙台梭利新教育法之设施”一文。这篇文章虽然题目上写的是“新教育法之设施”，而实际上重点有三个方面，一是介绍了蒙氏新教育法在世界各地的迅速传播，文章说，“儿童之宅”创办仅六年，在意大利就扩展至数十所，经过美国两位教授的提倡，类似的学校已遍及美国各地，英国则有蒙台梭利协会之设，法国、瑞士等国皆仿效，仅瑞士即有七十余校。作者这样不厌其烦地介绍蒙氏学说在世界各地的影响，目的很明确，希望引起国人的注意。另一重点是对蒙台梭利教育思想进行的高度概括，文章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悉听儿童之自由而使其精神无处不发现”；二是强调感觉之训练；三是重视教具的使用。这篇文章第三方面的内容是详细介绍了蒙氏儿童之家的九种教具，每种教具都有图示，而且在最后特意说明：这套教具在意大利的售价折合成当时中国的货币是80元一套。
1914年后，介绍蒙台梭利教育思想和活动的文章渐多，而且她的代表性专著也开始被翻译介绍过来。其重要者有：
1914年《教育杂志》第6卷第3号发表的钱智修的文章《蒙台梭利女史小传》，是一篇人物传记，对蒙氏给予极高的评价。文章开首写道：“近世以来，本一人之学说，实在实验，为教育界开一新纪元者，自福禄贝尔及裴斯泰洛奇之后，端推蒙氏……。”这篇文章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在详细介绍蒙台梭利生平思想的同时，联系中国的实际，提出欲享受平民政治之幸福，必先有养成独立（人格）之教育而后可。
同年10月发表于《教育杂志》第6卷第8号的高凤谦的文章，实际上是为樊炳清翻译的《蒙台梭利女史新教育法》一书所写的“序言”。《蒙台梭利女史新教育法》是中国人翻译的第一部蒙台梭利的重要著作。我们知道高风谦此时是商务印书馆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据“序言”中所讲，高本人于1914年春曾亲至意大利罗马访问蒙氏。现在很难确定高凤谦是否是中国第一位亲眼见到过这位著名教育家的学者，但至少可以说他是最早见到蒙氏的中国人之一。“序言”不长，却给我们留下很多生动的记载，比如说，他写道，蒙氏亲自接待了他并带他参观了“儿童之家”，实际观看了孩子们的各种活动。有一个小插曲，说是他们正在参观，突然一个小孩子冲着蒙氏跑过来，手里举着一块石板，上面写着“玛利亚（蒙氏之名）你是我们的好老师！”高凤谦接着写道：他看见蒙氏笑着弯下腰来，用笔在小孩子的石板上写下“某某某，你是我的好学生”等字，小孩子欢天喜地地跑开。还有一个小孩子冲着高凤谦也举起一块小石板，上面写着“我喜欢中华人！”高凤谦看了十分高兴，连连向这位小学生致谢。短短一篇“序言”，让读者亲身感受到“儿童之家”活泼、生动的气氛！
1914年发表在《教育杂志》上介绍蒙氏思想学说的还有《儿童研究》（志厚）、《美少年与教育》（志厚）、《模仿说》（志厚）等等。而由樊炳清翻译的《儿童研究》一书也于1915年初版。
蒙台梭利本人没有来过中国，但却有一位西方教育学者到中国专门发表过介绍其学说的演讲，这就是法国的巴斯第夫人。1916年5月20日，巴斯第夫人应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的邀请专门作了一场“蒙台梭利教学法”的讲演。讲演稿在《教育杂志》分两期连载。这次讲演的特点是从一位西方教育学者的角度向中国学界谈她对蒙氏学说的理解和评价。他说，中国人希望建立民主共和国，这就需要从教育入手，教育是共和国家的基础，而幼儿教育又是基础的基础。从这个角度入手，她强调蒙氏教育思想的核心，在于充分发挥儿童体内蕴涵着的追求自由的个性，教师的作用在于因势利导，扩充这种天性。在演讲的最后，她语重心长地说：中国今日处于过渡时期，所以，其它国家在教育方面经过试验而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你们完全可以不必再去重复，要选择那些最有益的理论、学说来指导自己的教育，蒙台梭利教育思想就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在1917年至1919年前后的《教育杂志》上，先后登载了署名“天民”、“等观”等人介绍蒙氏思想的《儿童创造力培养法》、《儿童游戏与人类学之意义》等文章。这些文章仍然是围绕着蒙氏的幼儿教育思想展开。
1922年《教育杂志》第14卷第9号发表的常乃德的“蒙台梭利之小学教育方法论”，标志着中国学者介绍蒙氏教育思想进入一新阶段。可以说，此的文章大都集中介绍蒙氏之幼儿教育（3至6岁儿童）思想和实践，而常的这篇文章主要是介绍、评价蒙氏之小学教育思想（7至11岁儿童），常文的主要根据是1917年刚出版的英文版的蒙氏之著作《高级蒙台梭利方法》一书。
此后对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的集中介绍就比较少见了，陈鹤琴、张雪门分别在1927年、1926年的文章中对蒙台梭利有所论及，并给予很高评价。但他们对蒙氏教育思想的讨论一方面是出于进行与福禄贝尔教育思想比较的需要，而不再是单纯的介绍；另一方面，更多地包含了这两位幼儿教育专家对蒙氏教育思想的批评性质疑。
综上所述，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的传入集中在1913至1922年的这一时段，十年左右的时间，二十几篇（部）著作、文章。这样一种状况，与我们熟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教育界各种教育思潮风起云涌、此伏彼起、争奇斗妍局面比较起来似乎有点冷清。
与上面对蒙氏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导入的过程相适应，这一时期在我国幼儿教育的实践领域，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的影响也有所体现。比如说，1914年，江苏省教育会成立了“蒙台梭利教育法研究会”。1923年北京女高师附设的蒙养园聘请据说是蒙氏的高足卢岫英女士主持园务。卢到园后大加改革，引进蒙氏教学方法，并与传统的福禄贝尔教学法相对照。具体而言，旧班级采用福禄贝尔的方法，分为五组；另招一班新生，分成两组，以蒙台梭利新法指导，无课程，“但以智识感觉口齿以及视听嗅触诸感觉之自由训练，饮食操作户外游戏简单体操之自由运动”。南高师附属幼稚园在20世纪20年代的改革中也可看出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的影响。但是，就实践领域的总体而言，似乎尚未见到明确标举蒙氏的旗帜，大张旗鼓地宣传实践其幼儿教育理论的典型。1926年，我国幼儿教育专家张宗麟曾考察江苏、浙江一带的幼稚教育状况。我们知道，这一地区可以说是近代以来幼儿教育开展最早而且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他的结论是，这一地区绝大部分的幼儿教育仍以“福氏式为本位。……间有采用蒙台梭利教育法者”。就是说，绝大部分都仍在以福禄贝尔的理论为指导，而采用蒙氏理论和方法者只是少数。
二、蒙台梭利教育思想传入的特点和问题
通过上面的简略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里，我国幼儿教育界曾经出现过一个宣传、介绍、实践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的小小的高潮。综观这个过程，似乎可以看出如下特点：
第一，中国教育界导入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的时间比较早，而且有一个较高的起点。如前所述，1913年《教育杂志》发表的志厚的文章是国内最早介绍蒙氏教育思想的文章，1914年，《蒙台梭利女史新教育法》一书即在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我们知道，蒙台梭利根据她在“儿童之家”的实践而用意大利文写作的《运用于“儿童之家”的幼儿教育的科学教育方法》一书，出版于1909年。1911年2月，经哈佛大学霍姆斯教授的建议，美国学者把它翻译成英文，三年之后的1912年，才出版了美国版的英文本，书名改为《蒙台梭利方法》。1913年我国学者就把它介绍到国内，而且，很快又出了中文版。应该说，在非英语世界里，中国教育界认识、了解蒙氏的学说还是相当及时的。另外，从前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我国教育界对蒙氏教育思想的介绍起点很高，这主要体现在对蒙氏教育思想本质特点的理解、提炼方面。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悫生的文章（1913年），把其特点归结为使儿童自由之精神无处不发现，强调感觉之训练和重视教具的设计这样三点。应该说，是非常准确的。
第二，宣传、介绍、实践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的时间比较短暂而集中。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从前面的回顾中我们知道，蒙氏教育思想的宣传、介绍和实践基本上是集中在1913年至1922年这一时间段。这一时段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背景既为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的及时输入提供了条件和土壤，也在客观上形成了制约它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提供了有利条件的一面大家都十分熟悉。因为这一时期正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酝酿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一方面，传统封建教育及其思想受到空前猛烈地批判、抨击，而西方各种教育思想、理论、学说则纷至沓来，让人目不暇接。这样一种大的氛围自然为主张尊重儿童、强调儿童自由发展的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的迅速传入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教育价值取向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在经历了清末的“以日为师”和民国初年的多元化努力之后，随着美国在华影响的扩大和在世界范围内教育领先地位的逐步确立，对中国教育界正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吸引力。一大批著名教育家联袂访华，一批又一批留美学生归国。以美国教育为模式几乎成了中国教育界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欧洲的影响，不只是蒙台梭利，包括凯兴斯泰纳、爱伦凯，甚至罗素等人的思想和主张，都是长则十年八年，短则三年五载，来的既猛，去的亦快，都难以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响相匹敌。在这种情况下，幼儿教育的实践领域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情况。所谓中间大指的是绝大部分幼稚园正像我们前面所引的张宗麟的话，仍以福禄贝尔教育思想为指导，而两头小则是指一部分对新思潮敏感的幼稚园开风气之先，如俞子夷主持下的南京高师附属幼稚园，把本来主要在小学用的设计教学法引入幼稚园。1920年还盖了一座供幼稚园和小学一二年级学生用的新教学楼，命名为“杜威楼”，分设游戏室、谈话音乐室、工作室和读书室。可见当时杜威教育理论在这一领域的影响。另一小头即是如张宗麟所说的“间有采用蒙台梭利教育法者”，即个别采用蒙氏理论的幼稚园。随着时间的推移，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幼稚教育领域的影响日益扩大，蒙氏教育思想的介绍与实践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沉寂下来也就不奇怪了。
第三，对蒙台梭利教育理论的宣传、介绍、实践，始终与对它的批评与质疑相伴而行，与摸索和建立中国自己的幼儿教育理论相伴而行。这一点是我们阅读有关材料时的一个突出感觉。比如说，在志厚写的第一篇介绍文章中就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清醒。他在文章结尾谈了自己的疑问，他说，蒙氏的方法是否会陷入“机械的方法，乃一尚待研究的问题”。紧接着举了我国文字繁难的例子，论证蒙氏“儿童之家”中为训练儿童手指肌肉而设计的教具难以适合我国儿童，认为这种教具还需研究。这里要特别强调我国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的一段评论。1927年2月陈在《教育杂志》“幼儿教育专集”发表了一篇长文，评述世界也包括中国的幼儿教育状况，文章的题目是《幼稚教育之新趋势》。在文章中他充分肯定了蒙台梭利在幼儿教育上的巨大贡献，他总结的七种世界趋势的第一种即是由蒙氏开创的“注重自由活动的新趋势”。但是，又同时用相当的篇幅对蒙氏的思想甚至包括其设计的教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真正能实现蒙氏的教育理想，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教师自己要有很高的学识，很精的技能；二必须多配备教师，按照蒙氏的做法，一名教师最多只能带七、八个儿童；三教具、教材要多，否则儿童用不了几天就会失去兴趣产生厌烦情绪；四教师每天必须花大量时间备课。而这些条件在当时中国的幼儿教育机构中是不可能具备的。此外，他还对蒙氏的几十种教具提出质疑，认为教具非常呆板，极少变化；对蒙氏教学法中教师完全居于观察者的地位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教师指导不够，应加强，等等。这些质疑和批评，即使在80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也深受启迪。
20世纪30年代初，蒙台梭利博士致函中国教育部长，邀请中国派员赴罗马参加教师培训，并征集在中国采用蒙台梭利教育法的报告及书籍。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蒋梦麟回信称：你的教具颇多，但不甚经济，中国多采用设计教学法，教材取自生活，不需购置教具。又称，中国没有实施蒙台梭利的报告文章及翻译的书籍等。教育部长的话虽然说得不够全面（如有翻译出版的文章和书籍，有一些实验学校），但基本上反映了蒙台梭利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这种命运当然与蒙氏教育思想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关，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恐怕主要是受制于当时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将近一个世纪前蒙台梭利教育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实践受到挫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前辈所体现出来的不甘落后努力吸收新知的勇气，不盲从不迷信、择善而从的科学态度和探索精神，是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在今天我国改革开放，广泛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先进教育文化的形势下，重温这份珍贵遗产，有着特殊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7—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