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望族辞赋创作研究——谈琅邪王氏之辞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辞赋论文,望族论文,东晋论文,南朝论文,王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2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72（2010）04－0097－05
晋室南渡后，陈郡谢氏、琅邪王氏地位最为显赫。他们既是官僚世家，也是文学世家。琅邪王氏“爵位蝉联、文才相继”[1]611，他们的文学创作除诗文之外，辞赋的创作也是值得注意的。在霍松林先生主编的《辞赋大辞典》中收录了六朝时期17位王姓辞赋作家，其中琅邪王氏辞赋作家就有13位，即王廙、王羲之、王彪之、王凝之、王珣、王韶之、王徽、王俭、王僧虔、王融、王僧佑、王筠、王锡13人。此外《南史》《宋书》《梁书》还明确记载了王素、王彬、王暕、王规这几位琅邪王氏作家的辞赋创作情况，但未收入这部大辞典中。琅邪王氏的辞赋创作不仅与家族文化传统有关，而且具有家族延续性，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显示了琅邪王氏文学创作上的成就。
一、博学能文、多才多艺的创作群体
琅邪王氏作家群体的博学能文是令琅邪王氏作家们引以自豪的，并在当时就已得到认可。如南朝梁时王筠在与诸儿书论家门集时曾说：“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叶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者也。”[1]611梁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也称：“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要。”[2]675刘勰也指出王、袁、颜、谢几家人才“龙章凤采”、文学才能大盛的情况，而且首提琅邪王氏家族的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琅邪王氏家族的辞赋作家们不仅博学能文，而且多才多艺，多数王氏辞赋家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其中书法是琅邪王氏的家传艺术，名家高手代有所出。书圣王羲之“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3]2039王廙是王羲之叔父，也是王羲之之前最有名的书法家。王僧虔《论书》中曾说：“王平南廙，右军叔。过江，右军之前以为最。”[1]604《晋书·王廙传》又云：“廙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伎。”[3]2002王僧虔则“雅善隶书”，“雅好文史，解音律”，“颇解星文”[1]600。王僧佑则“雅好博古，善《老》《庄》，不尚繁华，工草隶，善鼓琴。”[1]580王筠叔父王彬，好文章，习篆隶，时人为之语曰：“三真六草，为天下宝。”[1]611从史书明确记载的有关情况看，琅邪王氏辞赋家不仅具有文学才能，书法艺术也堪称一流。不仅如此，还有的擅长绘画，妙解音律、善鼓琴、射御、博弈、杂伎等，琅邪王氏辞赋家大多兼为艺术家，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
这种文学艺术修养对琅邪王氏的辞赋创作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尤其王氏赋作中有关书法赋的出现，如王羲之《用笔赋》、王僧虔《书赋》，极能体现王氏辞赋家艺术上的修养，是六朝赋坛上王氏辞赋创作不同于其他赋家的地方。赋史上用赋描写书法艺术的第一篇作品是西晋杨泉的《草书赋》，开始描写书法艺术，但只限于草书体。赋中称赞草书“惟六书之为体，美草法之最奇”[4]1266，并运用了大量的比喻描写草书艺术给人的审美感受。但还没有个人性情的流露，没能把草书的任意挥洒与作者个性结合起来。而至东晋王羲之《用笔赋》则以一种艺术家的审美态度，表现出尺幅千里、飘云矫龙的气势和美感。《用笔赋》写了两种书体笔法，一是“高强劲实”的“真体”，“藏骨抱筋，含文抱质。没没汩汩，若蒙泛之落银钩；耀耀晞晞，状扶桑以挂朝日。或有飘飖骋功，其若自然，包罗羽客，总括神仙。李氏韬光，类隐龙而怡情，王乔脱屣，欻飞凫而上征。”不仅写出了真体正作“高强劲实”“藏骨抱筋”的基本特点，而且把道家、神仙家所推崇人物的风姿神采与书法艺术的出神入化联系起来，盛赞了真体用笔自然天成的艺术境地。二是写笔势威而不猛，龙飞凤舞的“草体”，尽情描写了草体笔锋的变化：“游丝断而还续，龙鸾群而不诤。发指冠而皆裂，据纯钩而耿耿，忽瓜割兮互裂，复交结而成族。若长天之阵云，如倒松之卧谷。时滔滔而东注，乍纽山兮暂塞。射雀目以施巧，拔长蛇兮尽力。草草眇眇，或连或绝，如花乱飞，遥空舞雪，时行时止。或卧或蹷，透崇华兮不高，逾悬壑兮非越。”[5]1580比之杨泉《草书赋》用“宛转翻覆，如丝相持”[4]1267的概要描述更丰富，更充满灵动之气。赋末紧承前文气势盛赞了书法艺术“信能经天纬地”的作用：“毗助王猷，耽之玩之，功积山丘。吁嗟秀逸，万代嘉休，显允哲人，于今鲜俦。”不仅如此，书法艺术还具有“共六合而俱永，与两曜而同流，郁高峰兮偃盖，如万岁兮千秋”[5]1580的穿越时空的艺术审美效果。王羲之把对自然山水的鉴赏、体悟渗透到用笔时的精神体验中，表现出一种性情与怀抱的寄托，使这篇描绘书法的作品成为这类作品中洒脱不拘、不类常流之作。王僧虔则是王氏家族中善隶书的书法家，也是书法理论家，著有《论书》《为飞白书题尚书省壁》等。史载宋文帝见其书素扇，叹曰：“非唯迹逾子敬，方当器雅过之。”[6]591又载：“太祖善书，及即位，笃好不已。与僧虔赌书毕，谓僧虔曰：‘谁为第一？’僧虔曰：‘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谓善为自谋矣’。”[6]596可见王僧虔对自己书法艺术的钟爱程度。其《书赋》主要叙述心手相应的书法技巧，如“情凭虚而测有，思沿想而图空，心经于则，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从”，“故其委貌也必妍，献体也贵壮，迹乘规而骋势，志循检而怀放”。从赋的风格上看，灵动之气不如王羲之《用笔赋》，但对书法创作时的“风摇挺气，妍靡深功”，“沉若云郁，轻若蝉扬，稠必昂萃，约实箕张，垂端整曲，栽邪制方”[4]1267的精神境界和体悟之功描写得比较深刻。琅邪王氏辞赋家所作的这些论书法的赋作既包含了他们对书法艺术的深刻理解，也展现了他们的精神境界，从一个重要的方面体现了琅邪王氏辞赋创作的独特性。
二、主动献赋、润色鸿业的赋颂意识
据《晋书》《南史》《南齐书》等史料记载，琅邪王氏家族创作了不少颂美类的赋作。如东晋时期王廙曾作《白兔赋》，称扬符瑞，颂扬晋室，还曾作《中兴赋》歌颂东晋前期王朝中兴的局势。至齐武帝起旧宫，王彬献赋，文辞典丽。齐武帝数阅武，王僧佑作《讲武赋》。梁天监十二年，改造太极殿毕，王规有《新殿赋》。至于齐世祖禊饮芳林，使王元长所为的《曲水诗序》，也是有名当世的作品。清人何焯说：“序记杂文遂与辞赋混为一途，自此作俑。”[7]14王融此序在齐梁时颇负盛名，据《南齐书·王融传》记载，北魏使者以为它胜过宋颜延之的同题之作，还说：“昔观相如《封禅》，以知汉武之德；今览王生《诗序》，用见齐王之盛。”[6]821王融奉命所作的《曲水诗序》乃歌功颂德之作，实是骈偶化的赋体之序。
这些作品的出现与琅邪王氏家族文化传统有关，琅邪王氏家族能够“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8]254魏晋时期琅邪王氏的代表人物王祥在其所著训子孙的遗令中曰：“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史载“其子皆奉而行之”[3]989。东晋南朝时期政治形势复杂，因此琅邪王氏以门户至上，重视家族兴衰，往往能在六朝政权频繁更替中与时推迁，为新朝佐命，为新朝歌功颂德。同时，由于琅邪王氏的政治身份高于一般的士大夫，因此他们润色鸿业的自觉意识也更为强烈。如王廙上《中兴赋》时曾说：“臣托肺腑，幼蒙洪润，……昔司马相如不得睹封禅之事，慷慨发愤，况臣情则骨肉，服膺圣化哉！……臣犬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报天施，而諐负屡彰。恐先朝露，填沟壑，令微情不得上达，谨竭其顽，献《中兴赋》一篇。虽未足以宣扬盛美，亦是诗人嗟叹咏歌之义也。”[3]2003可见王廙作此赋宣扬盛美的主观意图。《南齐书·王俭传》也记载了王俭类似的做法：“上曲宴群臣数人，各使效伎艺，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季歌《子夜》，张敬儿舞，王敬则拍张。俭曰：‘臣无所解，唯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文》。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6]435
当然，琅邪王氏辞赋家用赋文宣扬盛美也与魏晋以来辞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关。马积高先生曾说：“魏曹丕开始提出‘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无穷’的观点。其所谓文章，包括所有的成章的文字著述，自亦包括辞赋。”[9]80“左思、皇甫谧均以诗六义之一的赋为辞赋之赋所自仿，即含有推尊辞赋的地位和作用之意。孙绰更进一步，认为《三都》、《二京》为‘五经鼓吹’，葛洪甚至认为《毛诗》不及司马相如等人的赋之更富华采。沈约说屈、宋、贾、马之作‘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亦推尊备至。……《北史·魏收传》载魏收常云：‘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许，此外更同儿戏。’讲的虽只是辞赋作用的一个方面（即表现作者才能），亦可见魏晋以来辞赋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两汉还要高。”[9]82对于魏晋以来赋坛的这种情形，万光治先生则分析道：“由于文人无法摆脱角色意识的困扰，在汉赋独擅文坛的时期，它的纯文学的价值和地位，也没有得到文人充满自信的认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赋虽失去了往日梦幻般的虚荣，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公正待遇，是赋文学历史上境况最好的时期。”[10]琅邪王氏辞赋家以赋颂美当朝统治者，也正是他们肯定辞赋价值的表现，是视辞赋为正宗的文学观念的反映，也是对东汉班固《两都赋序》所提出的“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11]1的辞赋观念的继承。虽然琅邪王氏的颂美之赋更多倾向于宣上德，粉饰太平的成份更多一些，但这也是辞赋地位在六朝辞赋作家的具体创作中得到正视的反映。因此，这样的作品在辞赋文学发展史上也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三、渐趋整炼、益事妍华的赋作风貌
清人孙梅《四六丛话》云：“左陆以下，渐趋整炼；齐、梁而降，益事妍华。古赋一变而为骈赋。江、鲍虎步于前，金声玉润；徐、庾鸿骞于后，绣错绮交；固非古音之洋洋，亦未如律赋之靡靡也。”[12]61从骈赋的发展过程看，琅邪王氏辞赋具有由魏晋以来讲究俳偶的骈赋向“绣错绮交”的徐庾骈赋过渡的特点，表现出渐趋整炼、益事妍华的风貌。
琅邪王氏创作于东晋时期的辞赋反映出两晋时期谈玄风气的影响和写作山水赋的倾向，也与琅邪王氏以儒学为主，兼容玄、释、道的家学特色有关。如王彪之的《水赋》《井赋》，本为咏物之作，但谈玄论道的色彩浓厚。如《水赋》写水的“寂闲居以远咏，托上善以寄言。诚有无而大观，鉴希微于清泉。泉清恬以夷淡，体居有而用玄。浑元无心以动寂，不凝滞于方圆。湛幽邃以纳污，泯虚柔以胜坚。或浤浪于无外，或纤入于无间……”[5]1574反用《老子》书中以水论道的内容，而是以道性来咏水，实为老庄玄理之义疏。其《井赋》多从宇宙阴阳的角度来咏井，但也有谈玄论善的话语，如赋中云：“考五材之物化，寂冥感而资静。水带地而壤润，月流天而宵烱，燧钻木而发火，益穿坤而构井。摹玄义之灵爻，仰东宿之飞景。……悬沈瓶而玄汲，飞纤绠而幽牵。于是杏黄垆之邃，鲜润下之洁，澄澜恬以清泠，淳泓朗以寥戾，协大阴以化液，体上善以流惠。”[5]1574形式上，这两篇赋继承了东汉以来渐趋骈偶化的散体赋的创作特点，赋中都有不少骈偶对仗的句子。但《井赋》也运用了汉代散体赋尤其是汉代散体大赋常用的三言句，如“步土脉，测水泉，方栏结，辘轳悬”这样的句子，以使赋的铺陈不板滞。王廙、王彪之作有都邑、山水题材的赋。如王廙写了《洛都赋》，从残篇上看，虽多用四言句式，如“其河东盐池，玉洁水鲜，不劳煮沃，成之自然”，“若乃暮春嘉禊，三巳之辰，贵贱同游。方骥齐轮，丽服靓妆，祓乎洛滨，流芳塞路，炫日映云”[5]1571，句式比较古拙，但仍有清新自然之气。相对而言，王彪之的赋较有开拓意义，如他的《闽中赋》，模拟了两汉京都赋铺陈物产之丰饶的写法。如赋中的“木则藤虹笼采于峻
，流星丽光于高林”，“竹则苞甜赤箬，缥箭班弓。度世推节，征合实中，筼筜函人，桃枝育虫。缃箬素笋，彤竿绿筒”，“药草则青珠黄连，奉柏决明苁蓉鹿茸，漏芦松荣。痊屙则年永，练质则翰生”[5]1574写法上虽不新奇，但这种描写闽中的题材，在王彪之以前尚未有人写过，王彪之的这篇赋是对都邑赋表现范围的进一步拓展。王彪之的《庐山赋》，也是较早写庐山景色的赋作，丰富了东晋时代山水赋的题材。可以说，汉代大赋创作的成就为晋代赋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东晋时期琅邪王氏辞赋家所创作的这类都邑山水赋及部分咏物赋也有汉代大赋那种铺陈罗列、铺排夸张的特点，但相对来说，能注意到字句上的工整对仗和音节上的轻重协调。不过，这些赋作整体上仍然富于散文化的气息。
创作于刘宋时期的琅邪王氏辞赋作品则以忧生念乱情绪为主，多表达避世隐居的倾向，写法上常用比喻象征。如王徽《野鹜赋》写野鹜“体蕞羽微”，“仰鹄推高，瞻隼惮威”，为自己的生存处境感到担忧。因此当野鹜“湛淡扬澜，俛仰威畴”之际，产生了“心矜远野，意惕近洲”[4]1582的畏惧之情，也寄寓着作者远居避祸的情感。王素曾作《蚿赋》以自况。《宋书·隐逸传》载王素“隐居不仕”，“不以人俗累怀”，“素既屡被征辟，声誉甚高。山中有炫虫，声清长，听之使人不厌，而其形甚丑，素乃为《蚿赋》以自况。”[13]2295这是赋蚿又非赋蚿，渗透了作者个人对隐居的看法。晋宋之际，琅邪王氏辞赋家有时也不免遭受厄运，赋家王俭之父王僧绰，宋世为刘劭所杀，当时株连甚广，王僧绰之弟、赋家王僧虔也曾处境堪忧。赋家王廙也曾陷入了当时的政治漩涡之中，史载王廙之事云：“及王敦构祸，帝遣廙喻敦，既不能谏其悖逆，乃为敦所留，受任助乱。”[3]200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魏晋玄学清谈之风的影响或赋家个人性情上的尚淡泊使王氏家族的一些辞赋家在赋作中表达了避祸隐居的愿望或向往儒隐的生活。王廙《思逸民赋》的“左披文以遘话，讲六艺之宏敷”[5]1574等也是这类心境的反映。这类小赋在表达上继承了汉末赵壹、祢衡等抒情小赋的一些特点，但缺少抨击时政的话语，倾向于阐释个人的心境。这类用赋体创作的辞赋，多篇幅短小，以寄托象征为主，不以铺排夸张为能事，也不追求辞藻的妍靡，但有一定的骈偶化倾向。
齐梁时期琅邪王氏辞赋家受当时骈体美文和诗歌声律的影响，创作上明显表现出益事妍华的审美取向，这从王俭、王融、王锡、王筠等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如王俭的《灵丘竹赋应诏》写灵丘竹：“灵丘深沉，蔓竹凝阴。神根合拱，桢干百寻。振芳条乎昆岳，敷绿采于高岑。沿淮海而蔚映，带沮漳而萧森，志东南而擅美，在淇澳而流音。方灵寿而均茂，仪菌桂而成林”，“霜皦镜于原隰，木衰疏于郊阡，翠叶与飞雪争采，贞柯与曾冰竞鲜。”[4]1553赋中吟咏了灵丘绿竹的风姿神韵，表现出对灵丘绿竹志向节操的赞美，融对偶、声韵、辞藻于一炉，又运散文之气于骈偶之中，有气韵流动之美。王融的《曲水诗序》，实是赋体之序，其中写芳林园的景观：“飞观神行，虚檐云构，离房乍设，层楼间起。负朝阳而抗殿，跨灵沼而浮荣。镜文虹于绮疏，浸兰泉于玉砌。幽幽丛薄，秩秩斯干。新萍泛沚，华桐发岫。杂夭采于柔荑，乱嘤声于锦羽。”[4]73。辞藻壮丽，偶对工整，事妍华而不浮靡。明人张溥称其“玄黄金石，斐然盈篇。即词涉比偶，而壮气不没，其焜耀一时，亦有由也。”[14]248又如王锡的《宿山寺赋》写山寺美景：“尔乃陟飞陛于峻岥，登步櫩于绝顶。既中天而升降，亦攀云而游骋。宇阴阴而怡旷，阶肃肃而虚静。朗华钟之妙音，曜光灯之清影。其房则开窗木末，浮柱山丛，引含光之澄月，纳自远之轻风，因明兮目极，凭迥兮望通。平原兮无际，连山兮不穷。识生烟于岫里，眄列树于岩中。树陵危而秀色，烟出远而浮空。情迢遥于原野，心放旷于帘栊。夜悠悠而何期，露瀼瀼而渐落，玩一叶之流萤，聆九野之鸣鹤，盥泉兮藉芳杜，入谷兮佩滋兰。静啸兮疏烦想，独往兮恣游盘。信一致之易息，岂万物之能干，就薄帷而安夜寝，乃高枕而极星阑。”[5]3300这段描写具有抑扬顿挫的音韵美，用语上则清隽丽语迭出，其骈偶清新之美，堪比东汉张衡《归田赋》，而妍丽过之。王筠《蜀葵花赋》则四六相间，辞藻华美，如“惟兹奇草，迁花西道。凌金阪之威夷，跨玉津之浩浩。值油云之广临，属光风之长扫。仰椒屋而敷荣，值兰房而舒藻，迈众芳而秀出，冠杂卉而当闱。既扶疏而云蔓，亦灼烁而星微。布濩交加，蓊茸纷葩，疏茎密叶，翠萼丹华”[4]1397，描摹细致，属对工稳，遣词造句也不像汉赋那样堆砌丽辞藻绘，而是注重炼意炼字、逼真写照。在咏物赋中，《蜀葵花赋》也称得上是骈赋美文。而王筠的《芍药赋》，也是“其辞甚美”[1]609，可惜我们今天看不到这篇赋的原文。齐梁时期琅邪王氏的这些辞赋作品更注重辞藻和声律方面的推敲，丽辞偶句盈篇，四六骈句相间，文字瑰丽新巧，用典不多，“文丽而不淫”[2]23倾向于“清丽”，未发展成为梁时宫体作家赋作的用典繁密、辞藻艳丽浮靡。
东晋南朝时期琅邪王氏的辞赋创作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显示了琅邪王氏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他们的辞赋作品堪称文辞典丽，甚至一时称美，辞赋作品的题材内容及表现上都有一定的独特性，辞赋形式上则反映了东晋南朝时期辞赋创作的大体情形。但总体看，至南朝时期琅邪王氏大部分辞赋作品所用体式稍显单调，形式上没能突破诗赋之间的界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声律、辞藻方面艺术才能的发挥，这也是他们流传后世的辞赋名篇数量不及谢氏、萧氏家族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如此，琅邪王氏辞赋作家仍以具体的辞赋创作显示了辞赋在六朝文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显示了内质散文化的骈体赋在当时的生命力[15]。
收稿日期：201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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