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纾的翻译事业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运动论文,贡献论文,事业论文,论林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九世纪末二十纪初，是中国自觉打破封闭走向世界的开始。而翻译事业，则打开了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林纾和严复，则毫无愧色地充当了近代中国翻译事业的开路人和奠基人。著名的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译才并世数严林”的诗句，得到了知识界的公认。因此，对林纾的翻译事业给以客观的梳理特别是历史的评价，就显得非常重要。
林纾（1852—1924），福建福州人，字琴南，号畏庐，主要笔名有冷红生、畏庐子、蠡叟等，晚清举人。林纾的翻译事业，据有关专家统计，从1899年2月《巴黎茶花女遗事》在福州正式发行算起， 一生共译出外国作品246种。其中已发表和出版的作品222种， 未发表和出版的24种：其中英国作家62名，作品106种（含未刊5种），法国作家20名， 作品29种（含未刊5种），美国作家15名，作品26种（含未刊10种）， 俄国作家3名，作品13种（含未刊2种），希腊作家1名，作品1种，德国作家1名，作品1种，日本作家1名，作品1种，比利时作家1名，作品1种，瑞士作家1名，作品1种，挪威作家1名，作品1种，西班牙作家1名， 作品1种——共计国家11个，作家107名。在洋洋大观的林译作品中，小说又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被文学界、翻译界一致称扬为“林译小说”，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孕育期以及诞生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众所周知，身为著名翻译家的林纾，却是地地道道的“外语言”，他不通晓任何外国语言文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素不识“蟹行文字”。他的翻译，就只能是由通晓外语的朋友述说情节，他在作出记录之后，加工润色，“耳受手追”，成为以“译述”为突出特色的特别译品。因为对他讲述原作情节的朋友的外语程度参差不一，对原作的理解差异更大，所以翻译事业重要原则之一的“信”，林纾是很难达到的。正因为它的翻译事业是在这样的特定情况下进行，其译品的误植、误译就在所难免，对原作的大幅度删改与增补，在林译小说中更是比比皆是。这是林纾翻译事业最明显的缺陷，也是他屡屡遭受讥评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从林纾翻译事业的总体看来，其缺陷完全不能掩盖其显赫的功绩。他毫无愧色地可以称作中国近代翻译事业开山鼻祖之一。
首先，林纾的翻译，自觉不自觉地适应了古老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历史的发展及时地提供了精神食粮。林纾出现的时代，正是古老中国向近现代中国转型的历史关键时刻，亟需新的价值尺度、新的伦理观念、新的处世原则、新的社会理想作为变革古旧的中国的参照系。而林译小说，正是及时地满足了这种历史的需求，为变法维新的时代先驱，提供了一幅与传统中国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图景，从人物系列、故事情节，到体现在其中的价值观念、伦理思想，以及社会制度、文化氛围，都与中国既有的一切，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显示出变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合理性与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林译小说中浸透着的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意识，给当时有血性的中国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武器与感情力量。《黑奴吁天录》出版以后，在知识界引起了强大的反响。一位署名“醒狮”的读者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专制心雄压万夫，自由平等理全无。依微黄种前途事，岂独伤心在黑奴。”另一位被林译小说打动心灵的读者，声泪俱下地写道：“我读《吁天录》，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黄人，以黑人己往之境哭我黄人之现在。……我愿书场、茶肆演小说以谋生者，以奉此《吁天录》，竭其平生之长，以描绘其酸楚之情状、残酷之手段，以唤醒我国国民。”（见《晚清文学丛抄·小说戏曲研究卷》）1994年，还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的青年鲁迅，收到朋友任克任寄来的《黑奴吁天录》一书，读后十分感慨，于是写信给好友蒋抑卮抒写心绪：“……乃大欢喜，穷曰读之，竟毕。拳拳盛意，感莫可言。……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鲁讯全集》11卷321页）林译小说中的《巴黎茶花女遗事》、 《迦茵小传》等优秀作品，热情地歌颂了青年男女对坚贞纯真的爱情执着专一的追求，也激发了中国青年一代的反封建意识，传播了西方以个性解放为代表的新思潮，带有明显的启蒙主义色彩。正如严复的诗句所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因此，人们不无根据地认为，包括青年鲁迅在内的当时有血性的许多中国人，往往是通过林译小说，迅速地吸收了反帝反封建的若干思想营养，萌生出变革图强的强烈要求，才以种种不同的形式投身到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之中的。
其次，林译小说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主要的文学流派和主要作家，给孕育期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提供了可以学习、仿效的艺术范本，促进了中国第一代作家、艺术家的脱颖而出、迅速成长。据周作人回忆，他和青年鲁迅都曾是林译小说热心的读者。1902年鲁迅赴日留学前，专门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一卷留赠周作人；1904年，又从日本给周作人寄去林译小说《利俾瑟战血余腥记》、《滑铁庐战血余腥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1906年周作人也赴日留学以后，阅读林译小说仍然是周氏兄弟共同的爱好。从最早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到1909年鲁迅回国后购买的《黑太子南征录》，都曾是他们兄弟喜欢的读物。鲁迅当年在日本决定弃医从文，首先注重的不是自己创作，而是介绍和翻译。他当时的翻译作品，如《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斯巴达之魂》等，在运用文言、意译为主、适量删改等方面，与林译小说的风格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周作人则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指出：晚清文人中林纾对他的影响最大，因为大量地阅读林译小说，才“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了”。他在自己翻译的西方小说集《点滴》的译序中明白无误地写道：“我从前翻译小说，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响。”林纾辞世以后，周作人公允地指出：“他介绍外国文学，虽然用了班、马的古文，其努力与成绩绝不在任何人之下。……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林琴南与罗振玉》，《语丝》周刊，1924年12月1日）。 五四时期最伟大的诗人郭沫若，则在其自传《我的童年》中热情洋溢地说道：“林译小说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影响的，是Scott （司各德）的《Ivanhoe》，他译成《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这书我后来读过英文， 他的误译和省略处虽然不少，但那种浪漫主义的精神他是具象地提示给我了。我受Scott的影响很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 我的朋友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我读Scott的著作也并不多。 实际上怕只有《Ivanhoe》一种，我对于他并没有深刻的研究， 然而在幼时印入脑海中的铭感，就好象车辙的古道一般，很不容易磨灭。”他还说林纾翻译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故事集《吟边燕语》“也使我感到无上的兴趣，他无形之间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众所周知， 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 1907年在日本演出的最成功剧目《黑奴吁天录》，就是根据林纾所译美国作家斯脱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而成的。正是由于该剧上演大获成功，才垫高了年轻的春柳社同仁从事创作和演出的起点，激发了柳社同仁继续从事新兴话剧事业的动力，形成了五四以前中国新兴戏剧运动的第一个高潮。由此看来，林译小说的历史功绩，显然已经从文学开拓到戏剧，理应考虑可否把林译小说看作中国近现代文学艺术孕育、发展的基石之一，催生的动力之一。
从已知的事实看来，林译小说对中国近现代文学艺术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渗透模式，可以以郭沫若为代表。郭沫若主要是从林译小说中吸纳了比较丰富的异域文学的营养，特别是以情为主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和艺术精神，从而领起了中国的新型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从五四时期的新诗到抗战时期的历史剧，无不洋溢着一种磅礴的浪漫主义激情，和林译小说《迦茵小传》等的渗透性影响是直接相关的。二是超越模式，可以以鲁迅、周作人为代表。周氏兄弟后来的道路有了根本的差异，但在五四前后，却有极大的共同点。他们都是林译小说热心的读者，都曾从不同的方面接受林译小说的有益的营养。鲁迅是一面赞扬林译小说的语言实在太好，一面又不满意于林纾的意译方式和所译并非全是名著，以至有“又是一部哈葛德”的抑怨。因为有所赞扬又有所不满，他们才从林纾的成就和不足的基础上重新起步，产生了自己动手认真翻译西洋文学名著的兴趣和动力，并且从林纾的意译发展到自己的直译，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开拓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把翻译事业推进到新的水平和新的高度。更多的中国近现代作家，则是在自觉不自觉中接受了林译小说的有益营养，通过林译小说与世界文学开始了沟通、交流和对话。因此可以说林译小说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和世界文学进入中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再次，林译小说的开创性作用还表现在它的的确确给刚刚萌生的中国近现代翻译事业提供了一种模式，一系列较为成功的范本，从翻译语言到对原作的态度，都形成了一种有影响的路径。在翻译事业的开端时期，如何把历史背景、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心理内涵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异质文学介绍给毫无语言准备、思想准备的中国读者，是摆在第一代翻译家面前的难题。林纾与他的擅长外文的伙伴们通力合作，充分发挥自己精于古文的特长，以较为富于表现力的语言，经过适当的删节、改编，较多地保留了原作的精神，又给当时的中国读者提供了可以接受的一种译本，从而在没有道路之处开拓出道路，在充满古旧气息的文学园地栽植了一片西洋文学的花草树木。林译小说所选择的原作，虽然未必全是精品，但毕竟有若干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名作。其中他最赞赏的是狄更斯的名作，因为狄更斯的小说具有“扫荡美人名士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叙家常平淡之事”、“刻画市井卑污龌龊之事”的特点。这一人物塑造和题材选取上的突出特点，恩格斯在《大陆上的革命》中曾给以高度的评价，称之为小说性质上的革命。林纾这种翻译取材的角度，既给后来的翻译事业开辟出一条积极向上的道路，又给探索中的近现代文学创作，提供了现实主义的范本。关于林译小说的语言，胡适认为：“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的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狄更斯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石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样大的成绩。”（《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胡适的评价，大体是符合实际的。
林纾后来走上与历史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道路，他的小说曾被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反面教材。但他的翻译事业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尽管并非其本意，却也是客观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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