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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争论
生活在一个建构主义时代，要想划清现代社会（或者说是第一次工业现代社会）和世界风险社会（或者说是第二次反思现代社会）的界限看来是天真的甚至是矛盾的。在一个建构主义的框架内，很难界定或分清真正“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然而，这与我的经验并不相符。我不明白人们如何能够利用18和19世纪所形成的参照框架来理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向后传统世界的转型。对我来说，马克斯·韦伯的“铁笼”就是一个传统社会、文化和政治学范畴和基本假设的牢狱。正是这个原因使我们不得不把自己从这些范畴中解放出来，去探寻未知的后冷战世界。请不要误解我，我并不认为大部分所谓后现代的哲学和理论（社会学）要好多少，因为它们不能回答我们日常如何生活、以何种方式生活以及专业领域转型的最基本问题。所以我想说，因循守旧的社会科学，尽管有着高深的理论和富有经验的研究规划，但还是陷入了循环论证之中。通过使用一些旧的范畴（像阶级、家庭、性别角色、工业、技术、科学、民族国家，等等），它们理所当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仍然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现代性的规范世界中出生、行动和死亡。
所以，一些指责我是“现实主义者”的争议，就是误解我的观点的结果。我认为，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既不是一种二者择其一的选择，也不是纯粹的信念问题。我们不必非要宣誓效忠于某种特定的观点或理论。对我来说，无论选择现实主义还是建构主义的观点，都是相当“实用的”，是为了达到一种目标而采用的方法。如果说只有成为现实主义者，才能使社会科学对全球风险时代新的、相反的经验开放，那么我对采用（“反思的”）“现实主义者”的态度和语言并不感到内疚；而如果建构主义能够使我们提出现实主义所不能回答的重要问题，那么我就满足于（至少在那个时刻）作一名建构主义者。所以，我认为，尤其是在风险社会学领域，我并没有把我的分析限定为一种观点或概念上的教条：我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建构主义者。我利用现实主义，也利用建构主义，甚至那些元叙述，以利于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风险社会复杂而又矛盾的风险“本质”。
关于风险和风险社会的社会学概念
首先，我要总括一下我的研究中表述的有关风险和风险社会的社会学概念的含义。我把它归纳为8点：
1.风险与毁灭并不一样。它们并不是指已发生的损害。否则，所有的保险公司都要破产了。然而，风险确实有毁灭的危险。风险概念表述的是安全与毁灭之间一个特定的小间阶段的特性。在这个阶段，对有危险的风险的“感知”决定了人的思想和行为。因而，我很难发现斯科特·拉什的“风险文化”和我的“风险社会”概念之间的差异。当然，拉什的研究在通过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来凸显风险的文化框架的激进化这一点上是有价值的。但是，在文化决定风险的时代，“定义关系”（类似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见下）使“风险社会”的观点仍很有必要。所以最根本的就是：是文化的感知和定义构成了风险。“风险”和“（公众对）风险的定义”完全是一回事。
“不再——但——还没有”这种独特的现实状态——不再信任／安全，但还没有毁灭／灾难——就是风险概念所要表述的，也使它成为一种公共参照框架。风险社会学是一门有关潜在性和对可能性进行判断的科学——马克斯·韦伯称之为“对可能性的判断”(M
rglichkeitsurteile)。那么，风险“就是”一种“虚拟的现实”，它离约斯特·房龙所说的“控制再生产时代的虚拟风险”只有一步之遥。
2.风险概念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发生了逆转。过去已经无力决定现在。它作为今天经验和行为的归因的地位已经被未来取代了。我们正在讨论和争论的虽然“不是”现状，但如果我们不改变进程却“可能”发生。
已经确信的风险鞭策今天奔驰向前。可怕的未来对今天投下的危险阴影越多，由今天揭示出的风险引发的打击也就越大。这不仅可以从环境危机的话语，而且也可以从全球化话语的例证中得到证明，甚至是强调。
因此，对已经确定的风险的定义就像是一支魔棒，在一个对自身造成威胁的迟钝的社会，它可以激活政治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众（大众传媒）对风险的揭示就成为流行的思想狭隘的“更多同样的事”这一态度的解药。自认为是风险社会的一个社会，处于一种罪人的地位，它忏悔自己的罪恶，以便能考虑过上与自然和世界的良心相适应的“更好”生活的可能性。然而，很少有罪人真的想要悔过自新。对罪恶的忏悔和对风险社会的鉴别使我们一方面在享受美好生活，一方面又受到它的威胁。
3.风险陈述既不是单纯的事实主张，也不是惟一的评价主张。它同时都是，有时又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数字化的道德”。作为一种数学计算的程序，风险直接或间接地与文化定义以及可容忍的或不能容忍的生活标准有关。因此，在一个风险社会，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我们想如何生活？这就意味着，风险陈述本来就是可以用涉及多方面的（竞争）关系进行解释的陈述。
那么，在我们的政治动力中，使风险陈述发展成为一种对真实的虚拟和仍在激励着目前行为的并不存在的未来之间的中间领域的混杂评估的根源是什么？这种爆发式的政治驱动力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指遗存下来的普世价值的文化重要性；第二个则与将危险归因于社会秩序的创造者和保证者有关。
4.在早期阶段，风险和对风险的感知是推动现代化的“控制逻辑”的“意外结果”。从政治上和社会学上看，现代化是由民族国家在技术上控制的一项社会规划。塔尔科特·帕森斯把现代社会形容为一个建构秩序和控制的企业。根据他的方式，如果民族国家的控制主张出了问题，不仅是由于风险的全球性，而且也由于其固有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诊断上的不确定性。韦伯虽然讨论了“意外结果”的概念，但没有认识到或探讨“风险”概念。
在世界风险社会，在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构建和控制促进（社会）思想和（政治）行为的安全机制越来越形同虚设。我们越是想要通过风险部门的帮助来“开拓”未来，它就会越发脱离我们的控制。在世界风险社会，已经不再可能使风险具体化。这就是风险问题已经如此“政治化”的原因。在这个悖论中，存在着风险概念的两个阶段或两种形态的重要差别的基础条件。在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风险基本上代表着一种预测无法预见的结果的方法，相对应的方法包括统计法、事故可能性和方案、保险统计法，以及预期监管的标准和组织。这种风险概念的意义依据的是一个大多数事物——包括外部世界和传统的生活方式——自始至终被认为是命中注定的世界。
至于在吉登斯之后出现的新的不确定的类型——自然被工业化、传统变得随意，我宁愿把它们说成是“人为的不确定”。这些国际风险和危险假定参与风险界定的学科专家、分析家和从中获利者是原来的三倍，在这样的条件下，许多限制和控制风险的努力转化成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危险。
5.因此，与风险社会和人为的不确定相联系的风险概念，指的是一种独特的“知识与不知的合成”。为了更加清楚，可以表述为两个含义，一方面是在经验知识基础上对风险进行评估；另一方面，则是在风险不确定的情况下决策或行动。这两方面在此融合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为的不确定也有双重含义。首先，大多数人正面接触到的更多更好的知识，成为新风险的来源。因为我们对大脑机能的了解越来越多，我们现在知道，一个“大脑死亡”的人在某种状态下却能活得很好（如心脏仍在跳动）。在开拓更多新的活动领域的同时，科学也同时创造了新类型的风险。第二，风险来自于或存在于“不知”（无知）。我们用“不知”能理解什么？在一个完全安全的世界里，“不知”通常被理解为“尚未知道”或“不再知道”，即“潜在”的知识。对认识的无能为力在现代化的第二阶段比以往更加重要了。我在这里并不是指观点的选择、瞬间的疏忽或落后的专业技能等表现，恰恰相反，是指高度发达的专业合理性。
在这种“不知”不断增长以及无知随着现代化知识接踵而来的背景之下，“在不确定的背景之下作决定”这一问题迅速突出了出来。如果我们不能知道工业研究、行为和生产的效果——就像在遗传工程和人类遗传学领域所出现的情况，如果无论是首倡者的乐观主义还是批判者的悲观主义都不是建立在确定的知识基础之上，那么对于技术工业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来说，还有红绿灯的限制吗？
风险只是指明了什么“不应该”做，而不是“应该”做什么。在这一点上，风险成为领悟世界的包罗万象的背景。无所作为或要求过多，都会使世界面临一系列风险顽疾，这可以被称为“风险陷阱”。
有一件事很明显：在这种形势下，一个人如何行动不再是由专家决定的事。专家们指出的风险同时也使这些专家们缴械投降，因为它们迫使每个人必须自己做出决定：什么是仍然可以容忍的，什么是忍无可忍的？这会引发一系列的公共权威、文化定义、公民、议会、政治家、道德、自组织等问题。
6.甚至全球性与本土性的对比也因风险而出现“短路”。新类型的风险既是本土的又是全球的，或者说是“全球本土”的。这种本土和全球危险选择上的“时空压缩”进一步证实了世界风险社会的诊断。全球威胁已经导致已知的风险规律基础受到削弱甚至失效，在这样一个社会，只能是难以控制危险，而不能预测风险。
世界风险社会理论并不是主张或鼓励在风险和人为的不确定时代里恢复控制逻辑。这是现代化第一个阶段的简单措施。相反，在世界风险社会，控制逻辑从根本上受到质疑。这就是为什么风险社会可以变成自我批判的社会的一个原因。例如，由于行为和行为人不同，化工企业的管理者和保险专家是互相抵触的。技术人员认为“没有风险”，而同时保险人却拒绝保险，因为风险实在是太高了。
为了说明世界风险“社会”，有必要行动起来，促进形成应对全球危险的“国际制度”。这种推动力可以从大多数国际环保条约都是过去20年间缔结的这一事实中得到反映。新风险的超越国界的动力不仅在国际上适用，而且它也存在于国内，这意味着制度的界限不再完全发挥作用。这可以从风险也是一种“不由自主的负流通”这一事实看出来。没有人愿意接受或同意它，但它却无处不在。全球风险社会的一种特性就是危险出现变形，它很难被描述或监视：市场崩溃、过剩中期却出现了短缺、医疗失败、经济合理性的结构动摇了、政府被迫辞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规则也完全颠倒了过来。几乎所有人都对被工业重新改造的自然的威胁毫无防备。危险成为日常消费习惯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而且它们从根本上就是知识依赖型的，并与文化观念紧密相连。
7.让我们重新回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的争论，并将问题集中于“知识”、“潜在冲突”和“症候”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对于理解世界风险社会所面临的第二阶层的“不确定的全球风险”是很重要的，因为冲突点与始发点并没有明显的联系。同时，危险的传递与运动经常是潜在的、内在的，也就是说，对于我们的日常知觉来说，它是无影无踪的。这种社会无形性意味着，与其他的诸多政治问题不同，风险只有被清楚地意识到，才可以说它们构成了实在的威胁，而且这包括文化价值和符号以及科学论证。同时，我们至少原则上知道了，风险冲突的形成恰恰是由于没有人知道或者想知道它们。东欧共产主义体制下对环境的破坏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案例。
所以，是社会感知和结构使风险成为“现实”，它们的实在性是通过植根于前进中的工业和科学生产与研究程序的“冲突”而喷发出来的。风险知识是与一个社会的文化和社会知识结构紧密相连的。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对同样的风险的感觉和应对会有如此大的差异。
8.最后，世界风险社会观点指的是这样一个世界：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明显界限的消失可以决定它的特性。今天，当我们说到自然时，我们却说的是文化；同样，当我们谈论文化时，我们也在谈论自然。我们那种顽固的认为世界分为自然和文化／社会的观念，使我们无法认识到，我们正在建立、生活在一个构想出的虚幻文化世界，它的特性已经超越了这些差异。各领域之间界限的消失不仅是由于自然和文化的工业化，也同样是由于危害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危险造成的。无论我们怎样看待臭氧洞、污染或食物恐怖，大自然已经不可避免地被人类行为污染了。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超出我们的两分框架的“混合”世界。这一点已经被布鲁诺·拉图尔作了有说服力的证明。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我们都认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混合的世界同时是一个文化观念、道德判断、政治学，以及技术问题。“混合”这个概念要设法说明“不是什么”——不是自然或不是社会，等等——但它确实没有说明“是什么”。风险是“人为的混合物”。它包容了政治学、伦理学、数学、大众传播学、技术、文化定义和观念。而且，如果你想理解世界风险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动因，你就无法把这些方面分别开来。
综上所述，（世界）风险（社会）概念的含义就是：
1.既不是毁灭也不是信任／安全，而是“真实的虚拟”；
2.是有威胁的未来，（始终）与事实相反，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一个参数；
3.既是对事实也是对评价的陈述，它在“数字化的道德”中结合了起来；
4.控制或缺乏控制，就像在“人为的不稳定”中表现出的那样；
5.认识（再认识）冲突中表现出来的知识或不知；
6.由于风险的“全球性”而使全球和本土同时重组；
7.知识、潜在冲突和症候之间的差别；
8.一个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二元性。
许多社会理论把现代社会描绘成一个官僚主义制度和专业知识的专家治国论的牢狱，在这个社会，人民仅仅是专家治国论和官僚主义合理性这个巨大机器上的车轮。而世界风险社会理论描绘出的影像却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毕竟，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融化”——至少是从理念上——表面坚硬的环境，使它们活起来。与大多数的现代社会理论不同，风险社会理论形象地描绘了现代化环境的偶然性、矛盾性，以及对政治的重新安排的敏感性。
对风险社会批判问题的一种答复
第二部分我想谈谈对我的一种批判：有人认为，在我关于风险社会等同于“森林死亡的社会”的理论中，存在着德国、甚至是“巴伐利亚中心主义”。如果真是这样，是不是就意味着英国，即便是在出现了疯牛病之后，也不是世界风险社会的一部分呢？
也许风险社会理论有一个德国的背景。成为“绿色”无疑是德国国家认同的一部分。许多德国人希望德国更伟大，比瑞士更加绿色。检查核武器可能是法国国家认同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英国牛肉（周日午餐）”的文化意义可能就是疯牛病危机的一种重要背景。然而由这些国家问题引发的冲突不可能局限在国家的范围内。人民、专家群体、文化、民族都在不自觉地卷入各种层次的社会组织：从英国牛肉的纷争中，不自觉地诞生了一个欧洲共和国。例如，如果你去一个南巴伐利亚的餐馆，看一下菜单，你就会看到当地农民的家庭照。其意图无非是使人们相信这家餐馆选用的是本地的“优良”牛肉，而绝非英国的“有害”牛肉。
通过我的研究，我想证明，在全球风险时代想要回归到工业现代化的理论与政治哲学注定是要失败的。这些传统理论和政治学仍然与进步观念和技术革新保持着联系。如此看来，他们会让人们永远相信，用19世纪风险评估以及危险与安全的工业假设的科学模式，可以记录我们今天面临的环境危险。这种把19世纪的思想用在20世纪的企图就是我在我的著作里所指的那种彻头彻尾的社会理论、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的“范畴错误”。在风险社会理论中，“环境”问题不再被认为是外界的问题，而是从理论上被放在了制度的中心。德国的法律学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内在性，但它尚未得到英国和德国风险社会学清楚而又全面的理解。
在这一点上，可以这样来简要概括一下风险社会的危险的核心思想——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定义关系、危险的社会爆发，还可以归纳一下围绕“精明的国家”的争议。
“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这一概念有助于解释如何以及为什么现代社会机构在肯定了解灾祸的真实性的同时，却否认其发生、隐藏其根源、阻止赔偿或管理。换一种说法就是，风险社会被越来越多的环境退化难题所困扰，使人想到必须加强环境法规和管理；但同时，没有人或组织对这些事承担特定的责任。怎么会是这样？我认为，解释这种状态的关键就是，在风险社会，在后工业社会产生的危险或人为的不稳定的特性，与结构和内容植根于以前世纪性质不同的普遍的“定义关系”之间出现了错配。
在风险社会，“定义关系”被认为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相类似。风险社会的定义关系包括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范围内建构特定的规则、制度和风险的认定与评估能力。它们在风险政治学中，是法律的、认识论的和文化的动力基质。我所说的定义关系可以参考以下四类问题加以说明：
1.是谁界定或决定有害生产、危险或风险？其责任在谁：是那些引发风险者？是那些从中受益者？是那些潜在的可能受其影响者？还是那些中介管理者？
2.涉及了哪一种对风险的动因、维度和行为者等的认识或无知？是那些有证明而且“证据”确凿者吗？
3.在一个认识到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对环境风险进行争论的社会，什么才算充分的证据？
4.谁决定对受难者的补偿，决定未来“限制损害”控制和管理的适当形态的构成？
与每个问题相关的是，风险社会现在已经成为不仅对于现代灾难而且对于人为的不安全构成的挑战来说都特别不合时宜的词汇，其结果是，在威胁和危险就要变得更加危险和更加显而易见时，我们却处于两难的境地，越发不能通过科学的、合法的和政治上的方法来确定其证据、归因和补偿。
当然，也存在风险社会的政治主体的确认问题。然而，尽管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只要他们用启蒙思想的二元论框架来阅读我的文本，就不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进行批判：没有人或者所有人都是主体。
危险本身把制度精英和专家们控制它的企图一扫而光。当然，“风险评估官僚机构”有一种陈腐的否认常规。通过利用潜在冲突与知识之间的缺口，事实可能会被隐藏、否认或歪曲，而流行的可能是相反的观点。但是，风险问题已不再是科学家和专家的独占领域，危险的实质会随时随地表现出来，每个人都愿意并有兴趣来了解它。
我的政治叙述和观点与弗朗索瓦·埃瓦尔德的“安全”和“精明的国家”的思想相近。埃瓦尔德的理论标志着对福利国家诠释的一个重大转变。当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家探索从阶级利益、维持社会秩序、增强国力等方面来解释福利国家的起源和建构时，埃瓦尔德的观点却强调了从预备服务（卫生保健）、建立保险规划（养老和失业保险）以及“安全生产”方面管理经济和环境。当然，就工业和技术而言，技术专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处于中心位置，“什么样的安全才是足够安全？”但是，我们应当知道，这种“精明的国家”模式与西欧国家制度的关系最紧密，而与英美资本主义或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相距甚远。
对社会理论的未来的推论
未来的风险和风险社会学是什么样的？最后一部分我将分析两种推论。
首先，就像我以前说过的，我钦佩布鲁诺·拉图尔的研究，但是就世界风险社会来说我并不同意他“我们从未现代过”的观点。当然，自古以来，太阳照样每天升起。但是这种相似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且这是一个基本条件。如果我们把风险问题扩大到文化限定之外，用现代制度中的风险管理来代替对细节的研究，那么当代的矛盾和窘境就会凸显出来，依据前现代的危险和威胁管理无法理解和解释全球风险社会及其文化和政治矛盾这一点就更加明显。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政治家们或者技术和法律专家可以从前辈那里汲取经验。
第二，风险社会理论并不是关于核潜艇爆炸的理论，它并非像艾伦·斯科特所认为的，是对千年里“德国恐惧”的更多表现。恰恰相反，我正在以一种新的、乐观的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模式进行着研究。对大多数后现代的理论家对宏大叙事、总论和人性的批判，我保留自己的意见，但会是一种新的思考。对我来说，启蒙“并非”一种历史观点或一套思想，而是一种以批评、自我批评、嘲弄和人性为中心的历程和动力。至于许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认为的“理性”意味着“话语”和“文化相对性”，我的“第二次反思现代社会”的观点暗示，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理由在一个人为的、不确定的全球时代生活和行动。
许多理论和理论家们没有认识到风险社会的“机会”，“倒霉”的机会。我们将来最好是在一种比较的跨国、跨文化、潜在的全球层面上进行研究。这可能会导致我们在文化框架内重新定义风险和风险管理的社会结构，我们要找寻，在不愿互相联系的人被迫形成的一个分担（全球）风险的“社群”里，什么是风险冲突和定义的（消极）力量。所以我们应该把它与不同文化—政治背景下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和“定义关系”问题结合起来。对我来说，这将成为一种值得研究的新概念和政治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