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境创新实验：人与动物语言区别的可实证窗口
陈 保 亚,余 德 江
摘 要： 文章系统地分析了霍凯特的设计特征理论，认为仅从霍凯特定义的设计特征入手还不能十分明确地区分人类语言和动物交流系统。我们认为，易境性和还原生成性是人类语言与动物语言区别的关键性质，但还原生成性难以观察，易境性却可以通过实验直接观察。我们提出易境创新实验模型，用以观察人类语言和动物交流系统的异同。基于易境创新实验模型，我们从认知科学的视角提出了研究语言演化的新方法，但仍不能忽视以霍凯特的设计特征理论为代表的语言本体研究和动物行为实验结合的方法。实际上，结合三种方法探索语言的基本属性，可能是构建语言演化路径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设计特征；易境性；还原生成性；易境创新实验；动物交流系统；语言演化
语言，自古以来便被视为对“人的本质”问题的一种回答，海德格尔总结道：无论如何，语言是最切近于人的本质的[1]。这种语言为人之唯一本质的想法，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霍凯特那里得到了一个语言学的解答，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设计特征理论。作为人的本质的语言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霍凯特把它从一个哲学问题转化成一个语言学问题。这离1871年巴黎语言学会禁止讨论语言起源问题已将近100年，人们已经突破语言神圣起源的枷锁，也在结构主义的语言研究方法上臻于完善。
在九头山汉墓中，出土了40多枚汉武帝和汉宣帝五铢钱，同时还出土了琉璃饰品，据考证可能来自东南亚或印度东海岸，从合浦登陆，经南流江、北流江西上柳江进口。这也证明了柳江早在汉朝时期便为柳州提供了航运便利和商贸通道。
具体而言，这个问题转化为如何区别人类语言和动物语言，如何定义人类语言。在未有明确结论前，我们先使用动物交流系统这一概念。探索动物交流系统，目的是在与动物的对比中发掘人类语言的基本属性。
界定语言的基本属性(Fundamental Properties)或者设计特征(Design Features)，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给出的一种方案，这不同于语音、词汇、句法等平面的具体研究，也不同于跨语言的共时、历时比较；而是更多地将整个人类语言视为一个整体，同其他动物交流系统进行比较，并借由这个外部视角，在生物演化论的层面上和其他有或近或远演化关系的动物联系起来，由此带来的一个可能是：在与其他动物的交流系统的比较中，发现人类语言涌现和演化发展的蛛丝马迹。这种起源于达尔文进化论、在历史语言学领域率先运用到语言研究中的比较法，又一次作为研究更宏观、更长时间尺度的语言起源和演化问题的方法而被一些人接受[2]。
从语言内部入手探讨语言的某些普遍性(Universal)或者共性(General)，是不同的语言学流派都尝试争夺的理论高地。例如以施莱歇尔等为渊薮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谱系树理论，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语言符号研究同质化所做的努力、对任意性和线条性等的定义，认知、功能等学派在语言符号的经济性、象似性等性质上的界定，语言类型学对语言普遍特征的归纳概括，生成语法对人类语言能力的探索……20世纪50年代以后直到现在，上述各个领域都针对语言起源和演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从语言外部探索语言基本属性的工作也从以下几个方面不断展开。首先是与动物交流系统(尤其是灵长类动物交流系统)的比较，以霍凯特[3][4][5][6][7][8]、托马塞洛[9]等为典型，其研究是以动物行为学的学科进展为基础的，例如霍凯特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当时对蜜蜂等四种动物的交流系统的揭示，托马塞洛等的研究也建立在长期的灵长类动物行为研究的基础上。第二个角度是结合婴儿语言习得的研究，例如对婴儿对非在场事物的指称方式的研究等[10]。近年来，随着演化语言学、认知神经科学等的发展，人们试图在超越语言的层面回答“语言的基本属性”这一问题，即倾向于将语言能力视为人类认知能力的一个方面，从认知能力的获得和发展的角度解释语言的基本属性。总而言之，关于语言起源、本质、演化的研究可大致分为几个传统：语言的生物基础研究[11]、语言的认知基础等研究[12]、语言官能研究[2]等。
霍凯特的思想仍然值得回顾和检讨一番。本文将对霍凯特的设计特征及相关问题做出进一步分析，明确易境性和还原生成性作为人类语言根本特性的意义，进而论证和易境性、还原生成性相关的易境创新实验是确定一个动物交流系统是否接近人类语言的关键方法。对人类语言设计特征的深入认识，本身就是解决语言结构、起源等问题的切入口。
一、霍凯特的设计特征理论
根据前人的综述[13]，霍凯特关于语言的设计特征的论述可以从方法论取向上分为三个阶段：行为比较法阶段(1958，1959)、演化论框架阶段(1960a，1960b)、侧重语言的系统性阶段(1966，1968)。下面将分别讨论其内在逻辑。
第一阶段以《现代语言学教程》为代表，霍凯特虽然使用了“个体发生”(ontogeny)、“系统发生”(phylogeny)等生物演化的概念，但偏重于将语言视作行为的集合，在此基础上，将人类语言行为和动物交流行为做比较。霍凯特在本书第64章《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专门将以下四种动物交流行为同人类语言行为进行了比较：蜜蜂舞蹈、三刺鱼求偶、银鸥哺幼、长臂猿呼叫。与此同时，霍凯特定义了人类语言的七个关键属性(the key properties of language)[注] 此时霍凯特尚未提出定义特征(design features)的概念。 ：
1.二层性(Duality，区分表达单位(ceneme)和组装单位(plereme)，例如语素和音位的关系)；
2.能产性(Productivity，由类推等机制造成的从已有的话语生成新的能理解的话语)；
3.任意性(Arbitrariness，形式和意义之间无必然或可论证的联系)；
4.互易性(Interchangeability，交流系统的成员既可以是信息发出者也可以是接收者)；
3.1 厂家长期提供配件或技术，与当地维修网点就定点维修及“三包”售后服务达成代理协议，三级网点逐步向二级以上综合维修网点发展，向专业技术含量高、专业性强的方向发展，向农机4S店方向发展，形成产、销、修结合服务一体化。
6.易境性(Displacement，信息传递脱离直接情境的程度)；
2.基于类推性的还原生成能力(体现符号系统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
由此霍凯特列出了如下矩阵：
表 1霍凯特“关键属性”比较表(霍凯特( 1958)， P574)
为了通过设计特征衡量几种交流系统的亲属关系，我们将上述特征矩阵转化为距离矩阵并尝试用邻接法(neighbor-joining)画树[注] 为了便于处理，我们把表中的“no”“no?”“?”“——”处理为“0”，“yes”“great”“slight”“some”处理为“1”，进而构建距离矩阵并画树，使用的软件是MEGA5。 下文表格处理方法与此相同，不再赘述。 ，大致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注：ST表示三刺鱼求偶(stickleback courtship)，HER表示银鸥哺幼(herring gull care of offspring)，GIB表示长臂猿呼叫(gibbon calls)，BEE表示蜜蜂舞蹈(bee dancing)。
图 1霍凯特“关键属性”下的五种交流系统亲疏关系
图 2五种动物的生物亲缘关系
实际上这一结果令人困惑，主要的原因是：为什么在四种动物中，生物演化关系上离人类最远的昆虫类的蜜蜂和我们共享最多的“关键属性”？这一问题霍凯特未能很好地回答。追问原因，从逻辑上说，存在两种可能：第一、蜜蜂和人类在交流系统的演化上的确取得了较大程度的共性，这种共性的原因可能是同源(homologs)也可能是非同源相似(analogs)，也就是说在生物演化史上两个物种相差甚远，这是一种偶然相似，进而可以认为交流系统的演化和生物演化历程不完全一致，交流系统有自己的演化途径；第二、特征的选取和定义不合理，造成两种错误，一是不该选的特征被选入而该选的特征被遗漏了，二是对特征和交流系统的把握不准确，造成对某些交流系统是否有某项特征的界定存在偏差。
第一种推断目前还很难达成共识，我们主要从第二种推断入手来思考上述问题。一种办法就是增加特征数量，通过增加特征数量来冲淡个别特征引起的误差；另一种办法是重新界定特征的内涵和适用条件。霍凯特虽然没有注意到上述问题，但他之后的研究一直在扩充特征数量，对特征本身的内涵基本未做调整，只是补充了相关论述。
PDCA循环贯穿整个项目施工过程，从最初的立项、结构图纸设计、现场的施工进度管理、质量控制措施，安全管理等。随着现代管理水平和施工技术水平的迅猛发展，在土木工程施工的过程中PDCA循环的应用越来越普遍，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
借助于Excel的规划求解，在设定目标利润480千元以及维持固定成本和销量的情况下，新模式下单价和单位变动成本还可以分别下降0.1%和1.7%，较之旧模式依赖于单价提高0.7%，明显有很大进步。因此，新模式下，在增加投资、降低材料和直接人力成本是有保障的，风险低于旧模式。
第二阶段的讨论以霍凯特(1959，1960，1960b)为代表。在1959年的文章中，霍凯特一方面正式使用了“设计特征”(design features)这一概念来代替“关键属性”(key properties)，另一方面对之前的七个特征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并且尝试将七个特征的涌现顺序以一种类似于生物演化的方式勾勒出来，这种顺序的还原，本身就是对七个特征内在关系的阐释。现将霍凯特的思路总结如下：
图 3霍凯特根据特征构建的语言演化顺序
1960年的The Origin of Speech 是霍凯特第二阶段的代表作，在这篇文章中，他系统地介绍了研究方法并且将特征扩展到十三个。方法论上，霍凯特沿着“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的思路进一步深入，思考语言起源的问题，并且在当时的条件下指出研究这一问题的两种可能的方法：
1.从未发现的语言中寻找基于可观察事实的处于原始语阶段的语言；
2.寄希望于历史比较语言学。
但正如霍凯特所指出的那样，第一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即使最落后的人群也完全掌握了其语言符号系统，其语言系统也一定是完善而自足的；第二种方法虽然有良好的基础，即在长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中所积累的成果，尤其是在对印欧语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发现的大量语音对应，足以排除偶然性和平行发展等因素，进而构建完整的印欧语语言发展谱系树，同理，这一方法似乎可以扩展到世界语言层面，构建“原始人类语”(proto-man)；进而又由近及远同各种动物交流系统做比较，构建“原始类人猿交流系统”(proto-man-apes)、“原始古猿交流系统”(proto-hominoids)等等。后一种方法面临的问题是，历史比较语言学有相对时间限制，在语言演化这个涉及几万甚至几十万年的时间尺度上，历史比较语言学这一工具显得力不从心，例如Will Chang等(2015)基于历史比较语言学，对原始印欧语的起源时间做出的最早推断是距今约6500-5500年[14]，这还是在有赫梯语、吐火罗语等文献材料辅助以及考古材料佐证，且印欧语历史比较研究成熟的前提下做出的，在汉藏语系中就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也就是说，历史比较法的适用时限可能一般不会超过一万年，而一万年对于语言演化历史来说实在是太短了。
从具体的操作层面，如何确定比较项，将会遇到极大的困难。一般的语言历史比较使用词汇等做比较项，比较项数量可以达到上千条，由此得出的结果也就能在更大程度上排除偶然性等因素，即从概率上来说，比较项越多，准确性越高。在人类语言和动物交流系统中确定比较项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是由于动物交流系统往往是十分有限地使用符号，并且符号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联十分模糊(语义性的模糊)；另一方面是由于历史比较的基本假设在人类语言和动物交流系统的比较中不具备，主要是指音义关联的任意性原则，在动物交流系统中往往极难将意义和形式剥离，也就谈不上任意性原则了(任意性的模糊)。
霍凯特的处理方法是：将设计特征作为比较项，进行动物行为比较，并力图将特征还原到生物演化树上。1960年的The Origin of Speech 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十三个设计特征是在之前的七个特征基础上增加了以下六个特征：
(3) 该3-面为(3,5+,7)-面,由R2.1和R3.6得3-面和面上的3-点最多从7-点拿走的权值为
1.声耳频道(Vocal-auditory channel)：通过声音和耳朵的频道进行语言活动；
2.多向传播单向获取(Broadcast transmission and directional reception)：声音传播多向，但听话人有明确的目标；
3.迅速衰减(Transitoriness/Rapid fading)：语言行为发生后随着声波衰减迅速消逝；
4.完全反馈(Total feedback)：说话者完全能听到和控制自己在说的话；
5.语义性(Semanticity)：确定的意义和确定的语音形式紧密结合；
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员工满意度评价中，物质维度的评价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本文将员工对企业社会责任物质维度的满意度评价指标定义为：薪酬制度（U21）、社会保障体系（U22）和薪酬激励方式（U23）三个方面。
6.组件性(Discreteness)：可以把语流切分为更小的单位并且按照规则组成别的表达。
有学者批评霍凯特系统主要是针对其框架不适合演化语言学的研究，认为霍凯特把语言看成产品而不是通过生物器官起作用的一套感觉运动、认知和社会能力；并且批评霍凯特几乎只注重口语语言而忽视了人类手势语等其他的交流系统[13]。实际上如何评价声道和有声语言对人类语言演化的作用和影响，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表 2霍凯特的“语言演化”特征序列(霍凯特， 1960, P9)
霍凯特以“缩合”(blending)模型来解释能产性，以碰到危险先“忍住”再发声的具体情境的构建、儿童语言传递、大脑容积等来解释易境性的产生，以交流系统的复杂性和同音现象等来解释二层性，并认为二层性最后产生。这一阶段值得注意的是组件性的提出。
5.专用性(Specialization，信息交流行为触发的后果和其直接的物理后果没有特殊联系)；
第三阶段的探索主要的文章是霍凯特(1966，1968)等。霍凯特1966的The Problem of Universals in Language 一文收录在格林伯格(H, Greenberg)编写的Universals of Language 中[6]，霍凯特花了很大的篇幅谈为什么要探索语言共性以及探索语言共性的原则等问题。可见这一阶段霍凯特对于设计特征的考虑加入了语言共性的视角。在特征的界定上，他把“能产性”(productivity)改为“开放性”(openness)，并且界定了三种新的特征，分别为：
1.支支吾吾(Prevarication)：指的是语言信息可以是错的，并且可以是在逻辑意义上毫无意义的；
2.自反性(Reflexiveness)：指的是我们可以交流“交流”自身；
3.可学性(Learnability)：指的是一种母语的使用者可以学习另外的语言。
针对火灾状态下的油品处置，国内外做法差异较大，国外关于吸收上部油品热量和保护罐体采取收油措施，以及使泡沫填充和进入不宜覆盖区域采用发油措施，应进一步调研上述措施的可行性。从国外实践经验来看，确实能够提高消防效率、降低罐体所受的损失。
至此，霍凯特总共提出了十六个设计特征，但这仍然不能解决特征矩阵得到的演化树和生物演化树之间的矛盾。牛津大学的语音学实验室做过一个总结，关于十六个设计特征在蜜蜂舞蹈等九种交流系统中的表现。[注] 具体表格请参考：http://www.phon.ox.ac.uk/jcoleman/design_features.htm. 根据这一表格，将其转化为距离矩阵并尝试用邻接法(neighbor-joining)画树，大致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图 4十六个设计特征下九种交流系统亲疏关系
这棵树中比较特殊的是蜜蜂跳舞、人类副语言以及灰鹦鹉。副语言系统比语言系统更为原始，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灰鹦鹉则涉及语音模仿的问题，严格来说，其地位明显被高估了，这可能是一个系统性的误差。和前面的结果一样，蜜蜂舞蹈比起蟋蟀等其他昆虫的交流系统来说仍然地位很高，甚至超过了西美草地鹨的唱歌，和人类副语言平级。
上文提到，由设计特征画出来的演化树和实际的生物演化树差异颇大，有两种可能：一是可以假设交流系统的演化和物种演化不是一种模式，没有必然映射关系；二是假设二者有严格的映射关系，出现龃龉是因为设计特征的选取和界定出了问题。我们采用第二种假设，反思霍凯特的系统，我们认为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特征选取的标准不明确。随着语言学研究的深入，语言的另外一些普遍性质或共性被揭示出来，例如经济性、象似性等，这些是不是设计特征？[注] 例如豪斯、乔姆斯基、费奇等2002年提出递归性是人类语言官能的唯一性特征，而平克、杰肯道夫等对此并不认同。又如王士元教授2018年5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提出，应该在霍凯特十六个设计特征的基础上增加以下两个特征：复杂语法，包括互相依赖成分 (types of dependency)、多层次歧义 (levels of ambiguity) 。
第二、特征定义的模糊性造成适用的困难。例如霍凯特对易境性的定义其实更像是描述某种移位性或者动物的长期记忆能力，而不是完整的语言学意义上的易境性，因此把蜜蜂舞蹈鉴定为有易境性或许有误。
第三、可能存在系统性的偏差。某些关键的特征没有定义，导致鹦鹉模仿性的语言在系统中地位偏高。
国有林场半专业森林消防队要加强与周边林业单位和林农合作、沟通，开展场村、场社开展共建联防，合作演练，建立起共建联防机制，把森林防火办成全社会的共同事业。
在十三个设计特征中，霍凯特认为人类区别于类人猿而独有的三个是：易境性、能产性、二层性。至此，讨论人类语言起源的问题就转化为讨论人类语言的这三个独特性质的起源问题。从方法论上看，这种方法是巧妙的，姑且不论是否有助于探讨人类语言起源问题，至少对我们认识人类语言的基本性质来说，这种归纳是有价值的。在文章中霍凯特给出了一棵演化树，并将十三个特征放了进去，为方便讨论，我们将其转化成表格：
随着演化语言学的发展和动物行为学对灵长类动物特别是猿类的长期观察实验，我们对人类语言起源的问题从以下几个方向拓展了认识：第一、对灵长类动物的观察实验使我们对其交流系统以及相关的交流行为、心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9]；第二、对人类婴儿语言习得过程的研究使我们对人类语言的某些关键性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6][10]；第三、通过对语言与认知、大脑的关系的研究，进一步阐发了某些特征的生理和认知基础[15][16][17][18]；第四、通过对古人类的考古、基因、声道演化等的研究，在古人类脑容量和语言的关系、FOXP2基因和语言的关系、声道演化和语音产生的关系等方面有了新的理解。但是目前距离构建语言演化的完整图景还很远，很多演化模型讲述的演化情境带有浓重的“故事”色彩。
因此，回过头来探索语言的某些关键属性，还有两方面的价值：第一、可以提升对语言现象的理解和解释；第二、为探索语言演化贡献关键信息。
二、易境性的界定
霍凯特(1958)对易境性的定义是：
霍凯特认为人类语言大量具备易境性特征，长臂猿以下的动物没有这种特征，但蜜蜂是个例外，不过蜜蜂的这种易境性不像人类那样可以易境很长时间再表达，除了蜜源信息之外似乎也没有表达更多、更抽象的信息。在易境性的问题上，霍凯特之后的几次阐述没有做大的改动。霍凯特对易境性的界定过分宽泛，最近受到了一些批评。有学者指出，霍凯特所认为的蜜蜂舞蹈具有易境性的观点已经被证明是脆弱的，他们倾向于把易境性看成一种认知能力而不是跨物种交流系统的某种特征[13]。
存在价值是衡量一件物品的主要标准，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主动结合其文化价值与使用价值两方面，如此才能体现及具备一定的市场受众和突出其自身的市场价值。
一条信息的易境程度指的是该信息中包含的前因和后果等关键特征脱离信息交流的时间、空间的程度。
如果只从时空的移位性来理解易境性，就容易把蜜蜂舞蹈之类动物跨时空的长期记忆下发生的行为误判为具有易境性。易境性的关键在于：时空移位的情况下，对非在场经验通过符号编码进行表达以及与群体共享的能力。易境性不是一个简单的有无问题，更多时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做如下区分：
(长期记忆能力→易境指称物体→)易境传递某一直接经验信息并使其他个体获得间接经验信息→易境重建某一具体情境(回忆事实、叙述)→易境创造某一情境(讲故事、想象情境的表达、抽象经验的组织和表达)→构建思想体系、抽象制度、文化系统等→超越情境性(宗教体验、审美体验等)
人类显然具备最高层次的易境性。我们对易境性的界定从第三个层次开始，即易境传递某一直接经验信息并使其他个体获得间接经验信息。李思科等(2009)的研究指出，十二个月大的婴儿已经能够用手势指示不在场的物体，黑猩猩会用手势指示想要人类给它的在场的物体，而不能指示不在场的物体，并且认为这是一种基于更深的社会认知能力的行为，这种能力是在大约600万年前人类和大猩猩分化之后逐渐发展出来的[10]。最近十几年的认知学科发展使得很多学者提出一种观点，认为易境性，甚至霍凯特的十六个设计特征，从根本上说是人类认知能力发展的结果。从社会认知能力的角度探索易境性的问题的确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但是易境性和语言之间的关键联系不能因此被忽视。我们定义的易境性是语言交流行为中的易境性，这种易境性一方面是语言系统得以建立的必要条件，另外一方面语言系统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这种认知能力的发展。
包括霍凯特在内，以前的一些研究对易境性的界定需要进一步限制。第一、在许多动物行为中表现出来的长期记忆行为，例如有一些鸟类能长时间地记忆食物储藏地等，不能算是易境性的行为，因为这类行为中缺乏一个关键要素：在不在场的情境下向别的个体传递间接经验。第二、把由遗传决定的、相似性的蜜蜂舞蹈看成是具有易境性的，关键性的问题是蜜蜂舞蹈只能表达蜜源和距离两种信息，暂时没有发现蜜蜂能编码表达除此之外的新信息，因而蜜蜂交流系统不具备易境创新能力。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生物演化树上与人类分化很远的昆虫会有与人类语言类似的易境性性质。
三、易境性与其他设计特征的关系
为了充分说明易境性的性质，需要先梳理一下设计特征之间的关系。霍凯特和奥特曼(1968)有过一个总结，他们从交流系统的角度，将十六个设计特征做了一个暂时的分组，本文将其归纳整理如下[8]：
表 3霍凯特和奥特曼( 1968)从交流系统角度对设计特征做出的分组
我们认为，从符号系统的层次和功能的角度，能够做出一个比较好的分类。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哪些性质是这个符号系统成立的必要性质，哪些是这个符号系统的功用性质？综合霍凯特等人的探索，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归纳：
吡虫啉不同亚致死剂量处理豆蚜成蚜后，平均寿命低于对照；LC30处理成蚜后，其平均产蚜量显著低于对照（P＜0.05），而 LC10和 LC20处理成蚜后，与对照差异不显著（表2）。
天古崖渡槽为肋拱结构，主拱圈由拱肋、横系梁、加强梁等组成。主拱圈设有两跨，跨度40.0 m，矢高10.0 m，矢跨比1/4，拱轴线采用等截面悬链线。槽身为梁式结构，其断面形式为钢筋混凝土矩形，跨度5.3 m，纵坡1/3 000，设计水深3.47 m，槽宽4.0 m，槽深4.1 m，壁厚40 cm。
表 4设计特征的层次和功能
区分以上几个层次，有助于我们把问题锁定在关键层面。研究语言演化、语言与认知的关系等，自然既要考虑生理物理层，也要考虑语用语言行为层、传递层，事实上基于认知能力和动物沟通行为的研究多偏重这几个层次，而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符号层和表达层的作用。符号层的功能是为语言表达提供足够数量的单位。
符号层中，二层性是符号单位数量的保证，是将心理、物理属性的符号形式(区别性单位，例如音位、笔画等)生成具有表意功能的语言符号(表达性单位，例如语素音形)的手段。心理、物理属性的符号形式数量上是非常有限的，但通过有规则的排列组合，就能生成理论上数量巨大的语言符号。
二层性中由区别性单位到表达性单位的组装过程，既涉及纯粹的形式层面的组装，以在形式层形成足够的单位数量；也涉及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以形成真正的语言符号。形式和意义的结合，需要三个步骤：
1.纯粹的符号形式的储备(二层性)；
2018年，潍柴动力比较大的一个战略动作是于8月29日宣布正式进步燃料电池动力市场。根据其当时的现场“豪言”，潍柴要在2021年前在中国为商用车提供至少2000套燃料电池模组，据说这是全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商用车燃料电池汽车部署计划。
2.对世界的范畴化并形成可供匹配的意义(语义性)；
3.形式和意义结合的规则(任意性)。
语义性的关键是将经验世界范畴化并形成语义的范畴，即索绪尔所谓的“所指”，并且保证和符号形式形成紧密的关联。任意性则是对这种关联的规则作出规定。二层性、语义性和任意性三条性质紧密配合，组成一部语言符号单位的“生产机器”。这部机器的原料是经验世界和物理、心理层面的符号形式，产品是合格的语言符号。但是，这显然是一部宏观的语言机器，这个视角着眼于语言的系统发生，将语言符号系统视为一个整体，并分析这个系统的结构方式；关注的对象约等于索绪尔区分出来的“语言”而非言语，是一个抽象的、高度同质化的系统。
就语言的使用者而言，我们还需要关注语言的个体发生。最具代表性的问题是个体如何获得语言？乔姆斯基等提出的“语言官能”(language faculty)、“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等理论试图证明语言能力已经先天地蕴藏在人类大脑中了。一些认知语言学家试图从现实世界的经验角度反驳乔姆斯基等的天赋语言观，建立了构式语法等新的研究范式。这里不打算继续这个话题，我们认为个体语言的获得是离不开语言环境的，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的“狼孩”悲剧就是一个证据，事实表明这些狼孩几乎很难再获得语言。人类具有先天的语言能力，语言能力在特定文化中的运用形成语言系统。在个体获得语言的过程中，以下三种能力是最为基本的：
1.基于任意性的符号编码能力(体现为符号系统的任意性原则)；
7.文化传授性(Cultural transmission，交流系统通过文化系统传递给下一代而不是靠遗传)。
3.区分两种基本单位的能力(体现为符号的两层性)。
任意性和两层性的问题上面已经论述过。这里着重探讨还原能力和生成能力的问题。霍凯特的设计特征中的组件性，着眼于语言符号本身可离散和组装的特性。他定义的另外一个设计特征是能产性，即可用有限的单位生成无限的序列，这一性质也可以概括为“递归性”“生成性”等。史蒂芬·平克(1994)等人也将组件性和递归性合起来，称语言系统为一个“离散组合系统”[19]。我们认为，仅仅从语言符号本身谈组件性或者离散性是不够的。组件性的本质是符号的离散化，其背后的支撑是人类对概念、语音的范畴化。组件性的直接结果就是“单位”和“规则”。我们认为，真正重要的是人把握符号系统的这种组件性，进而在个体语言习得时还原出这些离散的单位和规则，再以此为基础生成无穷的表达。人类把握这种特性并且得到语言单位、把握单位之间聚合关系的能力称为还原能力，即还原出单位和规则的能力。人类基于已有的单位，按照某些规则生成无限的语言符号序列的能力称为生成能力，体现为单位的线性组合关系。从个体语言能力和语言获得的角度来考虑组件性，由此得出的还原生成能力，是语言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从语言个体发生的角度来看，组件性和能产性显得尤为重要。
遗憾的是霍凯特对组件性的定义不太清楚，他所说的组件性有的动物也有，这一推演结论也比较含糊。我们认为，人类能够从有限的话语中还原出规则单位和组合规则，这一能力可以称为还原性。目前的动物实验似乎并不足以证明动物交际系统存在还原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还原能力的重要性大于生成能力。
此外，近几十年来，任意性受到了来自象似性和理据性的挑战，实际上这些挑战目前来看还非常不成熟。二层性和能产性都涉及从有限到无限的过程，但是二者有本质上的不同，二层性发生在纯粹符号形式层面，运行机制是“对立”；能产性发生在语言符号单位层面，背后的机制是“类推”和“递归”。前者出产语言单位的形式，后者出产语言片段。从这个意义上说，能产性也可以归到表达层，或者说能产性介于符号层和表达层之间。
把相机放在支架上，而不是用手拿着，可以得到更干净直接的模糊效果。不妨两种方法都尝试一下，看看你更喜欢哪一种。如果缩小光圈和降低ISO都不能达到足够慢的快门速度，那就装上中灰镜吧。
符号层面的几个设计特征综合起来可以作为判断某种动物是否具有语言符号能力的标准。实际上我们还需要注意，语言能力这个概念的含义可能非常广泛，既包括语言符号能力，又包括语言表达能力，还包括语言所必需的各项社会认知能力等等。因此，笼统地说某种动物是否具有语言能力就会引发诸多争议，因为对语言能力的理解不同，标准也不同。
我们认为，语言符号能力应该作为判断某种动物是否具有语言能力的标准。原因在于：具备了语言符号能力，就一定具备了语言发生所必需的各项社会认知能力；具备了语言符号能力，则已经能回答某一动物是否有类似于人类语言这种语言系统这一问题，而不必再涉入更多外围的因素。
从认知能力上找鉴定是否出现语言的标准可能是不精确的。这个标准应该从语言上找，具体而言就是从语言符号能力上找。一直以来有大量的研究试图找到动物交流系统中的任意性、语法结构等，得到的结论也不完全一致，例如有几种组合模式算是有语法结构？任意性又如何鉴别？这个思路遇到的根本性困难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即我们永远不能立足于内省的视角去观察动物交流系统。这一困难是目前的研究思路遇到的根本难题，人类能用语言对人类语言做出描述和研究，这是基于我们对语言有内省的认识，并且通过语言来创造和表达大量的公共知识，而这在动物交流系统中很难观察到。
从设计特征出发研究动物交流系统和人类语言的差异除了上述无内省视角因而难以判断特征有无的问题外，另一个普遍的问题是标准宽严的界定。例如，许多动物句法(zoosyntax)研究都发现某些种类的猴子的叫声有一定程度的结构规则[20][21][22][23]，但这些零星出现的结构规则，能否证明猴子有语法能力呢？换言之，出现几种语法结构算是具有语法能力，或者进而界定具备语言能力？并且，这种零星的结构能力如何与习惯刺激相区别，也是一个难题。尤其涉及上面提到的内省视角问题，对猴子语音形式的离散分析靠的是统计方法，对其语义内涵的推测靠的是情境的重复出现，即仍然存在语义模糊和形式意义组配关系模糊的问题。综合起来，往往也就得不出明确的结论，面对同样贫乏的语法结构证据，不同的学者可能在猴子是否有语言的问题上得出不同的结论。
由此，需要找到一个在实验上简单可观察的标准。我们认为，易境性为观察人类语言的独特性提供了窗口，而其他设计特征很难得到观察。
另外，支支吾吾、自反性这两种语言符号系统使用层面的性质虽然所处层次比易境性高，需要动用的社会认知能力能更多、更复杂，但是这两种性质也很难观察，我们连判断动物是否具有语言都存在诸多困难，就更难判断它们是否会“说谎”了。这里要注意的是，有些动物出于本能的欺骗行为(例如变色龙变色伪装)和说谎不是一回事，实际上“说谎”既是一种社会行为，也是一种语言行为，例如著名的“说谎者悖论”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涉及语言和元语言的问题。我们没有动物内省的视角，所以难以鉴别涉及表达的欺骗行为(说谎)，也无从判定动物们对自己的交流系统是否有自觉。
文化传递性和可学性严格地说是语言系统的外部属性。文化传递性针对的是儿童语言获得，与之相对的是遗传性。动物交流系统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遗传传递的，类似于出生不久的幼鸟很快就学会飞翔一样，是一种真正的本能；人类语言则需要靠文化传递来获得，虽然乔姆斯基等认为人类有“语言官能”(language faculty)或者“语言本能”(language instinct)，但实际上我们谁都无法否定一个简单的事实：离开了语言环境的儿童，不能获得语言。文化传递性要求成熟的教育机制，这似乎为解释人类文化、文明的积累和发展提供了一点参照。可学性针对的是二语习得，近年来有一些研究表明动物交流系统也有方言差异，方言之间也具有可学性，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材料。但比较能确定的是，语言极大地加快了文化的传递和发展，这种传递和变异的速度，是单纯的基因传递和变异无法想象的。
四、易境创新性实验
然而，由于蜜蜂等一些动物也有易境性，我们需要对这一概念加以限制。人类语言不仅在易境的情况下能够传递信息，而且能够编码新经验，生成新句子，传递经验中遇到的新信息，不同于蜜蜂只能传递蜜源信息。鉴于这种区别，我们提出易境创新性观察标准：如果新的经验能够易境传递，则这种交流系统具有人类语言意义上的功能。这里所谓的新是无限创新,不同于蜜蜂的创新只限制在蜜源范围.
如果能观察到某种动物具有易境创新行为，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其一定具备一套符号表达系统，至于这套系统采用语音信号、图画还是手势等任何形式都无关紧要，我们可以认定这种动物具备了语言能力。这个判断背后隐含的假设是：一旦某种动物具备属于表达层的易境创新性，则在逻辑上可推断，该种动物可能已经具备了包含二层性、任意性、还原生成性的符号能力。
总的来说，我们把霍凯特的十六个设计特征做了分层，认为符号层体现的是语言符号能力，而易境创新性属于表达层，是鉴定动物是否具有语言符号能力的最好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易境创新性是语言能力成熟的标志。
通过动物行为实验的设计来确定易境创新性，进而确定语言能力，是非常有可操作性的。并且，这个实验中不会存在像有人批评霍凯特那样只重视口语而忽略了手势语等交流手段的问题。这里先回顾几个我们之前做过的观察实验。
钓鱼实验：
一条鱼因为食诱饵上钩，目睹这一过程的另一条鱼，以后目睹同样的诱饵不再上钩，但是这种经验不能直接传递给其他的鱼。这种经验的积累以“身临其境”或者说“在场”为条件。即鱼似乎可以做到直接从自己的经历中积累经验(上了一次钩就不再上当)，也可以做到目睹别的鱼的经历而积累经验。
白鼠实验：
一只白鼠受到食物诱惑，在获取食物的时候被老鼠夹夹了一下，第二次就不再上当；目睹这一过程的另一只白鼠也不会上当。加入别的白鼠，新加入的白鼠依然上当，证明该经验没能从上当和目睹上当的白鼠传递到新加入的白鼠身上。
我们认为，动物只能获得集体模仿行为，不可能获得集体观念。如上述钓鱼实验和白鼠实验。白鼠和鱼也可能积累经验，不再上当，但这种经验只能通过 “身临其境”的方式，或者说“在场”的方式获得。也就是说，白鼠和鱼不具备易境性。
实际上人类也有直接经验方式，例如一个人不小心触电之后，他就获得了这个经验，在之后的行为中就会尽量避免再次触电；触电时在场的旁观者，即使没有语言交流，也获得了可能触电的间接经验，从而避免触电。另外一项测试表明，有触电经验的人也在前语言儿童面前以打手的方式阻止儿童触摸插头，儿童也可以通过在场的方式获得间接经验。
上述实验中的鱼、白鼠和前语言儿童，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传递都是在场传递。具有语言能力的人不必总是在在场的情况下传递经验，其中语言是关键。人类获得经验的方式显然不需要总是在场，比如“触电”经验也可以通过不在场方式获得。儿童在获得语言以前，活动经验的方式和动物相似。例如我们曾经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
儿童陈樾观察实例：
儿童陈樾正处于前语言阶段，已经学会走路，尚未学会语言。其父亲独自在家照看他，带他出去玩返回的时候，父亲背着他上楼梯，快到楼梯顶部时不小心脱手，儿童陈樾从楼梯上滚了下去。当天晚上，陈樾的母亲一回到家，陈樾即缠着母亲从家里走到楼梯口，然后指着楼梯哭起来，试图向母亲传递被摔下楼梯的信息。
可见，处在前语言阶段的儿童陈樾向母亲表达从楼梯上滚下去的经验，也不得不依赖“在场”的方式。通过语言传递经验和知识，不一定要“在场”，这和没有语言的“在场”传递方式有根本的区别。另一个观察事实是：
儿童轩轩观察实例：
儿童轩轩，两岁三个月，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名词，例如“车”“西瓜”“光头强”“熊大”等。白天爷爷带其外出，目睹街上发生的一起车祸，一辆满载的大货车和面包车相撞，当时儿童轩轩受到惊吓，没有语言表达。回到家后，开始向家里的奶奶等人“讲述”该事件：“大货车……面包车……嘣嘣嘣……”当天其远在外地的亲人得知此事，打电话对儿童轩轩发问：“大货车怎么了？”回答仍然是：“大货车……面包车……嘣嘣嘣……”并伴随着惊讶的语气和呼喊。
可见稍微具备语言表达能力的儿童，已经在尝试以不在场方式传递经验。我们应该承认的是，在用语言完整传递不在场经验之前，要达成这个易境性的行为所需要的各项认知能力的基础在此时的儿童陈樾和轩轩身上已经具备了。
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人类学习和传承祖先积累的经验知识，都必须依靠不在场的语言传递。这是文化、文明实现量的积累的关键所在，作为书写语言的文字符号的发明，则进一步促进了这个过程。实际上通过语言进行不在场传递的还有抽象的思想，我们关于孔子、释迦牟尼、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思想，都是通过不在场的语言传递获得的。
动物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遗传的结果。具体而言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假如有某种习惯(比如机警)的老鼠容易生存，没有某种习惯的老鼠不容易生存，被淘汰了，能够生存下来的群体某种习惯越来越多，群体模式由此获得。胆战心惊的老鼠容易生存，老鼠中小心谨慎的模式由此形成。这种获取方式和学习的获取方式完全不同，更没有语言的介入。正如霍凯特所指出的那样，人类语言行为的获得，关键的一点是语言具有文化传递性——即通过后天的学习和教育传递语言。
设计合理的易境性实验，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动物交流系统的特性，从而获得构建人类语言演化路径的一些关键参照点。李思科等(2009)进行的易境指称实验未充分考虑动物语言新经验的编码传递[24]，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易境性实验应该扩大到多种动物身上，尤其是灵长类动物，在演化史上与人类最近的动物最有可能提供人类语言演化的细节参照。目前这一方面还有待做更多的工作，关键的步骤是设计经验编码观察程序。
五、余论
本文系统地回顾了霍凯特的“设计特征”思想，指出易境性和还原生成性是人类语言的基本属性。易境性在鉴别动物交流系统与人类语言系统的差异等方面有特殊的价值，但要和蜜蜂等部分动物的易境性区别开。设计合理的易境创新性实验，才能为我们探索人类语言的演化路径提供实证手段。
探索语言的基本性质，可以有几个角度：语言本体角度、行为比较角度、认知神经科学角度等。霍凯特以后，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人们更多地开始从认知角度来探讨语言问题，一般认为社会认知能力是语言涌现和发展的基础。认知能力对于语言能力的重要性固然不言而喻，但是这两种能力也有差别。
如果只谈认知能力不谈语言能力，尤其是语言符号能力，就无法解释在认知水平相近的情况下为什么信息得不到有效和精确的传递，语言符号能力是信息精确传递的必要条件。例如，手势语、眼神、以手指物等均以认知能力的发展为基础，也能传递和表达很多信息，但它们与语言的根本差别在于，语言的系统性和抽象性强得多。通过语言，我们可以传递历史知识、文化思想、道德法则、哲学思考以至于数学运算，语言在抽象领域的巨大功能是无法只从认知角度揭示的。
反过来说，我们应当承认语言对思维的影响作用，进一步说，语言是人类认知能力发展的一个有力的工具。语言工具是如何影响思维和认知的，目前已经有一些猜想和假说，例如比较著名的有萨丕尔—沃尔夫假说[24][25][26]。另外，语言工具是如何参与到社会群体的组建、个体和群体的合作、文化的传递和创新乃至整个社会和文明的演进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如何找到认知能力和语言能力的契合点，将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设计特征到目前蓬勃发展的演化语言学，都使我们对人类语言与动物交际系统的差别有了更多的认识。目前，揭示语言的基本属性，仍然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2]Hauser, M. D., Chomsky, N., & Fitch, W. T. The Faculty of Language: What Is It, Who Has It, and How Did It Evolve? [J]Science, 2002, 298.
[3]Hockett, C. F. A course in modern linguistics[M]. New York: Macmillan, 1958.
[4]Hockett, C. F. Animal “languages” and human language[J]. Human Biology, 1959, 31(1).
[5]Hockett, C. F. The Origin of Speech[J]. Scientific American, 1960, 203(3).
[6]Hockett, C. F. The problem of universals in language[J]//J. H. Greenberg (Ed.), Universals of Language.Cambridge: MIT Press, 1961.
[7]Hockett, C. F. Logic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study of animal communication[J]//C. F. Hockett. The view from language: Selected essays 1948-1974.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77 [1960b].
[8]Hockett, C. F., & Altmann, S. A. A note on design features[J]// T. A. Sebeok (Ed.), Animal communic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3 [1968].
[9]Tomasello, M. Origins of human communication[M].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08.
[10]Liszkowski, U., Schäfer, M., Carpenter, M., & Tomasello, M. Prelinguistic infants, but not chimpanzees, communicate about absent entities: Research article[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20(5).
[11]Lenneberg, E. H. The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J]. Hospital Practice, 1967, 2(12).
[12]Pinker, S., & Jackendoff, R. The faculty of language: what's special about it? [J]. Cognition, 2005, 95(2).
[13]Wacewicz, S., & 
ński, P. Language Evolution: Why Hockett’s Design Features are a Non-Starter[J]. Biosemiotics, 2015, 8(1).
[14]Chang, W., Cathcart, C., Hall, D., & Garrett, A. Ancestry-constrained phylogenetic analysis supports the Indo-European steppe hypothesis[J]. Language, 2015, 91(1).
[15]王士元.演化语言学论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6]王士元.语言、演化与大脑[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7]王士元.语言涌现：发展与演化[M]. 林幼菁, 译. 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2008.
[18]王士元.语言与人类交际[M]. 游汝杰,潘悟云,张洪明等, 译.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
[19]Pinker, S. The language instinct[M].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1994.
[20]Cleveland, J., & Snowdon, C. T. The Complex Vocal Repertoire of the Adult Cotton-top Tamarin[J]. Zeitschrift Für Tierpsychologie, 1982, 58(3).
[21]Mitani, J. C., & Marler, P. A phonological analysis of male gibbon singing behavior[J]. Behaviour, 1989, 109(1-2).
[22]Robinson, J. G. An Analysis of the Organization of Vocal Communication in the Titi Monkey Callicebus moloch[J]. Zeitschrift Für Tierpsychologie, 1979, 49(4).
[23]Robinson, J. G. Syntatic Structures in the Vocalizations of Wedge-Capped Capuchin Monkeys, Cebus Olivaceus[J]. Behaviour, 1984, 90.
[24]陈保亚.语言文化论[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25]陈保亚.语言影响文化精神的两种方式[J].哲学研究, 1996(2).
[26]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M]. 高一虹, 译.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Innovative Experiment in Displacement :Verifiable Window for the Linguistic Differences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Animals
CHEN Baoya,YU Dejiang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Hockett's design features theory, assuming that it is not enough to distinguish human language from animal communication system solely from the design features of Hockett's definition. It is argued that displacenment and generation of original situations are the two features that differentiate human and animal languages. Nevertheless, it is easy to observe displacement rather than generation of original situations through experiments. We argue that the innovative experiment model in displacement can be applied for the observation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human language and animal communic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model, we formulate new methods for the research on language 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gnitive science, but do not neglect Hockett's design features theory as adopted in the combination of linguistic ontological research and animal behavior experiment. In fact, these three methods can be combined for the exploration of fundamental linguistic properties, which could be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inguistic evolution path.
Key words :design feature; displacement; generation of original features; innovative experiment in displacement; animal communication system; linguistic evolution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644( 2019) 01-0101-29
作者陈保亚，男，四川德阳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余德江，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 2018年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语言变异和接触机制研究”；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严格语音对应的汉语与民族语言关系字专题研究”[项目编号: 13AZD051]；北京大学翁洪武原创科研基金。
〔责任编辑：陈 刚〕
标签：设计特征论文; 易境性论文; 还原生成性论文; 易境创新实验论文; 动物交流系统论文; 语言演化论文;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论文; 北京大学中文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