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安全的理论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论文,理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程洁译）
编者按 格里菲斯的文章将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亚太安全的具体问题结合讨论，反映出西方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可供参考。但文中关于中国问题的某些观点并非为我们所赞同，在此谨提醒读者注意。
在21世纪初的几十年间，东亚各国关系的特征表现为：高度的、呈上升趋势的经济依存、不断加长的国际机构名单之中不断扩展的合作关系、不断增长的信任和不断深入与持久的和平。同时，它们之间又有互相猜忌、频繁更换外交伙伴、军备竞赛、危机和间歇性战争等另一面。尽管许多观察家希望亚洲未来几年的国际政治局势会朝着西欧20世纪后半期的模式发展，怀疑主义者们却担心它们可能更符合欧洲现代史前400年的历史特征。
不同的观察家在描述东亚安全前景的特征时所采用的方法虽有所区别，但都是基于对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以及对各国在世界格局重新整合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竞争优势的认识而得出的。对亚洲未来的争论从根本上说是对各种大相径庭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承认，尽管他们不一定采用这样的名称术语。但是无论贴上标签与否，最悲观的人倾向于让自己被政治上的“现实主义”所引导，而较之更为乐观的人则通常被称之为“自由主义者”或用现代的学术名词就是“构造论者”。
目前现实主义者在这场论争中似乎占据了有利地位。由于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同时由于缺乏理解它的现成的理论工具，我们在看待那些对未来满怀信心的预测时应当采取怀疑主义的态度。
现实主义
为了预测各国之间可能的关系模式，现实主义者最早企图从分析各国的物质力量的分布入手。具体到亚洲，他们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直接而重大的原因。由于长期的经济一体化和短期的地缘政治，近年来亚洲国家的权力分布变化非常迅速。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该地区某些国家所保持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其经济富裕，同时提高了其成为军事强国的能力。此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系列出乎意料的政治发展大大改善了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苏联的解体及其被一个国力大大削弱的俄罗斯所取代的事实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美国的裁军。冷战的结束以及普遍的苏联威胁的终结也使得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纽带松弛，进而带来美国和中国的分道扬镳。
仅仅是在亚洲所发生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迅速发展就足以令人担忧了。现实主义者认为，在缺乏能够解决纠纷、发号施令、维持和平的更高一层权威机制的情况下，各国首先并且最终关心的都必定只是本国的安全问题。国际关系的快速变动会导致不确定（其表现就是某些国家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地位，而另一些国家则越来越自信与武断）。而不确定性又会导致各种误解、冲突与错误地估计形势。
发展中的大国寻求改变，有时还希望推翻现状，建立更准确地反映出它们对自己在国际上地位的理解的新秩序。
即使在冷战时期，亚洲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欧洲那样的两极分化，以美苏竞赛为界分为两派。虽然如此，冷战的结束似乎还在加速亚洲多极化格局的进程，这一格局中包括四、五个地区大国，有失势的俄罗斯、实施紧缩政策的美国、富裕的日本、加速发展的中国以及不断富裕和强大的印度。与这些主要的博弈者一起的还有某些国库充实、技术先进、具有实际上的或潜在的军事实力的国家或地区，包括印度尼西亚、台湾和未来可能统一的韩国。
许多现实主义者认为多极体制有可能蜕变为某种病态，这使得它难以保持长期稳定的均衡状态。毫无疑问，欧洲前五个世纪的历史对这一点的回答并不令人乐观。除了间或的稳定，强权国家核心集团的存在既没有带来长期、统一、有序的“和谐”，也没有导致彼此平衡的体系或互相制约的联盟。相反，由于各国发展速度不同，实力分布不断变化，仅仅是多极的欧洲体制的复杂性本身就导致不断的力量失衡。同时，由于国力微弱的国家不能或不愿意进行政治协同，或认为其他国家会带头作这件事，他们通常对结盟对抗正在崛起的国家或怀有野心的联盟也表现不积极。其结果，当人们终于发现扩张主义国家的野心时，它们往往已经准备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实现其侵略政策。
亚洲不但变得越来越多极化，它似乎也将要拥有一个迅速崛起的具有潜在领导能力的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中国目前仍然保持着近年来的高递增率，政治上也维持稳定，中国的势力有可能迅速扩展到其周边国家。中国似乎正致力于成为，如果不是全球性超级大国的话，至少也是地区性盟主。
迅速崛起的大国几乎无一例外是肇事者，而且只要它们不愿意接受原有的制度、边界划分、以及当它们相对微弱时的国力在政治序列中反映出来的地位排列时就会如此。发展中的大国寻求改变，有时还希望推翻现状，建立更准确地反映出它们对自己在国际上地位的理解的新秩序。许多现实主义者相信，这一趋势与其说与崛起的国家的内部机制有关，不如说与其在国际力量对比中地位的变化有关。19世纪的德意志帝国希望“如日中天”，而迅速崛起的民主化进程中的美国也希望成为北美大陆上的“天然盟主”，并与海外的帝国有过短暂的交欢。因此，如果威权主义的中国也要照此办理，是一点也不足为奇的。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事务观察家对于国际格局中各成员国的势力分布的兴趣远不及对其制度建设以及制度结合的性质来得多。自由主义观察家在对亚洲进行考察之后，提出了三个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迁移，将会导致深入和持久的和平的趋势。
首先，也是最显而易见的是，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加强。随着许多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发展最初是由向非亚洲国家出口促成的），现在亚洲国家之间开始形成越来越紧密的经济网络。亚洲各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不仅使得各方受益，而且促使他们进一步合作，并且抵制其他可能导致敌视和冲突的趋势。像他们18和19世纪的先辈一样，今天的自由主义者相信，通过互益机制，贸易将增进和平。由于通讯和交通的进步已经提高了国际经济合作的潜在效益——还因为技术进步同时也使现代战争的费用激增——这种信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对亚洲未来持乐观主义态度的人多数情况下都对相互依存的维和功效充满信心。
第二个可能的趋势出现得比较缓慢，但却是自由主义者认为通向民主制不可或缺的环节。以下的事实显示出亚洲仍然落后于世界上某些地区：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从1989年开始停滞，俄罗斯的命运摇摆不定，越南、北朝鲜、缅甸持坚决不合作的态度，新加坡则高唱权威主义。但是在另一些地方，如南朝鲜、台湾、菲律宾，事态的发展方向十分明确。这些地区不断出现的要求加强政治参与和扩大自由度的压力是物质和精神共同进步的结果。经济发展导致社团发展（知识界、商界、正在崛起的中间阶层），这些社团的成员最终都会寻求与其不断提高的财富与地位相对应的政治权利。世界上其他地区自由民主思想的胜利更加激励了其在亚洲的信徒。从国际关系角度看，民主化十分重要，因为至少在过去，民主国家之间很少交战。由于亚洲民主国家越来越多，有理由认为战争的可能性将减少。
自由主义者认为最近国际组织的发展是另一个可喜的现象。直到最近，虽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欧曾经出现过多边组织和国际机构令人眩晕的组合扩散，在亚洲却没有类似的情况。这部分归因于该地区的地理状况、美国的战略选择，以及日本、台湾和南朝鲜这些名义上的盟国之间不时表现出的敌意等。不过，冷战结束之后，各种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一个致力于全地区范围内的政府间组织于1989年成立。1993年，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创办了“区域论坛”(ARF)，目的在于促进各国安全问题合作。除了这些广为人知的组织机构，前几年还出现了许多不那么正式、具有亚洲特色的联系网络和安全对话。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相信，不论其具体形式如何，多边组织都将对建立长期和平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加入组织给各国交流、谈判和合作带来方便。战后，欧洲的多边组织促成了德国的统一，使西方各国尝到了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上合作的甜头。在冷战后的亚洲，借独立和民主的大趋势，国际组织必将起到相似的作用。
从长期看，一个普遍的、泛亚洲的身份认同的出现，而不是形式上的国际组织的建构可能是保持亚洲持久和平的最重要的前提。
建构论
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都很强调利益在指导国家行为中的作用。利益被认为是客观而不可避免的：国家总是想要增强其安全保障和物质基础，并且当面临类似的情况时，不同国家的领导人总是同样地要追求国家利益并以同样的方式采取行动。近年来，许多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开始争辩说国际争端与其说与客观、不变的利益相关，不如说与“社会建构”的认同有关。或者换言之，国家和其他社会团体如何界定自己的利益，以及他们是否认为自己的利益与别国发生了冲突，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他们如何自我定位以及如何认定他人。
定位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弹性的：它们不断发展，有时还会被故意篡改。因此，尽管英国和美国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把对方视为自己潜在的敌人，到20世纪初（部分地归因于大西洋两岸宣传人员和政治领袖的努力），大多数英国人和许多美国人开始陆续感到既然他们都属于“盎格鲁—萨克逊人种”，因此应当是天然的盟友。
某些分析家认为亚洲现在正处于类似的集体定位转型期的早期阶段。按照这种观点，各种对话、网络和地区组织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解决利益冲突，而在于通过不断的接触和沟通，消解旧有的定位而创建新的、更加积极的身份认同。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和日本已经开始努力消除近一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相互敌意。现实主义者可能会把这些大国之间出现的新的矛盾看作是完全的、不可避免的物质财富增长的结果。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学会以另外的方式反思对方，就可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从长期看，一个普遍的、泛亚洲的身份认同的出现，而不是形式上的国际组织的建构可能是保持亚洲持久和平的最重要的前提。因此，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Mohammed Mahathir)的话说就是，学者和政治家的目标应当是“建立一个太平洋的‘Gemeinschaft’，即太平洋上的村落、家庭或朋友圈，而不是人为的、笛卡尔式的构造——过于墨守陈规、过于结构化、过于制度化”。
许多现实主义者对自由主义者所谓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一说表示怀疑。
相互依存
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如果不是完全不相信，也是对所谓不断扩展的相互依存的维和效用深表怀疑。现实主义者指出，相互依存的增长同样可能导致摩擦和敌视，尤其是当其中一方认定另一方不正当或不公平地获益的时候（正如日美关系或日韩关系中所出现的情况一样）。贸易、援助和投资的增长仅仅是国家政治中的一极。事实上，政府之间经常会采用经济手段作为其达到外交目的和影响他国行为的另一种工具。如果两国政治关系僵化，政府很可能会限制甚而至于毁掉双方已经建立起来的经济联系。最后，正如欧洲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告诉我们的，当对安全的焦虑强烈到一定程度时，即使是处于较高层次的、上升时期的贸易和投资也不可能保证和平。
即使相互依存的确能够增进和平，亚洲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扩展依然是有限的和不足的。东亚的核心国家和地区（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和南亚一些国家）之间的联系近几十年来发展迅速。但是另外几个国力殷实、具有潜在影响力的主要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排斥于这一趋势之外。俄罗斯和印度在地理位置和经济上都属于亚洲国家，而两国都没有能够与其传统的地区性对手发展出有意义的邦交关系。俄罗斯和日本没能解决“北方四岛”的纠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苏联占领但日本一直宣称其保有所有权）妨碍了两国的经济交往。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与法国的贸易额大大超过了日本，而印度与中国几乎没有经济往来。
对于东亚内部来说，关键问题在于中国高速的经济一体化将会如何影响其地缘政治目标和行为。最近发生的事实并不令人特别鼓舞。台湾现在是向大陆中国投资最多、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北京对台湾以武力相威胁，以阻止台湾向正式的政治独立走得更远。
即使是吓跑潜在的投资者和贸易伙伴的可能也不能阻止现在的中国政府想要采取强硬措施维护其对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的权利主张。先不论其他后果，单是高速发展就已经导致能源的加速消耗和更加迫切的燃料需求。1994年中国第一次成为石油的主要进口国。1995年2月，中国海军和海上陆战队登上了美济礁(MischiefReef)，将中国的国界扩展到中国军队目前所驻扎的争议地区，这也是中国第一次进驻其他ASEAN成员国所主张的领土，这里是指菲律宾。（中国以前仅仅在南中国海对越南动用过武力，并且是对一个共产主义的兄弟国家。）中国政府最近又声称打算对早已被印度尼西亚所主张拥有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进行开发。就目前而言，亚洲的经济进步不仅没有使纠纷减少，似乎实际上还有所增加。
组织机构
许多现实主义者对自由主义者所谓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一说表示怀疑。（一些人认为“民主制的和平”是一个神话，是由对民主制的狭隘理解而形成的一种鼓舞人心然而导向错误的工艺品。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之所以战争明显较少，很大原因在于直到20世纪，民主国家数目较少并且地理位置分散。）但是，即使自由主义者是正确的，亚洲的事实仍然不能令人信服。在可以看到的将来，该地区仍然会是一个包含民主制、半民主制、威权制、以及中央集权制的易燃易爆的混合体。
现实主义者对国际组织的维和能力也表示怀疑。当各国彼此之间怀有极大的恐慌时，他们会发现保持行为中立、协商签约并建立信任关系变得十分困难。即便当发展合作关系的制度渠道已经存在时仍然会是如此。在彼此恐惧和怀疑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制度是再难不过的了。
亚洲制度建设的进程开始得晚，并且一开始就动荡不安。虽然温斯顿·丘吉尔所谓“吵吵吵好过打打打”不无道理，但是当安全面临威胁之时，行之有效的合约比空谈更有价值。而多数看来空洞无物的会谈正是成长中的亚洲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安全组织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例如，自1990年起，印度尼西亚政府曾经倡议召开了一系列年度的、非官方的研讨会，目的在于建立信任关系、解除紧张、促进就南中国海所引起的各种纠纷的合作解决途径。但是，许多人对研讨会的作用表示怀疑。据米切尔·雷孚(Michael Leifer)，一位对此抱同情态度的观察家所言，他们仅仅是制定了一些“用意良好但是缺乏实效的声明和技术性的提议”而已。事实上，由于这些讨论造成了所有声明人都已同意坚决杜绝使用武力的印象，他们实际上造成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以亚洲最重要的政府间安全组织而广为人知的ASEAN地区论坛的讨论同样也很少有什么结果，而且它连会谈也没有持续多久。ARF每年召开一次会议，第一次会议是于1994年夏召开，18位外国总理参加了会议（包括ASEAN成员国和俄罗斯、中国、美国、日本），但仅仅持续了3个小时。与会者探讨了各种减少不安全因素的方法（例如交换国防白皮书），签发了一系列联合声明，包括集体签署的、主张采取各种和平方式解决纠纷的ASEAN友好合作条约。中国和越南尤其承诺要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保持自制，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这一承诺即被打破。
也许，即便新的亚洲组织还没有产生更加切实的成效，也仍然会促使地区性大国重塑自己及其邻国形象。彼此视为睦邻的国家之间比互相仇视的国家更容易合作并维持和平。但是，正如现实主义者所指出的，在国际政治问题上，彼此的仇视往往根植于真正的利益冲突，并会因以往不愉快的经历而有所加强。因为只要英国想要削弱美国的势力，重新恢复其在北美的影响（像它在1812年和美国内战时期一样），英美之间的敌视就十分可以理解。也就是在20世纪初，当英国从西半球撤退，全力以赴地对付自己家门口的威胁时，“盎格鲁—萨克逊”联盟之间进行对话的思路才逐渐清晰起来。身份确认有助于利益明晰，而利益反过来也会形成认同。亚洲各国对安全问题的关心是否会导致一个新的、有分担感的共同体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
身份认定不可能无限拓展，在现代社会中，尤其不能确认了就算了事。新的定位的产生首先就要求铲除旧的定位，事实证明在亚洲这是极其困难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行为所造成的怨恨在部分东南亚国家似乎有所减轻，但是在中国和韩国，部分由于其武力侵略的历史较长，部分由于日本人本身似乎不能治愈过往的伤痕，这一进程相当缓慢。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政界和学界仍然在争论他们的历史教科书中是否应当把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侵略行为仅仅称之为给邻国带来了“不便”。同样，在最近的1995年10月，日本外务省公布了一份正式的声明，声称日本1910年吞并朝鲜是合法的，并没有对朝鲜人民强加以武力。
重新定位的过程十分微妙，正如构造论者所言，制定直接通向和平的文件不一定是必要的。新的认同是逐步形成的，不仅仅需要无边无际的对话和互动，而且要通过动态的、披露性的事实。危机和对抗会导致敌对的认同，而这种认同一旦形成，就难以化解。
回顾以往，20世纪90年代中期似乎是一个亚洲的身份在经过冷战后的某一阶段的不稳定之后开始固定下来的时期。由于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事件的发生，东南亚国家很可能形成这样的观念，即认为中国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扩张主义的危险国家而日本仅仅是一个善良的商业大国。同时，中国和日本（以及日本和朝鲜）之间似乎越来越倾向于互相戒备与彼此不信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现实主义者很可能就是正确的，亚洲的未来必将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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