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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围绕实现8%的经济增长目标，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启动需求的政策措施，并把着力点放在扩大投资需求上。这一举措符合当时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是完全正确的。但下一阶段的政策取向是否保持不变，仍把加大投资力度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手段很值得探讨。
一、持续大量地注入投资使我国形成了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特殊格局
按照国内生产总值（GDP）生产与使用平衡的原理，一定量的GDP最终用于三大方面：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如果不考虑净出口因素（通常地，净出口只占GDP的2%左右），则构成GDP 的产品和服务去向只是两个：消费和投资。很明显，一定量的GDP 如果用于投资的部分多了，即投资率（投资占GDP的比重）高了，那么， 可用于消费的部分就少了，消费率（消费占GDP的比重）就低了。 由于投资只是一种相对意义的“最终需求”，一种为扩大消费、提高消费质量服务的手段，因此，生产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消费。 从这种意义上讲， 同量的GDP用于消费的部分越多，即消费率越高，则宏观经济效益越好， 特别是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持续的高消费率是一个国家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表现。相反地，以大量的投资为代价，用高投资率来支撑经济增长是一种高成本、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8%～79%（1991年至1995年分别为：78.7%、78.7%、79.1%、78.7%和78.0%）。在所统计的36个国家中，只有8 个国家的消费率低于70%，其他国家的消费率均在70%以上。以1995年为例，印度消费率为78.0%；日本消费率略低，但也有70.0%； 加拿大消费率为79.5%；美国消费率为83.7%。相比较，我国的消费率明显偏低， 这些年来一直在60%上下波动（1991至1997年分别为：60.8%、59.9%、 58.3%、58.2%、59.0%、60.5%和59.9%）。
以上资料显示，我国消费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约低18个百分点，这是一个不小的差距。这一差距表明一个基本事实，即我国单位劳动成果中，可供消费（享用）的部分较少，而转化为投资的部分较多。对此，可算一笔简单的帐，如果以世界平均消费率为标准，要求GDP 的使用中，保证78%用于消费，且当实际消费率低于78%时， 通过扣除GDP中的投资额将消费率调整到78%，那么，我国每年就要扣除18%的GDP （1997年为13459亿元），相当于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一半， 这部分扣除的GDP 可看做是由于消费与投资结构不合理以及投资效益低下形成的。可见，观察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要看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多快，GDP绝对量有多大，还要看它的有效程度， 看社会公众能享用到多少，即经济增长的效益如何，这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高投资、低消费是我国经济结构中的突出矛盾
长期以来，为了迅速改变我国落后贫穷的面貌，加快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搞建设，这其中大部分建设项目是符合需要并有效益的。然而，由于我国体制、政策、调控手段等方面的原因，为了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过多地依赖投资拉动，造成投资总量过大，投资率过高，再加上投资结构不合理，最终形成了较为普遍的重复建设、低水平建设、盲目建设现象，使本来可以多消费的资源因项目搞得太多而白白浪费掉了。超消费投资带来的严重后果是：第一，大量生产能力闲置浪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的资料，900 多种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有半数以上不足50%，其中，加工工业尤为突出。近几年，虽然国家三令五申强调投资的合理布局，不准重复建设，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投融资的问题，结果，不少投资项目仍在盲目上马，造成新的生产能力闲置。很明显，生产能力的长期闲置实际上就是一种无效投资，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这也就是许多人感到生活水平提高不如经济增长快的根本原因。第二，投资效益差，项目投产后经营困难，亏损严重。评价投资项目的效益主要看其建成投产后能否正常生产，按期收回投资并创造一定的利润。关于这一点，可以间接地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观察。以工业生产企业为例，近十几年来，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均反映企业经营困难加剧，例如，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税：1986年为21.02元，1992年为14.03元，1997年为9.64元，11年间下降了54.1%；资金利税率：1986年为20.43%，1992年为9.89%，1997 年为6.92%，11年间约下降了2／3；产值利税率：1986年为19.28 %， 1992年为10.1%，1997年为8.4%，11年间下降了56.4%； 每百元销售收入实现的利润：1986年为9.79元，1992年为3.76元，1997年为2.48元，11年间下降了近3／4。去年前三个季度，企业经济效益形势依然严峻，工业利润下降30.8%；国有工业企业整体亏损；亏损企业亏损额增长30.9%。这种状况虽有多种原因，但消费市场疲软，消费率偏低是其主要原因之一。第三，银行呆帐增多，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重大隐患。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直接后果是企业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从而逐渐形成了当前的“买方市场”。对一般生产企业而言，买方市场程度越高，其经济效益越差；对银行来说，企业经济效益越差就意味着还贷能力越弱，呆帐越多。尽管目前对我国银行呆滞贷款所占比例估计不一，有的估计已达1／3，有的估计为1／4，比较保守的估计也至少有7%～8%。但无论怎样估计，生产能力大量闲置，经济效益持续大幅度下滑不可能不影响到银行的贷款质量及贷款回收率。进一步从发展趋势上看，银行近几年的呆滞贷款比例很可能是上升的，且未出现根本转机，这是诱发金融危机的重大隐患，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三、把扩大居民消费作为下一阶段宏观调控的重点
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关系，两者协调与否，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增长质量。为此，要尽快调整政策，逐步改变我国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发展格局，使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1.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从逻辑上讲，如果不考虑进出口因素，则降低投资率和提高消费率就是一个意思，即降低了投资率就意味着提高了消费率，反之亦然。但在政策操作上，侧重点不同所带来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侧重的是投资，即通过压缩投资来求得投资率的降低和消费率的上升，那么这种调控方式的后果很可能是消极的，它以降低经济增长率为代价实现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协调。另一种方式是积极扩大消费，使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增长，由此实现较快经济增长下的投资与消费关系协调。我们追求的是后一种政策操作，但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政策操作。事实上，提高消费率涉及到一系列棘手问题，如，怎样较快地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如何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如何把加快改革与刺激消费结合起来等。这些问题并不是短时期内能完全解决的，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可以设想，如果每年使消费率上升1个百分点， 那么，经过20年左右，我国的消费率就可以达到国际平均水平。
2.提高消费率的途径是提高居民消费率，而不是政府消费率。按照国民经济核算定义，消费由两部分组成：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是居民购买商品和各种服务的支出；政府消费是行政事业单位行使政府职能所发生的各种经常性支出，两者的比例大约为4∶1， 分别占GDP的48%和12%左右。由于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任务很重，而财政能力又十分有限，因此，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政府消费占GDP的比例不宜提高。此外，控制政府消费也是改革政府机构、 减轻企业负担的客观需要。根据近几年的核算，用于政府消费的资金中，约有65%靠财政拨款，约有25%靠各种收费（预算外资金）。如果进一步分级考察政府消费的资金来源，一般地，地方政府消费靠规费收入的比例更高些。由于各种规费收入主要来自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因此，要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减少企业亏损，就必须精减政府机构，减少政府工作人员，控制政府消费的过快增长。
3.提高居民消费率的政策建议。第一，充分认识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从近几年的核算资料看，居民消费对GDP 的贡献率接近50%，居民消费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 相当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提高1.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与国外需求相比， 居民消费受国际环境影响小，拉动经济的可靠性强。1997年外贸形势很好，在8.8 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中，有2.4个百分点是由出口净额拉动的。 去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增长明显放慢，特别是下半年以来，出口降幅很大，初步估计，去年出口净额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微乎其微。今年外贸形势可能更加严峻，继续保持顺差的难度很大，如果进出口持平，那么，出口净额对GDP的拉动就是反方向的，估计约为-2个百分点。因此， 要积极扩大内需，特别是要加大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力度，以弥补外需的不足。第二，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收入。在居民群体中，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高，增加他们的收入对刺激消费作用大，同时也有利于缩小日益扩大的居民收入差距。在农村，增加居民收入的措施包括：①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参照国外的粮价政策，我国提高粮价的空间还是有的。②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减负的关键是要大力精减乡村干部，降低农民负担干部的比例系数，同时加强监督，公开农民拟缴的税费。③加快小城镇建设，减少农村居民，这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增加城镇居民收入的措施包括：足额发放下岗职工生活补贴和失业救济金，这既是增加当前居民消费的需要，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增加公务员工资。近年来，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因部门不同和岗位不同而差异很大，收入既不规范，也不透明，这是导致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和腐败的根源之一。对此，一方面要加大整顿力度，规范工务员的收入，同时也要大幅度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第三，调整居民支出预期。去年以来，有关机构改革、医疗改革、退休制度改革的宣传很多，这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改革的内容不够具体，尤其是各项改革中涉及居民支出的数量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使居民过分担心将来的支出负担。在这种预期支配下，必然是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1998年，虽然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 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但居民储蓄仍增加不少，8～10月，居民储蓄分别增长15.9%、16.9%和16.8%。收入的低增长与储蓄的高增长反映出居民过高的支出预期。针对这种状况，建议在改革的舆论宣传上，要尽可能地具体化、数量化，让老百性对未来支出心中有数。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扩大当前消费，进而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