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辛亥革命史研究：兴盛与减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兴盛论文,两岸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辛亥革命史研究趋于兴盛
“文革”结束之后，以往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长期被视为禁区的某些领域和课题，成为许多学者研究讨论的热点问题，新观点、新见解也层见迭出，新领域、新课题被不断开拓，从而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这一变革使大陆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很快趋于兴盛。
辛亥革命史可以称为这一时期大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之一，成果也最为突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改革开放之后大陆新史学的发展变革。1977年，《历史研究》杂志即发表樊百川的《辛亥革命是儒法斗争吗？》，《四川大学学报》发表李润苍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这两篇论文对“四人帮”践踏历史研究的科学准则，歪曲辛亥革命史实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初步清算。章开沅在1979年初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一文，大声疾呼近代史研究者应加强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探讨。此文发表后，不仅在国内史学界，而且在海外学者中也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美国学者将此文译成英文重新发表，认为文中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史学界研究近代资产阶级的新动向。
在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取得了受到海内外史学界高度重视的一系列成果。尤其在80年代初出版的由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3卷本《辛亥革命史》，是世界上第一部深入研究辛亥革命的通史性、综论性的大型著作，普遍受到好评。国外学者认为：“无论是参与编写人数众多、为增强说服力而提供丰富材料，还是从涉及问题的广泛范围来说，这部书都可视为三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的集大成者”，是“最能体现目前辛亥革命研究的观点、方法和水平”的“皇皇巨著”。台湾学者也认为“《辛亥革命史》这部书，在所有有关中共的辛亥革命的学术论著中，是篇幅最大、资料最丰、最具学术形式的一部书；从世界史学的眼光看来，也是篇幅最大、最有系统的一部书。”而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虽然自70年代以后即发展迅速，成果众多，但令人有些不解的是始终没有出版一部综合性、贯通性的大型辛亥革命史著作。在这方面，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很快便超越了台湾。不久之后，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4卷本《辛亥革命史》也陆续公开出版，另还出版了李新等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同人集体撰著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史》，同样受到海内外史学界关注。除通论性著作之外，各种专题性的研究成果也为数甚多。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大陆发表的与辛亥革命相关的论文总计5200篇左右，是前30年的10倍。
与此同时，众多有关辛亥革命的史料也大量出版。例如重要人物文集、史料集有《孙中山全集》、《黄兴集》、《章太炎全集》等10余种；重要文献资料有《临时政府公报》、《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等；专题性资料则有盛宣怀系列专题档案汇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等；《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等外文资料书籍，也得以出版。
另外，在大陆还迅速出现了多个以辛亥革命史为重点研究内容的学术单位，各自汇聚了一批研究队伍。总之，这一时期大陆各方面情况均显示，“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辛亥革命研究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主要表现是研究者队伍壮大，思路开阔，方法更新，召开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会议，出现了一大批富有新意的论文，还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从而使得辛亥革命研究逐渐成为历史学科众多分支中的一门‘显学’”。
到90年代以后，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仍持续发展，尤其是在专题研究方面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例如有关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研究，无论是综合研究还是专题探讨，都取得了令国外学者十分重视的一大批成果。论文则几乎是数不胜数，涉及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内容。近代中国商会与其他商人社团研究的开拓，是中国近代史和辛亥革命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突出表现。大陆史学界对商会较为系统的研究虽然发端于80年代中期，但进展相当迅速，视野也日益扩展。除发表了众多专题论文外，还出版了若干有影响的学术专著。
就总体而言，1990-1999年大陆发表的辛亥革命研究论文合计数约为4400篇，虽较诸前10年有所减少，但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论文数量中仍占较大比例，而且有关辛亥革命的学术著作的出版呈上升趋势，数量增加，并多有新意，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另外，这一时期在大陆各地举办的有关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学术讨论会多达近20次，体现出相关研究的持续活跃与发展。在研究领域方面，也得到进一步扩展。除对一些老课题开展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外，较为突出的是对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进行广泛的探讨。这一时期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本身，并由此而局限于革命运动的短时段，而是扩展到辛亥时期或这一时期前后的诸多领域，‘辛亥革命史研究’开始转变为‘辛亥革命研究’了。”(严昌洪：《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研究综述》)
毋庸讳言，任何一次历史事件，即使是像辛亥革命这样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也很难一直成为史学研究中的热点。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高潮之后，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势头也有所减缓。其原因是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兴趣转向了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其他新的研究领域，也有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在时段上明显向晚清或民国上下推移。从表面上看，集中研究辛亥革命的成果较前减少，但在另一方面这一变化也对辛亥革命研究具有上下延伸与横向贯通的积极意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分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加入文化史与近现代化研究的探讨，乃是一件大好事，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把较广阔的视野与较连贯的史实，带回到辛亥革命史研究。”(章开沅：《辛亥革命辞典》序言，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
由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3卷本《辛亥革命史》，是世界上第一部深入研究辛亥革命的通史性、综论性的大型著作
辛亥革命史研究逐渐萎缩
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上世纪在80年代仍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继续发展。在相关著述的出版方面，各种专门的著作不断推出，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也陆续问世。80年代上半期，台湾史学界密集召开与辛亥革命相关的学术研讨会，这些研讨会的召开，本身即对促进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且会议结束后又都出版了学术价值甚高的多卷本论文集。另外，还有一些专题论文结集也相继出版，这些文集收录了大批台湾学者有影响力的专题论文，不乏参考借鉴价值。这一时期，有关华侨与辛亥革命的研究在台湾取得较大进展。1986年海外华人研究会成功主办“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对于推动此课题研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但从8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明显减缓。据不完全统计，1990至2008年台湾学者发表的有关辛亥革命的论文总计53篇，平均每年只有6篇；2000至2008年更减少为17篇，平均每年仅有2篇。“出现这种变化，有多种影响因素。”除学术研究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之外，“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辛亥革命研究逐渐式微，与台湾政治转型加快，本土化的影响和冲击加大也有关系。”(何卓恩：《台湾学界辛亥革命研究的承转盛隐》)
简而言之，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经历了70至80年代的迅速发展之后，在90年代逐渐开始出现萎缩状况，这一方面是学术研究阶段性发展特点所致，在高潮之后必然会有一段低潮期；但另一方面，台湾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也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式微不无影响。台湾的许多学术机构和学术发展计划都大规模向“台湾史”倾斜，“中国史”研究明显面临被边缘化的趋势。在此情况下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难以得到充分发展，而且趋于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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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学术交流从无到有
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在80年代开始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进行，在经历了起初谨慎与防范的接触阶段之后，到90年代以后逐渐频繁，现今两岸的学术交流更已是十分密切。
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最早是从史学研究者共同出席海外的学术研讨会，两岸坐在一起面对面进行讨论和交流而开始的。其讨论的具体问题，正是两岸史学界都十分关注的辛亥革命史。由此可以说，辛亥革命史作为两岸都非常重视的一个特殊研究领域，它的发展不仅对促进两岸各自史学研究的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于打破两岸长期对立的坚冰，开启两岸的学术交流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史上写下了值得重视的第一个篇章。
1982年4月初，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第34届年会在芝加哥举行特别会议，即“辛亥革命和建立中华民国：七十年后的回顾”国际学术研讨会，再次邀请海峡两岸学者参加，台湾方面经郑重研究没有表示拒绝。于是，大陆方面的胡绳(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系大陆代表团团长)、章开沅、李宗一、李泽厚、赵复三5位学者与台湾方面的秦孝仪(时任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系台湾代表团团长)、李云汉、张忠栋、张玉法、林明德5位学者共同出席了会议。通过这次会议，两岸学者终于在隔绝了30余年之后，第一次实现了聚集一堂，面对面坐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的愿望。但在对立尚未消除的情况下，两岸学者在首次交流时均非常慎重，台湾方面似乎更加谨小慎微。由于是两岸学者之间第一次在公开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正式对话，这次会议广受瞩目。两岸学者的论文都高度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与孙中山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但在讨论和回应中就辛亥革命的性质产生了明显的分歧。代表大陆方面的章开沅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代表台湾方面的张玉法则坚持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这就是后来海内外近代史学界所称之“张、章论战”，也有外国学者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中国史学”不同观点之论战。会后，章开沅又撰写了《关于辛亥革命性质问题——兼答台北学者》一文，在《近代史研究》杂志公开发表。芝加哥会议两岸学者的初次对话，难免存在紧张成分。但事过境迁，10多年后两岸参加此次会议的学者再次见面，已不再有昔日的介蒂，戏称为“芝加哥的老战友”，相互“把酒忆旧，笑谈尽欢，同胞情谊毕竟超越了历史恩怨。”(章开沅：《实斋笔记》，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06—107页。)
80年代虽有芝加哥会议两岸学者的第一次正式对话，但两岸之间的直接学术交流却尚未正式开启，只是在80年代末开始陆续有台湾学者到大陆访问。
在此之后，海峡两岸举办有关中国近代史与辛亥革命史的学术会议，都必不可少地会相互邀请对岸学者出席，而且每次邀请的人数越来越多，学术对话也更加无所拘束。例如2001年在大陆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即邀请台湾学者10余人出席；同年在台湾举办的主题相同的会议，也邀请了10余位大陆学者参加。另外，其他形式的交流与合作也越来越频繁，两岸学者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从“流而未交”至“交而未流”，再到“又交又流”，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形象地反映了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中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海学则更关注未来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