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美在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分歧(1964-196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表权论文,联合国论文,分歧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加拿大要求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愿望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但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才得以实现，其曲折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后人提供了较大的研究空间。但遗憾的是，我们对于加拿大启动对华政策的关键阶段——6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还很不够。比如，加拿大与美国在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分歧，这是借以评判这一时期加、美对华政策差异的重要参照点。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对此做过专门研究。一个不得不提及的事实是，在有关该时段中加关系的各种著述中，在论及加拿大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投票时，所谈的都是加拿大如何追随美国而没有自己的政策独立性问题，却很少提及加拿大不顾美国的压力对“阿尔巴尼亚提案”（即驱逐国民党，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过弃权票。本文主要依据加拿大国家图书馆所藏加拿大对外政策档案以及不久前解密的美国外交政策文件集，展现1964－1966年间加拿大与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争执过程。
背景
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美国在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受到了极大挑战。1961年9月21日，联合国大会指导委员会通过表决，同意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讨论议程（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1961－1963》(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1-1963)第22卷，美国政府出版局1993年版，第10页。），表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以“搁置讨论”的方式阻扰中国恢复席位的企图已经破产。迫于时局的压力，1962年，美国又抛出所谓“重要问题”提案（注：美国所说的“重要问题”意思是，任何有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联合国大会2/3多数票通过，有别于联合国宪章第18条第2款的内容。见谢显益：《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页。），经过美国的一番穿梭外交，该提案在12月5日的第17届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使美国赢得了暂时的喘息机会。
然而时隔一年，国际局势又有了新的发展。1964年1月15日，法国戴高乐政府突然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一些国家也逐渐改变了对中国的观念（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1964-1968》(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第30卷，美国政府出版局1998年版，第1-3页。），在中国问题上，美国面临着盟国一哄而散的严峻局面。
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国，加拿大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一直有与中国建立关系的动机，当时加拿大政府内讨论较多的是“承认中国”问题（注：约翰·W·霍尔姆斯：《加拿大与中国：中等国家的困境》(John W.Holmes,"Canada and China:The Dilemmas of a Middle Power")，见A.M.海尔伯恩编：《对华政策：来自六个洲的观点》(A.M.Halpern,ed.,Policies toward China:Views from Six Continents)，纽约1965年版，第108-109页。）。如1950年1月，劳伦特政府执政期间，时任外交大臣的皮尔森指出，“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上，加拿大不能过于落伍。”随后，外交部还把这一精神通知了加拿大驻南京大使馆布鲁斯·赖辛大使：“一旦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务必立即复职，把使馆由南京迁往北京。”（注：皮尔森文件：皮尔森致劳伦特(Pearson Papers:Pearson to St Laurent)第4卷，1950年1月24日第22号电报；加拿大外交部文件：H.F.克拉克致哈里·霍赛，“北京问题”(DEA Papers:"Peking Premises",H.F.Clark to Mr.Harry Hussey)，1950年5月22日，外交部档案，卷数1，卷宗40，案卷11152—东亚。藏加拿大国家图书馆，下略。）但外交部的多次努力都未能取得可观的成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加拿大政府内一些人担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严重影响加美关系。由于这一顾虑，这期间加拿大基本上默认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模式（注：包文义、傅尧乐编：《新开端——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0)》(Paul M.Evans and B.Michael Frolic,eds.,Reluctant Adversaries: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70)，多伦多1991版，第63页。）。因此，法国的行动无疑为加拿大提供了某种机会。
加拿大对“戴高乐事件”不得不作出反应的另一原因是，长期来，加拿大国内各界舆论纷纷指责政府在中国问题上充当美国的傀儡，没有任何政策独立性和进取心。因此，执政的皮尔森政府感到，“中国问题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并决定避开“承认问题”，力图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打开局面（注：包文义、傅尧乐编：《新开端》，第109页。）。
围绕“重要问题”和“一中一台”提案之争
法国宣布承认中国后，加拿大首先要做的就是试探美国的态度。1964年1月20日，皮尔森总理赶赴华盛顿，要求美国对戴高乐承认中国事件作出回应。他建议约翰逊政府采取现实的态度，不妨借法国“承认中国”事件为理由，允许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注：皮尔森总理访美备忘录(Memorandum for the Prime Minister on Visits to the United States)，1964年1月20日，外交部档案，卷宗14，案卷20—中国，第2分卷。）。加拿大方面的表态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一场真正的考验。美国非常清楚，加拿大的立场对“重要问题”提案的成败非常关键，它直接关系到其他盟国的政策走向。
出于对加拿大可能步法国后尘的担心，1月底至4月初，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数次向加拿大外交大臣保罗·马丁发电报，警告加方不得松动立场。腊斯克在电报中威胁说，“加拿大的行为关系到北约的生存问题，倘若加方松动立场，北约的解体将指日可待。”（注：华盛顿致加拿大外交部(Washington to DEA)，1964年1月22日第268号电报，外交部档案，卷宗14，案卷20—中国，第2分卷；1964年1月27日第332号电报，同前；1964年2月4日第440号电报，外交部档案，卷宗14，案卷20—中国，第3分卷。）
事实上，此时加拿大还未打算走法国那么远，马丁准备向美国提出的只是“一个中国和一个台湾”的方案。马丁意识到，该提案一经提出，肯定会遭到华盛顿、北京和国民党三方的反对，不可能在联大获得通过，但他认为这一举动对加拿大来说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加拿大将因此创造一项纪录：在保留国民党席位的同时，支持中共取得联合国的成员资格。可是，8月中旬，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后，加拿大政府为了避免引起外交上的被动，决定暂缓提出这一提案（注：包文义、傅尧乐编：《新开端》，第110-1ll页；加拿大驻联合国代表团致远东司备忘录(Memorandum,U.N.Div.To FE Div.)，1964年8月20日，外交部档案，卷宗14，案卷20—中国，第5分卷。）。
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试爆了首枚原子弹，这一事件在西方引起了巨大震动，皮尔森政府再也坐不住了。马丁向皮尔森指出，“许多国家对中国核爆炸事件反应强烈，如果加拿大再固守原来的政策，那么很难向国人和舆论交待。”因此，他建议加拿大应尽快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注：外交部给皮尔森总理备忘录草案(Draft Memorandum,DEA to the Prime Minister)，1964年10月19日，外交部档案，卷宗14，案卷20—中国，第6分卷。）。
11月4日，加拿大驻美国大使瑞奇按照马丁的吩咐向美国阐述了加方的立场。瑞奇说，“加拿大理解美国的不满情绪，但加拿大的国内舆论更倾向于中共一方。”瑞奇指出，“对于‘重要问题’提案，加拿大将保留自己的投票权，加拿大政府正考虑提出‘一中一台’提案。”腊斯克对加拿大方面的建议表示强烈反对。他严厉指出，“加拿大提出这一想法势必助长中共的侵略气焰”，“一些自由世界国家不但不指责中共的所作所为，荒谬的是有的国家反而认为中共的核试爆成功是它进入联合国的理由。”瑞奇反驳说，“问题在于加拿大不得不现实地看待联合国的投票局势。”（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1964-1968》第30卷，第124-125页。）
实际上，美国政府内也有人对“重要问题”提案的处境感到担忧。在11月18日白宫召开的中国问题讨论会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指出，“加拿大首次抛弃美国而去，‘重要问题’提案只剩下简单的多数，命运难测。”他主张接受加拿大的方案。但腊斯克否定了这一建议，他坚决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认为“重要问题”仍有不错的基础（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1964-1968》第30卷，第126--128页。）。看来，约翰逊政府要死守这一提案。
对于美国的反应，加拿大也有思想准备，他们知道，要说服对中国具有深刻敌意的美国不会一蹴而就。11月30日，马丁亲自率代表团赴美展开说服工作，因为就在马丁一行到达美国之前，联合国在美国的提议下推迟了本年度会议。加拿大对美国借故拖延召开联大会议的做法极为不满。马丁在会谈中申明，“中国问题的迫切性已到了加拿大政府无法说服本国人民的地步。”他毫不隐讳地摆出了加方的立场：“如果中国代表权问题在此次联大会上被提出来，而且在实质问题上的投票非常接近，那么加拿大肯定投中共的赞成票。”腊斯克质问马丁，“加拿大的动机到底是什么，难道你们对中共在东南亚的扩张视而不见吗？”马丁回敬道，“加拿大当然想看到整个世界和平，但整个世界谁也不会对中国愈益增长的影响不闻不问，虽然共产党政权不符合加拿大的利益，但它确实存在。”马丁还指出，“美国拿意识形态来定义‘敌人’是没有理由的，一个7亿人口的中国还不能像日本和印度一样拥有联合国代表权不可思议。”（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1964-1968》第30卷，第137-140页。）
看来，双方的立场差距一时难以消除。1966年4月，美国高层特别是约翰逊总统对局势的发展有了不同认识，并责令有关部门拿出预备方案。4月30日，约翰逊最终同意尝试新任驻联合国大使戈登伯格提出的“继承国”方案，即大陆中国与台湾均被视为新成立的国家，如同印度和巴基斯坦模式，方案的具体实施经由联合国大会讨论后决定（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1964-1968》第30卷，第289-294页。）。
从形式而言，“继承国”方案与“一中一台”提案没有什么两样，那么美国是不是打算接受加拿大的建议呢？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按照腊斯克的思路，美国可以对这一方案中的“安理会”席位问题做文章：允许国民党和中共在联合国中同时拥有席位，但让安理会席位悬而不决（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1964-1968》第30卷，第301页。）。也就是说，“继承国”方案规避了加拿大“一中一台”方案中关于安理会席位的归属问题。5月16日，戈登伯格和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匆匆奔赴渥太华，向加方传达约翰逊总统希望由加拿大方面提出“继承国”方案的想法（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1964-1968》第30卷，第302页。）。
加拿大对“阿尔巴尼亚提案”投出弃权票
“继承国”方案同样不能让加拿大满意。皮尔森政府正打算比这一方案走得更远。5月17日，皮尔森对来访的戈登伯格和西斯科说，“我们正改变自己的观点，准备让中国与世界接触。”7月25日，马丁与腊斯克会谈时更清楚地表明了加方的立场：“加拿大提出‘一中一台’方案的重点是让中共进入联合国，包括安理会席位。”腊斯克愤然指责加拿大的做法“仅仅是为了迎合某些国家的情感需要”，认为“中共的席位并非关乎加拿大的生死问题”。马丁驳斥道，“加拿大也有国家形象问题，现在连非洲的塞内加尔、比利时和意大利都准备采取积极的行动，中共进入联合国已难以避免。”（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1964-1968》第30卷，第304、358-360页。）
11月3日，瑞奇正式向美国提交“一中一台”的草案稿，其中包括在安理会中让中共占有席位的措辞。瑞奇在递交方案时解释说，“不加进安理会条款，该提案难有说服力，也不会为多数国家所接受。”腊斯克对加方的举动非常恼怒。11月4日，他在给皮尔森的私人信函中扬言，“倘若加拿大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此类提案，美国不只是反对它，而且还将看到两国关系的严重破裂。”但皮尔森在当天的复函中，没有听从美国的警告。他在函中强调，“在中共代表权问题上朝前跨出一步是必要的，加拿大的方案是深思熟虑和现实地解决该问题的途径。”（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1964-1968》第30卷，第412-414页；保罗·马丁：《世事变迁》(Paul Martin,So Many World)，多伦多1985年版，第521-522页。）
鉴于加拿大的僵硬姿态，11月6日，约翰逊政府决定放弃对加拿大的争取，着手分化加拿大的力量。结果，原本支持加拿大提案的比利时、智利和新西兰等国家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作出了让步。11月11日，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应美国之邀向联大提出“研究委员会”方案，即由联合国大会审查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所有条件，汇报到下一届联合国大会（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1964-1968》第30卷，第430-432页。）。局势的发展是加拿大方面没有料到的，皮尔森内阁经过紧急磋商后决定：放弃“一中一台”计划，但至少得对“阿尔巴尼亚提案”投弃权票（注：保罗·马丁：《世事变迁》，第523页。）。11月21日，在意大利、比利时和智利的共同倡议下，“研究委员会”提案被列于联大议程，加拿大拒绝接受这一提案。最后，在29日的投票中，“重要问题”提案仍以微弱多数侥幸过关，而“研究委员会”和“阿尔巴尼亚提案”都未能获得通过，但加拿大对“阿尔巴尼亚提案”投了弃权票（注：此次投票的详细情况参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1964-1968》第30卷，第455页。）。
虽然加拿大在最后时刻放弃了“一中一台”提案，也没有对“阿尔巴尼亚提案”投出赞成票，但不可否认，加拿大的初衷是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的。皮尔森政府对“阿尔巴尼亚提案”投出弃权票是加拿大首次背弃美国的愿望而采取的举措，为后来加拿大重新定位其对华政策起了开拓性的作用。然而，作为美国重要伙伴国的加拿大，在诸多方面都严重依赖美国，这使它不能全然无视美国的立场，因而，它只提出了自己版本的“一中一台”政策而不能果敢地舍弃国民党政权直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加拿大是在冒着与美国关系破裂的危险情势下艰难地探索其对华政策的独立性，这就是加拿大在中国问题上进退徘徊的重要原因。
标签：联合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