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南北经济关系&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实证分析_自由贸易区论文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南北经济关系&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实证分析_自由贸易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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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一体化不仅首先产生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和地区,且开始出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国家和地区。探讨这一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必然联系,对发展中国家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下的南北经济关系,从中正确制订跨入21世纪的对外经济战略,显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1994年1 月共同签署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 是世界上第一个出现的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经济一体化集团。它不仅是当代国际经济的一体化、多极化格局中的一件大事,亦揭开了南北经济关系的新篇章。

NAFTA的建立,既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有其内部因素的推动。

就其外部因素而言,一方面,进入80年代以来,与经济的全球化趋势相呼应,国际经济的区域一体化如火如荼风行世界。其中,欧共体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和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加速形成,以及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实质性进展,对北美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压力与日剧增。为在新的世界经济潮流中不致落伍,素以第一经济强国而自傲的美国不得不加紧发展与周边邻国的经济联系,包括组建北美自由贸易区这种以自身为中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导致NAFAT形成的外部因素,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二战以后,美国一直是国际自由贸易理论与政策的积极倡议者。然而,随着其经济实力的相对削弱和对外贸易赤字的不断扩大,理论上或形式上的自由贸易,与政策上或行动上的保护贸易一道,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新的特色,表现为美国在继续鼓吹自由贸易并要求它国减少保护、 开放市场的同时, 自己却通过“超级301”和“特殊301”等新贸易法案条款,以“自动限制”、“反倾销”等手段,对其它国家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对前两届政府的贸易政策作了调整,开诚布公地用“公正贸易”来取代“自由贸易”,主张无论在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领域,美国均应享受到相关国家的“对等待遇”, 否则美国政府将采取“相应”的行动。 建立NAFTA,正是美国为增强国际竞争力, 稳定地占有国外市场份额的积极努力。

再就内部因素考察,则首先表现为北美地区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作为地理上的互为毗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在语言、社会风俗、价值观念等方面颇为相近,交通运输便利,长期以来就形成了较深的相互依赖关系,彼此间经贸往来较为密切。就美加关系看,两国多年来就互为对方的第一大贸易伙伴。1986年,在美国的外贸进口中,加拿大约占1/5;同年在加拿大的外贸进口中,美国约占3/4。就美墨关系而言,墨西哥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对象国,其在美国出口中的重要性仅次于加拿大和日本;反过来,在墨西哥的贸易总额中,美国就占了2/3以上。1990年三国相互贸易额达2370亿美元。不仅如此,三国相互投资往来也很密切,美国作为墨西哥的主要投资国和最大债权国,在墨西哥吸引的外资总额及所欠外债总额的比重,分别高达67%和35%左右。(注:伍贻康、周建平:《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就加墨而言, 虽然相互间的传统贸易和投资往来还很有限,但合作的潜力及增长的趋势却很明显。

美国为实现其建立美洲经济圈全国战略构想的实际步骤, 是导致NAFTA形成的另一个内部因素。如前所述, 一向被视作美国“后院”的拉美,如今已成为仅次于东亚的世界经济高速增长地区及美国商品和劳务增长最快的国际市场。作为美国唯一长期保持贸易顺差的地区,如能实行全美洲的自由贸易,显然将会为美国开辟新的巨大市场,为美国经济增长和创造更多就业提供良机。正是基于这一战略,美国前总统布什在1990年6月提出了将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 改善在拉美投资的条件和减轻拉美国家债务负担这三个方面内容包含其中的“开创美洲事业倡议”。自然,为实现这一战略构想,美国方面采取的实际步骤必然是先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为接近的加拿大入手,然后再在加拿大的协同下,将墨西哥纳入,结成北美自由贸易区,并以此为基础继续向南推进,最终达到实现全美洲经济区域一体化之目的。

NAFTA一共包括19个主要条款,约2万条规定,主要涉及三国之间的商品、劳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贸易争端解决等诸多方面,后来应美国的要求又加上了有关环境保护和劳工平行协议方面的内容。协定生效后,在关税和非关税方面,三国间约65%的制成品关税立即取消;在15年的过渡期内,最终完全取消全部产品的关税,同时取消产品配额、许可证等各种非关税壁垒。在金融服务业和投资方面,协定规定各成员国要在农林、矿产、房地产建筑业、旅游、通信、金融和保险等领域互为国民待遇。墨西哥由此而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永久限制美国公司在墨金融领域占有份额的立场,并开放了以往相对封闭的电信设备和服务市场。除此而外,NAFTA还规定了严格的“原产地原则”, 以防止其他国家利用墨西哥向美加市场的渗透。(注:佟福全主编:《世纪之交的新视角——美洲经济圈与亚太经济圈沿革与趋势》中国物价出版社1996年版,第66页、187页。)

正如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均存在有利和有弊的两面性一样,北美自贸区的建立,对其成员国亦都存在着获益与为之付出一定代价的双重影响。对作为发达国家一方的美国和加拿大来说,北美自贸区的建立,来自于墨西哥廉价、稳定的石油产品及其他消费品的进口,有益于满足国内广大消费市场的需要,并保证它们石油进口多元化的实现;而将墨西哥潜力巨大的投资市场及销售市场纳入自己的经济势力范围,对加强向中美和南美的渗透,实现美国的美洲经济一体化梦想进而保持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主导权,亦是意义重大的。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而言,主要的益处不仅在于使墨西哥的产品广泛、稳定地进入北美大市场有了保证,从而可为墨西哥扩大规模经济效益、降低生产成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创造条件;亦可使墨西哥获得来自美加的包括先进技术设备在内的投资,以及丰富的物美价廉的商品。正是基于上述不同考虑,促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结成经济一体化,由理论上讨论的可能性成为首例现实。它所带来的成员国相互经济关系的变化,相应地表现在:

(一)相互依赖性进一步加深,经济联系更趋紧密。

尽管墨西哥在历史上就与美国一直有着较密切的经贸往来,但在签署该贸易协定以前,它与美加贸易的自由化程度,却远远低于美加贸易自由化程度。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大大加快了墨西哥与美加两国间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使相互间双边贸易额达到创历史纪录水平。美墨贸易额已从1993年的896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1737亿美元, 约占墨西哥外贸总额的80%;墨西哥已成为美国产品的第二大消费国;其商品在美国市场上所占的比重,已超过韩国和香港,从原来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三位,仅次于加拿大和日本,在加拿大与墨西哥之间,由于以往双边贸易金额较小,NAFTA的实施使之达到惊人的增长速度,1994年~1997 年平均增长度达15%;双边贸易额比80年代末翻了一番多;墨西哥在加拿大进口比重所占名次,亦由原来的十几位上升到第六位。(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情况》1998年第8期,第21页; 墨西哥《至上报》1999年4月1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墨西哥外贸已连续数年出现较大顺差,1996年和1997年出口金额分别高达959 亿美元和1060亿美元,一跃成为拉美第一出口大国。(注:国家信息中心编:《1997年经济展望(下)世界经济展望》第13页。)。在引进外资方面,虽然1994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有一定冲击,但美国、加拿大对墨西哥的投资亦增长很快,到1997年底,美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已近300 亿美元,约占墨西哥吸收的国外直接投资总额的定额60%;与此同时,加拿大赴墨西哥投资企业亦成倍增加,成为在墨西哥国外直接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投资所涉及的领域遍及金融、电讯、运输、采矿等许多行业。(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情况》1998年第8期, 第21页。)

(二)加大了成员国经济压力的同时,也为它们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尤其是墨西哥,作为成员国中经济力量最薄弱的一方,一体化的竞争机制,使其一部分企业倒闭,失业问题一度加重;作为经济实力强大的美加,墨西哥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及廉价劳务大举进入,同样也引起部分相关产业部门企业倒闭和失业人数增加。但从另一个角度考察,NAFTA所带来的成员国之间贸易的扩大, 同时也带动了各处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就业增加。以美国的情况看,受惠于对加、墨两国的出口增长,直接增加的就业机会就达近30万个;而发达成员国资金和设备、技术的流入,为作为南方成员的墨西哥廉价劳动力的发挥开辟了广阔前景。

(三)加快了成员国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

美加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夕阳产业”向墨西哥转移的步伐加快,尽管其中也包括一些污染严重企业在内,但产业结构调整给墨西哥带来的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资本重组,对提高它的资本有机构成和效率,其积极意义是应予肯定的。

(四)一体化总体上加快了成员国的经济发展,相对缩小了墨西哥与美加的经济差距。

1994年底墨西哥爆发的金融危机,导致1995年其经济的严重衰退,当年GDP下降6.9%。但在IMF等国际金融组织特别是美、 加金融机构总共注入资金478亿美元的帮助下,1996年就摆脱了危机, 全年经济增长率达3.3%左右,1997年进一步恢复到近6%,处于新的上升通道。(注:国家信息中心编:《1997年经济展望(下)世界经济展望》第13页。)由此显示了发展中国家通过经济一体化,包括与发达国家的一体化,实行国际产业垂直分工以加快经济发展的可行性。

除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由亚太国家与地区组成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是另一个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带有区域经济一体化性质的经济合作体。APEC囊括了亚太地区经济实力最强和活力最大的国家和地区。目前的21个正式成员,既包括美、日、加、澳等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发达国家和新近加入的俄罗斯,又包括经济上实现了飞越的亚洲“四小”、中国、墨西哥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资源市场和技术合作等经济发展众多领域的较强互补性,国际经济多极化和来自欧盟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挑战,以及亚太这一60年代以来世界上最具活力、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国际化的客观要求,是最终导致APEC这一迄今世界上地域分布最广、参予国家最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能够突破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巨大差别,而得以建立的重要原因。

首先,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互补性较强,是APEC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亚太地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匀,经济发展水平及类型各异,因此具有较强的经济互补性。从整体上看,这一地区既有工业及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美国、日本,也有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还有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均较丰富的中国,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的多样性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为该地区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合作开辟了较为广阔的前景。

其二,亚太地区经济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为APEC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进入80年代以来,相对世界经济连续多年所处于的低迷状态,亚太地区的经济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到90年代上半期,整个世界的增长率约在3%左右, 而亚太地区国家却高达7~8%的水平,其中东亚(包括东盟及日、中、韩等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保持在8 %上下(注:王曰庠等著:《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经济的高速增长, 必然带来贸易和投资的扩大,为该地区的经济合作带来蓬勃生机活力。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的外汇储备增长迅猛,已成为当今世界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地区。

其三,亚太地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进展,是APEC发展的动力。不同于目前世界大多数区域性经济组织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对外设置一定程度的贸易壁垒,APEC把开放性和自由化作为其一体化合作总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各成员国为此也在逐步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放松金融与投资管制,改善竞争和对外开放的环境等许多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据统计,1989~1993年,美国对东亚的直接投资增幅达60%以上;作为亚太地区传统的主要贸易和投资国的日本,80年代以来与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密切。80年代,在日本的外贸总额中,东亚国家所占的比重从25%上升到29%;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增长速度也很快,仅在1985~1988财政年度,就由20亿增加到了80亿美元。(注:[英]《WORLD ECONOMY》 QUARTERLY PUBLICATION,MAROH,1991。)进入90年代,尽管受经济周期的影响日本的海外投资有所收缩,但是在亚太地区的投资却在增长,1994年仅在亚洲的投资就已约占其整个海外投资的40%;到1994~1995年财政年度,这一指标又有了新的提高。1995年,仅APEC当时的18个成员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份额就已高达44%。(注:佟福全主编:《世纪之交的新视角—美洲经济圈与亚太经济圈沿革与趋势》,中国物价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页。)

与欧盟和北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比较,APEC的发展当中亦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和障碍。在欧洲和北美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中,各成员国之间地缘相邻,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文化背景及经济发展水平大体接近。而在亚太地区却完全不同,由此带来了该组织内成员国之间经济、政治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相对尖锐性。且不谈该组织内美、日两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争夺主导地位的矛盾和斗争,仅仅就南北经济关系分析,就有如下特点:

(一)一体化机制的松散性。

APEC作为本地区的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以通过经济合作缩小差距、实现共同繁荣为宗旨,坚持以尊重差别、自主自愿、协商一致为主要组织原则。由于区域内经济实力的巨大差异,以及对美日主导控制的戒心,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均主张相当一个时期内保持一种松散的、缺乏强制约束力的机制。因此,至今尚不存在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全区域范围内机制性合作执行机构。

(二)一体化水平的低层次性和非同步性。

发展中国家对过快开放本国商品和投资市场会损坏本国经济的担忧,使得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进程缓慢,目前仅仅处于自由贸易区的酝酿筹划阶段。在自主自愿、灵活务实的基础上,允许各成员国以适合自己情况的速度和方式,按照两个时间表实现贸易自由化目标。将发达国成员和发展中国家成员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最终期限分别订在不晚于2010年和2020年。

(三)一体化组织的非内向性、非排它性。

该区域内的国家和地区多是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而发展起来的,相对开放的对外经贸体系是它们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因此普遍主张该区域的一体化合作应是开放的、不以损坏各成员国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为前提。这种与一般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对内加强合作、消除生产要素流动障碍,对外设置壁垒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形成鲜明对照,亦有利于该区域内发展中国家保持各自独立性、制约美日等发达国家控制的努力。

(四)一体化范围内次区域一体化合作的多样性。

该区域一体化的合作所包括的国家和地区,不少以前就以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进行合作。主要包括东盟(ASEAN)、 澳新自由贸易区(NAFTA)、以及酝酿中的东亚或东北亚经济圈等等。 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些次区域一体化组织可以看作是形成APEC的部分基础,它们的一体化进程对APEC的合作进程是一种推动,无疑是对现有的全区域一体化合作机制的重要补充。它们的存在与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小发展中国家在与经济发达国家处在同一大的一体化组织内,为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和“对话”份量的一种方式。

展望世纪之交新的世界经济环境,经济的国际化及区域一体化,构成了当代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主旋律,亦对跨世纪的南北经济关系提供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一方面,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这三大区域性一体化经济圈,责无旁贷地将成为21世纪范围最为广泛、经济实力及影响最为强大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代表,并以既相互联系合作、又鼎足对峙的态势,把南北经济关系中矛盾的错综复杂性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当代国际领域内的基本矛盾发生着重大变化,各种经济关系发生着新的组合,经济的区域一体化与多极化交织发展。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为代表的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加强国际协调的同时,建立以各自为核心的带有强烈竞争色彩的排他性一体化经济集团的步伐亦在加快。发展中国家在当代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发生变化,即由过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政治上和军事上争夺的“中间地带”,转而成为发达国家争夺贸易、投资场所和经济势力范围的战略要地。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把握国际经济一体化及世界经济多极化条件下国际经济关系的特点,在加强发展中国家自身团结的基础上,建立尽可能广泛的国际斗争统一战线,是必要而可行的。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应注意利用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在不同经济领域政策上的差异,在南北对话中争取尽可能多的同情和支持,促使南北经济关系向有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的方向发展。事实上,同为发达国家的西欧和日本,由于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程度较高,出于各自全球战略的需要,因而在南北对话中的态度较之美国通常要灵活。这在过去诸如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普惠制、减免债务、提供官方援助、以及南北对话的其它许多方面,均已得到证实。

另一方面,不断增多的由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国家和地区组成的一体化集团内,作为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将会对南北经济关系产生着新的制约和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更多地突破经济发展水平乃至社会政治制度的界限,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 这不仅是因为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和贸易转向(TRADE DIVERSION)的内在机制,客观要求一体化集团在外延上追求成员国不断增多,在内涵上追求一体化水平层次不断提高;还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促使国际分工朝着多层次的方向发展,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结合,可以在更深层次上发挥各自在经济上存在的比较优势,使生产要素得以在区域内充分流动和最佳配置,从而使各国都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尽管在与发达国家所组成的一体化集团内,发展中国家的成员仍居于“外围”或“边缘”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受到居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支配,改变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枷锁的使命依然艰巨,但这毕竟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生活国际化、一体化的要求,是发展中国家在现有国际经济条件下,发达国与发展中国家成员之间的关系,与冷战结束前分别以美、苏、英、法等大国为核心的经济集团内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有着明显的不同。后者是帝国主义国家或超级大国利用军事、经济集团形式,来达到称霸世界和控制成员国经济的目的工具;前者则主要是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国际分工日益扩大情况下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在这种形式下,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已由过去的支配、从属关系,转变为竞争与合作的新型国际分工关系。当然,形式上的平等,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旧的沿袭下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在贸易条件、资金融通等方面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南北经济关系亦体现为一体化集团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矛盾斗争。作为这类一体化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应在一体化的进程中,以既团结又斗争的方式,力争取得国家的其它成员国的理解和让步。在坚持争取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总体目标的同时,把实行灵活务实的对外经济战略放在首位,不失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新的世纪里正确处理南北经济关系的现实而可行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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