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语音史研究的若干理论与方法——以吴语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吴语论文,汉语论文,为例论文,方言论文,语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严格说来，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应包括“通语/共同语”语音史和方言语音史研究两个方面。一般认为，谐声字、《诗经》押韵和先秦典籍中的通假、转注、异文、词族等材料都是探讨上古音的基本资料；中古音的探讨则主要依赖《切韵》系韵书和晚唐北宋的韵图；近代音研究则以《中原音韵》、《蒙古字韵》及其他宋元明清时期的韵书、韵图为基本材料。这些材料反映的几乎都是北方官话的语音系统，总的来看内部是同质的，很少出现异方言成分。由于汉字属于语素-音节文字，不像拉丁文、藏文等可以直接反映语音，因此如果要做“审音”的工作，最好能够借助一些表音性的材料，比如可以根据东汉时期的梵汉对音考察秦汉音，根据日本吴音（Go-on）、汉音（Gan-on）及汉越音（Sino-Vietnamese）、朝鲜汉字音（Sino-Korean）考察中古音。 与汉语通语语音史（或称“汉语语音史”、“语音史”）相比，方言语音史在研究条件、理论、方法、思路等方面有同也有异。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到了清代的乾嘉学派已经成绩斐然，章黄学派作为传统古音学研究的殿军同样有卓越的贡献，但在研究材料方面已经较难再有突破。也正由于此，瑞典学者高本汉（1889-1978）的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1926）成为里程碑式的著作，因为该书不仅依赖《广韵》、宋元韵图等文献资料，还利用了二十六个汉语方言（包括中古域外汉字音）材料，作为拟测中古音系的依据，这种研究方法和思路源自19世纪兴起的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它摆脱了中国传统音韵学只求其“类”（sound class）、不知其“值”（phonetic value）的局限。作为第一部用现代描写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方言的著作，赵元任（1928：14—72）通过对吴语三十三个方言点的调查，以《切韵》的分类为框架，详细列出了各个音类在各地方言的今读音。赵先生的此种做法，不仅是为了提供吴语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是准备用比较方法来构拟共同吴语（Common Wu）（梅祖麟2000：482—483）。 从研究条件来看，汉语共同语拥有自甲骨文时代开始的延绵不绝的丰富文献，而且各个时期的代表性文献内容全面、性质明确，而方言语音史的研究缺乏像《诗经》、《切韵》、《中原音韵》之类的系统的文献资料以供参考，由于材料零散，故而只能反映局部的信息。宋元以后描写不同方言的韵书、韵图和诗文押韵资料开始增多，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方音史的研究条件。 从理论和方法来看，汉语语音史研究基本上还是按照谱系树模式的理论展开，也就是印欧历史语言学所谓的“新语法学派假设”，承认语音演变是规则的、单线发展的；①但由于汉语方言（尤其是南方方言）是内部演化和外部接触等多种因素作用的产物，同字异读的现象大量存在，因此还需要在单线发展模式以外，引入层次分析法和词汇扩散理论。诚如何大安（2009：173）所说：“方言史的研究和语言史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没有什么不同；基本上仍不外内部构拟和外部比较二途。但是汉语方言有其特殊的时空背景，其中有若干因素——例如方言接触——在方言演变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这类因素的影响，会因方言不同而有程度或形态上的差异。甚至同一方言的不同部分，也会有轻重之分。”可见，既要运用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方法来观察方言语音的演变史，同时还需要结合方言变化的实际情形，借助其他一些研究方法，才能准确描写，进而发现规律。 近年来方音史研究方面有不少研究成果发表。就专著而言，吴语方面如丁锋（2001）、秋谷裕幸（2003）、郑伟（2013），闽语如张光宇（1996）、刘晓南（1999），赣语有万波（2009），晋方言如乔全生（2008），南方官话则有何大安（1988）、刘晓南（2012）等。这些成果言之有据，而且能将理论寓于事实，分析说明也合理充分，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从研究思路来看，上述成果有的从现代方言出发，结合文献考证，为共时材料寻求历史解释，较多地使用了现代语言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有的从历史材料出发，通过细致的文献学考证，并参考现代方言，将历时和共时的材料相结合。大体来说，对于历史语音文献资料相对较晚且又不够丰富的方言，可以共时方言的层次分析和比较为主，比如何大安（1988）、万波（2009）、郑伟（2013）对于西南官话和赣、吴方言的历史探讨；对于文献资料充足并且时代较早，共时调查又比较全面的方言，不妨以文献考据为主，同时以现代方言为辅证，例如乔全生（2008）、刘晓南（2012）对于晋、闽方言的研究。总之，两者都是汉语方言语音史研究应该坚持的方向，并应根据研究条件等因素择取合适的研究理论和方法。②本文将结合已有的研究，着重介绍和说明语言层次、类型学、词汇扩散等理论，以及历史比较、结构分析、文献考证等方法如何运用于吴语音韵史的探讨。 与吴语音韵史研究有关的两个问题需要先做个简单的说明。 l）《切韵》的性质。《颜氏家训·音辞篇》说：“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意思是金陵、洛下代表了当时的标准方言。金陵在南，洛下在北，两者的口语差异可以想见，因此颜氏所指实际上是南北的书音系统。周祖谟（1963：66）指出：“《切韵》分韵绝不是主观的、人为的，其中所分多与齐、梁、陈之间江东音相合。”在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四声韵目小注所涉“五家韵书”之中，夏侯该《韵略》主要代表了南方韵书的押韵习惯。也就是说，《切韵》尽管有实际的语音基础（即6世纪前后的文学语言），但多少吸收了南朝江东方言的成分，也就是中古的吴语。丁邦新（Ting1975：296）发现，文献所揭魏晋时期的江东、秦陇两大方言特征至为明显。与《切韵》时代相近的曹宪《博雅音》、陆德明《经典释文》、顾野王《原本玉篇》等均为吴地吴人所撰，其中也流露出若干江东吴音的成分，可以作为吴语音韵史研究的文献佐证，例如鱼虞有别、先仙有别等（金有景1982；梅祖麟2001）。 2）吴闽关系。游汝杰（2000：110）从移民史和汉语史两个角度，提出“汉语南方各大方言中吴语、湘语、粤语、赣语、平话的直接源头应是北方汉语，可以说是直接从古汉语分化的；闽语和徽语则是从吴语分化的，客方言是从赣语分化的，可以说是次生的”。可见吴闽、吴徽之间具有密切的历史联系。丁邦新（1988）用音韵、词汇两类证据说明“南北朝时的吴语就是现在闽语的前身”。下文的讨论也将表明，探讨早期吴语的音韵特征，离不开与现代闽语的比较。另外，吴语内部有南、北的不同，苏南、浙北的吴语（即“太湖片/北部吴语”）相对于浙南吴语而言，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前者受官话层的覆盖较为严重，后者在音韵面貌上相对保守，与闽语的一致性成分更多，但这并不代表北部吴语与闽语就没有共同保留早期特征的可能。 2 层次理论 语言史意义上的“层次”（stratum）和“底层”（substratum）有所不同，后者来自语言转换，前者来自语言的内部演化或外部接触。学界经常提到南方方言的某些底层，主要是侗台、苗瑶等少数民族语言影响的结果（沈钟伟2007）。比如上海郊区和浙南吴语的内爆音（implosive），“薸（浮萍）”、“马蹄（荸荠）”在温州、厦门等的对应形式，以及南方方言常见的“名词+修饰语”语序（如“菜干、鞋拖、鱼生”），都可以视作早期的非汉语底层。严棉（Yan 1973）、罗杰瑞（Norman 1979）、郑张尚芳（1983）较早注意到了吴、闽方言中的层次问题。方言的层次与文白异读两者密不可分，下面具体论之。 2.1 文白异读的性质
2.2 语音层次的不同理解 根据王福堂（2003：1）对层次的定义，如果同一古音来源的字（一个或一组字）在方言共时语音系统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语音形式，这些读音便构成了层次。从上世纪70年代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汉语及其方言的层次开始，不同的研究者对层次的内涵有不同的认识。层次与文白异读关系密切，因此将两者结合起来看会更加容易理解。
不同来源的层次在同个共时平面并存，在静态上表现为“叠置”（layering），在动态上表现为“竞争”（competing），竞争是叠置的必然结果。徐通锵（2008：389）指出，如果不同来源的某个读音在竞争中退出交际领域，亦即被另个读音所覆盖，那么叠置的状态就被改变了，实现了两个系统的结构要素统一。这一竞争过程称为叠置式音变。 作为高层方言，共同语会以读书音的姿态对南、北汉语方言施加不同程度的影响，历史上具体的影响方式包括科举、私塾、戏曲等。共时层次强调不同地域来源的语音系统的并存和消长，离官话区较近的方言相对更容易产生更多的文读音，比如见系开口二等字在吴语中的舌面音白读由北向南逐渐递减；闽语的文读和白读音各自成一个系统，并行不悖，也是由于这些方言非常保守，本地白读很难被外来文读逐个渗透，于是文读音只好自成体系。周边的权威方言对某个土语音系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据曹志耘（2002：196—199），浙江金华、兰溪、浦江、龙游、衢州方言的文读音丰富。金华方言的文读音系统是南宋以来在北方汉语、北部吴语、杭州方言的影响下形成的，它跟北部吴语、跟浙江各地流行的所谓“浙江官话”很接近。 吴语区在历史上出现过复杂的多系统叠置的现象。何大安（1993）指出六朝吴语有非汉语层、江东庶民层、江东文读层和北方士庶层四个层次。非汉语层是“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的具体表现，据《方言》郭璞注等文献，南方方言至晚在南朝还受到百越民族语言（如山越）的影响。江东庶民和江东文读有别，各成系统，北方士庶则否，可以合并，所以《颜氏家训·音辞》说：“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 3 词汇扩散理论 19世纪印欧历史语言语言学强调，音变是有规律的，音变的基本单位是音类。也就是说符合某一条件的音类内部各个成员都会发生音变，而且x＞y这种音变的过程是不可观察的，亦即不存在中间状态或过渡阶段。这类音变以音位为单位，即符合条件的某一音位均发生变化，连续而不间断，所以可以叫做“连续式音变”。但是这种看法受到了来自印欧语材料本身的挑战。徐通锵（2008：279）曾经引用了英语中双元音oo所发生的/u：/＞/
/音变例子来说明词汇扩散的问题。双o在-k尾词如book、took、look读短元音[
]，在-s、-d、-l尾词如whose、zoos、loose、pool等仍读[u：]，在-t收尾的词中则有三种情况：boot、loot读[u：]，foot读[
]，而soot、root则处于变化过程当中，两种读法都有。 更重要的是，新语法学派式的观点无法解释汉语方言的复杂情形。王士元（Wang 1969）提出了“词汇扩散”理论，“在初期，适合条件的单词中只有一小部分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词有些可能是直接变为y的发音，有些可能一开始还有x和y两种发音，这种动摇不定的情况或许是随机的，或者是因为有语速或风格的因素”。它和新语法学派不同的看法包括： 1）音变的过程是可观察的，体现为“未变＞变异＞已变”三个阶段。x、y两种发音并存，就是“变异”（variation）阶段。可以北京话零声母[uei]韵母的读音为例：“危微薇巍”只读阴平，“唯惟维违”读阴平、阳平字均可，“围为桅”只读阳平（王福堂2003：7）。上举英语的例子也与之类似。
3.1 扩散音变与年龄层次 文白异读是从词语风格色彩的角度，对共时平面的一字多读所做的分类。在一般情况下，“文白叠置”就隐含着文、白异读属于不同系统的预设。文读源自外来方言，白读源自本地方言。⑥那有没有文读是从白读演化而来的可能性呢？也就是说，白读和文读之前是否可能是具有音变关系的前后阶段，而不是来自不同系统的两个读音呢？王福堂（2003：7）指出：“由异方言借入的音类和本方言构成叠置。但方言中还有因本方言演变而构成的音类叠置。”上举北京话读uei音的字的声调演变便是一例，只不过从风格色彩上看，很难说阳平或阴平的读法哪个为文读，哪个是白读。再如苏州话“拖多”有-
、-
两读，前为白读、后为文读，这点很明确。作为扩散式音变，-
、-
可以在同一音变链上找到各自的位置，两者是具有音变关系的两个读音，所以-
是滞后层，-
是主体层。可见，扩散式音变是单个系统内的音变，叠置式音变是异系统之间的音变；文白异读的形式即可能是叠置式音变的结果，也可能是扩散式音变的结果。
3.2 扩散音变与叠置音变
以文白异读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是叠置式音变（王洪君2010：314），但是扩散式音变也可以以文白异读的方式来展现。上文已经强调，文白异读只是个相对概念，同字异读在风格色彩上体现为文白差异，并不考虑异读之间是否有演变关系，对于苏州话“多拖”的-
来说，它是白读，大多数歌韵字读-
便是文读；对于“
那他”的-
来说，它是文读，大多数歌韵字读-
便是白读。 从共时表现来看，扩散式音变和叠置式音变有相似之处，王洪君（2010：315）提到两点：1）音变方式。语音突变、词汇渐变，即两者都以“词音”而不是“字音”的方式来体现。由于词音比字音难调查，因此在田野调查中不能单纯依靠《方言调查字表》，而应该结合词汇调查，以获取更多的一字异读材料。2）辖字数量。叠置式、扩散式两种不同的音变，都只会造成少数字的停留，由此可以区别于该方言的主体层。
4 类型学理论 19世纪的古典类型学注重对语言的形态学分类，主要是从构词法将世界语言分成屈折语、孤立语和黏着语等。以Greenberg为代表的当代类型学将研究兴趣转至以语序为主的句法类型的分类。语音类型的研究可以分成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共时类型包括对世界语言语音系统的探讨，如元音格局、辅音数量、各种音素的出现频率等；历时类型包括对世界语言音变类型的探讨，如音变规则、各种音变的出现频率、相关音变的发生序列等。Jakobson（1958）较早提出了不少语音共性，尤其是蕴含共性，如有擦音（fricative）必定有阻音（stops），有浊送气辅音必定有浊不送气辅音等。对蕴含共性的关注是当代语言类型学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之一。 从历时类型学研究语音问题，关注的焦点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2）历时蕴含的共性。共时平面的语音系统都是历时音变的结果，汉语方言（包括共同语）的音系结构是不同时代来源和地域来源的历史音变层累的产物。不同音类会发生相同的音变，但在逻辑过程上是有先后之分的，比如见系、精组细音字都会发生腭化（Ts-、K-＞
-＞/_y，i），但是大量的方言材料证明它会遵循“喉→牙→齿”声母的腭化顺序（朱晓农1989），比如见组字往往先于精组字变成舌面音声母。如何解释不同音类参与某个历史音变的次序先后，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当然，语言事实的充分观察和分析是解释的前提。背后的原因除了音系结构各成分的相互制约关系，还可能牵涉更普遍的音理机制，比如发音生理、声学性质、听感差异等因素的影响。音系学（phonological）理据固然重要，而语音学（phonetic）动因则更具普遍性和解释力。
麦先生指出，产生此种蕴含关系的语音学原因是软腭声母与硬腭介音-i-最有亲和性。这类特征在临湘赣语的蟹臻曾梗一二开口字、豫东南中原官话的曾梗一二等开口入声字、晋语中区果摄一等字的表现都能看得出来。最近郑伟（2012，2013：129—132）通过对文献和方言中支微入虞音变的具体表现的全面考察，提出了基于韵类条件和声母性质两方面的历时蕴含，分别属于音系、语音层面。综合来看，汉语共时和历时材料中的支微入虞涉及中古止摄合口三等（支脂微）、蟹摄合口三四等（祭废齐）和蟹摄合口一等（灰泰）各韵。这些韵类参与支微入虞音变的相对次序为“止合三→蟹合三四→蟹合一”。从蕴含关系来看，如果某个方言的蟹合三四等字入虞，那么止合三字必然也已入虞，如果蟹合一字入虞，那么止合三、蟹合三四等字必定都读入虞韵。从声母性质来看，上述韵类的唇音（P、软腭音（K）、舌尖中音（T）、舌尖-舌面-舌叶音（
）⑨和喉音（
）声母字都可能读入虞韵。
5 比较方法 历史比较法在19世纪印欧历史语言学中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声母（格林定律、格拉斯曼定律）、元音（英语的元音大转移）和轻重音（维尔纳定律）方面都有著名的例子。这些研究的工作性假设就是“语音演变无例外”，如果有例外，必有另一套规律。徐通锵（2008：339）提出的“连续式音变”指的也就是青年语法学派所说的规则性音变，徐先生强调的“空间差异能反映时间上的演变序列”，其基本精神也在于此。本文开头就提到，比较方法运用于汉语方言的历史研究，在赵元任（1928）中已见萌芽。董同龢（1959）将该方法用于闽南话演变问题的探讨，有不少重要的发现，如鱼虞有别、咍泰有别、支和脂之有别等（梅祖麟2000：485）。吴语方面，张琨（1985）较早运用比较方法，说明温州、武义、宁波等吴语有鱼虞有别的层次。《吴语和闽语的比较研究》（吴语和闽语的比较研究丛书编委会1995）、《闽语研究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丁邦新和张双庆2002）、《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丁邦新2007）收录了梅祖麟、郑张尚芳、游汝杰、潘悟云、平田昌司等学者讨论吴语比较音韵的论文。 就汉语方言而言，历史比较和层次分析是两项密切相关的工作。20世纪70年代前后“普林斯顿学派”对吴、粤、闽、客、赣等原始方言的构拟，之所以最后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其原因并非比较方法有问题，而是所有这些探讨都忽略了汉语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复杂性，尤其是对于中原移民南下所携带的权威官话及周边方言对本地方言的影响。也就是说，只关注内部演化，忽视了外部接触所提供的音系结构内的各个成分。以闽语为例，游汝杰（2000：118）明确说明，闽语的各个次方言不太可能从形成于一时一地的“原始闽语”分化而来，只能是不同历史层次的语言成分的堆积。王福堂（2004）详细分析了闽北方言的清弱化声母和“第九调”，指出这两种现象完全是吴方言影响的产物，完全可以借助《切韵》系统得到解释，并无必要上溯到原始闽语（proto-Min）的构拟。 吴语的比较研究同样需要在层次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因为吴语的不同历史层次在共时系统上叠置的现象是非常明显的。以果摄为例，整个吴语可以分成最早层、次早层（《切韵》以前）和渐新层、次新层、官话层（《切韵》以后）多个层次。具体包括（郑伟2013：39）：
这些层次都来自不同时代南下的中原权威官话，较早的读音到了吴地成为白读，后来传入的变成了文读；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文读音再被借入，而旧文读又成为新白读。吴语中层次较为复杂的还有麻、佳二韵，两者不但有多种分合变化的共性，同时也牵涉不同时代、地域来源的读音层。1）在进行层次分析的工作之后，通过运用比较方法，观察同个音类在各地方言的同一层次的不同读音，我们可以对麻二、麻三和佳韵在早期吴语的读音做出构拟。这类读音就是徐通锵（2008）所说的“连续式音变”的结果，也是新语法学派所强调的规则性音变。2）少数与主体层表现不同的读音，可以归为词汇扩散层，因为是以词汇为变化条件的，而且辖字较为零星，没有音变条件可言。麻韵⑩和佳韵的特字层总起来说叫做“麻佳同韵”，分开来说则要区分“佳入麻韵”、“麻入佳韵”两类，两者在现代吴语中的音值表现不同。该层次可追溯至南朝江东方言，至今在日译吴音、古汉越语、闽语等仍能见到。3）还有一类为文读音，来自晚近北方官话的影响。
汉语方言的实际情形决定层次分析是使用比较法的前提，有时候根据已有的汉语语音史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判定哪些层次是异源层次。比如尤韵唇音字读入模韵，音值为-u、-o之类的韵母，与其他尤韵字演变不一致。《慧林音义》已经指出，像“覆”读敷救反，就是“吴楚之音”，读敷务反，就是“秦音”。实际上前者和《切韵》音保持一致，说它是吴音是不合理的（李荣1985）。现代吴语也保留这类读音，和本方言的主体层相比，这类读音显然是北方官话影响的结果。吴语嘉定话尤韵的主体层是[
]，而明母尤韵字读[
]，唇音和非唇音声母字不同韵，似乎可以与官话影响相联系。但历史层次分析法还有个重要原则，即同个韵类在不同声母后的不同读音，如果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其来自外源音系，理应视作同一层次的不同变体。嘉定话尤韵唇音读[
]是官话成分，还是主体层的条件变体，需要证明。该方言寒桓韵已失去鼻音韵尾读-
，亦即和侯尤韵主体层相同正好寒桓韵的唇音声母字和尤韵的唇音声母字一样都读[
]，这就表明，两个韵类经历的是平行演变（郑伟2013：162）。
6 结构分析法 继历史比较语言学之后，20世纪西方语言学的研究重点从历时转向共时。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语符学）、美国描写主义学派构成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三大流派。青年语法学派研究语言的历时变化，而结构语言学派集中研究语言的共时结构。尽管如此，结构主义有些观点与语言的历时演变研究还是有些关系的。例如： 1）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首先强调了语言的系统性和符号性，并提倡区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布拉格学派进一步指出，语言的共时、历时研究的意义相同，“共时描写不能完全排除进化概念，因为甚至在语言的共时研究部分，也总是觉察到，现阶段正被一种形成中的另一阶段代替”（康德拉绍夫1985：148）。 2）描写主义学派提出了分布分析法、直接成分分析法、句法转换等结构分析方法。其中对立、互补等分析语言成分之间的关系的方法，也为语言的历时研究所借鉴。 3）观察封闭的对称系统中的不对称现象（“空格”slot），可以成为观察音变的一个有价值的窗口。“空格”是内部拟测法的关注对象之一，也是语言史研究中的结构分析法之一。 4）“新语法学派”强调音变无例外，“结构主义学派”则强调语言共时结构的系统性。规律实际上也是一种历时的结构，而系统则是一种共时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个学派有共同之处。 6.1 音类分合与历史音变 由于印欧语没有明显的历史音类的观念，所以音类的分合对于印欧语的历史语言学研究没有意义。汉语由于像《诗经》、《切韵》、《中原音韵》、现代北京音系等一系列不同时代反映音类关系的材料有着很完整的连续性，因此对于方言语音史来说，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探讨共时音值所反映的音类分合关系，是个行之有效的重要方法。利用我们对汉语语音史的知识，可以判断哪些音类之间的合并先发生，哪些后发生。以吴语为例，以下一些音类分合能够反映出不同的历史演变的讯息（郑伟2013：262—263）。 1）果开一歌韵字和假开二麻韵字的合并（“歌家”同音）至晚已出现于宋元时期的吴语资料（如南戏押韵），目前分布于绍兴、萧山、临海、黄岩、缙云、庆元、乐清等现代吴语。 2）遇合三鱼韵字和止开三支脂之微韵字合并至晚已出现南宋的临安方言，当时读作开口[i]（或变体[
]，目前不少北部吴语的类似表现渊源于此。 3）遇合三虞韵字和流开三尤韵字的合并（“鬚修”同音）在南朝江东地区的诗文押韵中已露端倪，当时的读音大概为[iu]，目前仍见于少数北部吴语（如常熟）和大部分南部吴语、闽语的次方言。 4）遇合三虞韵字和止合三微韵字的合并（“拘归”同音）至晚于15世纪前期已在吴语中出现，目前几乎在所有的吴语中都有分布。 5）山开一寒韵字和山开二山删韵字的合并（“单干扮”同韵）出现于晚唐北宋以后，相关的现象可以参看邵雍《声音唱合图》、《集韵》、汉越音等资料，目前大部分吴语中寒（主要是锐音声母字）、山韵的关系也属于此类情形。 6）曾开一、三等字和梗开二、三等字的合并（“升生”同音）出现于北宋的北方汉语，后来以文读势力的形式影响包括吴语在内的南方方言；梗摄字白读的音值表现上为低元音，音类表现上为梗、宕两摄的合流（“耕刚”同音）。但如果该方言梗摄二等与宕摄一等有前[a]、后[α]之类的对立，两类韵则不发生合并。 7）曾梗合流后的帮组字读圆唇韵母，与《中原音韵》“庚青”、“东钟”两韵并收不无关系，后来广泛分布于吴语、江淮官话等方言，想必也跟明清以来的南系官话有关。 6.2 分布分析与历史音变
1）歌韵字在宜兴方言根据声母条件的不同，有两类今读韵母：帮组字读[au]，其他声母字读[ω]。其中帮组字的复元音读音表明其演变速度快于其他声母字，因为从音变规则来说，[au]应该视作高元音[u]阶段以后高顶出位而裂化的表现（u＞
＞au）。
3）麻韵三等在兰溪方言中的今读韵母有[iu yu aiaya]好几种（秋谷裕幸等2002：7）。其中[u]、[yu]均可分布于舌齿音声母之后，分化条件是[u]韵与[ts]组声母相配，[yu]与[
]组声母相配。
7 文献考证法
汉语语音史之所以得以完整的建立，完全仰赖于文献资料的连续性和丰富性。虽然汉语各大方言本身缺乏完整而丰富的文献，但多少还可以从汉语史历代文献中爬梳搜罗出来一些。就吴语音韵史而言，首先应在汉语语音史的背景下展开讨论，同时必须有效地利用各类文献资料，比如南朝江东地区的诗文押韵、域外译音（日译吴音、汉音及朝鲜汉字音、汉越音等）、历代笔记小说的相关记录等。结合我们近来的研究，下面举例说明文献材料对于吴语音韵史研究的价值。 1）南宋费衮（江苏无锡人）《梁溪漫志》卷七：“方言可以入诗。吴中以八月露下而雨，谓之惏露；九月霜降而云，谓之护霜。”“护”显然是个同音字，应为“下”。可见吴语麻二字后高化与模韵相混的历史已有约八百年。 2）明代叶盛（1420-1474）《水东日记》卷四：“吾昆山、吴淞江南，以‘归’呼入虞字韵。”可见昆山、吴淞江南地区“归”字读入虞韵的存在时间已经有了约六百年的历史。
4）虞尤相混在南朝江东地区的诗文押韵里有明显的表现，公元5-6世纪的日本吴音也用直音的方式反映了类似的现象，充分说明目前仍普遍见于浙南吴语和闽语的虞尤相混渊源有自。 5）寒韵字在《切韵》时代声母无论锐钝，自成一类，现代吴语和闽语的白读层也是如此。追溯至日本吴音，寒韵字的韵母为[an]，不出现分化。 6）曾梗摄唇音字读合口-
在吴语和江淮官话都有所反映，《中原音韵》（1324）曾梗摄的牙喉音、唇音字庚青、东钟两韵并收，稍早的《古今韵会举要》（自序作于1292年）也已经有了类似的记载，但当时并没有关于早期吴语的确切资料。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自序作于1206年）：“国墨北惑字，北人呼作谷木卜斛，南方则小转为唇音。北人近于俗，南人近于雅。”赵氏所说的北“俗”南“雅”的具体涵义，光凭这则材料无法说清；但明确指出了北方话曾梗摄合口入声字与通摄入声字合并，在南方话中也有合口化的倾向，这两者在当时如何区分，我们不得而知，但显然是对当时包括吴语在内的南方方言这类字读音的真实记录。
8 结语 本文以吴语为例，对汉语方音史研究涉及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做了详细的讨论。下面列出几项基本结论，相信不但适用于吴语，也适用于其他汉语方言。 1）汉语方音史的研究必须将历史文献和现代方言两方面的材料相结合。文献记载有多种可能的解释，而且反映历史方言的文献多数较为片面，需要用现实语料加以补充或验证；另一方面，从现实语料的共时变异获得的历时演变，其发生的绝对年代不明，历史文献则可以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因此二者皆不可偏废。 2）汉语方言不论南北，都要面对读音层次的问题。层次的表现形式是文白异读，而孰文孰白可以通过词语的风格色彩差异加以鉴别。白读和口语音、文读和读书音之间不能直接划等号。白读、文读是个相对的概念，两者之间没有截然的分别，白读也许是过去的文读，文读也许会成为将来的白读。甲方言的白读在乙方言也许就是文读，反之亦然。白读和文读都可以在口语音中出现，白读则只在口语音中出现。在大多数情况下，白读和文读有不同的地域来源，分属不同语音系统，白读是本地的，文读是外来的，文、白读之间没有音变关系可言。 3）词汇扩散可以用来解释汉语方言中的“例外音变”。用《切韵》所提供的音类框架来观察汉语的古今音变，的确行之有效。但同个音类的辖字在现实方言（尤其是南方方言）中往往有不同的读法，而且找不到明确的音系条件，这种情形属于以词汇为条件的“扩散式音变”。“主体音变”形成共时系统中某个历史音类的大部分辖字的读音，“滞后音变”或“超前音变”形成某个历史音类的少部分辖字的读音。
从读音的年龄差异来看，老派口音往往保留更多的白读，新派口音则会使用更多的文读音。如果某个历史音类的读音在老派音中出现或x或y式的变异，同时出现的频率是x少y多，那么可以预测x＞y的历时音变，同时y读音会在新派口音占绝对优势。把老派音的x、y分别视作白读和文读，表面上看很合理，但实际上已经掩盖了这种年龄变异的内源性，亦即此种现象仍属扩散式音变，而非文白异读所体现出来的叠置式音变。总之，“文白”是目前汉语方言学界最不好用但又不得不用的概念。 4）当代语言类型学理论既包括“描写”（如注重形式分类），也包括“解释”（如努力寻求“蕴含共性”）。蕴含共性的基本表达式为“如果一种语音有x现象，必有y现象，但反过来不一定成立”（陆丙甫2006：11）。某条蕴含共性的提出，不只是对语言事实的描写和归纳，更重要的是解释已知的语言事实，进而演绎未知的语言事实。句法方面的蕴含共性的功能解释，最后需要诉诸于心理学、认知科学等相关学科，也就是着眼于人类处理语言信息时的普遍做法，比如简单原则（simplicity、容易原则（easiness）、自然原则（naturalness）。语音方面的蕴含共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共时层面的语音类型，比如“如果一个语言的浊辅音有送气不送气的对立，那么清辅音也是如此，但反过来不一定成立”；二是历时层面的音变类型，汉语方音史的研究属于后者。探讨方言音变的蕴含共性，就是想要说明几个相关的音变之间，发生孰难孰易，次序孰先孰后。共性背后的动因也和句法类型一样，需要考虑人类处理语音信息的普遍规律，如发音/感知/心理等因素。 5）历史比较法是19世纪印欧历史语言学的精髓，同样也适合于汉语语音史和汉语方音史的研究。但正如本文反复强调的，汉语方言的复杂性远非印欧语能比，共时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内部是不同质的，运用比较法的前提是厘清历史层次，剔除因方言接触而形成的外源层次。但必须注意的是，层次分析只是对历史比较法的重要补充，并不是汉语方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运用比较法探讨汉语方言的语音演变，目前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经典的历史比较法的思路，通过比较不同地域的读音，将其视作历史演变在空间上的投影；二是当代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思路（Labov 1994），通过对言语社团的年龄、性别、阶层等不同因素所造成的语音变异，从中归纳音变的规律和方向。运用两种不同方法所构拟出的历史音变，都应该符合音变类型学的一般规律，同时最好能用文献材料加以验证。
①汉语语音史上有时也会出现非单线发展的情形，比如中古后期流摄唇音字和遇摄的语音关系甚为密切，唐代李涪《刊误》也有记载。这说明流摄的部分唇音字有过一字两读的过渡阶段（麦耘2005：148）。 ②事实上，还有学者完全撇开古代汉语的音类框架，利用纯粹的历史比较法，舍弃层次分析和文献考证，直接用方言共时形式来构拟古音，这种做法以20世纪60年代前后“普林斯顿学派”为代表。 ③寒韵合口即为《广韵》的桓韵，《切韵》时代寒桓是同韵的，孙愐《唐韵》才从寒韵中分出桓韵。 ④感谢匿名审稿人提醒作者注意闽语寒韵开合口字的演变情形。 ⑤以汉语史标准看方言的时间层次，并不代表忽视其历史来源。事实上，将其视作不同时代的北方汉语的影响（有时也涉及周边的权威方言），也是在讲层次的来源。 ⑥从上文对厦门话“石”字三个读音层来源的论述可知，本地的白读更早可能还是来自外方言，亦即是更早时期的文读，所以说文、白读是个相对概念。为了避免混淆，此处再次强调。 ⑦相关的调查报告将无锡、海门的知三章组与见系细音的声母合并层记作舌面音[
-]组，此处不再展开讨论。 ⑧北部吴语所见的一些裂化音变主要是前显裂化，即单元音裂化为“主元音+韵尾”，而一些南部吴语和徽语中则有后显裂化的现象。
⑩现代吴语中属于麻佳同韵层的麻韵字都是二等韵字，日译吴音、《广韵》异读等文献材料也是如此，所以表中麻三的特字层用短横表示没有。这跟声母条件有关，我们已有另文详论，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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