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中的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社会保障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社会保障基础性理论主要由现代经济学供给并构建。现代经济学的诸多分支及流派，均秉持人类基本价值观念，对现代社会保障提出了各自的学术观点和政策主张。每一种不同的观点与主张，都从特定的视角申诉了实施社会保障的理论正当性，论证了其政策科学性，最终形成现代人类社会保障的政策及制度体系。
一
学界公认，对社会保障制度首先提供了全面经济学支持的，当为德国新历史学派。新历史学派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也称社会政策学派或“讲坛社会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古斯塔夫·施穆勒、布伦坦诺等人。该学派强调经济学中的历史方法和经济理论的相对性，实际上是强调市场经济及源自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自由主义立场的相对性，以突出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与作用，因此该学派又被称之为国家主义学派。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国家（政府）的基本职能是维护社会秩序，保卫国家安全，经办私人经营无利但社会需要的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即“公共物品”，原则上不干预经济，所谓“管得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新历史学派对此自由主义立场提出异议：认为国家除了上述职能外，还应具有推进文化、社会福利之功能；强调伦理道德因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主张“国家至上”，国家是集体（社会）经济的最高形式，国家应当且有权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宏观经济管理。鉴于“劳工问题是目前德意志帝国面临的最严峻问题，”国家必须直面，必须解决。国家在不断进步的文明社会中，应不断扩大、增强其公共职能。凡是个人力不能及的且有利于社会的目标，均应由国家去实现。因此，国家必须通过法制途径，实行社会保障、孤寡救济等一系列社会性经济政策，并推进劳资合作。该学派主张累进税率（税收）制，以调剂劳资利益的分配，并依此建立实施劳工社会保障的财政基础。正是在上述理论背景下，德国最先建立了发达国家的初级社会保障体制。
英国社会保障的初步制度化实际上远远早于德国，但其却未能拥有上述德国人享有的荣誉（对人类文明社会的贡献）。究其原因，理论上的忽视与落后不能辞其咎。庇古《福利经济学》的问世及其相应政策的推行终于扭转了这一局面。庇古于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被全世界公认为是福利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在此书中，庇古宣称要用经济学“作为改善人们生活的工具”，“要制止环绕我们的贫困和肮脏、富有家庭有害的奢侈，以及笼罩许多穷苦家庭朝不保夕的命运等等罪恶。”① 为达此目的，他从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直接受启发于新教伦理并加以发展）出发，以阿弗里德·马歇尔的均衡价格和“消费者剩余”理论（均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为依据，创造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经济福利学说。
庇古将福利分为两类：一类是广义的福利，即社会福利；另一类是狭义的福利，即经济福利。广义的福利指个人获得的效用或满足的总和。给个人带来的种种效用与满足，可以源自对财物的占有；也可以由于对知识、情感、审美、闲暇、幸福（主要指家庭幸福）、愉悦的精神、友谊等的拥有；还可以来自情感、欲望（正当的）、正义等的实现。可见，广义福利中的许多内容是无法以货币计量的，而社会福利中能够以货币计量的部份即为经济福利亦即狭义福利。它虽然只是社会福利的一部份，但它决定着社会福利的实现，因而决定并反映了社会的状况。国家应当关注贫困问题，致力于福利的增加，特别是经济福利的增加。经济福利和国民收入是两个对等的概念，“对其中之一的内容的任何表述，就意味着对另一个内容的相应表述。”因此，增加经济福利就是增加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是国民个人经济福利的总和（加总）。庇古在《福利经济学的几个方面》一文中，把福利经济学之内涵归纳为两个命题：“第一，对于个人的实际收入的任何增加，会使满足（效用）增大；第二，转移富人的（部份）货币收入于穷人会使满足更大（即增加、提高了社会总效用、总福利。因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等量货币即一个单位的增量货币给予富人的满足程度远低于给予穷人的满足程度）。”② 为增加经济福利——社会福利，国家必须在两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为增加经济福利必须增加国民收入总量。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涵义。要增加国民收入总量，就必须使生产资源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配置能够实现最优化，或起码逼近最优化。二是政府应当通过所设计的税收机制，将富人收入的一部份转移给穷人。经济福利乃至社会福利会因此更大。这类可设计的机制庇古认为有两种：采取若干鼓励政策（如减免税收、扶持生产等），实现自愿转移（即富人自愿拿出一定的收入兴办公共教育、医疗保健、大众娱乐等社会福利事业）；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实施强制转移。如国家通过实行累进所得税制和开征遗产税等，将集中于富人的那部份国民收入的一部份转移给穷人（此举可直接降低基尼系数）。庇古首次将经济福利——社会福利与国民收入相联系，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福利增加的同向性、一致性，从而将国民经济的发展与社会保障的发展结合起来，强调了二者的内在统一性，直接奠定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性理论。
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它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流派之一，维克塞尔是其代表人物。维克塞尔恪守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一般均衡猜测（对这一猜测的证明到20世纪后半叶才由德布鲁完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立场，联系实际加以阐发，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维克塞尔认为，虽然市场均衡价格无可非议，是正当的。但依其的交换结果会使财富加速向富人手里集中，使利益对立加剧，整个社会发展失衡。因此，他主张由社会规定适当的价格，特别是最低工资，以提高穷人与富人的交换能力，增加社会总效用（依然是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得出的等量货币（财富）对于穷人产生的效用远大于富人的推断）。他说：“一个富人同一个穷人之间的交换，如果按社会规定的适当价格进行，那就可能导致对双方都要大的多的效用——从而对整个社会有大的多的总效用。”③ 在此交换中，富人增加的效用实际上是通过减少其递减的效用甚至零效用而实现的。维克塞尔这一论点，直接导致收入和财富分配均等化的政策主张，导致瑞典累进税收制的实施。维克塞尔还提出了货币均衡论（一般均衡的实现机制与表现），对经济周期波动进行了解释——因货币非均衡而导致的一般非均衡。指出国家可以通过调控利息率的方法调节货币供应量、流通量，以通过货币均衡实现一般均衡，克服经济周期波动，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它为国家介入、干预经济提供了纯粹源自经济的正当性理由。
20世纪2、30年代，林达尔、缪尔达尔、林德伯格、俄林等瑞典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完善了瑞典学派的理论体系。面对30年代危机，他们也认为克服萧条的方法是进行国家干预，推行旨在消除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国家应实行增加公共开支（发展各项公共事业即生产公共物品）和降低税收，甚至增加对于私人消费的补助等扩张性财政政策以扩大社会总需求。如此，一方面直接提高了社会购买力；另一方面，公共事业的发展通过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间接提高了社会购买力，从而刺激消费——投资——生产，使其良性循环，摆脱危机。这些观点，为瑞典政府制定庞大的公共支出政策，实施全面的社会保障，最终走向福利国家提供了理论支持。
20世纪60年代以来，林德伯格领军瑞典学派，更加充实了该学派的福利国家理论。他认为，瑞典的经济、政治制度，即不同于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指以传统苏联模式为代表的），而是一种“自由社会民主主义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国有化、福利国家三者相结合的经济制度的结合体、融合体。该思想不仅总结了瑞典学派的理论与实践，而且吸收继承了熊彼特对人类社会制度的全面分析与总结。由此，瑞典学派的两大战略思想得以强化：（1）必须依靠政府干预来平抑宏观经济周期的波动，以稳定经济、发展经济。这是政府所供给的公共服务的最重要职能。（2）必须运用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方法，主要是通过累进税收制和财政的转移性支付，实现社会各群体、阶层收入的均等化、合理化。此两大战略思想已转化为瑞典的国家政策，并影响到整个北欧地区，终于创造出了以瑞典为代表的、全世界瞩目的福利国家“北欧模式”。
上述关于社会保障的经济学干预理论可以称为有限干预理论。其一方面相信市场（对于经济运行）的完善性——此即关于市场的一般均衡存在的古典主义立场，此立场乃自由主义根基；另一方面又揭示了市场不能涵括政治、伦理机制的现实性。此类机制的现实性短缺，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劳资矛盾激化，伦理水准底下，政治危机潜伏，因此导出了政府干预——实施社会保障的必要性。
二
凯恩斯主义则直接解构了古典主义立场，颠覆了自由主义传统，揭示了市场自身的经济非完善性，即证伪了市场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凯恩斯理论源于他强烈的社会关怀。在其进行了经济学革命的经典著作——也是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亦简称《通论》）的最后总结部分写道：“我们所生活其中的经济社会，有两个显著的缺点：第一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第二是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不尽公平合理。”“本书的理论对这两个缺点的克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④ 凯恩斯的理论创新从关注充分就业开始。他认为仅就表面看，充分就业就是不成立的。除摩擦失业和自愿性失业外，非自愿失业大量存在。由此就业市场的一般非均衡常态，即可证明市场的一般均衡是不成立不存在的。因为就业市场的一般均衡是市场的一般均衡在就业市场的表现与实现。各具体（局部）市场的一般均衡，表征并构建了市场的一般均衡。市场一般非均衡才是它的常态，因为有效需求总是不足。此种不足的积累，则导致危机即萧条。有效需求不足由三个经济心理规律导致：（1）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人们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消费，但消费的增加量恒小于收入的增加量，且相比于收入的增加量更趋减少。两个增量之比即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指一个单位收入增量中用于消费的部份。（2）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资本的预期利润率取决于资本的供给价格和资本的预期收益。显然，它与供给价格成反比，与预期收益成正比。如果其他条件相同，投资者对利润率的预期即对预期收益的预期将随投资量即资本量的增加而降低，因为投资量的增加直接增加了资本的供给价格总量即成本量。此即资本边际效率（预期）递减。（3）灵活偏好规律（又称流动偏好规律）。人们为了应付日常开支、意外开支和在适当时机投机牟利的需要而总是倾向于在手头持有现金。即人们偏好货币，倾向于以货币形式保持其一部份资产。这一来，直接导致有效需求不足。
据以上，凯恩斯强调政府对于经济运行及经济生活干预的必然性。如果说前述诸学派仅认为政府干预是必要的话，凯恩斯则认为是必然的，乃客观规律所致。干预就是规律！经济学及市场经济中的自由主义传统开始被干预主义逐步（部分）取代。干预可首先通过财政政策实施：采用举债（主要是财政性内债）方法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由国家直接进行投资或消费，来弥补私人消费和投资的不足，以此增加国民收入并同时提高就业水平，是为扩张性财政政策。此政策可以扩张至赤字财政，只要能增加有效需求，财政赤字无关紧要，亦可以通过举债来平衡，而不必追求每一财政年度的平衡。此后，赤字财政成了众多国家的财政政策。凯恩斯主张，政府通过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公共事业投资、公共工程投资；承担社会福利责任，对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实行社会救济，发展社会保障事业；还可对私人企业增加订货、发放贷款。这些举措，必有助于实现充分就业，提高消费倾向，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干预还可通过货币政策实施：即根据宏观经济状况，增减货币发行量。面对萧条及危机威胁，可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将货币发行到“半通胀的临界点状态”，以刺激有效需求，扩大投资，甚至直接弥补财政赤字（但此举仅为危机应对措施）。干预还应实行高额累进税收制：通过此，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缩小分配差距，提高社会消费倾向，增加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凯恩斯主义，特别是其针对提高有效需求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成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基础之一。凯恩斯主义从实现宏观经济一般均衡的角度，导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必然性，将其从伦理的必要性导向（经济）效率的必然性，实现了社会保障理论的一次革命性转换。当然，凯恩斯并不否定社会保障的伦理必要性。他从伦理走向效率，恰恰是在更深且可行的层次上保障了伦理。社会保障中的（国家）干预主义因此深化且彻底。
“贝弗里奇报告”可视作凯恩斯主义的逻辑产物，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伦理内涵。贝弗里奇强调自己的理想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实现充分就业。充分就业的最终目标是使私人资本作为仆人而非主人来为社会服务。这样的理想与思路与凯恩斯是完全一致的。
“贝弗里奇报告”确立了现代英国福利体系的四条原则：（1）普遍性原则。社会保障应具普遍性（对需要保障的人）而非选择性。（2）满足最低需求原则。社会保障旨在维持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收入并防止贫困。（3）充分就业原则。社会保障计划必须以充分就业为宗旨为目标，并防止大规模失业。（4）费用共同负担原则。由雇员、雇主和国家财政三方共同承担社会保障费用。“报告”确立了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目标：“国家所组织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的目的是保证以劳动为条件获得维持生存的基本收入，以保证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国家最低生活标准。”社会保障采取三种方式实施：“满足基本需要的社会保险；对特殊情况的国民补助；作为补充基本需要的自愿保险。”这三种方式的社会保障均按同一标准缴纳保险金、发放补助金、领取补助津贴。由国家相关行政部门统一进行管理⑤。消除贫困是“报告”的核心理念。“报告”也体现了庇古思想的影响，特别强调保障投入必须产生效用。体现了20世纪7、80年代自由主义大潮再度迭起的影响。
三
在干预主义大潮中，自由主义仍然恪守着自己的原则立场并从多角度反驳干预主义。哈耶克对于凯恩斯主义的批评自不待言，直指其为“通向奴役之路”。萨缪尔逊也是此立场的内涵支持者，并据此立场，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保障思想。
萨缪尔逊等人主张，在吸纳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回归到马歇尔的集古典主义之大成的立场，即以集古典主义之大成来整合凯恩斯主义，其基本立场因此是古典主义的，内核是自由主义的——市场趋向于一般均衡。因此，他们强调边际生产力要素分配理论。认为只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支持、鼓励国民经济增长，提高国民收入水平，资本、土地、劳动将获得各自的边际收入，足以消灭贫困。通俗言之，只要支持将蛋糕做大，穷人所得量也必将增加而摆脱贫困。这一立场以效率优先为宗旨，一步退到了庇古之前。
路德维希·艾哈德等人所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学派，则是这一古典主义（自由主义）立场的实践者。严格地讲，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并无多少理论创新，因此，更谈不上“学派”，它只是一系列政策主张的集合。这一系列政策主张的提出者、倡导者路德维希·艾哈德长期担任联邦德国经济部长，1963年—1966年任联邦德国总理。他自己对联邦德国经济奇迹的解释是：《来自于竞争的繁荣》。
艾哈德在此书中详尽阐述了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与政策，其中内涵了丰富的社会整体性福利——保障思想。他明言：社会市场经济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消灭贫富的巨大差异与对立，使全民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繁荣。因此，社会市场经济的目标也可以表述为：大众福利。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目标，即“生产与生产率的增长伴随着名义工资的增长，以及由于低廉而稳定的物价（在这种条件下，名义工资的增长就是实际工资的增长——作者注）所造成的进一步繁荣。”⑥ 可见，艾哈德认为实现大众福利或全民福利的前提，是促进并保持国民经济富于效率的增长。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社会市场经济的另一代表性人物米勒·阿尔玛克说过：在竞争经济的基础上，将自由的创造力与恰好是由市场经济提供的效益保证，与社会进步结合起来。换言之，通过市场经济的充分竞争来发掘社会成员的创造力，以此推进经济的高速增长并实现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如何同时实现全民的福利呢？艾哈德主张适度的干预政策和适度的再分配政策。适度干预包括政府维护市场竞争及竞争秩序；预测并明确国民经济的趋势；提出指导性的国民经济总量指标；防止经济强权（主要指垄断，垄断直接抑止、损害竞争、效率）的出现；消除已经存在的强权。适度再分配包括保证每个社会成员具有起码的生活水平；鼓励自我负责精神——每个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应通过自己的劳动（必要时在国家——社会的帮助下）获取生存、发展的基础。同时，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主张大力发展各类（专业性）社会组织来监管市场经济，维护其（竞争）秩序，推进社会保障事业。通过这些社会组织，使市场经济的效率指向公平。
艾哈德不主张所谓“公平分配，”并反对“福利国家”的口号，他认为二者必减损经济发展效率，最终损害全民福利、社会福利的基础。生产及其高效率的增长，才是福利——保障的根本保障。可见其所依据理论与前述萨缪尔逊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不谋而合，是吸纳了有限干预思想的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主流理论——主要寄希望于市场。
四
以强化再分配理论著称的新剑桥学派由琼·罗宾逊夫人领军。其代表性人物还包括斯拉法，以及卡尔多、帕西内蒂等人。
此派在与以萨缪尔逊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的激烈争论中崛起、发展。
新剑桥学派认为此理论过于主观，价值应当有客观的、物质的基础，因此必须综合二者，回到李嘉图、马克思，将其与边际革命综合，给出一套价值准确、科学量化的方法，以纠正对劳动要素所存在的传统的偏低乃至过低评价（效用）。斯拉法致力于此，并被认为部份实现了此。因此，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被认为将劳动价值论发展到了当代的崭新阶段。也由此可见，一般均衡不仅是一种理想状态，而且是一种扭曲状态——通过劳动要素的边际收益低廉可证明此。新剑桥学派通过重构价值理论支撑了再分配理论，强化了凯恩斯主义。并试图将李嘉图、马克思、边际革命与凯恩斯主义结合起来（也许，这是经济学发展的一条根本性道路。但还必须考虑与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证明结合起来）。基于以上，新剑桥学派主张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不主张过多的赤字；积极的货币政策，但不主张常态性的通胀（实际上凯恩斯也不主张）；主张一定程度的国有化，国家以财政资金收购私人公司；主张基于比较成本、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外贸，扩张就业岗位；主张对失业者进行政府培训，以促进其再就业；主张实行高额累进税收制、遗产税制、赠予税制来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以增加全社会的福利。可见其国家干预主义立场，干预方向则指向分配领域⑦。
新剑桥学派并不追求变革所有制（私有制）。他们认为通过国家法律、政策改变社会分配结构完全可以同样达到马克思所主张的通过变革所有制来改变分配的目的，且效率高，成本低⑧。
新剑桥学派是对社会保障的（国家）干预主义立场的进一步深化。它不仅秉持了凯恩斯主义，而且力图超越凯恩斯，创新主流经济学的（主观）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将其与劳动价值论融合。以劳动价值论直接奠基劳动保障的正当性与必然性。
五
1976年的滞胀并存危机，使人们开始怀疑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的终极有效性，自由主义大潮再度迭起，流派纷呈。除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传统的一惯的自由主义外，还有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等。他们对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提出了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思路。
供给学派是对萨伊定律的重申，所谓萨伊定律则是对一般均衡猜测的一种源自生产角度的直观表述——生产为自身创造需求。供给学派将“生产”发挥为“供给”。因为生产（供给）不能无中生有，它当且仅当是需求基础上的产物、产出，二者正相关。如此，凯恩斯需求创造供给的分析逻辑显然与之相悖。刺激、发展供给才是达成、维系一般均衡的惟一路径，而这一路径的最好机制就是市场。国民经济增长率（量）的决定性因素，是资本与劳动的有效配置及利用，惟市场一途，才能“有效”。由此，政府的过多干预，必致因税收水平及结构的变动而引发对劳动与投资的抑制，致资源（资本与劳动）不能有效配置，因为干扰了其有效配置的制度与习惯即市场。供给学派主张大幅减少政府干预，取消不必要的管理经济的法律条例，鼓励劳动者跨地区跨职业流动，鼓励资本流动，降低边际税率（对收入增加部份所征收的税率——针对累进税率），以刺激人们努力工作，或增加储蓄与投资，以提高就业和产出水平，通过增加供给（生产）抑制通胀。减少失业津贴和工薪税，以激励人们努力寻找工作且努力工作，恢复金本位制，以稳定货币币值。
但供给学派并不否定社会保障——福利制度，而是希望通过对现行制度的经济学审视，提示其缺陷与弊端，从而有助于设计出既能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又能激励投资与劳动的新型制度。毕竟，只有提高国民财富存量，才有保障——福利的基础。他们建议，可实行一种将紧急援助，对儿童的补贴和严格（条件）的福利相结合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
公共选择理论兴起时，对凯恩斯主义的质疑尚未普及化。当此质疑因20世纪70年代后期滞胀并存的危机而普及化时，公共选择理论的自由主义本质（相信市场，至少是相信市场甚于相信政府）便呈现无疑，被人们普遍领略了。
公共选择乃对公共事务所进行的决策，这一决策决定了公共资源的配置及公共物品的生产与供给。在民主体制下，公共选择由公众（选民）或由他们委托——代理的国家——政府进行。国家——政府并非抽象的概念，它由各级各类官员所组成。政党、特殊利益集团也介入并影响着公共选择，它们也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由政治家、集团成员所构成。因此，公共选择的主体：公众（选民）、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均是由具体的人所构成的。公共选择是一种影响、支配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物品生产、供给的非市场性决策，人们有必要依据理性经济人假设对其作经济学分析，以检查其缺陷和不足。这就是布坎南的宗旨。
理性经济人在选择时的充要条件是个人边际收益恒大于或等于个人边际成本，这具有普适性。个人边际成本一般表现为通过决策由个人所承担的税收份额，个人边际收益则是其通过决策所获得的好处。前者是明晰的，后者则不一定明晰。每个人在介入公共选择时，总是考虑个人利益的（一般情况），在民主体制下，他们常常以公共利益掩饰之并协调二者。据社会福利函数理论，抽象的公共利益并不存在，它只是个人利益的协调性（个人选择性）加总。因此，个人利益充斥于公共选择。据以上，即使通过公正的投票进行选择，也是可以操纵的：如封锁、歪曲相关信息；蓄意误导选民；标谤追求意识形态目标或公共利益；提出多峰偏好方案，因其投票结果往往具有非唯一性致其不易通过或干脆通不过；改变游戏规则；以利益取悦、诱导投票（变相贿选）；进行投票交易（如互投赞成票或捆绑——一揽子投票等）等。投票尚且如此，遑论委托——代理条件下的公共选择了：反正已委托了，如何代理则往往由官员（个人）决定了。如此种种，必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和低效率。可见，配置资源和公共物品生产、供给的非市场性决策并不优于市场选择（决策），甚至劣于市场选择。据此，结论就是既定的：凡能由市场选择、决策的，无需非市场性选择、决策，亦即无需公共选择，特别是政府选择。实际上，无论据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当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时，看不见的手将其导向并实现了公共利益——因国民财富在此追求下的急剧增长）——对此，亚当·斯密的另一种表述形式是——在国民财富增加的过程中，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可以同时并增，因而可以协调，还是据社会福利函数，市场选择（决策）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公共选择，或市场选择是公共选择的最好形式。
公共选择对资源的低效性扭曲配置，导致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或供给过量，二者都是政府失灵的集中表现，布坎南甚至称为唯一表现——公共物品供给扭曲，包括短缺与过量。而政府失灵区域恰恰是市场作用区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属重要公共物品，供给其的资源配置以及其供给，有必要从市场角度多作考虑，努力将其市场化，以提高供给其的资源配置及其供给的效率。这就是公共选择理论对社会保障——福利的思路和提供的启发⑨。
六
目前，经济学对于社会保障的深入探讨，集中于亦凸显于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如前所述，此争论源自经济学自由主义大潮迭起对凯恩斯的质疑。必须厘清二者的共同点，才能领略其争论的真谛，把握其争论的方向（趋势）。（1）二者的伦理立场并无差异——均秉持了人类传统的、基本的伦理，确认社会（国家）有义务保障、救助必须保障、救助者。（2）二者对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正当性、效率性均持信仰性立场。市场经济的效率——帕累托效率，经过阿罗——德布鲁定理的强化，不仅成了经济学的共识，而且成了全人类的共识。（3）二者对个人自由作用及意义的认识也无差异，皆持肯定性立场。自由是创新的基础，鉴于熊彼特定理，创新是经济增长之源。凯恩斯就说过：“让我们重温一下，个人主义的传统优点是什么？一部分当然是效率高，这是分散化和追求自我利益带来的好处；”“个人主义是个人自由的最佳保障，与其他体制相比，在个人主义体制之下，人们可以极大地扩展个人进行选择的范围。同时个人主义体制又是多样化生活的最佳保障。这恰恰是个人选择机会扩大了的缘故。”“这种多样化保存了能体现以往各代人的最妥善和成功的选择的传统。它以它的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使现实具有光彩。此外，由于它是经验、传统和想象的结晶，它也是改善将来的最有力工具。”扩大政府机能，恰恰是使个人积极性创造性能“得以充分发挥的必要条件”⑩ （4）干预主义者确认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自由主义也确认部分干预的作用——毕竟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也不否认此点。所以二者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的差异（争论）仅仅在于：干预程度或自由（市场）程度的多少问题，其实质是——这一“多少”决定了效率。自由主义者主张由市场在保障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以保证国民财富的持续增长，不断扩大国民财富存量，使保障具有坚实的基础。并使保障资金（物资可化归为资金）的运用富于效率——庇古立场：其边际收益必须等于其边际成本。干预主义者则主张政府作为国民财富再分配主体不仅利于社会保障，而且能够实现经济增长。原来，二者的方向与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将保障做得更好，只是所循路径存在差异。对自由主义最有力的支持，似乎来自于德布鲁的市场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证明（即市场基础作用的完善性证明）。对干预主义的最有力支持，则来自于公共经济学关于市场失灵区域的存在性证明——特别存在于公益公共事业领域。当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公共经济学对社会保障给予了专业性关注，深化了其理论。公共经济学确认社会保障是公共物品：无论据萨缪尔逊对于公共物品的定义（效用的非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获利的非排他性）；还是据关于公共物品的正外部（效应）性定义——据此定义，若一种物品的正外部效应远大于、恒大于其自身内部效应时，即意味着其边际收益远大于恒大于其边际成本，亦即其社会收益——效益突出，二者相较，其边际成本及其自身内部效益可（忽略）不计，是谓公共物品；社会保障均是公共物品。这一结论，确认了社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科学性、正当性。鉴于外部效应往往是市场失灵的区域，公共经济学为政府干预甚至政府作为社会保障的主体提供了直接理论支持。
注释：
① 庇古：《福利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② 参见庇古：《福利经济学》第一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③ 参见维克塞尔：《利息与价格》，［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④ 凯恩斯：《通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286页。
⑤ 参见《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版。
⑥ 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页。
⑦ 参见琼·罗宾逊：《现代经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⑧ 参见琼·罗宾逊：《经济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⑨ 参见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⑩ 凯恩斯：《通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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