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恢复、发展工业的基本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经济论文,时期论文,经验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总结了建国初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恢复和发展工业的基本经验，诸如：坚持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为中心任务；治理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加强廉政建设；恢复和发展工业的重点部门和重点工业区……等等。作者认为，这些经验的许多方面对当前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仍然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依据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恢复、发展包括工业在内的国民经济。当时实现这个任务具有基本的有利条件（如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建立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经营等），但也存在诸多严重困难（如部分地区尚待解放，新区匪特活动猖獗，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工业和基础产业本来落后，又受长期战争严重破坏；城乡市场甚为萧条；财政巨额赤字，通货急剧膨胀，人民生活困难；技术人才和管理干部极为缺乏等）。然而，就是在这种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就完成了恢复包括工业在内的国民经济任务（如1952年工业总产值比1936年增长了22.5%）。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这期间创造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这些经验的许多方面对当前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仍然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坚持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包括工业）为中心任务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明确而又尖锐地提出：“城乡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是“中心任务”。如果这个中心任务搞不好，“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①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较好地贯彻了这个战略方针，适当地处理了生产（包括工业生产）这个中心任务同各项运动、各项工作的关系。比如，就工业生产与经济革命运动来说，经济上革命运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但在具体步骤和方法上，如果处理不当，也会暂时地对生产起消极作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济上革命运动的特点，不仅在于它是为了发展生产，而且在具体步骤和方法上也考虑了发展生产的需要。比如，为了完整地把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接收过来，尽量减少接收过程中的损失和破坏，并能在接收之后迅速地恢复生产，实行了“原职、原薪、原制度”的政策，并不打碎企业原来的组织机构。至于由此保留下来的反映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不适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企业管理制度，则是通过尔后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逐步解决的。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对工业企业恢复生产，起了有益的作用。
再如，对待工业生产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也是这样处理的。这个时期还取得了这样有益的经验：如果脱离生产孤立地一般化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利于提高职工思想觉悟，不利于动员职工群众积极完成生产任务，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就会显得没有力量。如果围绕生产这个中心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把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就能够有效地提高职工群众的觉悟，有效地动员职工群众努力实现生产任务，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才会显得有战斗力。
二、治理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加强廉政建设
在建国初期，实现社会安定，是恢复、发展包括工业在内的社会生产必要的社会环境。这个环境的形成，是依靠一系列的治理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加强廉政建设的措施实现的。这主要包括这个期间先后相继或同时开展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以及统一财政工作、消除恶性通货膨胀等。尽管这些运动所要解放的社会矛盾的性质和内容等方面存在着大的差别，甚至根本不同，但就某种共同意义来说，它们对实现社会的安定也从不同方面和在不同程度上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实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纲领。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雏型
第一，实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纲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势力，没收了官僚资本，并用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取而代之；进行了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利用和限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这样，建国初期，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就由下列五种经济成分组成的：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与此相适应，还制定了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即“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②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贯彻上述经济纲领和根本方针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表1数字表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五种经济成分工业产值都迅速增长。只是由于国有工业、公私合营工业、集体工业的增长速度比民族资本主义工了业和个体手工业要快得多。因而前三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上升了，后两种工业的比重下降了。
表1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种经济类型工业产值及其比重的变化③
第二，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雏型。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雏型，下同）大体上是适合当时我国国情的。这表现为两个重要方面：（一）我国地域大，人口多，旧中国留下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又很严重。这在客观上要求对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实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级管理的制度。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实行中央和各大行政区（包括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六个大行政区）分级管理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度，正是适应了我国国情。（二）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和复杂的商品经济关系。这在客观上又要求实行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和市场调节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对国有企业一般实行直接计划。国家向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财政上实行统收统支，物资供应和产品销售上实行计划调拨和计划收购。但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仍然享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权。国家对一般的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和一部分手工业（包括一部分集体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实行间接计划，即主要通过实行各项有关经济政策，确定合理利润和收益，推行经济合同，采用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经济措施，把它们的经济活动引导到国家计划的轨道。1952年集体工业、公私合营工业、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55.2%。这样，实行间接计划工业产品的产值也当在50%以上。国家对个体农民经济实行估算性计划。国家主要通过各项经济政策（包括价格、信贷和税收等）和经济手段（如预购合同），促使农民个体经济活动按照国家计划的方向运转。
可见，这种多种管理形式相结合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体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的，所以促进了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因为在建国初期，经济战线上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以及重点恢复、建设重工业。这都需要国家集中当时还很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计划经济体制是适应了这种经济发展要求的。因而积极作用是主要的。而且，由于这个时期党的宏观经济决策正确，党和政策的威信很高，党的作风正派，党的干部队伍比较年轻，官僚主义比较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很有力，广大干部和群众由全国解放而激发的政治热情很高。因而，作为计划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的行政管理的效率很高，使得这种经济体制的积极作用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还要看到：在1949年至1952年期间，国有工业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26.2～41.5%。直接计划大体上只是限制在这个范围以内。在此范围以外，党又很好地运用了价值规律，对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实行了有成效的间接计划和市场调节。这时国有工业的生产社会化还没有后来那样发展，生产结构比较简单，商品经济也不发达；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实行的经济封锁，对外贸易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一切又大大限制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消极作用。
四、恢复和发展农业、运输邮电业和商业建国以后，重点恢复和发展农业、运输邮电业，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的基础；而恢复商业，又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的一个十分重要条件。
1.重点恢复和发展农业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特别是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水利建设，一直是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重点之一。1950年农林水利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为11.5%（其中单是水利就为8.1%），1951年为11.1%（其中水利为8.3%），1952年为14.7%（其中水利就为7.5%），三年合计占13.1%④。
当然，建国初期，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从根本上说，还是依靠土地改革。此外，提高农产品价格，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工作，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也都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49年至1952年，农业总产值由326亿元提高到461亿元，三年增长48.4%，平均每年增长14.1%。这三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35.7%⑤。这样，农业和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对比关系为1:2.5，是合适的。
2.重点发展运输邮电业
1950年至1952年，运输邮电业，尤其是铁路，曾经被列为基本建设投资重点，这就促进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运输邮电业的恢复、发展。比如，1949年至1952年，货物周转量总量由255亿吨公里增长到762亿吨公里，其中铁路货物周转量由184亿吨公里增长到602亿吨公里；二者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44%和48.4%。邮电业务总量在这期间，由0.97亿元增长到1.64亿元，增长了69.1%。
1949年至1952年，货物周转总量和铁路货物周转量与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之比依次分别为1.23:1和1.35:1⑥。这表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运输业的恢复和发展，是促进工业恢复、发展的重要因素。
3.恢复和发展商业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妥善处理各种所有制商业的关系、开辟多种商品流通渠道和增加商业投资等，来促进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按可比价格计算，1950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170.6亿元，1952年为276.3亿元，增长了62.3%；其中，农业生产资料零售额由7.3亿元上升到14.1亿元，增长了93.2%。在这期间，农副产品采购总额由80亿元增加到129.7亿元，上升了62.1%。⑦这表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五、恢复和发展工业的重点部门和重点地区
第一，恢复和发展工业的重点部门：重工业。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留下的产业结构是畸型的。这不仅突出表现为农业比重大，工业比重小，而且突出表现为轻工业比重大，重工业比重小。这是旧中国经济落后的最鲜明的标志。为了改变这种状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加快恢复和发展主要生产生产资料的重工业。如果考虑到建国初期的国际形势，特别是在1950年10月底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更需要加快恢复和发展与国防工业紧密相关的重工业。正是这些情况决定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需要把恢复工业的重点放在重工业方面。当然，在重点恢复重工业的同时，也需要恢复轻工业。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较好地处理了这两方面的关系。这突出表现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上。1950年至1952年这三年，特别是后两年重工业投资占工业投资总额的70%以上，轻工业投资占20%以上。⑧这样，在1949年至1952年期间，就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实现了轻工业的迅速增长。这个期间，重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9.4%，轻工业为29%。二者年平均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为1:1.7⑨。这种对比关系是推动工业恢复、发展的重要因素，由此又大大改变了旧中国留下的重、轻工业之间比例关系极不协调的状态。
第二，恢复和发展工业的重点地区：东北地区。
全国解放前，近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10%左右，而东北工业1943年在国民经济中占56%左右。⑩而且东北解放得早，受战争破坏的时间也较关内短。因此，建国初期，把恢复和发展工业的重点放在东北地区，有利于充分利用该地区的工业基础，有利于该地区乃至全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把恢复和发展工业的重点放在东北地区，突出地反映在工业基本投资的分配上。1950-1952年全国累计完成的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有一半多投到了东北地区，从而大大地促进了东北地区工业的恢复。而东北地区工业的率先恢复和发展，就在技术装备、原材料和技术力量等方面为关内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六、以现有工业为主进行调整和恢复，有重点地进行建设。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家财政经济极端困难；加之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国防经费所占比重的加大，致使经济建设的费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因此，当时还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正如周恩来总理在1950年8月所指出的：“目前我们的财政经济状况已开始好转，但要达到基本好转，还需要经过三五年困难阶段。也就是恢复、整顿、调查和有重点地建设阶段，然后才能在全国规模上进行建设。”(11)同月，由陈云主持的、中财委召开的计划工作会议，提出在工业方面应以现有为主进行调整和恢复。这样，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业基本建设是以恢复、改建为主，新建为辅。1952年，恢复和改建的投资约占全部投资的四分之三，新建的投资约占四分之一。1950-1951年，前者的比重更大，后者的比重更小。(12)与尔后的各个计划时期相比较，这个时期恢复改建的比重是最高的，新建的比重是最低的。
为了优化资源配置，这个时期基本建设投资无论在国民经济各个部分之间的分配，还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分配，都贯彻了重点进行的原则（这两点，前面已经做过叙述）。
为了按期按质地完成基本建设的任务，提高基本建设投资的经济效益，严格按照反映客观要求的正常的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国初期，由于未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基本建设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中财委于1951年初发布了《对于一九五一年基本建设工作步骤的暂行规定》，3月还发布了《基本建设工作暂行办法》，次年初又发布了一个更为完善的《基本建设工作执行办法》。这后一个办法对基本建设工作问题、特别是其程序问题（包括计划、设计和施工等方面）做了系统的规定，这对解决当时和尔后一个长时期基本建设按程序办事的问题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建国初期，加强地质勘探和勘察设计力量，是进行基本建设的又一个重要条件。中财委从加强组织领导、确定方针、统一调配、开展培训到引进技术力量等方面加强了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到1952年底，地质勘探职工人数增加到29996人，钻探进尺达到35.6万公尺，分别相当于1907-1949年累计数的150倍和2.4倍；勘察设计职工人数也增加到21271人(13)。这些促进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乃至尔后的“一五”时期工业生产建设的发展。
此外，国家还加强了对建筑力量和建筑企业的经营管理，这主要是在建筑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制、承包工程合同制度和有关责任制度。
尽管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工业基本建设方面存在许多困难和缺陷，但由于采取了上述各项措施，所以赢得了较好的投资效益。1950年至1952年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固定资产交估使用率为64.1%，(14)高于“三五”、“四五”时期(15)。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制订的重点建设方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与1949年相比，1952年在生铁、钢、原煤、发电量、纯碱等12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中，基建新增生产能力占增加产量一半以下的就有10种，还有两种（发电量和纯碱）超过了50%。(16)这里需要说明的是，1952年基建新增生产能力并不是都在当年的增产中起了作用的。所以，1952年比1949年增加的产量，主要是依靠发挥现有工业的潜力、恢复现有工业生产而取得的，依靠基建新增生产能力而增加的产量只占小部分。
七、恢复和发展工业的生产要素：资金、技术和劳动力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受到长期战争的严重破坏，生产力很落后，处于百业待兴状态，又面临着抗美援朝战争的严峻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和发展工业所需要的资金、设备和技术人才就以迫切需要解决的尖锐问题提出来了。
第一，多渠道地开辟资金来源。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解决了资金问题，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就能获得第一推动力。
与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恢复和发展工业的资金来源也是多方面的。
在这方面，首先是国家的投资。建国初期，与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相适应，国有经济投资占了主要地位。
1950年初，全国实行财政经济工作统一以后，在基本建设投资方面实行了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1951年以后，在巩固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前提之下，又扩大了地方在管理经济方面的权限。这样，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政府投资就分为中央政府投资和地方政府投资两个方面；尽管前者始终属于主要地位，但后者的比重却是逐步上升的。1950-1952年，中央政府投资在政府投资中占的比重，分别依次为84.7%、83.6%和22.5%，三年合计为16.6%。详见表2。(17)
表2 1950-1952年中央和地方的投资
国家银行贷款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提供工业生产建设资金方面也起过重要的作用。比如，1952年，国家银行贷款达到10亿元，相当于同年的工业基本建设投资18.9亿元的52.9%(18)。当然，银行贷款并未全部用于工业的生产建设，但有相当部分是用于这方面的。
1950-1952年，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投资在提供工业生产建设资金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在这期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上交国家的收入占其纯收入的25-38%，余下的62-75%的纯收入中的一部分也是用于生产建设的。(19)
但这期间的私人投资在有些情况下是采取公私合营的形式。比如，作为全国第一个公私合营的投资公司的北京市营业投资公司，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该公司在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协助下，于1950年4月筹建，同年8月正式成立。该公司股本额定为200万元，其中国家银行投资30%。第一期募集的股本为100万元，人民银行投资30万元，其余70万元为私股。在这70万私股当中，私人金融业占37.3%，地方人士占17.5%，私人工商业占16.6%，闲散游资占14.2%，证卷行和经纪人占13.3%，公教人员及学生占1.1%。按照该公司章程的规定，首要业务是将资金投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矿交通公用事业。(20)
第二，培养技术力量，推广先进生产技术。
建国初期在技术力量的供需方面存在两个矛盾：一是已有的技术力量远远不能满足恢复发展工业的需要，二是已有的技术力量的分布很不适合恢复和发展工业重点地区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采取了专业院校培养、短期培训、业余培训、冬季整训等多种办法培养干部和技术人员。并且通过技工学校、艺徒学校、技术夜校、师徒合同、冬学夜校等多种方式普遍加紧提高工农文化水平。比如，1949-1952年，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由2.1万增加到3.2万，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由2.4万增加到4.1万。
建国初期，在生产竟留运动中大力推广了先进的生产方法和技术，例如，工业基本建设方面推广了苏长有先进砌砖法、混凝土真空模型板施工法，钢铁工业中推广了快料顺行法和加速炼钢法，电力工业中推行了快速检修法，煤炭工业中推广了多孔道环作业法及深孔作业、空心爆破法，纺织工业中推广了郝建秀细纱工作法，造纸工业中推广了稻草半料浆法，等等。所有这些，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成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的重要因素。
第三，提高广大劳动者生产积极性。
建国初期，广大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高涨，并成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的最基本的泉源。从根本上说，这种高涨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统治被推翻，广大劳动群众得到了解放。与此相联系，职工生活和劳动条件也都有了显著的改善。
职工消费水平的提高。1952年包括工业职工在内的职工平均货币工资达到了446元，比1949年提高了70%左右。(21) 1950年至1952年期间，职工生产费用价格总指数上升15.5%。(22)这意味着职工实际平均消费水平的提高。据调查，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全国每一职工（包括家属在内，下同）平均消费额约为140元左右（按1957年的物价计算，下同），1952年则增加到189.5元。(23)
享受劳动保险职工人数和劳动保险福利费用的增长。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健康，减轻职工生活的特殊困难，政务院依据当时的经济条件，于1951年2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决定从同年3月起先在雇用职工人数在100人以上的国有、公私合营、私营和合作社经营的工矿企业及其附属单位与业务管理机关等实行。(24)此后，享受劳动保险职工人数和劳动保险福利费用，逐年有了增加，到1952年二者分别增长到330万人和9.5亿元。这年劳动保险福利费用相当于工资总额的14%。(25)
八、发展以苏联为主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
1950年12月26日美国帝国主义等国对我国实行禁运，这就迫使我国在建国初期把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主要限制在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范围内。
第一，开展对外贸易，主要是开展对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
1950-1952年，进出口总额增长了71.68%。其中，进口总额增长了1.03倍；而进口的生产资料增长了1.06倍，占进口总额的比重由83.4%上升到89.4%；进口设备等增长了3.75倍，占进口总额的比重由22.5%上升到55.7%。这期间出口的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增长了34.93%，出口的工矿产品增长了1.88倍；前者的比重由90.7%下降到67.2%，后者的比重由9.3%上升到17.9%。1950年12月美国等国对我国实行禁运以后，我国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无论是绝对量或者相对量都大幅度下降了。就比重而言，由1950年的74.06%下降到1952年34.11%。(26)总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主要通过输出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从国外主要是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换回了大量的生产资料，促进了我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从苏联引进资金。
依据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从1950年1月1日起的五年内，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政府三亿美元的贷款，用以偿付苏联提供的机器设备等（价格按世界市场的价格计算）。中国政府将以原料、茶、美元等支付上述贷款和利息。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苏联的资金援助是在帝国主义封锁禁运、我国资金供给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贷款利息和还款期限等方面的条件都是很优惠的；特别是这项资金是用来支付苏联给我国提供的、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具有极重要作用的技术装备，因而这笔贷款尽管在建国初期基本建设投资方面占的比重不是很大，但其意义都是很大的。
第三，从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引进设计技术人员。
这一点，对于建国初期进行重大的工业基本建设项目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此，中财委于1951年3月专门提出了《聘请国外设计组、设计专家及设计顾问暂行办法草案》。该办法规定：凡已完成设计之准务工作，决定进行建设而自行设计困难、需要国外技术协助者，得分别情形，向国外聘请“设计组”、“设计专家”、“设计顾问”。据统计，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重要的工业（主要是重工业）基本建设项目的97.5%的设计工作，主要是由苏联以及东欧国家来承担的。(27)
第四，与苏联合办股份公司，引进苏联的生产装备、技术和管理经验。
这方面的事例有：1950年3月27日中苏两国政府签定了三个股份公司的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和《关于建立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28)前两个协定是有关工业的，第三个协定是有关交通的。
最后，还需提到的是，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政府还极力吸引海外华侨到国内投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到1952年底，在广州市私营经济中，港澳和国外华侨投资户数达到2331户，投资人数为8257人，投资金额为1994.38亿元。(29)
综上所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恢复和发展工业方面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其中不少经验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但还应指出，这一时期也有许多仍然值得吸取的教训。这些教训集中起来说就是，建国初期存在着一种企图超过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过早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左”的思想。该思想在实际工作中的主要表现，就是过多地限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来说，1950年产值仅比1949年增加了4.5亿元，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1949年的48.7%下降到38.1%，一年下降了10.6个百分点；1951年产值比1950年增长了29.2亿元，比重略有回升，为38.4%，上升了0.3个百分点；1952年产值比1951年只增长了4亿元，比重下降到30.6%，下降了7.8个百分点。(30)毫无疑问，在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有工业比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快是正常现象。但1950年和1952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比重下降幅度显然过快，这同1950年初打击投机资本力度过大和1952年上半年“五反”运动声势过猛，有着直接的联系。另外，商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领域，也都出现过类似情况。还有，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和理论研究的薄弱，致使一些既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所需要的、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所需要的经济形式没有得到应有的扶植和发展；有的需要对其当时存在的严重弊端加以限制、改造和利用，如股票交易所和建筑业方面的投标制(31)，但实际上二者都是先后在1950年和1951年干脆取消了。
从发展趋势说，上述“左”的思想及与之相联系的“左”的做法，成为1953年过早地宣布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个历史因素。但是，总的来说，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左”的思想不占主导地位，我们还是较好地坚持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纲领。而这正是包括工业在内的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 研室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件选集》（下同），第44页。
③《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版，第194 页。
④《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以下简称《资料选编》），第246、9 46页。
⑤《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第16-19页。
⑥《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第17、309、320页。货 物周转总量包括铁路、公路、水运、管道输油和民用航空。
⑦《伟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6、148、 150页。
⑧《资料选编》第245-246页；《伟大的十年》第52页。
⑨《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第17页。
⑩《资料选编》第968页。
(1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4页。
(12)《资料选编》第225页。
(13)《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 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第323、336、356页。
(14)《资料选编》第254、266页。
(15)《1950-1985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中国统计 出版社版（下同），第124-125页。
(16)《伟大的十年》第84-89页。
(17)《资料选编》第107页。
(18)(19)(20)《资料选编》第254、86、77-83页。
(21)(22)《伟大的十年》第187页、188页。
(23)《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第455页。
(24)(25)《新华月报》1951年第5期，第1010、193页；《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第491页。
(26)《资料选编》第552页。
(27)(28)《资料选编》第377、93-94页。
(29)《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第774页。注：金额单位为旧人民币。
(30)《中国统计年鉴》（1984年）第194页。
(35)《资料选编》第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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