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少春[1]2001年在《体制转轨中的金融风险问题——基于财政金融体制变革的研究》文中认为关于金融风险，目前的定义存在两个方面的局限：一是将参与主体局限于金融机构，认为是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因客观环境变化、决策失误或其他原因使其资产、信誉存在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二是将不确定性造成的损失局限于金融体系内部，认为是因经济原因或金融本身制度缺陷、运行紊乱等原因导致的金融领域一系列矛盾激化、不确定性增强，对整个金融体系稳定造成的破坏性威胁。金融风险更为广泛的含义应该是：各经济主体在参与金融活动过程中，因各种原因造成其资产、信誉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 我国的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风险，另一类是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制度转化和相应的摩擦、错位等因素导致的。对于一般市场经济过程中所产生的金融风险，其本身是不可避免的，化解手段也只能是进行分散和通过中央银行的有效监管及时防范风险的升级。而对于制度性的金融风险，就需要运用经济政策调整制度结构，从制度构建和完善的角度予以处理。 转轨经济中的金融风险更多地表现为新旧体制的磨擦、错位和真空，使政府、财政、企业和居民各经济主体的行为不规范。在利益驱动下，各方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都把矛盾和风险推向外部，主要是推向国有商业银行。在转轨时期破产机制不健全的条件下，企业经营的危机最终转化为对银行债权的侵蚀，导致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其实质是银行承担了经济转型的成本。如果银行不能消化不良资产，就可能动摇银行的信用基础，导致银行的支付能力不足。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一触即发，而且比转轨前更难以控制。 在中国的渐进转轨过程中，财政与金融地位的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的演化既是市场化改革的推动力量，同时也反映着市场化改革中来自不同利益主体的要求。这样一个市场化过程是一个传统财政职能不断削弱、金融效率不断提升相伴随的过程。但是，随着金融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经济效率不断通过金融效率体现的同时，经济风险通过转嫁或转移也在金融领域累积下来，金融风险成为危及经济安全的主要风险。因此转轨中金融风险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1）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结构方面的原因；（2）政府主导经济运行和经济改革的制度安排；（3）国有 2 内容握要企业改革滞后导致的企业风险转嫁：（4）金融替代传统财政职能所积累的体制性风险转嫁；（5）体制转轨中金融内在脆弱性的放大。 在一定条件下金融风险的累积会引发金融危机，对一国财政经济造成重大危害。各国政府对潜在的金融风险都十分重视。我国目前金融风险集中的体现在国有商业银行坏账、股市投机气氛过浓、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贷款回收率低、运营成本高以及保险、养老社保等潜在风险方面。 1997年前后由于经济运行状态、周期以及国外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内在矛盾显现，金融风险有加剧和恶化的趋势。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国家开始进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安排，财政政策体现在向银行定向发债直接化解金融风险和政府投资拉动经济、防止波动过大的间接方式这样两个方面，货币政策主要体现在连续降息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等措施。总体来看，这些政策的实施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防止互逆调节的出现方面仍然有改进的余地。
刘洋[2]2014年在《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学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前苏东国家的剧变后，这些国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市场化转轨道路，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绩效。对此，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采取渐进式转轨的国家，因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选择了正确的转轨方式和政策，从而实现了转轨过程中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而受“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苏东地区的转轨国家，则多数采取了“休克疗法”的激进转轨方案，从而造成了这些国家在转轨伊始严重的经济衰退。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转轨的不同初始条件是引致这些国家在未来的转轨过程中具体模式和路径差异的根本原因。然而，由于“激进”或“渐进”的转轨方式所形成的经济绩效差异更直观地被中国遥遥领先的经济增速所表现出来，这使得“转轨方式决定论”的观点一度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进一步地，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总结的“中国模式”也被认为是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经济转轨的最优模式和路径。尽管如此，看似盖棺定论的研究“共识”实则是基于市场化转轨以来不同国家绩效差异的表象而对经济转轨过程的一种经验论认识。它忽略了同样作为一种制度变迁过程的，经济体制转轨的初始条件，从而割裂了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组织与制度的演化过程。随着转轨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基于“转轨方式决定论”思维进路的“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已经不足以独立地解释经济转轨问题的全部。而基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视角尽管能够结合中国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的现实场景而对渐进式的转轨过程进行较为直观的解释，但作为经济转轨的特殊性个案，“中国模式”则无法对其它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客观全面的分析框架。本文以转轨经济学为选题语境，综合运用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比较体制研究等相关经济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在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改革和转轨的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基础上，主要就这些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展开比较研究。为了突破以往类似的许多研究中对相关问题形成的错误的思维定势，本文以时间为主线对不同转轨国家从计划体制的形成到现今在后危机时代的制度改革进行了大跨度的历史回顾。其中包含了对这些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差异性所进行的考察；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政策的比较；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和后危机时代持续改革与转型发展的探讨；对转轨国家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形成与演化的重新认识，并基于长期、动态的视角对转轨绩效进行的客观评判；以及对转轨经济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和政治发展等问题的关注。笔者希望借助对上述问题的分析，通过“转轨——接轨”与“转轨——发展”的双重视角，系统阐释转轨国家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中转轨模式的差异性及其动态演化过程，进而更全面、清晰地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转轨国家在经济改革、转轨与发展中形成的特定模式和路径。笔者坚信，本文的分析将在不断丰富转轨经济问题研究的同时，也对转轨国家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全文一共分为七章，每章内容具体如下：第一章是导论部分。首先通过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自转轨以来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简要回顾来引出本文研究的主题。其次，是对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讨。最后，就本文的选题语境、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进行简要介绍。第二章是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部分。由于本文对经济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主要基于一个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所以，笔者围绕经济学研究中不同学派和代表性学者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制度理论展开概括性地回顾。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有关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的主要国内外文献分门别类地进行系统梳理，进而为后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第叁章主要对转轨前的这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计划体制进行深入研究。笔者围绕对不同计划体制及其改革过程的分析，指出这些国家经济转轨初始条件的差异所在，并以此为研究出发点，进一步挖掘转轨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与转轨路径选择背后深层的制度因素。第四章围绕经济转轨的驱动机制、遗传与选择机制，以及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国家采取的具体转轨方式和政策来综合比较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笔者根据前苏东国家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不同的转轨方案与制度安排，结合当时转轨经济的具体情况，对激进式转轨的“休克疗法”，以及以“双轨制”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与“中国模式”等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认识与思考。第五章以“转轨——接轨”为研究视角，一方面，详细介绍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转轨经济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战略选择，并进一步阐释不同的市场化转轨模式对这些国家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结合当前全球后危机时代的大背景，在具体介绍转轨国家应对和处理全球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同时，深入剖析这些国家在市场化改革、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上存在的各种问题。第六章以“转轨——发展”为研究视角，基于对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动态演化分析，以及市场化以来这些国家长期转轨绩效的客观评价，深入探讨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路径对转轨经济长期增长的具体影响。此外，笔者对转轨国家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市场化与政治发展等议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进而寻求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与其未来发展和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七章是对本文研究的总结与评述。笔者在全文研究的基础上，详细给出了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基本观点，并对以往研究存在的一些偏见和误解，以及有关转轨经济未来改革与发展的基础性共识或一般性的政策建议进行了评述和展望。最后是对本文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与不足之处的总结和归纳。
杨志平[3]2012年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与实践》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极大突破和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极大地解放了我国被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已久的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迸发出无限的生机活力。我国的经济在叁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增长速度,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高效活力相互配合,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劳动积极性、创造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得到了释放,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迅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开始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市场机制活跃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情况为进一步思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等问题提供了实践基础。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体制创新也日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不断变革的伟大历史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论文试图在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飞跃过程,关注历代领导集体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实践,深入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依据、时代背景、形成与发展历程、具体体制创新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历史经验、时代价值等,考察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思考过程,通过对分析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性突破的丰富内涵,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的历史经验和时代价值,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倡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辩证关系。论文将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突破和创新,分析其市场经济理论与体制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贡献。论文主体由五个部分构成：第一章,导论,主要从论文选题的背景和研究价值,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思路,主要创新之处进行了阐述。第二章,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深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思想是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基础,世界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逻辑起点,市场经济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变革的实践基础。第叁章,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主要历程：.包括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通过对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创新,引领体制创新经历萌芽阶段、形成阶段、攻坚阶段、完善阶段,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四章至第九章,从农村经济体制、国有企业管理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对外贸易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六个方面、全面阐述了市场经济具体体制变革的内涵。第十章,系统总结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时代价值。根据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性突破,研究其经济学方面的时代价值,深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律性认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与创新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探索、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启示,论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总结与阐述有如下创新之处：第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这一选题的新意在于论文作者并非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思想单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联系,而是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研究贯穿于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中国经济体制探索的全过程,以为继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思想基础为目标进行研究。第二,以往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往往是集中在对某一位领导人如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分析、概括,或是侧重对某一代领导集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学术研究,成果比较多,种类丰富。而对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甚少，本论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寻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思想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方面的一脉相承性,深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律性认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与创新对中国经济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探索的历史启示。第叁,从作者搜集到的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来看,大多都集中在从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研究各领导集体核心成员的报告、讲话精神,而本论文作者则主要从农村经济体制、国有企业管理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对外开放与外贸管理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艰辛历程、时代价值,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地位,第四,在研究方法上,不仅综合运用了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经济思想和政策思想相结合的方法,而且更加注重经验分析和规范分析。
曾芸[4]2011年在《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在财政分权的背景下研究转轨动态过程中的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本文以财政分权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致力于在“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基本分析框架下探寻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体制性根源及其对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的影响。本文选题的出发点在于,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已经逐渐成为当前关注的焦点和下一阶段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地方政府为了筹措资金拉动本地区经济增长,在缺乏规范的融资渠道、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纷纷通过各种渠道举债融资,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悄然累积。2008年,在应对经济危机和“保增长”、“调结构”、“促民生”政策目标导向下,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迎来增长的又一个高峰。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对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高度重视,多次明确提出要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将地方政府性债务收支纳入预算管理并研究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但就笔者参与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实践和前期研究结果来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实际效果远非预期那么理想。这一现状表明,规范和化解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政策目标在实际运行中受到了潜在的体制性约束,单纯就债务而论债务无法反映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全貌,这也促使我们跳出已有的研究框架,从更宏观的体制性视角来挖掘隐藏在地方政府性债务背后的体制性根源。在“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政府性债务”这一基本分析框架下,本文认为有叁个问题是我们必须首先要解决的：一是中国特色财政分权的形成机制究竟怎样；二是财政分权的上述机制设计在何种程度上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叁是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是否加大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转化为财政风险的可能。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也由此形成了本文研究的两条主线：一条是“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一(地方)政府债务”理论研究的主线,该研究线路主要侧重于研究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形成的诸多体制性根源；另一条是基于中国转轨实践对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体制性根源及其影响的分析主线,该研究路线主要侧重于对上述理论判断的实践检验,并由此为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提供事实依据。围绕上述叁个问题和两条研究主线,全文做出如下的结构安排：第2章文献综述。本章在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地方政府性债务内涵及其统计口径的研究、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的研究、地方政府性债务根源的研究以及政府行为与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研究四个方面对已有成果进行了梳理。本文选择以上四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整理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地方政府性债务内涵及其统计口径是地方政府性债务研究领域的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是下一步深入研究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起点。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则是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最终落脚点。地方政府性债务根源是地方政府性债务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下一步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而政府行为异化对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第3章,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基本判断。本章从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诸多特征入手,探寻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诸多体制性根源,进而对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本文认为,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具有如下特征：从债务形式来看,地方政府性债务形式不断发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逐渐成为当前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主要形式；从债务用途来看,用于弥补基本支出缺口的债务逐渐减少,而用于弥补资本性支出缺口的债务不断增加；从债务承债主体来看,县、乡级地方政府性债务已逐步化解,地(市)级地方政府性债务迅速增加；从债务风险来看,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正在逐渐突破现有财政承受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对上述特征的分析,本文认为造成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体制性根源可以概括为叁个方面：一是制度供给的失衡。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但是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却仍然处于供给失衡的状态之中,这种制度供给的失衡在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方面突出表现为投融资体制的失衡为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提供了可能；二是中国式财政分权,其对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影响突出表现为中央与地方政府纵向财政不均等,引发地方政府通过多种渠道筹集债务资金缓解财政压力的动力；叁是政府行为的异化,突出表现为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强化了地方政府通过债务筹集建设资金的冲动。第4章,财政分权、政府行为与地方政府性债务——基于经验分析的判断及检验。本章在前文关于地方政府性债务基本特征及其缘起的经验判断基础之上,结合笔者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实践中搜集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数据,对前文所提出的经验判断进行了实证检验。本章首先构建了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具体从市场条件下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性债务、转轨背景下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性债务、转轨背景下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性债务叁个层次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形成机制进行系统性梳理；随后,为了验证上述判断的真实性,在前文所提出的叁个基本的假设基础上,从债务风险、财政分权与财政激励叁方面选取经验研究指标,构建经验研究的基本模型；最后,本章对相关地方政府性债务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形成了经验研究结果。第5章,财政分权、政府行为与地方政府性债务：基于预算约束视角的个案研究。选择从预算约束视角展开研究的起因在于,预算约束是市场机制中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重要手段,而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对现有预算约束的一种突破,从而使得是预算约束的强弱已经成为衡量地方政府性债务承受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尺。本章通过对某个层级地方政府性债务数据的分析,从预算约束这一重要的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入手,考察当前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是否存在“预算软约束”倾向,而这种不断突破债务预算约束的财政机会主义倾向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本章将以下几个方面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预算管理问题进行了分析：一是对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预算管理体系进行梳理,从基本理论的角度寻找实现地方政府性债务预算管理的理论及现实依据；二是以中国某市市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为例,对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进行深入剖析,从实践的角度寻求实现地方政府性债务预算管理的现实途径。在案例分析的部分,本章从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确认依据、地方政府性债务基本状况的初步判定等方面对该市地方政府性债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对该市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进行展望与评价。第6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规范管理是我们研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最终落脚点,本章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几个基本结论,本文认为,中国式财政分权所特有的政府主导特征和相关制度供给失衡是造成地方政府性债务不断累积的体制根源,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是地方政府性债务不断累积的重要原因,而地方政府不断突破现有预算约束的行为是地方政府性债务不断累积的现实原因。在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相关政策建议,即逐步化解当前地方政府性债务面临的体制性制约,加强政府性债务的预算约束并以此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以及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其他具体建议。
王海英[5]2016年在《增量改革及产业政治：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的历史制度分析（1984-2015）》文中指出近年来,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形态异军突起,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与那些强调技术创新特质的观点有所区别,本研究试图以互联网金融为引子,将其发展放置到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长时段变迁进程中,探寻(包含互联网金融在内的)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的历史制度逻辑。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自1980年代中期初步确立起体制框架以来,其形态先后经历了叁个阶段的重要变迁:一是1984-2007年间从国有银行专业化分割垄断向多元商业化银行体系的转变;二是2008-2012年间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与制度化发展;叁是2013-2015年间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作为一种宏大的产业制度变迁过程,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形态叁十多年间的变迁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转型。关于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既有研究大致从叁个主要脉络展开分析研究:一是从金融抑制或金融深化的角度辨析我国金融体制对银行业发展的影响;二是从产权结构与市场结构的争论出发,讨论我国银行业金融体制变革的应然路径;叁是从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二元对立出发,讨论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及变迁性质。从这些脉络出发的相关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与观察视角,但是,既有研究不能为我们揭示出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背后深层的历史制度逻辑,不能为我们理解诸如互联网金融等一系列复杂或新兴的金融现象给予有洞见力的解释框架。为此,本研究试图运用经济社会学历史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视角及推论工具,对1984-2015年间我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叁阶段的重要变迁提供一种制度性的分析与解释。在分析框架上,本研究主要从决策者认知、增量式战略构建、产业政治叁个逻辑上紧密联系的维度出发,对不同阶段我国银行业金融形态的变迁进行具体而深入的实证分析,并试图勾勒或揭示出从体制内银行的变革、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到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之间内含的一致性的历史制度逻辑。研究发现,1984-2015年间我国银行业金融形态的变迁本质上是由国家所主(引)导的产业制度变迁过程。从早期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发展到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与制度化发展,再到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每一个阶段都持续性或贯穿性地呈现出国家所主导的银行业金融体系增量式变革的一致性历史制度逻辑。即第一阶段是以股份制银行等为代表的变革发展实现了相对于国有银行体系的增量式变革;第二阶段民间金融的兴起与制度化发展,实现了相对于以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等为主体的正规金融体系的增量式变革;第叁阶段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实现了相对于传统金融模式的增量式变革。正是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增量式变革,国家试图持续推动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适应性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更好地满足多层次的金融资源与服务需求。
崔鸿雁[6]2012年在《建国以来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也在不断地变革中。从西方国家监管制度的变迁看,金融监管经历了自由—管制—放松管制的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状况发生了深刻变革,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与我国的经济金融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国际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这一切构成了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变迁的深刻的经济金融背景。本文旨在对建国以来中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逐渐成熟的基本过程作一比较系统地回顾和分析。本文分导论和六个章节：第一章为导论,诠释金融监管及监管制度的含义,回顾国内外研究状况,说明选题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简要提示本选题的研究思路、内容框架、研究方法与特色。第二章开始至第五章,结合对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分析和对监管制度、监管行为的根源性探究,把我国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章束缚与控制(1948—1978)：计划经济时期的金融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二章启蒙与探索(1979—1984)：金融制度改革起步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叁章冲突与融合(1984—1993)：金融制度改革构建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四章调整与突破(1994—2004)：金融制度改革调整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五章深化与再探索(2005至今)：金融制度改革深化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六章是对我国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的总体考察,实际上也是全文的一个总结。在对每个阶段监管思想的分析过程中,先从分析当时的监管思想形成的背景入手,进而对监管具体制度建构等情况进行简要介绍,然后分析其中蕴含的思想特征与演变过程,最后对该阶段监管思想进行总体评价。在对每一发展阶段的分析中,既统一思路,又突出各自的特点、突出阶段特征。经济实践的发展与金融业的变革催生了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监管思想,从而推动了制度的形成,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通常还伴随着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广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同时这个过程也发生在特定的空间脉络中,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以金融监管组织制度、市场制度、法律制度的不同层次展开。因而,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在时间脉络中呈现出历史的演化特征,而在空间脉络中又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特征,时间与空间脉络的交错与协同,共同构成了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化的动力。无疑,监管思想的变更来源于市场变革,而各个时期制度的创立和创新无一不受到思想的启发、孵化与引导。无疑,制度的变革和思想的创新互相促进、互为动力。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论证1949年以来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思想变迁,既可以使我们理解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理论本土化的思想根源,又为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监管理念创新和政策选择提供思想资源。本文以经济思想成长为主线,分析了金融监管制度演变的思想脉络。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演变加以系统地梳理,揭示其内在的发展演变规律,能够为探索监管制度继续完善的路径、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全新的思考视角。
郁方[7]2009年在《中国银行业垄断与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银行业的垄断机制与政府规制有着什么内在关联?开放与竞争格局下银行业是否仍属垄断并需要反垄断规制?在既有的研究文献中难以找到满意的答案。而银行业垄断与规制作为市场化进程中难以廻避的问题,在中国这种特殊案例中又极具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基于这一现实本文研究的核心目标是,系统地分析中国银行业的垄断机制及其是否构成影响竞争、效率与公平的负外部效应,为政府适度进行反垄断规制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本文创新性的提出一个基于垄断与规制机制关联性分析的理论研究框架,这一视角更契合中国独特的银行业垄断模式。在此框架下运用机制设计、制度经济学等理论,采用规制者偏好假设、成本分析、博弈分析等工具,提出5个关联的理论假定并进行演绎验证,对中国银行业垄断与规制机制的生成机理及其二者的关联作出解释与推理。本文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在所构造的理论框架下,运用SCP分析框架等工具实证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得出银行业仍处于高度寡头垄断格局的结论;沿着历史脉络系统分析中国银行业垄断机制演变的约束因素,得出叁大理论主线是垄断机制形成的基石、国家金融控制偏好战略下金融资源的不公平配置奠定国有银行在市场竞争中的垄断优势、叁组利益集团博弈约束着规制机制变革的结论;分析政府规制这一决定性变量对银行业垄断机制与市场结构的影响,对中国银行业的垄断效应、目前的规制机制及问题进行了客观评析,得出超经济势力的银行业垄断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效应,并使银行业规制变革付出高昂经济成本与社会成本的结论。提出下阶段中国银行业合理规制机制构建与反垄断规制的设计框架。本文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定义—超经济势力垄断,即采取行政权力、特许经营权与资源不公平配置而形成的垄断。据此,本文定义中国银行业垄断机制的制度性本源是,国家作为叁权合一主体形成的超经济势力垄断。从而使国有银行垄断的负外部性成因,利益集团博弈所引致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规制目标的偏离都可以在这一框架下得到解释。同时,本文还创新了一个超经济势力垄断下公民金融资源公平享有权命题。提出中国银行业超经济势力垄断从两方面构成了对金融资源公平享有权的侵害:一是导致地方金融与农村金融的弱化,并直接引致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城市中下层金融消费群体和广大农户金融资源享有的利益侵害;二是垄断机制引致的不良资产、寻租腐败等高昂经济成本通过国家财政金融政策转换直接构成对全体民众金融资源公平权益的侵害,这一命题的提出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认识中国银行业的垄断效应。
杨槐璋[8]2003年在《商业银行效率导论》文中指出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同，就组织而言，随之衍生相应的创新理念和管理方法。当我们将焦点集中于商业银行时，管理效率问题就会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绩效与发展，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目前对银行管理效率的理论解释缺乏系统性，同时对现实的新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更无从在理论上寻找到合理的解释和充分的支持。于是本文将商业银行管理效率作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到实践，尝试系统性地对银行效率做出阐释。从理论上解释现实现象，从解释中寻找理论对现实的指导线索，用实践来证明理论。从而探讨如何使商业银行的总体资源配置和运转效率最大化，伴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商业银行效率问题进行研究。对于效率问题的研究将不得不落脚于商业银行的具体实践和经济转轨这一制度变迁过程，结合我国商业银行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体制、经营、管理、风险防范、结构调整等若干问题从效率的角度进行逻辑演绎并推导结论。 商业银行制度从应用的角度来讲，是一种社会博弈关系或博弈结果。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为商业银行的制度组织结构和制度构成，成为商业银行在经营活动中遵循的规则。制度既是商业银行经营和效率的保障、又是对它的约束和要求，不同的商业银行制度就体现了不同的商业银行效率。商业银行的制度功能与效率的联系体现在规定商业银行的体制和机制，包括产权所有制形式、交易权、分配方式，进而影响到商业银行的机制。商业银行的体制和机制取决于国家的根本制度安排，商业银行在国家的总体制度安排下选择出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体制和机制从而释放出体制效率；对行为约束，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行为需要受到制度的约束，需要在制度规定范围内活动，对不符合制度要求的行为加以整合。合理和有效的制度能够使商业银行内部资源配置趋向最优状态。中国的金融体制变迁最初表现为国有金融产权形式的确立与扩展过程，国有金融制度是国家为国有企业融资方便而设立的配套制度安排。在市场不存在的情况下，由外生性的国有银行来配置金融资源是有效的，是为国有借方筹集资金并有效减少委托代理问题的一种方式，是对中国尚未发育的金融市场的一种适应和对市场软化的最优反应。制度变迁的初始动力就在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不同产权形式的冲突与竞争，在此过程中，国家的治理整顿与其他产权形式的对策性行为，推进了商业银牙一了效率导论中国金融体制的变迁股份制银行制度提高了中国金融机构的多元化与普及化程度，形成了多元金融产权形式竞争的有效局面，增强了金融机构资产对公众的吸弓}力。山少体制和制度的原因，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的效率方面超过了国有商业银行。整个商业银子示业的发展、演进过程就是一个制度创新、制度变迁、利益分配不断突破原来的均衡和建立新的均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带来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效率的提高。 银行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与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安排。在一重结构中，银行制度安排的产生遵循着特殊需要的逻辑，银行制度的功能由节约交易费用与增进资源配置效率让位于聚集与控制金融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国家所偏好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国家租金最大化目标。国有金融制度安排成为财政替代性安排的角色，由此注定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低效率，国有银行高比率的不良资产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所以不能用商业性银行的经营效率指标来衡量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注入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的一部分一一一不良债权原本就属于国家应该拨付的资本，国家用“担保”替代了国有银行的注资不足，国有银行变成了利益补偿中介，国家所需要的对改革成木的补偿资金来源与金融支持需求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满足。巨额的不良债权也就成了一种“合理”的“金融补贴”，为制度的演进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供给的支持。我国渐进改革所取得的体制内经济增长的成功，是以国有银行的效率损失和金融风险的积累为代价的。组织内部的低效率是支持组织外部效率增长的结果。国有银行呆账山一于很大程没上的强迫性、故意性和事先可知性，因此是国有银行产权结构所允许的合理效率锁失，对‘国家来说，这种效率损失的另一面是渐进过渡与金融支持收益。因此少不应当把国有银行账面上的不良贷款率作为直接评判国有银行资源配置效率的标准。我国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不良债权债务清理是中央政府在当前与未来的清债收益和成本之间进行取舍的结染，也是中央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并权衡各经济主体利益的结果。国有银行在产权组织__仁带有政府组织特征，所有权虚置决定了缺乏有效的治理和激励约束祠日川。只有通过市场配置，产权改革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来解决人力资源配置效率问题。 卜!有银行的转轨过程仍然存在过渡经济中的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在内部人控制过不钧1，，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经常是揉和在一起的。对一内部人控制的反控制，其实就足子于戈和建立适介，}‘国转轨经济具体情况的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它要能在内部人不自愿放弃既得利益和权力的情况卜，依然一可以将代理成本降低到尽可能低的限度，这也?
张志勇[9]2009年在《我国转型期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我国农村信用社在服务“叁农”的同时,其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将从我国整体制度变迁与金融制度变迁的关系入手,分析和研究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从我国整体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转轨的核心和难点,为了保证经济转轨的平稳推进,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政府金融控制之下向国有企业提供了大量金融资源,从而促进了我国渐进经济转轨的成功。这是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大背景,也由此决定了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特点:政府金融控制之下的制度变迁。农村信用社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金融控制对其制度变迁产生重要影响,不同阶段金融控制的目的不同导致农村信用社呈现出相应的制度特点,从而推动其制度变迁的展开,金融控制成为分析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的关键因素。首先,对制度、制度变迁、金融制度变迁以及合作金融等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阐述,这是本文的理论基础。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制度影响甚至决定着经济发展的绩效。制度变迁依据主体不同可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会产生路径依赖。国外金融制度变迁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银行功能的收缩和扩展,二是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互动关系。国内学术界则主要着眼于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由于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是计划经济,政府在资源配置和改革过程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由此决定了我国金融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并表现出渐进性、滞后性和路径依赖。合作金融是以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的一种资金融通形式,体现的是“以人的结合为主,资本的结合为辅”。合作金融产权最大的特点是均等的初始所有权,入股社员拥有平等的参与管理权和收益权,由此决定了其股权结构分散、内部监督成本高,容易产生“内部人控制”。其次,在总结已有研究和文献的基础上,全面而系统的阐述本文的核心理论——金融控制理论,并对国家金融控制效用函数进行说明。金融控制是指在经济运行中,政府通过制定金融政策、加强行业管理和控制人事任免等手段加强对金融行业的控制以达到政府的特定目标,具体包括控制资源和控制风险两个方面。本文还建立了政府金融控制的效用函数,对一些影响变量进行了讨论和分析,指出金融控制可以通过利益补偿、产业扶持和防范金融风险促进社会稳定。在我国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政府始终保持着对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控制,在“弱财政、强金融”情况下,政府通过金融控制能够得到大量低成本的金融资源,用以替代财政资金支持国有企业改革,这是我国经济转轨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政府为有效实施金融控制必然会对金融机构提出相应的制度性要求或约束,从而对其制度变迁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金融控制成为本文分析金融制度变迁的重要理论工具。再次,运用金融控制理论具体分析我国转型期(1978年至今)农村信用社的制度变迁。在简要介绍我国建国后至1978年农村信用社的历史沿革后,根据金融控制的目的不同,将转型期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分成叁个阶段,并具体分析了各阶段农村信用社产权、行业管理等制度的具体内容和演化过程。1978年-1996年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主要围绕支持国企改革展开。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维持体制内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对整个制度变迁至关重要,在“弱财政、强金融”情况下,政府通过金融控制从国有银行(包括农村信用社)获得大量的金融资源用于支持国有企业改革。这是这一时期影响金融制度变迁最重要的因素,对农村信用社而言,政府保持农业银行管理农村信用社的体制,能够最大限度的获取农村储蓄份额,并将积聚的金融资源用于支持国有企业改革。1996年-2003年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主要目标是防范金融风险。由于1996年以前政府将大量金融资源转移用于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国有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随着股市成为支持国企改革的另一重要途径,缓解了银行压力,并为银行化解自身风险提供了契机。加之1997年严峻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为有效防范农村信用社支付风险、减少清理合作基金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政府采取了审慎经营的措施,使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脱钩”,由人民银行代为管理,重点做好防范金融风险。2003年以后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主要目标是服务“叁农”。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为了稳定农村经济和社会形势,中央政府2003年开始了对农村信用社的新一轮改革,在向农村信用社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提高其法人治理效率,改善经营绩效。此次改革清晰界定了农村信用社的所有权,但为了实施金融控制,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将农村信用社的控制权由省政府掌管,使其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缺陷。最后,在对合作金融和农村金融体系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农村信用社和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不足,并对构建我国现代农村金融体系进行设想,对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提出建议。在国际比较研究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美国、法国、日本和印度四个国家的合作金融和农村金融体系进行比较分析,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指出我国农村信用社存在产权不清和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等不足,农村金融体系方面存在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市场风险较高、涉农金融机构减少、农业保险日益萎缩等问题。为了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本文提出了构建现代农村金融体系的基本框架:运用适度金融控制,遵循市场化原则,构建以农村信用社为基本网络,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保险机构等多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达到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和安全高效的基本要求,以推动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在此框架下,提出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政策建议:完善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合作金融的良性发展和改进省联社的管理。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将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放到我国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并将我国金融制度变迁与整体制度变迁相结合进行分析,更合理和更符合国情的解释了我国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2)比较系统和完整地阐述金融控制理论。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政府通过金融控制可以调控金融资源配置,防范金融风险,从而为我国经济转轨创造条件。同时由于政府实施金融控制,将会对包括农村信用社在内的金融机构提出相应的制度性要求或约束,因而金融控制成为分析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重要理论工具。(3)运用金融控制理论对我国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进行分析。本文将转型期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分成叁个阶段:1978年-1996年期间,政府实施金融控制,通过农业银行将农村信用社聚集的金融资源以转存款等方式调出,以支持国有企业改革;1996年-2003年期间,为应对严峻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政府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控制,由中央银行代管农村信用社,有效防范金融风险;2003年以后,城乡差距扩大,“叁农”问题突出,为促进社会稳定,政府实施新一轮改革,在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为防范金融风险,在所有权界定清晰的情况下,仍通过省联社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管理和控制。整个分析框架逻辑一致,加深了对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的理解,为分析我国金融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4)在分析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过程中,本文还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每个阶段的产权、行业管理以及合作金融性质体现等方面特点,并对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的具体表现和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全面总结,使对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研究更加充实和饱满。(5)对农村信用社2003年改革是否实现目标提出自己的见解。2003改革的目标之一是“产权清晰”,但从实际情况看,此次改革实现了所有权的清晰界定,但农村信用社的实际控制权却由省政府掌控,造成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从而使得所有权只是名义上的所有权,从这个角度看,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并不清晰,没有完全达到改革的目标。(6)运用金融控制理论,提出了以市场化为导向、适度金融控制为核心的构建现代农村金融体系的设想,并在此框架下,对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徐云松[10]2015年在《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发展非均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1988年邓小平立足于国民经济全局,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伟大战略构想,即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加快对外开放,内地要支持东部率先发展,服从这个大局;当东部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支援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是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应该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和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经过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我国也确立了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四大经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形成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的空间发展格局。然而,我国区域发展的矛盾愈发显着,暴露出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尽管国家提出了要实现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还特别强调了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区域之间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区域增速格局的扭转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事实上,我国区域发展仍然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并且区域发展过度非均衡的趋势还引致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而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中又以西部地区最为典型,作为土地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71.5%的最大经济区域,西部内陆的普遍贫穷落后与东部沿海的发达富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西部的贫困落后与历史上西部曾成为世界中心地带的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东部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广袤的欠发达西部地区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整体飞跃的掣肘。中国最广大的经济区域仍然是欠发达地域,并且地理面积广阔、涵盖省份最多的西部地区自身也存在着发展差距。伴随着区域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这显然有悖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说,只有实现面积最广、省份最多、最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后发赶超”,促进西部区域协调发展,解决现实中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才能为整体国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在现代经济增长因素中有详实的理论支撑,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也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区域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空间层次,着重于探讨一国内的地区中观层面金融结构与运行的分布状态与互动关系。经济发展决定金融发展,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也具有显着的非均衡性,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水平与速度明显滞后于发达的东部地区,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十二五”时期进入第二个西部大开发十年以后,特别是“一带一路”中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实施,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在发生变化,金融业开放程度会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但是,如果区域过度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和态势不加以改变,协调机制不加以顶层设计和系统完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就难以实现质的提升,就难以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统一的金融发展,不能以此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问题的研究,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以及均衡与非均衡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方法论上本文坚持系统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运用发展与联系的思维方式剖析问题;树立全局与局部考察相结合,整体与部分分析相结合的观念。全文对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立足于两个空间层面的分析视角,即主要矛盾——西部与东部之间的非均衡问题,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西部各省份之间的非均衡问题;通过回顾、总结与分析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系统梳理了各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前沿。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以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四个研究视角为切入点:一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运用各项指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总量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二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从金融行业结构、融资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结构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叁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从金融实现其功能的效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功能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四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将金融子系统放置到整体系统环境中,运用逻辑推理、统计描述、计量模型等分析方法,探究影响与导致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因素。从定性的角度分析由于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而造成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从定量的角度,构建动态的数理模型研究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统观的分析要求涵盖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体现多学科交叉,涉及经济学科外的社会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法学等理论与知识,使本文的论述与研究达到一定的历史厚度、思想高度、专业深度和学科广度。基于全文系统的逻辑论述体系,以及多维度研究思路、多样化分析方法得出的观点与结论,从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客观实情与现状出发,针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快推动西部区域金融从非均衡发展向实现均衡与非均衡内在统一的协调发展转变的第一个层面;以及促进金融系统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协调统一,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复兴等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第二个层面,本文提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构想、对策与建议。全文逻辑体系下的中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导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和目的,提出研究问题,论述本文意义;对概念进行界定与辨析,对研究范畴进行阐述。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技术路线与逻辑框架、主要的创新点、不足之处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等内容进行概述。其次是理论文献的回顾与分析。总结了国内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进程与研究现状;按照金融发展理论萌芽——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的顺序进行了综述,并深入到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层面进行了回顾。基于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研究的两个空间层面和四个金融发展非均衡维度与视角的结合,对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阐述了该理论与本文研究问题的联系。第叁是分析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研究其问题表现。从历史角度对1949-1978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进行详述,对同时期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况进行了研究。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状进行描述,基于两个层面(西部区域内与东西部区域间)金融发展非均衡角度,采用统计实证分析法、图表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方法,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功能角度衡量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表现,阐明非均衡的时空特征与变动趋势。第四是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从金融系统研究的系统观角度,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进行剖析。运用定性分析法、统计描述法、对比分析法,实证检验法,从制度因素、经济条件因素、客观环境因素、非正式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冲击影响因素这五个方面探究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形成机理,分析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第五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该部分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和对文化的负面影响。第六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简要回顾了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进行简要评述。其次从定量的角度运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测度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差异;在阐述了面板数据动态与静态模型、计量检验方法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Panel-Data)协整检验,面板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短期动态效应进行了量化测度。该部分同时研究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沿,探讨了法律制度、法治效率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从区域层面对“中国之谜”命题(低水平法治与高速经济增长并存)进行部分解释;分析了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对法治(正式制度)与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在区域层面表现出的替代机理与耦合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建设,即健全法律制度环境、提升法治效率(正式制度),复兴西部内陆优秀文化(非正式制度)的重大意义。第七是总结与建议。根据全文逻辑体系,该部分对各章研究结论进行统一的归纳梳理,结合研究的主要观点与结论,提出西部区域金融由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协调发展必须注重顶层机制设计。在此基础上,以系统观的思维为指导,提出两个层面的针对性建议。一是西部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优化西部银行业结构;建设西部资本市场,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培育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发挥金融集聚与扩散功能;推动多层次区域金融合作;大力发展移动金融引领西部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效率;实施差异化与统一性相协调的区域金融调控政策。二是西部区域金融系统与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对策选择,包括:健全西部地区法律体系,提升法治效率;弘扬西部地区优秀社会资本,推动西部优秀传统文化复兴,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现代金融发展的伦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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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国转型期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研究[D]. 张志勇.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10].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D]. 徐云松. 中央财经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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