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韩国西方音乐传入与基督教赞美诗的相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赞美诗论文,韩国论文,近代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汉字圈国家中，特别是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对于“音乐”的理解一直延续着一种共识，即是由“民族音乐”(国乐)和“西方音乐”(洋乐)对立统一地构筑的。但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全球一体化”(Globalization)的到来，这种划分模式变得越发模糊乃至尴尬。2012年国际音乐学学会([MS)提出了“Music、Cultures、Identities”的年会主题口号，呼吁音乐学研究应该求同存异地强调本土化、地域化特色。加之，随着东亚地区在国际环境中的迅速崛起，也引发了西方学者对东亚研究的关注，特别是对东亚近代化进程的相关研究悄然兴起。与此同时，东亚学者们在经历了缺乏开阔视野的“西方中心论与民族主义诉求”之争后，在日韩音乐学学界开始兴起了强调“寻找新的自我存在”(Looking for A New Identity)的本土化研究之风。这种研究在日韩被称为“洋乐受容史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在近代东亚地区，西方音乐是通过怎样的过程、怎样的方式传入中国的，其影响和意义体现在何处等问题而展开的。从东亚本位视角入手，对上述问题进行历史性的再反思，以此打开东亚音乐学研究的又一新方向，通过诸多实证主义研究，来树立本国音乐学研究的国际身份认同与正当性。
本文正是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对韩国近代史料和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从实证主义的视角出发，展开对韩国近代西洋音乐传入的研究。但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课题，即西方音乐的传入是很多具有不同属性的历史个体群，通过不同的方式，由一条条支流汇集在一起，最终形成一条滔滔大河，再涌向茫茫海洋的。所以，笔者选择了滔滔大河最初的一个源头——早期基督教赞美诗，从它开始论述韩国西洋音乐的发端——基督教赞美诗与早期韩国近代西方音乐传入的渊源。
序：19世纪后半叶的韩国
19世纪中叶，随着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在东亚的扩张，被称作是“隐遁之国”(The Hermit Nation)的朝鲜李氏王朝，也开始被划入列强的争夺目标之中。当时的朝鲜，正值封建朝鲜李朝末期，是一个典型的东亚农耕经济社会体制下的封建君主制国家。直到中日甲午战争，朝鲜与当时的大清帝国始终保持着亲密的附属关系，且一直以“事大主义”(Flunkeyism)①来处理对华关系。面对历史格局的巨变，在内因和外因的驱动下，朝鲜开始了自己的“近代化”(Modernization)进程；西方音乐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伴随着历史的大潮开始传入韩国。
当时的内部社会状况是：社会结构依据封建土地所有制度，构筑了一条严格稳定的、自上而下的社会阶级等级中轴，维系着国家机器的运转。统治阶级通过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和“贱人”(奴隶)阶层征收苛捐杂税，进行残酷地剥削和压榨，于是处处民不聊生且民怨四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②最终，一直作为统治阶级精神意识形态的“后儒学——朱程性理学价值观体系”开始受到质疑，并开始逐步解体；具有开明之风的开化派人士抬头，在迷茫的夹缝中开始艰难地摸索民族的复兴之路。
外部的情况是：进入19世纪的欧美诸国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完成了自己的近代化变身，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强国。到了19世纪下半叶，由工业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为了扭转东西贸易间的逆差，开始觊觎处于自给自足、四平八稳的“亚细亚超稳定农耕经济体系”之下的东亚诸国。作为朝鲜所一直仰仗的中国，自1840年以来，接连不断地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迫地割地赔款与开放口岸等，最终沦落为被西洋列强所拿捏的半殖民地国家了。这一切使得朝鲜举国上下一片恐慌。其实早在19世纪40年代，在韩(朝鲜)半岛沿海城市的附近海域就不断有西洋军舰(韩语称：異樣船)出没；1866年爆发了朝法和朝美战争，开始卷进世界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漩涡之中；1876年被迫与历史上曾经的“追随者”——日本签订了韩国历史上最早不平等条约《江华岛条约》等一系列条约③，门户从此被迫打开，之后西洋列强蜂拥而至，不平等条约旋踵而来。④自此，随着国际贸易市场的形成和口岸的开放，近代化城市开始逐渐形成，并且遍及全国范围；这不仅包括平壤和汉城等中心城市，还包括沿海港口城市，诸如釜山(1876)、元山(1880)、仁川(1883)、木浦(1897)、群山(1899)以及部分内陆城市和内河口岸城市，这些早期被开放的近代城市成为后来的韩国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中心。
与此同时，西洋文化开始顺势传入当时的朝鲜，作为西洋文化的核心部分的基督教，在这场东亚国家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它们甚至是早于西洋殖民列强，率先抵达远东地区的“先头兵”。虽然，在东亚带有“民族主义倾向”和“反西方中心论”主张的学者们，对于基督教的“东亚传入”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且各持己见，但是从实证主义的历史观出发，西方的早期传教士们，对于包括音乐在内的近代西方进步文化的传播，确实是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一、韩国的门户开放与传教的合法自由
韩国的基督教文化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1894年工业总产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凭借金元外交政策，开始海外扩张，并开始将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1879年，清廷出于牵制日本对朝鲜的“垄断式渗透”，同时还为了提高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威信，由李鸿章出面撮合斡旋，缓和了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之后，随着朝鲜修信使金弘集将清廷黄遵宪所作的以提倡“亲中、携日、联美等来抵制俄国南下扩张”的《朝鲜战略》带回朝鲜，在朝鲜制定政治外交政策方面给予了积极的影响，朝鲜开始由“闭关锁国”转变为“对外开放”的新外交时代。1882年5月22日，韩国与美国在济物浦(位于今仁川广域市中区)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这使得美国成为和韩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第一个西洋国家⑤。这个条约中规定有“对两国间所展开的语言和文艺、法律等文化学术交流予以保护和援助”的内容，对西方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并且为日后英国和德国与朝鲜签订条约提供了范本。
早期朝鲜对于外国人的活动还是持谨慎保守的态度。从1882年开始，凭借不平等条约，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各种职业和身份的西方人陆续进入韩半岛，但是在最初时间里，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西方人的进出被限制在开放口岸城市之内，不得进入超出此范围之外任何地方。⑥但是随着美国人福特(Lucius H.Foote,1826—1913)于1883年4月作为驻朝鲜第一任大使，对促进朝鲜进一步开放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1886年，曾试图与朝鲜签订天主教自由传教的法国在遭遇屡次失败的挫折，拟再次准备公关签约行动时，已经晚于英、德、俄之后了，由法国全权大使蔻勾丹(F.G.Cogordan)为代表，在与朝鲜代表金晚植和朝鲜政府的美国外交顾问欧文·丹尼(O.M.Danny)展开交涉之后，终于与朝鲜签订了《朝法修好通商条约》。在这个条约中，朝鲜除了要接受法国所要求的“天主教宣教许可和对传教士的身份保护”之外，还签订有“对以教授和研究语言和科学、艺术、法律等为目的，而进入朝鲜的法国人予以保护”的条款。由此，法国获得了可以进驻朝鲜建立以传教为目的的教会学校的特权；以后根据“最惠国待遇”，所有西方列强均可与法国共享这一特权。
与此同时，韩国本土历史事件也对此产生了积极地促进作用，东学党起义(1890)和中日甲午战争(1894)等事件的爆发，使得朝鲜处于极度混乱的无政府状态；现实的混乱与苦痛使得民众将基督教作为抚慰心灵的“精神家园”。基督教开始迅速传播，出现了“以基督教来觉醒韩国”、“以基督教来宣扬民族意识”的民族主义近代化的主张⑦，而教会和教会学校正是民族觉醒意识的“摇篮”。韩国的基督教在以美国为主的外国传教士的帮助下，于1896年，信徒们在慕华馆前集会，高唱用赞美诗“America”填词改编而成的《爱国赞美诗》，为高宗诞生祝福祷告，赢得官方好感并从此获得传教的默许；⑧1907年在平壤开始了全民信教热潮“大复兴运动”；1909年信徒们高唱《求主救赎百万生灵》(A Million Souls for Jesus)，展开了“百万名救灵运动”。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使得韩国基督教开始勃兴，极大地促进了基督教在韩国的传播，于是以美国基督教传教士为主，开始大量登陆韩半岛。⑨到了1898年6月，朝鲜李朝开始向美国传教士发放“旅行证明书”(因传教事护照)，标志着公开许可传教活动的合法化，明确许可的传教活动的种类限制为教育和医疗两个方面，⑩即从1895年第一位西方传教士元杜尤等来韩传教开始，韩国的基督教正式发轫；在1886年7月11日，韩国人卢春京成为有史可查的第一位接受洗礼的基督徒，近代韩国基督教教会开始迅速发展(11)，终于拉开了崭新的历史篇章。
二、来韩教会所展开的音乐活动
19世纪末，随着美国民族意识的抬头，美对外传教运动也开始觉醒，成立了“学生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ary Movement,SVM)(12)，日后对韩国基督教传教起到了深远的影响。(13)美国的音乐发展与教会有着重要的渊源，对日本乃至整个东亚的学校西式音乐教育给予了决定性贡献的美国早期教会音乐家洛厄尔·梅森(Lowell Mason)(14)，在波士顿率先提倡以“教会唱歌学校(Singing School,Since 1717)唱歌为主的模式”为版本，将其作为学校音乐教育的基本框架，导入美国公立学校音乐课程设置之中。同时，由欧洲移民传入的“私人音乐教育”教育模式和欧洲乐器制造巧匠等相关从业人员来美等史实，在促进美国音乐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美国以“伴奏歌颂赞美”为主的教会音乐模式的形成与专业化发展。而韩国的教会发展又是以美国的长老会和监理会、圣洁会为轴干来构筑的。以美国人为主的西方传教士们，成长于本土音乐教育模式之下，同时又深受本土音乐发展模式的影响。他们以赞美诗教唱、教会唱诗班、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模式以及依托于传教士进行的私人音乐指导和热衷于社交音乐活动等，使之与基督教有着密切关联的音乐活动方式活学活用地运用到韩国，无形中开始了对韩国的西洋音乐传播。(15)
作为中产阶级家庭出生且接受了良好高等教育、年龄不超过30岁的年轻大学生们，他们积极向上且不满于现状，同时热情、正直、富有责任感以及冒险精神，怀揣着美国式清教徒的宗教理想来到了韩国。正式受命派遣来韩的首批传教士于1885年先后进入韩国，他们是安连夫妇(Horace Allen，长)和元杜尤夫妇(H.G.Underwood，长)、海伦夫妇(Dr.Heron，长)、斯克兰顿夫妇及母亲(William B.Scranton，监)、亚扁薛罗夫妇(Henry G.Appenzeller，监)等，都是来自美国势力最大的两个教会体系——长老会(16)和监理会(17)。传教士们主要居住于西方人聚集的贞洞(今位于首尔中区贞洞)，当时韩国早已门户大开物资充足，再加上美国本土所提供的充足资金，使得传教士以及其他外国人在汉城(当时名称)的生活与在本土的中产阶层的生活娱乐别无两样，特别是音乐方面，通过各种宗教或社交聚会展开并享受着西方式的音乐生活。
1.赞美诗的出版与发展
赞美诗是基督教音乐传播的重要部分和载体，对近代东亚西方音乐的传入起着重要的作用。韩国亦是如此，特别是在韩国最早的歌集——学校教材用唱歌集《普通教育唱歌集》(韩国政府印刷局，1910)出现之前，截止1910年出版的基督教赞美诗就成了一般大众所能够接触到的唯一的西方音乐的资料了。在美国传教士正式进入中国之前，韩国已经通过中国和日本有了局部接触，所以韩国近代最初的赞美诗是将汉语音译(Transliteration，即经韩文字母标记的中文发音版)或用英语来歌唱赞美诗的。(18)打破东亚汉字圈内部“二手传播”赞美诗的局限局面，用韩文翻译出版赞美诗初始于1892年，是由美监理会牧师琼斯(G.H.Jones)和路德维勒小姐(Ms.L.G.Rothweiler)共同编撰的27首无乐谱的歌词版《赞美歌》(
)，以后这种以歌词版出版赞美诗的方式占据了韩国赞美诗歌集出版的大部分份额。
而最早的乐谱版赞美诗是于1894年，由元杜尤为韩国长老会所编撰的《赞扬歌》(
)，以19世纪美国的标准赞美诗(Standard Hymns)和福音圣歌(Gospel Song)样式为模板制成，共收录117首赞美诗。其中88首为四声部乐谱版，余下的29首为歌词版。但是即使是歌词版，在歌曲上方还是标记了该赞美诗的曲名，以便在演唱时配合使用。这不仅是韩国最早的乐谱版赞美诗集，同时也是最早的五线谱乐谱集，更具历史意义的是这些乐谱都是以四声部为形式的乐谱；韩国学者闵庚燦认为：它的出现标志着韩半岛的音乐“以西方大小调体系为主的调性音乐时代”的到来。(19)
随着教会在韩国的迅速发展，主要依靠美国传教士(20)来完成的赞美诗的作词和翻译、编撰工作，经历了由生疏到熟练的过程，取得可喜的成绩，但是因为早期各教派是各自为营分散发展的原因，甚至偶尔还会有相互抵触的情况发生，所以这导致各教派对于赞美诗的使用也是各自独立而各用各的(参见表1)，同时也暴露出了赞美诗使用的混乱和缺乏统一性等问题。为了克服这些问题，韩国于1905年成立了“在韩福音主义宣教会联合公议会”(The General Council of Evangelical Missions in Korea，1942年解散)，同时下设“赞颂歌委员会”，这个具有进步意义组织的出现，使得韩国的基督教得以团结发展，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自强意识更为强烈。公议会在原有基础之上，首尔地区的长老会和监理会的专用赞美诗集《赞扬歌》(1894)中挑选了71首；平壤地区为中心的长老会《赞颂诗》(1895)中挑选了142首；首尔地区的英国圣公会《赞美歌》(1905)中挑选了87首；除去相互之间重复的曲目，再加上31首新添加的曲目；1908年出版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赞美诗《赞颂歌》，初版时有262首歌词版赞美诗；1909年再次出版了添加至267首的乐谱版赞美诗集。之后伴随着带有强烈基督教色彩的民族自强运动的发展，韩国基督教发展突飞猛进，相继出版了庞大数量的赞美诗集。下面表1是以韩国近代公认赞美诗的初版发行情况来统计整理的。
《赞扬歌》(1894)中英文封面
《赞颂诗》(1895)
《赞颂歌》(1908)
笔者根据韩国学者文玉培的研究统计：从1892年到1942年间，韩国公认与非公认赞美诗(初版)共有92本，其中歌词版6l本，乐谱版31本，即歌词版的赞美诗占了绝大部分。这是因为早期韩国信徒不能识读乐谱，所以通过外国传教士每年组织两三次的“查经会”来教唱，即信徒学习赞美诗的方法是“背唱”的方式，所以歌词版才是最需要的。而乐谱版的出版在1915年以前只有4本(22)，1915年以后共有27本(3本所属不详)，主要是长·监公议会(7本)、会长老会(5本)和监理会(3本)、圣洁会(5本)等美国教会，其余的有安息会、圣公会、浸礼会。(23)但是，这些赞美诗集通过改版和再版等方式，实际数量是非常之多，以对日后赞美诗编撰起到重要作用的长老—监理联合公议会编撰的《赞颂歌》(1908)为例，从1908年初版到1930年间共发行了43版次，共计874500本。(24)这还只是一个赞美诗版本的数据，由此赞美诗的传播范围之广，可见一斑。
2.传入路径研究
韩国赞美歌集的编撰过程中，在影响路径上，由于各教派的宗属关系以及入境路径的不同，依次主要受到了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影响。大致可以以1900年和1910年为界：1900年之前主要倾向于受中国的影响；1900年之后，根据所属教派的不同，开始倾向于美国和日本，但美国教会的影响大于日本；1910年之后，日本对韩国开始独占式殖民统治，所以这段时间里日本的影响开始强势起来。韩国通过这些路径接收到了基督教文化，韩文圣经和赞美诗的传入也是通过这些契机开始的。观察韩国赞美诗歌词“英文—中文—日文—韩文”的流传过程，亦可感受到韩国与西方以及与东亚国家间西洋音乐交流和相互发展的历程。
从中国路径的传入，早在外国传教士正式入韩的1885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长老会传教士罗约翰(John Ross)和马勒泰(John Mac Intyre)在与韩国接壤的中国东北地区从事传教活动，马泰勒为罗约翰的韩文老师李应赞施以受洗礼，之后陆续有李成夏和白鸿俊、徐相崙、金镇基等人在东北地区受洗，这些早期的韩国传教先驱者回国后，以各自的故乡为中心展开终身传教事业。在他们的帮助下，最初的韩文版圣经《耶稣圣教路加福音全书》终于于1882年正式面世了。与此同时，中文版西洋赞美诗则成为外国传教士入韩之前，在韩国流传的主要的赞美诗版本。韩国作为汉字圈国家之一，汉文在韩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所以早期传入韩国的中文赞美诗主要是通过音译(Transliteration)的方式来进行，即用韩文字母标记的中文发音版。但是在尚未进行“近代化韩文改良运动”之前，韩文的音标体系尚未建立统一的标准，再加上从赞美诗的专用宗教术语又都是外来语，所以混乱的“古韩语”即使是在今天看来也是很吃力，需要结合一定相关知识来揣测，更何况是教育普及无从谈起的19世纪末，使大众理解并接受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但是还有一个史实，在传教士来韩之后，考虑到中文赞美诗在韩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为了减轻韩国信徒对自己所选赞美诗的生疏感，在编撰和翻译早期赞美诗集时，几乎都是以中文赞美诗为参考筛选的，并且中文的范本给予了传教士们不少的经验，所以这一时期很多的韩国赞美诗都可以看到汉字目录和标题、汉字宗教术语、歌词的中韩文对照、汉文歌词的韩文音译等。比如，圣公会出版的《赞美歌》(
，年度不详)，在全部50首赞美诗中，有9首是完全用汉字出版的；1910年出版的《圣会颂歌》(
)中也收录了2首完全用汉字编撰的赞美诗，并且都是接近白话文体的歌词构成的。但在当时原本教育就不是很发达的社会历史现状下，接受对象均为文化教育相对不足的中下阶层信徒，他们在实际的接受过程中，确实很难理解和接受，所以以后中国赞美诗渐渐被美国和日本的影响所取代。
元杜尤编撰的《赞扬歌》(1894)汉文标题与韩文歌词排版
日本的影响情况是由于1882年东渡日本的修信使朴永孝和李树廷，于1883年在日本受洗，并受到“在日美国圣书公会”总务卢米斯(Henry Lommis)的委托开始翻译韩文圣经，并于1885年出版发行了韩文版《马可福音全书》(25)。之后，来韩西方传教士们大都是经由日本进入韩国的。圣洁教(Holiness Church)是在韩传教教会中除长老会和监理会的第三大教会，本部在日本，是所属于东方传教会(Oriental Missionary Society,OMS)的传教士考曼(Charles Elmer Cowman)、吉宝崙一起建立的基督教新教教会(Protestant Church)，同时该教会还设有“东京圣书院”。韩国人金湘濬和郑斌等在该学院毕业，1907年回国后开始积极投身圣洁教在韩国的传教发展事业，从韩国圣洁教的赞美诗与日本圣洁教本部的关联就可想而知了。日本对韩赞美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编撰体制和收录曲目、乐谱版面构成方式等方面；由于日本在近代印刷方面先于一步，所以当时韩国所出版的赞美诗所有的歌词版都是在韩国印刷的，而所有的乐谱版都是在日本印刷的(26)，于是韩日在印刷谱面的构成方面几乎一致。除此之外，在赞美诗的编撰方面，日本对韩国也给予了积极影响。韩国圣洁会发行的第一个赞美诗集《福音歌》(
)就是根据日本圣洁教本部的“福音圣歌”(Gospel Hymns)来翻译的。具体关联赞美诗的情况如表2：
日本对韩国赞美诗的影响，在“韩日合邦”(1910)之后变得更加深入。日本通过带有强烈殖民色彩的“朝鲜传道论”和“教会运动”(28)等宗教政策，给韩国基督教发展打上了深刻的“日殖”烙印。表3试以1924年韩国《新增福音歌》中，收录于日本《改訂譜附 救の歌》中的18首赞美诗为例(29)(数字代表各自赞美诗集中的序号)。
西方传教士入韩之后，马上开始着手赞美诗的编撰工作，各个教会以独立的方式编撰自己教会的赞美诗，同时也体现各教会之间所编撰赞美诗的差异性。外国传教士们所编撰的赞美诗均来自本国的赞美诗。今天通过这些选编赞美诗的整理可以观察到各教会赞美诗的特点和倾向。美国各教会是在韩传教的主力军，所以对美国赞美诗的接受是韩国西洋赞美诗的重要部分，很多广为流传的赞美诗均来自美国。以元杜尤编撰赞美诗集《赞扬歌》(
)为例，这个赞美诗集子于1894年出版以来，便不断地增补新的内容，一边持续再版发行，对整个韩国赞美诗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编撰者元杜尤就是参照挑选了本国赞美诗编撰而成，主要来自作为美国标准赞颂歌(Standard Hymns)代表的美监理会专用赞美诗集New Laudes Domini(N.L.D,1892)，共收录了53首以及作为美国福音圣歌(Gospel Song)代表——美国福音赞美诗集Gospel Hymns Complete(G.H.C)，共收录了25首，即这两大美国代表性赞美诗集对韩国西方音乐的启蒙起到了积极作用。所以这些史实使得韩国的赞美诗直到今天还保持着福音主义(Evangelicalism)的传统特征。表4列举了早期具有代表性的、且对日后韩国赞美诗发展给予了深远影响的赞美诗集。
3.赞美诗与韩国近代西方音乐发展
在众多韩国赞美诗中，介绍几首具有代表性的赞美诗。(32)最早进入韩国并广为传唱、和中国有着渊源关系的赞美诗，就是《耶稣爱我》(Jesus loves me,this I know)，是由威廉·布拉德布里(William Bradbury)作曲，发表于1862年美国主日学校赞美诗。这首歌日语称作《主ゎれを愛す》(しゅゎれをぁぃす)，1872年第一届传教士会议上，由浸礼会(バプテスト，Baptist)传教士(ジョナサン·ゴ一ブル，Jonathan Goble)首次翻译并出版。在19世纪80年代末传入韩国，最初是用英文和中文的歌词来歌唱的，1887年圣诞节的时候，翻译了韩文歌词，歌名为《
》(现名：
)，由贝特尔教会(bethel church，
)正式公开首唱，但遗憾的是首次演唱时所用的是日文版。1894年这首歌收录于元杜尤的《赞扬歌》之中，以此为契机在韩国广为流传。这首被誉为是“韩国西洋音乐第一号”的赞美诗，不仅深受韩国人喜爱，同时也深受中国(33)和日本(34)甚至全世界的喜爱。这首西方人用大调式五声(省略fa和Si)音阶创作而成，非常“中性化(东西之间)”是其一大特色，这种近似于东亚传统音乐调式的旋律很快被韩国人接受和喜爱。
还有一首，因为当时传入东亚版本的编撰者对整个东亚的西方音乐传入给予了重要贡献——即美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洛厄尔·梅森(Lowell Mason)。他在1856年编撰了《与主更近》(Nearer My God To Thee)(35)，这首赞美诗在中国也广为流传，李叔同将其改编成学堂乐歌(36)；日本于1874年出版发行，收录于摄津第一公会的赞美诗集中，日文名为《主ょ御許に近づかん》(しゅょみもとにちかづかん)；韩国于1887年圣诞节，还是在贝特尔教会用韩文翻译，并用韩文首唱，韩文歌名为《
》(现名：
)，这首歌也收录于1894年元杜尤的《赞扬歌》之中，之后在韩国广为流传，几乎成了韩国传统民谣，不管是信徒还是非信徒都非常喜爱且传承至今。
收录于1909年联合教会的《赞颂歌》的《安妮·劳丽》(Annie Laurie)，当时韩文版译作《返璞归真》(
)，今天叫做《通往天国的光明之路》(
，The Bright Heavenly Way)。这首赞美诗是1834年左右，由苏格兰女作曲家斯科特夫人(Alicia Scott)改编于一首古老的苏格兰传统民谣；1892年在韩国从事传教事业达48年之久的美国长老教传教士斯瓦伦(William Swallen)，根据此旋律自己创作了韩文歌词，发表于1905年出版的《赞颂诗》(
)之中；乐曲则通过1909年出版的《赞颂歌》(
)公布于世。(37)这首赞美诗作为“活化石”保留着原来的面貌一直流传至今还为人们所喜爱并传唱。
很多欧洲的民谣通过赞美诗传入了韩国，广为流传，如苏格兰传统民谣《友谊地久天长》，同时又是非常有名的赞美诗(Auld Lang Syne)(38)；1896年11月12日，在韩国独立门的奠基仪式上，培材学堂的学生们高唱了同样是这首赞美诗的旋律填词改变的《爱国歌》(
)；1908年，收录于早期韩国基督教人尹致昊编撰的《赞美歌》(
)的3首“爱国歌(39)中的两首歌名为《Patriotic Hymn NO:Ⅲ》和《Patriotic Hymn Ⅰ》(后缀于爱国歌的编号是依照原谱书写，非笔误)，是依据《友谊地久天长》旋律填词而成最早的歌曲出版版本。在“旧韩末”时期，这首赞美诗超越了宗教身份的界限广为传唱，流传至今。韩国人以这首赞美诗为母版，对节奏和乐句稍作处理之后，成为了今天大韩民国的国歌《爱国歌》(
)。
《天佑国王》(God save the king，又名God save the Queen)既是赞美诗同时也是英国的国歌。这首歌在韩国最早的记录是在1896年9月9日，由元杜尤创立的“新门内教会”(
，Since 1885)(40)为了庆祝朝鲜李朝高宗皇帝的寿辰，全体信徒高唱用这首赞美诗旋律填词改编的《皇帝诞辰庆祝歌》(
)。
这些传入韩国的基督教赞美诗有很多是取材于欧洲的传统民谣或由欧洲音乐家作曲创作的，是西方音乐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而19世纪末基督教传教士们带来韩国的赞美诗都是以19世纪美国标准赞美诗和福音圣歌为基础编撰的，同时还参考了中国或日本等相同文化背景国家所“筛选”的赞美诗，所以早期韩国基督教赞美诗旋律，具有旋律清新悦耳，单纯而不失情趣，且朗朗上口。他们绝大部分都是以典型的西方大小调体系的为基础，采用西方大小调音阶，同时又都是遵循功能性和声进行(Ⅰ—Ⅳ—Ⅴ)为原则，歌词与旋律讲究韵律，乐句和歌词结构规整，旋律平和富有歌唱性和抒情性，歌曲旋律音域不宽且绝大部分音程连接平稳。这些在韩国广为流传的赞美诗，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带有鲜明的“中性色彩”，即都具有五声音阶(Pentatonic Scale)的特性，笔者认为这是促进包括韩国人在内的所有东亚国家(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受容西方音乐的钥匙。再加上，美国教会音乐重视歌唱赞美诗、强调音乐教育、讲究赞美伴奏等特点，从声乐和器乐、功能性和声等方面，多层面地刺激了韩国西方音乐的启蒙，从此西方音乐在韩国迅速生根发芽。
尹致昊编撰的《赞美歌》(
)
《皇帝诞辰庆祝歌》(
)
基督教教会和赞美诗对韩国的西洋音乐发展以及韩国的歌咏文化给予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由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传教士们传入韩国的基督教赞美诗，对韩国西方音乐的传入和发展给予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在西方音乐尚未登陆的真空状态下，赞美诗在韩半岛的白纸上，开始勾画了今天韩国西方音乐最初朴素真实的图案。在社会空间里所举行的宗教活动，通过一起歌唱赞美诗或者教授赞美诗等音乐行为，随着信徒的不断壮大，有效地传播了西方音乐，陶冶了早期韩国人对西方音乐的接受审美；而对于非信徒大众来说，通过公开或非公开的宗教活动，赞美诗在社会音乐空间里直接或间接地自由传播，无形中潜移默化地滋润了韩国人的审美心理。特别是在早期文教和印刷事业尚不发达的时候，韩国人是通过“背唱”的方式来学习或传唱赞美诗的，这使得西方赞美诗旋律更加深刻地记忆在脑海之中，成为了他们日后所熟悉的，但又具有鲜明异质文化特性的“洋乐”旋律。这些具有启蒙意义的旋律，对于以后韩国西洋音乐史的重要部分，诸如爱国歌和独立军歌、抗日斗争歌、唱歌、学校唱歌等“歌唱文化”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早期教会因为在尚不具备能力独立作曲的早期，这些耳熟能详的旋律成为“No－ga－ba”(依曲填词)丰富的借鉴资源，即韩国人将这些主要来自美国的赞美诗，转变成了“韩国早期本土的、大众化的歌曲”，审美身份的巧妙转换，“是洋还是土，是我的还是他的”的界限已经越发模糊了。在教会里，信徒们汇聚一堂，齐声高歌赞美诗的歌唱方式，为日后集体歌咏——合唱的兴起，起到了促进作用。近代韩国新教民族主义者(Korean Protestant nationalists)通过基督教来树立自己的“自强民族主义”(Self－Reconstruction Nationalism)(41)。这种倾向当然也深深地影响到了文化领域，韩国人的宗教观及基督教在韩半岛的复兴，全方位地促进了西方音乐在韩国的传播。
东亚关于“西洋音乐受容史”的研究风潮，其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日韩本国的音乐学研究。触类旁通，对于中国学者同样具有一定的启示，包括中国西洋音乐传入在内的中国近代史时期，是一个绝对值得中国学者再次进行历史性反思研究的部分。中国的“西洋音乐受容史”研究其意义与日韩的本土化研究意义是一致的，对于拓展音乐学研究新领域和树立中国特色音乐学研究、重申中国本土化研究的正当性与自我存在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本国学者的纵向深度梳理研究，同时兼备同时期东亚国家间历史交流的横向研究，让东亚学者们一起联手，共同书写东亚音乐学研究的新篇章。
注释：
①所谓“事大主义”(韩语：
)是一种儒家的外交理念和政策，特指1392—1895年朝鲜王朝对中国明朝和清朝称臣纳贡、积极效仿的政策。1895年朝鲜高宗宣誓《洪范十四条》，第一条即称“割断依附清国之虑念，确建独立自主之基础”。朝鲜半岛与中华帝国上千年的宗藩关系就此终结。事大主义也被韩国当代的部分学者认为是朝鲜王朝末期妨碍朝鲜近代化的原因之一。
②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有：晋州民乱(1862)、蔚山起义(1875)、韩山起义(1878)、德源起义(1879—1880)、长连起义(1881)、鸟岭起义(1881)、安东起义(1881)、壬午兵变(1882)、东学党起义与甲午农民战争(1894)。
③1876年2月27日，朝鲜与日本签订了《江华岛条约》，同年8月24日，续签了《朝日修好条规》和《朝日贸易条规》。
④曹中屏《韩国近代史(1863—1919)》，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73—75页。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签订国：朝美(1882)、朝英(1882)、朝德(1883)、朝意(1884)、朝俄(1884、1888)、朝法(1886)、朝奥(1892)、朝比利时(1901)、朝丹麦(1902)等。
⑤近代韩国(朝鲜李朝)最早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1876年2月27日所签订《江华岛条约》，美国是所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第二个国家，但它是第一个西洋国家。
⑥Ryu Dae-young,Gohong's Attitude and Policy toward Christianity and Missionaries,1882-1905,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in Korea,The Institute for Korean Church History,Seoul.S.Korea,2000(13),pp.15-16.
⑦教会组织的群众集会高唱爱国歌以及在各基督教教会学校组织爱国学生会等各种与基督教有关的爱国运动，于是基督教成为爱国运动的核心部分。
⑧朝鲜报纸《独立新闻》(1896年9月1日)：“为了大君主陛下和朝鲜人民，向主赞美祈祷，下午4点在慕华馆集会，共唱爱国歌和赞美诗。”
⑨基督教长老会系列的各大教会，如美国北长老教会、澳洲维多利亚长老教会(Rev.Joseph Henry Davies和他的姐姐Mary T.Davies,1889)、美国南长老教会、加拿大长老教会(W.R.Foote牧师夫妇和Dr.Robert G.Grierson医生夫妇、D.Mc.Rae牧师，1898)等；基督教监理会系列的教会，如美国北监理会(1885)、南监理会(1896)；其他教会有英国圣公会(1890)、美国浸礼会、圣洁会(1907)、救世军(1908)等。
⑩［韩］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所编《美案，美国间外交文书》、《旧韩国外交文书》，高丽大学亚细亚研究所出版发行(首尔)，2010年11月19日，Vol:11，(美案no:2)，第242页。
(11)传教士来韩之前的十年是韩国基督教苦苦奋斗的十年，教会发展效果甚微。1886年卢春京受洗，至1886年末9人受洗，1887年25名，1888年65名，1889年100名，1890年155名，1894年500名，1895年746名，1896年2500名，1897年3300名。进入1900年的当年为12000名，1905年26057名，1920年92510名，1930年125479名。
(12)“SVM”于1886年成立于美国诺斯菲尔德(Nonhfield)，是为了给美国大学生挑战传教布道的机会，由毕尔逊博士(Arthur Tappan Pierson)和穆迪(D.L.Moody)一起发起创立的传教运动组织。1886年在黑门山(Mt.Hermon)由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等来自美国和加拿大89所大学的251名大学生代表，参加了7月6号至8月2号的“大学生基督教青年会夏季圣经学校”。在这次活动中，当时在传教和说教方面非常突出的毕尔逊博士通过充满激情的演说，发表了创立提案。活跃于中国的传教士耶士摩(William Ashmore)在这次机会上喊出了“我们必须得去，前往所有地方！”的口号，给年轻的基督徒们带来了极大地感动和鼓舞。受到这一运动组织影响的年轻传教士们，很多人来到了韩国，对传教和教育、志愿活动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毕尔逊博士本人也于1910年访问韩国并讲授圣经。
(13)［韩］Ryu Dae-young《早期美国传教士研究》，韩国基督教历史研究所(首尔)，2001年，第51页。1906—1909年间，来韩传教士的70％均来自SVM。
(14)［日］手代木俊一《日本的赞颂歌》，［韩］Min Gveong-chan(闵庚燦)译《音乐理论研究》，国立首尔大学西洋音乐研究所1998年，(no:3)，第55—63页。洛厄尔·梅森(1792—1872)，美国早期教会音乐家，赞美诗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创作了超过1600首赞美诗音乐；他率先将音乐教育导入美国的公立学校教育，同时彻底转变了早期美国教会音乐落后的局面，使其转变为拥有专业唱诗班和使用管风琴伴奏教会赞美诗的新局面。
(15)［韩］Kim Dosoo《关于18世纪美国Singing School的发展过程与唱歌教材的相关考察》，《浪漫音乐》，vol:16(no:64)，2004年秋季刊，第45—71页。
(16)美国北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简称PCUSA，Since 1789)，属于这个教会的传教士还有Rev.S.A.Moffett(1890)、Rev.W.M.Baird(1891)、Rev.W.L Swallen(1892)、Rev.Graham Lee(1892)等，他们主要在平壤和釜山一带展开发展教会活动；活动于南部内陆城市大邱的Rev.J.E.Adams夫妇(1895)；活动于内陆城市清州的Rev.F.S.Miller(1892)等。之后，北长老会陆续在宣川(1901)和安东(1909)等地方建立并发展教会。
美国南长老会(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United States PCUS)，于1892年派遣Miss Mattie Tate和Miss Linnie Davis、Miss Pasty Bulling等年轻未婚女性传教士来韩，之后主要在韩国的光州和群山、木浦、顺天等地方设立传教支部，主要以展开传教和教育、医疗等教会活动。
(17)监理会(Methedist Episcopal Church,South,1844—1939)，中国叫做“卫理公会”，是于1844年从美国卫理公会大分裂出来的。北方的教会称为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1784—1939)，南方的教会便是监理会。
(18)［韩］Moon Ok-bae(文玉培)《韩国教会音乐受容史》，Yesol Press,Seoul 2001年，第35—36页。
(19)［韩］Min Gyeong-chan(闵庚燦)《东亚与西洋音乐的受容》，音乐世界出版社(坡州)2008年，第219—221页。
(20)他们是监理会所正式认可的Rve.Underwood、Mrs.Baird、Mrs.Noble、Mrs.Jones、Korean lady、MissDoty、Dr.Scranton、Miss Lewis、韩国培材学堂的学生、梨花学堂的女学生等以及长老教会正式认可的Rve.Underwod、Mrs.Baird、Miss Rothweiler、Miss Perry、Miss Stong、Mrs.F.S.Miller、Mr.Jones、Mr.Fenwick、Mr.Swallen、Mr.Gale、Mr.Pieters、Miss Best、Mr.Moore、Dr.Avison、Dr.Grierson、Dr.Bernheisel、Mr.Engel、Mr.E.H.Miller、Kim In-sik等。
(21)［韩］Moon Ok-bae(文玉培)《韩国赞颂歌100年史》，Yesol Press,Seoul，2002年，第418页。
(22)这四本赞美诗是：1.H.G.Underwood的《赞扬歌》(1894，27首)，发行人是京城耶稣圣教会堂，属于监理会；2.Commiltee的《赞圣诗》(1905，151首)，发行人是平壤大韩长老公议会，属于长老会；3.Committee的《赞圣诗》(1907，151首)，发行人是平壤大韩长老公议会，属于长老会；4.A.A.Pieters的《赞颂歌》(1909，267首)，发行人是京城朝鲜耶稣教书会，属于长·监公议会。
(23)同注(18)，第421—424页。根据《韩国及你带赞颂歌集目录：年度顺》再整理。
(24)H.D.Appenzeller《序文》，《新定赞颂歌》(193I)，第一版(韩文史料)。
(25)［日］吳允台《日韓キリスト敎交流史》，东京新敎育出版社1968年版。
［韩］Kim Bonghee《韩国基督教文书刊行史研究(1882—1945)》，梨花女子大学校出版部(首尔)1987年版。
(26)同注(18)，第362页。与此相关的代表性史料有：1.《赞扬歌》(1894)，发行人：耶稣圣教堂，出版：三文出版社(The Trilingual Press,Seoul)；印刷：Yokohama Seishi Bunsha,Yokohama Japan。2.乐谱版《赞圣诗》(1905)，发行：大韩长老公议会；印刷：福音印刷所(The Fukuin Printing Co.Yamashita-Cho,Yokohama,Japan)。3.乐谱版《赞颂歌》(1909)，印刷：福音印刷所(The Fukuin Printing Co.Yamashita-Cho,Yokohama,Japan)。
(27)How the Korean Work Began,Electric Messages,Dec.1908,Vol:3,no:2，［韩］文玉培(2001)再引用。
(28)［韩］Kim Seung-tae《朝鲜文的急务》，《日帝强占期宗教政策史材料集》，［日］渡濑常吉《朝鲜文化の急务》，警醒社书店(东京)1913年。
(29)同注(18)，第366页。
(30)Methodist Hymnal最早来自于John Wesley在1780年编撰的539首，之后经补充于1876年出版。
(31)Epworth Hymanl，编撰者是John Heyl Vincent，属于美监理会(又名：卫理公会)。
(32)同注(18)，第19—25、49—52页。
(33)钱仁康《学堂乐歌考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页：李叔同用这首赞美诗改变成《爱》，收录于1905年有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国学唱歌集》。
(34)日语称作：《主ゎれを愛す》(しゅゎれをぁぃす，Jesus loves me,this I know)，1872年第一届传教士会议上，由浸礼会传教士(ジョナサン·ゴ一ブル，Jonathan Goble)首次翻译并发表；1922年由野口雨情作词，中山晋平作曲，创作成日本童谣《肥皂泡》(シャボン玉，しゃぼんだま)，发表于杂志《金之船(金の船)》。
(35)Nearer My God To Thee是一首19世纪的基督教赞美诗，是由亚当斯(Sarah Flower Adams)根据圣经故事创世纪(28:11－19)整理歌词，在1841年亚当斯姐妹整理音乐，由伊莉莎(Eliza Flower)作曲，收录于佛克斯(William John son Fox)的《赞美诗与圣歌》(Hymns and Anthems)之中。
(36)同注(33)，第272页：李叔同用这首赞美诗改变成《化身、男儿》，收录于1905年有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国学唱歌集》。
(37)同注(19)，第23—25页。
(38)Auld Lang Syne的歌词最早见于1788年由伯恩斯(Robert Burns)创作的一首苏格兰小诗；这首给人感觉具有五声调性的苏格兰民谣旋律，被推测很可能是来源于当地古老的节奏活泼的舞曲。
(39)所谓爱国歌是韩国早期歌曲中的一种题材，歌词内容具有进步意义，主要是忠君爱国、富国强兵、文明开化、民族自强等。
(40)新门内教会(
，Saemoonan Presbyterian Church)，1885年由传教士元杜尤创立，并在此设立了孤儿学校——元杜尤学堂(后称：儆新學敎)，该校学风开明，培养了宋淳明、安昌浩、金奎植等早期韩国民族运动领导者。
(41)Kenneth M.Wells,New God,New Nation:Protestants and Self-Reconstruction Nationalism in Korea,1896-1937,Unir.of Hawaii Pres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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