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精神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批判性资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批判性论文,资质论文,现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所奠定的哲学精神是一种真正现代性的哲学精神。它通过对旧唯物主义的扬弃和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辩证改造从而完成了对传统哲学本体论思维方式和狭义认识论思维的双重超越，使得哲学观念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转向二元辩证统一的、以实践观为显著特征的思维方式；它使得哲学活动从单纯的对本体论及认识图式的说明解释变成“实际地改变现成事物的现状”的现实的活动并力图使哲学获得一种生存论的基本立场；它使得哲学对象从抽象的人回到现实的人；而在哲学发展的趋向上则使得哲学演变成以人类经济活动为先导、在现实的条件下以人的政治解放为表征、在历史意义上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的思想文化活动；它要求立足于现实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生存与人的发展以及历史与逻辑的多维度的辩证统一关系展开理性批判与理性范导，促使人与社会的健康而全面的发展。因此，从总体上说，马克思的哲学精神是一种与现代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理论思维，是贯注了对于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类未来充满信念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人类解放学说。
回眸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奠定的现代哲学精神，再冷静地考察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进向，我们就会发现：现当代西方哲学在拓展属人世界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的同时，也构成了一幅整个现当代西方文化的精神退却史。但是，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西方文化与哲学精神必定有一个在更加宽广的理论与文化视界内反思与重塑的过程。由此就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哲学精神对于批判现当代西方哲学并展望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许多内在的资质。
一、合理性资质
从思想意旨上看，现代人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都是对于非理性的充分张扬，这种张扬既是对于传统哲学狭隘化的形上理性的对抗，又是对于一个不断技术化与极权化的现代工业社会主体的“单面人”境况日益加深的揭示。形上理性所确立的只能是抽象的人性，或者说是“无人身的理性”，它一方面把现实的人性要求简单地看作是“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马克思语）而排除于合理性之外；另一方面又将现实的人理想化地拔高从而将人性逻辑化，使得理性成为一种新的“暴政”。在现代及后现代社会，人的个性化要求面对整个可操作社会的统一秩序来说，实际上已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几乎所有的社会合法性都是奠定在“理性化”基础上的“范式”，因而个性化的要求就需得采用一种非理性的方式以对抗这些“范式”。这么看来，现当代哲学对非理性的张扬从文化合理性上就意味着对传统哲学理性的治疗和弥补，这一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德国古典哲学在抽象的意义上所确立的“理性即人性”的命题得到了现实意义与诗化意义的双重丰满。但是非理性主义又通过对非理性的、无意识的以及意志自由的领域的过度强调瓦解了整个哲学赖以支持的理想主义传统，并且走向了反理性主义极端；而且，从社会效果上看，非理性主义又是对现代西方社会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等等思想的更进一步的理论支持，对社会邪恶思想的盛行也产生了某种推波助澜的效应。
无疑，非理性主义走入了新的人性误区。按照马克思的哲学精神，仅仅只从个人的角度去看待人性的思路同样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观，它无意于解决现实的人的问题。人性的本质在于承诺了社会性并由此内涵着个人性的全体自由性，这是思维与行动的双重规定性。缺乏社会性前提的人性境遇的诉求就如同马克思批判克利盖的是一种“荒诞的伤感主义的梦呓”，从思想内容上不过是对于旧唯物主义浪漫精神的复归，根本谈不上社会批判和改造作用；强调个人性的同时，实际上牺牲的是整个社会的伦理规范，这对于解决一些实质性的社会政治问题是有害无益的。对于技术社会也不能采取简单的拒绝和对抗态度，马克思本人曾反复强调：科学是促进现代社会发展的巨大的进步力量，它必然是理性因而也是人性的肯定性力量。技术化和工业化社会的根本问题仍然是人的问题。技术是双面刃，而刀把却在人手里，人应当学会使用和控制技术，受其益而避其害。
现代西方哲学崇尚人的现实价值，促使哲学转向于“人”。但这其实只是作为“此在”意义上的即单个的人而不是作为社会性与自然性相统一的实践活动中的人，正因为如此，这是一种势必受到自我消解的虚假的主体主义；“人的死亡”其实然意旨在于那失却了人性的神圣性与整体性的虚假个体的无意义的存在。现当代西方哲学从人本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向则进一步抽掉了人性的神圣性；动摇了哲学事业的合法性与崇高性。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问题和哲学的现实境遇又表明哲学向新的合理性的回复仍困难重重。后现代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难以挥去而又必得挥去的世纪末情绪。很明显，如果不在思想深处凭借马克思的理性之炬，这一迷津是很难走出的。
二、思维资质
在思维方式上，整个现代西方哲学有一个共同点即对于传统西方哲学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大力破除，比如科学主义思潮对事实与逻辑之外的价值与意义追问的拒斥；存在哲学对于现实活动之外的人的虚假与先验本质的质疑；现象学运动对一切独断判断的“悬置”；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传统哲学唯物与唯心对立思维的超越。所谓二元对立，实际上是两种抽象概念的对立，因此仅仅是纯粹思维的对立而不是现实活动的矛盾。在二元对立思维的背后，仍是那种传统哲学所特有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本体论思维考虑的只是自我解释的封闭性与自由性，很少考虑它在现实以及历史发展中的实然性，正因为如此，它与现实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与历史本身的运动变化无关。很明显，本体论思维方式所造成的最大对立乃是思想与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因此，一旦破除二元对立，就意味着哲学家们的工作态度和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现代哲学家们大都放弃了以体系构建为己任的“宏伟”式方法，自觉地从现实生活出发思考问题，努力寻求哲学在面对日常生活世界的真实价值，这就使得诸如生活世界、交往、主体间性、价值论等被传统哲学所忽视的问题凸现出来，获得一定的哲学阐释。而且，这一转变在一定意义上也使哲学活动变成了富于生活意味的文化活动。
超越传统哲学二元对立以及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这一点，学术界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还在于“改变世界”；而要改变世界，就需要哲学“悬置”起那些与生活世界无涉的抽象概念之间的逻辑对立，直面现实世界，真正按照属人世界的本来面貌去定位哲学精神，还原哲学作为创造性与深刻性兼备的全体自由性。因此，生活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应当成为哲学的根本观点，“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马克思的“实践”观具有开放性、 自我批判性和中介性的品质：开放性使它具有历史性；自我批判性使它具有理性的合法性；中介性则使它具有关怀生活和调节生活的品格。
现当代西方哲学对于传统哲学二元对立思维的超越与马克思的思想之间有着一种承转关系。但在根本的趋向上又存在着严格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元哲学。“元”意识实际上是一种人类活动合理性的自我追问与定位，只是传统哲学的追问方式在现代社会已不再可能，正因如此，马克思的实践思维给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元”合理性。现在看来，马克思的实践观确实不能按照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去理解。但是，这并不是说，实践观本身就没有一种“本体论的承诺”，在笔者看来，这种承诺就是人作为主体的类价值，它强调的是属人世界面对整个人因而是所有人而言的生存与发展价值。超越传统的二元对立，意味着寻求一种更具合理性与真实性的人的价值，舍此，对于传统哲学二元对立的超越就会走向文化虚无主义。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西方哲学走向了极端，它对二元对立思维的超越与消解实质上导向了价值和历史承诺的平面化与虚无化。很明显，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与实践唯物主义的精神是内在相通的，一旦把二者分离开来，实践主体就会失去来自于历史与时代的真实根据，成为一种空疏的意志主体，它撇开一切理性化的整体规约，抗拒或调侃本质追问。
三、生存论资质
哲学应当对于一个时代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一定的思路。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现实问题是全球性问题的迫近，全球性问题从哲学角度说就是生存论问题。但恰恰在这方面，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科学主义早已把生存论价值排除于哲学领域之外；虽然人文主义所包含的内在的浪漫情怀从一定程度上使我们的理论视界投向了生存论，但其具体的理论意旨又无法给予我们一种面向生存论的整体性的肯定价值；难以克服的西方中心论在文化无意识上进一步膨胀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唯经济主义的社会发展逐观逐渐失落着以文化与环境相统一的主体生存价值，在哲学上的消极表现是纠缠于狭义的主体观而无法直面生存论。按照文化哲学的理路，传统哲学本体论实际上是以一种抽象的方式表达了西方文化精神在传统时代的生存论关怀，生存论是哲学存在的基本立场。这样看来，现代西方哲学在对于本体论思维方式的挞伐中竟失掉了这一关怀。既然失掉了或者说尚未建立起一种新境遇状态的生存论，那么，“哲学”在后现代状况下之被消解和驱逐就是必然的了。
生存论应当成为哲学的某种根本性的立场，正因为如此，哲学面对生存论应当有一种基本的并且是肯定性的现实态度，仅仅是诗性的浪漫情怀是不够的，沉沦于人类无望的悲观主义更不可取。
我们应该进一步拓展马克思实践观所包含的生存论意蕴。马克思的实践观本身就表达着一种现代社会的生存论关怀，因为马克思是从个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现实的阶级性与整体的类意识相统一的角度去定位人的本质的，这就解决了人的存在的现实可能性：传统的生存论是人作为一种生物性的存在与自然作为自在存在的无差别的统一，现代的生存论则是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与属人自然的矛盾统一，因而生存已经是人的意识的内在要求而不是人作为生物性存在的自在的、受动的反映形式，或者说，生存必须在一个不断被改造的世界中取得它运动的、属人的价值而不是那种与原初自然无差别的同一价值。生存论不能与社会发展相对立，人类自觉的实践活动更应当把生存论当作首要价值。也正是在强调生存论的属人价值及其运动价值的意义上，成年马克思尤其强调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获得和改善乃是其一切现实活动的前提：人首先必须生存，然后才谈得上一切精神活动。笔者以为，正是在强调实践活动所应当包含的现代生存论意识这一点上，早年马克思与成年马克思的哲学精神是一致的。当然，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生存，并不只是指个人的或某个特定阶级的生存，而是对于整个人类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只是，当着个人的或某个特定的阶级的生存状况还存在着严重问题时，就谈不上整个人类的生存；而当人类试图通过剥夺自身长久的生存基础从而取得暂时的“发展”价值时，整个人类的生存就会陷入致命的困境。
四、语言批判资质
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大都把语言转向看作是本世纪最有意义的哲学事件。的确，语言哲学的兴起，对于超越传统哲学认识论、治疗传统哲学所特有的思维方式、说话方式以及写作方式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它给西方哲学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希望。但是，现在看来，这绝不是哲学发展的根本出路。按照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精神，我们可以对语言哲学提出一些质疑，这些质疑的问题所在恰恰也是语言哲学本身正面临的问题。当分析哲学把所有哲学问题都化解为“可说的”问题，而把那“不可说”的传统问题当作是语言用法上的毛病而作为虚假问题抛开时，我们要问：仅仅是语言的用法就能产生如此大的魔力吗？那在“错误的”语言用法背后起着支配作用的是否还应是那误导着主体的某种现实活动呢？而当实际上是实践的误导导致了语言的误用时，仅仅对语言的治疗能起到实质性作用吗？我们禁不住还要问：是否正是那些“不可说”的语言表达了主体实践活动的内在意义？其实，这一内在意义的展开直接取决于对语言的丰富的人文意蕴的重新解释，哲学事业赋予生存意味的语言往往是不可分析的；欧陆语言哲学就把一种人文解释活动看作是寻求哲学在语言哲学转向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的基本活动，并且是促使哲学获得新的合法性的工作。但是，我们又要进一步诘问：守住了语言，就能够达到语言本身所包含着的各个意义维度吗？！如果对语言本身没有一种过分的迷信，我们就会注意到，所谓“语言是存在的家”实际上还是一个意旨含糊的命题，我们完全可以反问：语言能构成存在的家吗？！事实上，它无法构成。因此，当伽达默尔说“能被理解的语言就是存在”时，我们仍然需要给予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诠释：只有在实践中的理解成为可能时，通过理解所确证的“语言”才构成一种可以理喻的“存在家园”。因为正是马克思把语言当成了人类丰富的实践活动的一个维度，并且，在马克思那里，纯粹的语言观恰恰被看作是对于现存世界的僵化的、无批判的反映方式而被扬弃的，因为它无法反映哲学作为思想的内蕴〔2〕。“语言”说到底是由实践活动的人所“说”出来的， 只有实践才能构成属人世界的言说者，而属人世界的任何一种活动都首先应该是“属人的社会的活动”。马克思说得好：“不仅我进行活动所需要的材料，--甚至思想家借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是作为社会的产物给予我的，而且我自身的存在也是这社会的活动。”〔3〕这么说来，哲学之转向语言还有其多少实质性的哲学变革价值呢？！我们可以说，当语言哲学在强调语言的实际作用时，它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而当它守住语言，对语言抱有过高的期待并试图由此消解实践观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倒退，因而是哲学的自我倒退。
五、意识形态资质
作为社会哲学学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时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主要体现于意识形态批判或者说是通过对既定意识形态的批判所表达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里，“无产阶级”既是一个经济学范畴，也是一个思想范畴，二者都应该看作是主体的自由性和批判性的表征。无疑，马克思本人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意旨集中于人的现实的政治解放。在现当代大多数西方思想家和哲学家们看来，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人自身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已经取消了那种障碍人的政治解放的物质条件的匮乏状态，而随着人权与法制社会的健全，人自身的政治解放似乎已经不再成为问题。从客观上说，马克思基于当时主体生存状况所强调的阶级斗争思想在当代背景下需要重新考虑，但是切不可忽视马克思关于政治解放的思想意旨：⑴政治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前提和内在环节，人的解放是物性的和精神的双重解放，物性的解放的确是人的解放的前提，但只有在社会性的意义上确证了人的精神解放时，政治解放才算完成。⑵政治解放实际上意味着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性本质的确认，因而，人的物性的与精神的双重解放只有在与其政治的解放自觉地联系起来时，人的解放才是可能的。⑶马克思从来就是在世界历史背景下考虑政治解放的，因此，政治解放必须建立在整个世界的“交往的普遍性和公正性”的基础之上，只要整个社会主体间在物性方面的矛盾还是其取得主体独立性的直接障碍时，政治解放就有待于实现。
这么看来，现当代西方的学者们实际上是把政治解放简单地看成物性的解放，并反过来消解掉政治解放，从而消解了马克思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新的意识形态批判是科学技术批判，这一批判确实触及到了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但是，科学技术批判不能主题化，一旦把科技这一给现代人带来发展的、本身就是物性的东西当成了批判对象，意识形态批判的主旨即人的批判就被掩盖起来。事实上，仍然总是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制约着技术的健康发展；交往的不合理和不公正则是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族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一个极权主义、沙文主义与各种政治矛盾仍然复杂难解的时代，政治意识形态批判仍是相当必要的，丢弃不得。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的政治解放仍然没有实现：西方学者所认为的“政治解放”恰恰是一种建立在别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不解放”基础之上的有限的、而且是更加虚假的“政治解放”；当他们试图把马克思主义非意识形态化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完全等同于意识形态时，实际上正表明了在他们心目中被马克思所批判的根深蒂固的虚假意识形态的存在--这本身就是一种带有浓厚的阶级和种族意识并处处为这一虚假意识作辩护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仍然是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和人类解放所不可忽视的部分。我甚至认为，在当代要重建起一种哲学面对社会的有效的批判，就必须重新理解和消化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尤其是有关阶级的理论以及在马克思那里就已被论述过而在列宁那里正式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由此确立起一种基本的现实主义立场，走出种种很容易使人陷入失望和悲观主义的非技术批判误区，也走出那种貌似热闹、在事实上根本达不到实际效果的文化批判误区。
海德格尔仅仅把马克思的哲学史上的贡献理解为“形而上学的颠倒”，这只是一种有限的理解。实际上，马克思所促成的西方哲学的转向更具有其思想文化的意旨，这一转向比海德格尔本人所倡导的“思想的使命”的理路要宽阔得多、明晰得多。海德格尔哲学是向“后”看的，他只是显示出了由于并未完成现代性启蒙因而深陷泥淖、积重难返的“现代人”的精神状况，却无法走出这种“后”的状况。马克思的哲学精神则是向“前”看的，他以一种超前的、具有强烈的历史理性感的视界去审度和观照现代人的生活，这就把现代化看作了一种高度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统一、在现实中必须经过一个较长实现过程的目标。马克思的哲学精神不仅适合我们这一时代，也超越了这一时代。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8页。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3页。
〔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士坤译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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