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贫富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富论文,中国古代论文,中国论文,启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51(2001)05-0040-(04)
一、中国古代贫富思想发展与演变评述 1.春秋战国时期的贫富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也是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的时 期。社会制度的急剧变迁引起人们思想的巨大变化，这一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化繁荣现象 就是其体现。这一时期，各路诸侯逐鹿中原，连年内战造成百姓流离失所；加上封建领主和 封建地主的剥削，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起来。
这一时期的贫富思想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这一时期的贫富思想都绝大部分是代表统治 阶级的，都在为统治阶级的剥削辩护，而几乎听不到劳动人民的声音。如孔子“不患贫而患 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1]，即在阶级范围内均贫富；韩非将贫富分化归于人们的懒惰、 奢 侈与智愚不同，“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2]；再如荀卿的“分均则不偏（治也） ”[3]，“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4]等等。
当然，他们的思想并不乏科学的见解。如管子将贫富分化的原因归于富豪的兼并，并提出 “贫富有度”，“富而能夺，贫而能予”，[5]“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6]主张 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
第二，由于封建制度刚刚确立，生产尚未得到恢复与发展，封建制度的许多问题尚未暴露 出来，因此这些思想家对贫富分化问题的认识只是处于一个相当感性的水平上，对于封建社 会中造成贫富分化的根源几乎没有触及到。一方面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为发展自己 的势力比较注意养民的政策。另一方面是因为封建制度刚建立，土地兼并的问题并不严重， 因此贫富分化只是稍露苗头，并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而且当时生产力还相当落后，封建制 度的各种矛盾尚未充分暴露出来，他们也不可能认识那么深刻。
2.秦朝至唐朝时期的贫富思想
在本文中，将秦朝至唐朝单独划为一个时期，不仅仅是因为这一段时期作为封建社会的前 期，到唐朝封建社会达到鼎盛时期，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到唐朝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租佃关 系已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变化与农民的日渐贫困是相对应的。这一时期的 ，由西汉“豪强之暴，酷于亡秦，今豪民占田，或至数千百顷，富过王侯。”[7]“人相食 ，父子相弃”，“贫民菜食不厌，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8]到唐朝“朱门酒肉 臭，路有冻死骨”，农民受到贵族、官僚、地主的残酷压榨，终年劳作而不足以养生，只好 抛弃田地，“流散冗食，饿死于道”，[9]贫富分化在逐渐加剧。
同时在这一时期，反对贫富分化的最主要的声音是实施均田制，这也是这一时期贫富思想 的最主要的特点。它表明了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对贫富分化问题的认识已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 平，因为它已经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即土地问题。但由于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们的政策 主张并无多大的实践意义。但分析它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却很有帮助。
(1)对引起贫富分化原因的分析已经比较深刻，最主要的观点是将其归结为土地自由买卖下 的土地兼并。如董仲舒说：“至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王 莽认为，自秦朝以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10]
造成贫富分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沉重的税租。董仲舒说：“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 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戌，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 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11]至王莽时期，“厥名三十税一 ，实十税五也”，农民“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到唐朝“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 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货其种食，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 田之家，做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厚敛促征，皆甚公赋。私家收税……是二十倍于 官税也。”[12]。
(2)在治理贫富分化的政策主张上，同上述原因相对应主要是针对土地和税租进行的改革： 如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以澹不足”的限田论。他说：“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 限民名田，以澹不足”[13]；再如王莽推行的“王田制”，这是封建社会土地制度变革中唯 一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国有制。“王田制”规定，“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 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1 4]即变土地私有制为国家所有制，禁止土地自由买卖。在王莽看来，实行土地国有是遏制土 地兼并和实行他的土地制度的先决条件，这是非常重要、也很深刻的认识。
另外他们要求减税降租。如董仲舒主张减轻赋税，消除奴婢制度。他说：“薄赋敛，省徭 役，以宽民力。”[15]陆贽要求降租。他说：“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这样可 以“微损有余，稍优不足，损不失富，优可赈穷”。[16]
3.宋朝至1840年时期的贫富思想
这一段时期是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阶段，“这个下坡运动蜗牛式地前进，缓慢地持续了九 百多年”[17]。这一时期的贫富分化依然上演着前朝的历史悲剧，由“富者日长，贫者日削 ” [18]“贫民无立锥之地，而富者田连阡陌”[19]到“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地主阶级 对农民的巧取豪夺和残酷剥削变本加厉。
这一时期的贫富思想突现了两个特点：第一，从主体上讲，要求“均贫富”的声音更多地 不是来自于个别的思想家，而是来自于最广大的农民。第二，从内容上讲，为解决贫富分化 提出的方案越来越多，当然其中最重要的依然是土地制度的改革，但同时有很多其他的具体 的政策措施值得我们借鉴。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农民革命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北宋初期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 “均贫富”的口号，宣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20]；南宋钟相起义提出“等贵贱 、 均贫富”的口号，否定了贵贱贫富之分，“以劫财为均平”[21]反映了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 。然而这时的农民尚未认识到贫富分化的根源在于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而只是从表层现象 上认识到富人与穷人的对立。因此他们的口号中也没有涉及到最本质的因素：土地。这种思 想一直到明末农民起义才得以改观。李自成起义提出了“均田免粮”[22]的口号。它虽然带 有绝对平均主义的色彩，但毕竟触到了封建国家的心脏，反映了农民更加彻底的反封建思想 ，也是农民“均贫富”思想发展历史的最高潮。
这一时期对土地制度的改革思想也多种多样。比如北宋的李靓的限田制。他说：“法制不 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故平土之法，圣人先之”[23]“土天下之广也， 而一块莫敢争，先为之限也”[24]“限人占田，各有顷数，不得过剩”[25]。即，首先要确 立土地的所有权，均田之法确立之后才可抑制土地兼并。持有类似观点的有南宋的林勋，明 末清初的黄宗羲等。其他的方案也有很多，诸如王源的惟农有田论，“有田者必自耕……惟 农有田耳”[26]；又如清初颜元、李恭的“可井择井，难则均田，又难则限田”[27]等。
二、对古代贫富思想的分析
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贫富思想演变过程的分析，我们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土地制度的变 迁与农民贫困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第二，为什么均田制改革一次又一次地在各个王朝推行? 王莽的土地国有制为什么会失败?第三，在实行均田制过程中，皇帝为什么有权力对土地进 行重新划分?本文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是土地制度，第二 是政权性质。
(1)中国土地制度的变迁经历了从公有到私有的过程。封建领主时期，土地是国有，“溥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实行分封制，国王把土地分给诸侯，但国王拥有 所有权而各诸侯只享有使用权。这一时期的土地大部分是公田，私田仅占一小部分，主要是 个人开垦的。但到了封建制度确立之后，地主不仅拥有了土地的使用权，而且拥有了所有权 。土地的绝大部分是私田，公田（即皇帝拥有的土地）仅占一小部分。
国家运用政治权力对土地征税，所有者运用所有权对土地征租。而在封建领主制度下，土 地大部分是公田，国家和土地所有者是合二为一的，因此表现在租税上是租税合一。在封建 地主制度下，土地大部分是私田，因此表现在租税上是租税分离。农民失去土地后必须租借 地主的土地，必须交纳沉重的地租，而地租较国家税收要繁重得多。
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土地由农民向地主集中的历史，也就是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历史 。但均田制本身并不会引起劳动人民的贫穷，导致贫富分化的最关键的环节是为什么农民的 土地一次又一次地被蚕食鲸吞掉?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基本问题：政权性质的问题。
(2)在封建社会中，皇帝既是国家的代表，又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皇帝 行为目标的多元化。首先作为地主阶段的代表，他要和其他地主联合起来，共同剥削劳动人 民以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封建政权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利益的一致性。其次他作为国家 的代表，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他要考虑到劳动人民的负担，限制大地主对劳动人民的过度 压榨和掠夺。这就是我们见到封建社会各王朝不断推行均田制而国有制只搞过一次却以失败 告终的原因。土地兼并严重的时候，皇帝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搞一下不疼 不痒的均田制。而封建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农民的利益是不会受到根本保护的，即使他们得到 的一小块土地也会被再次蚕食鲸吞掉。均田制再次实施，历史再次重演。而在西汉末年，土 地兼并异常严重，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王莽推行了比较激进“王田制”，理所当然地受到地 主阶级的联合反对，况且王莽自己就是大地主的代表，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3)权力是有层次性的：首先是国家产权，其次是所有权，再次才是使用权，因为不论在封 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纯粹的私有产权是不存在的，国家至少有权力对 土地征税。因此马克思说：“国家产权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28]。这也正如 我们上面说过的：在封建社会皇帝是最高的地主，是国家的代表，他掌握着整个国家机器。 因此他随便没收谁的家产都是天经地义的，虽然这种做法太霸道、太不公平，但在这种制度 安排下，它是合理的。这就是古代思想家为什么提不出解决土地兼并的根本有效的方案的原 因；封建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而这种所有权的安排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政权性质的制约，或者说这种所有权是残缺不全的。
三、评价与启示
我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贫富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断地发展与深化。总结他们的思想 ，探讨其演变的规律对我们今天的改革是很有意义的。
1.贫富思想的评价问题
贫富问题首先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问题，而谈到分配必然牵扯到先进性与公平性的问题，也 就是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本文认为，评判一种贫富思想或评判一种分配关系、分配政策首先 应看它所带来的效率，其次看它带来的公平。这里的公平指的是财富分配的状况，虽然没有 人对公平下过严格的定义，但一般来讲，这种公平应该首先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 能把贫富差距保持在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理解为效率与贫富的问题。在一定贫富差距范围内，效率与公平呈替代的关系。我们决不 能以现代人的立场和观点去评判古人的思想如何落后。比如说，管子的“贫富有度”，荀况 的“惟齐非齐”对当时生产力的发展都是有利的，因此它是先进的，然而它并不公平（封建 地主土地所有制就决定了这种不公平性）。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的分配政策的侧 重点会随着环境的不同而不同，有时会为了促进生产的发展而倾向于效率，有时会为了维护 社会的稳定而倾向于公平。
经济学家胡鞍钢指出：“中国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增长优先战略，而对收入上分配差距 的扩大没有给予太多关注。长期实行这一增长优先的战略导致了以下社会后果：虽然中国经 济在进入八九十年代以后一直增长最快，但是中国的收入不均等程度普遍性扩大，中国社会 变得更加不均等。”[29]因此，在保持了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之后，我们应该慎重地对待贫 富分化的问题了。
2.正视我国存在的严重的贫富分化
在封建社会民乱始于“贫富之不齐”，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和最终目的，更不能允许严重的两极分化的存在。然而，中国现在已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 重的国家之一。李实、赵人伟认为，就全国收入分配的整体状况来看，改革以后居民收入分 配的差别基本呈现一种不断上升的趋势。1995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比1998年的0.38 2高出7个百分点。[30]统计显示：90年代初期，10%的人掌握60%的有价证券和40%的银行存 款；90年代中期，20%的人拥有80%的存款；90年代末，3%的人口居民储蓄存款的47%。这种 现象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相违背的。
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民不论在收入上还是社会地位上仍然是社会的最低层 。据统计，到1999年底，按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核算，全国农村还有3400万极端贫困人口的温 饱问题仍没解决。需要指出的是，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是以1985年平价购买力计人均每天最 低消费1美元，年收入低于375美元即为贫困。而在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为1998年价计人均 年纯收入635元，折合美元约为77美元，比国际公认标准低80%。因此要解决我国的贫富分化 的问题就必须解决农民收入太低的问题。
3.保证我们的政权性质是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的基石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居于统治地位，实行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这是 引起贫富分化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地主阶级的本质决定了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的利益是 根本对立的。而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权。这决定了我们实 行的土地改革是以广大农民的利益为重。也正因为此，毛泽东才会讲“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 上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都是农民主义”[31]因此要保证农民的 利益就必须首先保证我们政权的性质，通过优化和完善产权安排，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和权力，消除特权阶层的地位和权力，使我们的社会由按照等级来排序过渡到按照产权来排 序。
4.地权改革——解决中国贫富分化的重要问题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思想家将引起贫富分化的原因归结为土地私有制引起的兼并，这已经是 比较深刻的认识。然而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们并没有提出彻底有效的主张来，而是 舍本求末，要求在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限制兼并，如董仲舒的“限民名田”政策主张。
当今，土地作为我国基本的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 。但农民的这些权利有时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障。任意霸占农民土地却不给予相应的报酬， 或强制农民生产某种农作物侵犯农民的经营权，或任意摊派侵犯农民收益权的行为经常发生 。 中国大部分农民的收入来自于土地，农民的收入得不到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也日渐疏远 ，地权改革，维护农民的合法、合理的权益，势在必行。当然，具体制度的完善尚需时日， 但一定要让农民有安全感，生产有积极性，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农民的权利，任何部门为公共 利益或其他原因划占土地必须给予相应的补偿，保证农民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的完整性。
［收稿日期］2001-0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