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183;体制创新#183;放权搞活——学习《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体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素质教育论文,行动计划论文,体制创新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将占主导地位，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将远高于以往传统的任何时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国家把建设高质量教育作为迎接21世纪的基本国策，以抢占新世纪国际科技、经济竞争的制高点。为了迎接这一挑战，《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要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足够的人才资源。
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必须克服和转变应试教育的不良倾向。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注重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高质量教育。就智育来说，不仅重视受教育者的广泛知识积累，更注重培养受教育者学习知识的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和创新知识的能力。而应试教育只注重与升学考试有关的课程，只注重与升学考试相关知识的传授与死记硬背，导致学生的知识面过窄。应试教育不仅忽视德育、体育、美育，而且忽视学生知识面的扩展与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忽视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与主动适应社会能力的培养。这样不可能培养出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从这一点来说，应试教育就其本质来看是既不重视知识，也不重视能力。
对于应试教育的弊病，绝大多数校长、教师、家长和学生都有所认识，理论上也都不赞同。但从目前现实情况来看，许多人在行动上还是不得不屈从于应试教育，有所谓“轰轰烈烈讲素质教育，扎扎实实干应试教育”，“学校抓素质教育，家庭抓应试教育”，“白天搞素质教育，晚上搞应试教育”的说法，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工作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造成上述状况的深层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分化导致的利益驱动。二是优质基础教育与高中后各级教育的供给规模过小，远远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需求。
长期以来，我国人力资本投入不足，教育发展水平偏低，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却很快，造成高层次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供应严重紧缺，低层次、低素质劳动者却严重过剩。1998年，全国就业人口总数为6.9亿人，文化程度在大专及大专以上的仅有2100万人，占3%。其中本科及本科以上的不到700万，仅占1%；而初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者占80%以上。这种人力结构远远落后于经济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不断提升的需要，使学历层次高、知识结构新的青年大学毕业生收入远高于同年龄低学历的体力劳动者，前者的就业机会和社会地位更远高于后者。深层的利益动因刺激了大多数家长，家长们强烈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先上普通高中，再上大学，接受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
我国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发展不足造成供求比例严重失调。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家庭收入水平与教育支付能力的提高，使青年学生升学、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需求急剧膨胀。但由于长期以来单一的政府办学体制、筹资体制和严格的计划控制，造成了普通高中与大学招生的规模过小。去年，全国普通高中只能为同龄人提供17%的入学机会，全日制普通高校只能为同龄人提供6 %的入学机会。供求反差过大形成的“瓶颈”现象，引发了激烈的升学竞争，导致应试教育现象日趋严重；同时，也是中小学择校与乱收费现象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
综上所述，在基础教育阶段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除了要转变人们的教育观念外，还必须创造外部环境，这就是在已经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逐步提升教育结构，一方面努力扩大普通高中和大学的规模，另一方面同时发展一部分综合高中，并构筑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之间的“立交桥”，争取通过8～10 年的时间使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的目标，初步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门槛；然后再经过10～15年的努力，使全国同龄青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一步提升至30%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这样就能在相当程度上缓和青少年升学的供求矛盾，较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子女接受更多年限、更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并为素质教育创造一个尽可能宽松的环境。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从优化整个中国教育结构入手，而不能只局限在基础教育自身的范围内；要调整全国高等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基础教育的比例，要把我国教育目前的金字塔型（按同龄青少年毛入学率计算，我国研究生教育仅为0.4%，本科教育为4%，专科教育为7%， 高中阶段教育为34%，初中为85%，小学净入学率为99%）逐步调整为梯形结构（争取在2020年左右，各级教育的毛入学率，本科及以上达到10%，专科达到20%，高中阶段达到65～70%、九年义务教育达到95%以上）。根据梯度发展战略和东、中、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2005年前后，首先在大中城市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普及高中教育，率先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
（二）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求延长青少年的受教育年限，并建设终身教育体系。不断扩大教育规模，提高各级各类教育普及率，需要投入巨量的资金；保证高质量的素质教育还需要充足的校舍、高水平的师资和优良的教育教学装备。所有这些需要巨额的财力投入。延长教育年限、提升人力结构需要大量的钱，高质量的素质教育需要更多的钱。没有高强度的投入，就没有教育的优先战略地位，不解决投入问题，素质教育将成为无米之“炊”。
实施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科教兴国方针，加速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素质，必须解决高强度的资金投入问题。为此，一要借鉴我国农业、工业部门通过体制改革、制度创新，高速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二要借鉴与我们国情相类似的国家和地区超常规积聚人力资本、发展教育的经验。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用改革的思路、气魄和胆略重新设计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政策和措施。
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成功的经验在于：坚持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调动国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金资源，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在较短的时间里满足了我国经济发展最为短缺的资金需求，并分散了投资风险，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在农业领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转变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使农、牧、渔业生产连年增长，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在工业交通领域，政府一方面对国营企业的发展由国家拨款改为向银行贷款（主要用的是居民存款），并将一部分国营企业转变为混合型所有制的股份制企业（向股民集资），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由农民集资办工业）、私营和个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非国有经济，解决了长期来影响我国工业和交通发展速度的资金短缺问题，形成了国有工业和非国有工业共同发展、非国有经济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国有经济的新局面；在电信、煤气、民用供电等公用事业领域，通过收取初装费、增容费、购买建设债券等手段，向团体和个人用户集资，以非常规手段积聚建设资金，超常规发展，较快地实现了扩大供给、满足社会需求的目标；在职工住房、退休养老和医疗保障等长期困扰政府和全民企事业单位的福利问题上，也是通过制度创新，运用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出资（成本分担）的办法，建立了新的社会保障体制。
六、七十年代以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是在自然资源和资金相对短缺的条件下，通过政府办学和私人办学并举，广泛吸纳企业和受教育者家庭的资金，超常规积聚人力资本，高速度提升人力结构，创造了教育超前于经济发展的东亚模式，并以此为支撑，实现了经济腾飞。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高中与大学教育，原来都是以政府举办的公立学校为主体的。为了将政府有限的财力集中于义务教育，它们分别从六、七十年代起，制订私立教育法，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大力扶持非政府办学，大规模发展私立高中和私立高等学校，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目前，在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中，私立高中都占半数左右；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中，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私立大学也都占了大多数（其中，日本占73%，韩国占75%，台湾占70%）。公立高中（尤其是名牌高中）和公立大学还分别实行了政府和家长分摊教育成本、缴费上学的政策。由于私立学校的大规模扩展和公立学校的成本分担，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学校教育的社会总投入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长期稳定在6%左右。据最新教育经费统计资料，韩国教育经费总投入占GDP的比例高达6.9%，其中政府投入为3.5%，私人投入为3.4%；与此相应，韩国的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远远超过了英、法、德等西欧发达国家。
早在80年代中期，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到本世纪末“拿出5 %的国民生产总值办教育”的指示。但由于部分领导干部在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硬投资与软投资的关系上观念保守，教育体制改革又长期滞后，致使近年来我国政府的教育投入一直徘徊在仅占GDP2.5%的低水平上，加上其他资金来源，全社会的教育总投入还不足GDP的3.5%，与小平同志的要求相差甚远。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又提出了面向21世纪，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更高的教育发展目标，显然，今后全社会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还应更高一些。据测算， 在下世纪初应争取达到GDP的5.5%～6%为宜。为了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 一方面必须尽最大努力增加政府的教育投入，第一步达到占GDP的3.5%，第二步达到4%；另一方面，必须加大教育体制和筹资体制改革的力度， 扩大社会和居民个人的教育投入，至少达到GDP的2%（目前还不足GDP的1%）。
今年初国务院批转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突出强调了办学体制改革问题，重申了对社会力量办学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要求在“今后3～5年，基本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办学体制”。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民办教育（重点是非义务教育阶段）在近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目前我国的民办中小学只有5000多所，还不到同级学校总数（70万所）的1%；经国家批准的民办高校不到30所，不足普通高校总数的3%，远不足以成为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真正实现“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必须像当年扶持乡镇企业、鼓励外商投资企业一样，出台若干大力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使各级各类民办教育快速发展，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世纪之交我国教育事业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要深刻认识办学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正确认识公办和民办两种办学体制共同发展与竞争有利于促进质量和效益的同步提升。民办学校的机制决定了它只有以优质服务和质量赢得市场和生源，才会有人来购买它的教育服务；同时，还必须注重投入产出，提高办学效益，否则，将面临破产和关闭。这体现了市场经济社会的“消费者”至上和用“脚”来投票的铁的法则！
此外，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校也要实行教育成本分担和多元化筹资的改革。由于国家财力有限，教育拨款只能主要用于加强义务教育和重点大学、重点学科的建设，其它普及型的公立高等教育（如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高中阶段的公立教育都应逐步提高受教育者家庭分摊教育成本的比例（对一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采取奖贷学金和减免学费的办法），增加学校的经费来源，扩大在校生规模，改善办学条件，在更大程度上满足社会需求。
总之，只要有利于积聚更多的教育资金、有利于解放教育的生产力、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接受更多、更好教育的需求，实现科教兴国，我们就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和手段，调动社会和群众投资教育的积极性，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超常规发展教育的道路。
（三）
素质教育要求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人才，提倡特色教育和个性化教育。为此，我们应从传统的计划管理模式中解放出来，放权搞活，创造素质教育所需要的新的运行机制。
第一，上级政府要给下级政府放权。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要向省市自治区放权，省市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要向地、市和县、区放权，将教育的大部分决策权和管理权交给最了解本地区经济结构、人力资源及教育需求的下级政府。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差异，并从各地区实际出发，制定当地的教育结构、教育规模、办学体制模式、经费筹措办法和考试、招生办法，以及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和具体的培养目标。要结合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加大地方政府对各级各类教育的统筹权，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效益。第二，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要给校长放权。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让学校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实体。素质教育要求学校办出特色，对学生因材施教，培养出多样化人才，而不是“千校一面，万人一书”。为了使学校更有活力，在人财物管理上要给校长以更大的自主权；鼓励学校通过正常渠道，自筹资金，改善条件，扩大办学规模；要给学校以一定的教学计划和教材选择的自主权，给校本课程留有一定的空间；要给高中和高等学校的校长以更大的招生自主权，大幅度减少教育行政部门的统测统考，把毕业考试权和文凭发放权还给学校，让更多的具有个性特长的优秀学生脱颖而出。要充分尊重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校长的办学自主权，让这些学校形成各自的特色。
《行动计划》是继《纲要》以来的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指导全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文件，是中国教育实现跨世纪发展的施工蓝图。我们相信，在这两个文件的指导下，经过全社会和教育战线的努力，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将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教育推向21世纪是大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