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构与精神酿制：东京大学成立初20年的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论文,制度论文,东京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3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4)06-0089-06 一、国家使命的产物：东京帝国大学的发轫与初绽 东京大学是日本整个明治时期(1868-1911年)唯一一所培养社会精英的大学。“围绕以帝国大学为核心的多样化的大学诞生过程中展示了一出出扣人心弦的剧目，无疑，故事当中最为重要的主角就是日本第一所大学——东京大学·帝国大学。”[1]4 (一)创建东京大学响应国家之需 1868年日本实现明治维新建立了新的君主立宪政府。明治政府成立后提出“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等口号，快速推动国家近代化和产业化。教育方面的改革尤为迅速，因为明治政府“相信教育对于发展经济、开发人的内在资源的价值”[2]。较早体现日本建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探索体现在明治维新领导人之一的岩仓具视于1870年提出的《海外留学生规则案》。该规则案对派遣留学生的留学国家和专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详尽建议，如去英国专攻机械学等工学类专业，去法国专攻法律学等法学类专业，去德国专攻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类专业。它标志着为了迅速推动近代化和产业化，从各个领域比较、探讨各国学术优劣，从最合适的国家选择最优学科的意识已经明显树立起来。这是将要选择性地创建高等教育机构模式的开始，也体现了将要吸取各国高等教育制度优点的意识。1872年颁布的《学制》是日本近代学校制度顶层设计的第一部法规。《学制》规定“学校划分为三等，由大学、中学、小学构成”，全国划分为八大学区，各学区分别建设一所大学、中学、小学。其中对大学简单规定了一项，即“大学系教授高尚诸学问之专门科学校，学科大略如此，包括理学、化学、法学、医学、数理学(学科后修订为理学、文学、法学、医学)。”[1]23由于当时小学和中学刚刚开始起步，《学制》中关于大学的规定只能化为乌托邦。《学制》颁布后的第二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学制二篇追加》，提出了建设专门学校的具体构想。1874年大学南校更名为东京开成学校，大学东校更名为东京医学校，成为日本式的专门学校，其中东京开成学校主要设置法学、化学以及工学三科，初具“综合性”。 1877年文部省发布通告将东京开成学校、东京医学校合并为东京大学，位于东京的本乡和神田两个校区，设置了法学、文学、理学和医学四大类学科的日本第一所综合性大学正式建立起来。新成立的理学部设置了日本产业发展所急需的化学、物理学、工学、地质学以及采矿学等学科。合并之初的东京大学对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并没有什么影响，“不过是改名换姓而已，在大学建设上既没有推出积极的方针政策，也不见有什么理想和抱负”[3]。在管理上与合并之前更没有明显变化，由东京开成学校形成的各部和东京医学校形成的医学部分而治之。医学部的德国籍教授贝儿茨在日记中对两校合并记述了一些感受：“吾等小生活圈中，因政府引起之小革命(指两校合并而成立东京大学)……除名称变更之外，至今未见任何变化。”[1]28在教师的构成上，专业课的教师基本都是外籍教师，法、理、文三部只有3名日本教授，其余17名都是外国教授，其中，美国8名，英法各4名，德国1名。医学部有日本教授5名，外国教授11名，全部来自德国[1]30。对于教学语言来说主要是外语，甚至连考试和毕业论文也用外语。 1879年《学制》被废止，明治政府颁布《教育令》取而代之。相比而言，《教育令》在整个行文上更加简洁，对高等教育机构作了简短的规定：“大学校为教授法学理学医学文学等专业诸科之场所”，而“专门学校为教授专门一科学术之场所”[1]42。也就是说大学在性质上是综合性的，包含“专业各科”，而专门学校在性质上是单科性的，主要是“专门一科”。虽是一个极为简短的规定，但在《教育令》制定过程中围绕大学自治权、财政供给、设置主体、办学监督等主题展开了激烈讨论。讨论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对于日本大学而言，究竟是德国式“国家大学”还是美国式“私立大学”才是理想的大学模式？ (二)更名为帝国大学致力于办成国家的大学 1886年3月1日《帝国大学令》的颁布使这一讨论暂时见诸分晓。东京大学在该令颁布的当日即改名为帝国大学(Imperial University of Japan)，意味着日本政府旨在把东京大学办成“大日本帝国”的大学。与《学制》和《教育令》对大学进行抽象且扼要的规定相比，《帝国大学令》对大学的组织和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探索“日本大学模式”的开始。“如果说从明治维新到东京大学的成立是日本高等教育处于摸索路子阶段的话，那么帝国大学的出现应视为日本高等教育开始走向独自发展的道路。”[1]42帝国大学究竟以哪个国家为师？我们无法提出一个全盘照搬某个国家的结论，客观地看应该说是糅合了德、英、法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大学的一些制度要素，但总体上以德国的大学要素为多。因为从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来看日本逐步倾向学习德国体制，同时学术方面也出现以德国为师的倾向。如帝国大学成立之后德语是文理两个分科大学的必修课，德国籍教师数迅速增加，教授候补者的留学国也转向德国，在1880年之前派遣到德国的留学生在总共33名留学生中只占8人，而从1881年到1885年间，则在总共22名留学生中就占了18人，明显占据绝大多数[1]92。 为了成立帝国大学，明治政府经过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属于创建最高学府需要的就吸收、合并，与此相反，和最高学府不相称的就分离与舍弃，为了让东京大学合乎‘帝国’之大学的称号，一场毫不留情的再建工程急速展开。”[1]94一方面是剥离东京大学的“别课”，如别课法学科、别课医学科等“简易速成”的预备课程被废除。另一方面是合并高等专科学校。司法省法学校正则科于1884年移交文部省，1885年改名为东京法学校，更名后不久即被合并到东京大学。1885年底随着工部省的废除，工部省大学校合并到东京大学。合并过程中争论得较多的实属工学部，工学部由理学部剥离出来的工艺学科与工部省的工部大学校合并而成工科大学。但是当听说这一合并消息之后学生们进行了强烈抗议，举行反对运动，并向文部大臣森有礼提交抗议书。“工部大学校之教育法在于兼教理论与实际，理学为以后实业奠定基础，为企业提供原动力”，相反，“东京大学设置理学部，专门探究学术之真理(中略)，远离实业，也只为考究理论，把学理研究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东京大学与工部大学校虽同冠大学之名，但两者在精神与组织方面并无相通之处。两者共存方可期待理学之研究与工业之壮大共同发达，工部大学校之不可废与东京大学理学部之不可废同出一理”[1]96。当然，反对合并之声音并没有发挥作用，通过合并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大学势在必行。虽然有一名英国教师提交了辞呈，但工部大学校的日本人教授和副教授基本都合并到了工科大学。合并到东京大学比较迟的乃是农科大学。1886年底农商务省管辖的驹场农学校和东京山林学校合并成立东京农林学校，1890年方才合并到帝国大学称为农科大学。通过合并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科，拆分弱势学科，大大提高了帝国大学学科的综合性和水平，尤其是工、文、理三个分科大学经过拆分重组之后学科数量大幅增加，逐步构建了富有日本本土特色的学科体系。 《帝国大学令》的颁布以及帝国大学的初步成型第一次清晰地描绘了日本国家式大学的模型，即以东京大学为中心，通过外部合并官立高等专科学校、内部拆分学科，在日本高等教育系统起始阶段使混沌状态渐趋结构化，特别是文部省通过将官立学校总经费的近40%投给了帝国大学，旨在建设能够与欧美各国相媲美、代表国家最高水准的大学。帝国大学的出现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甚至教育体系都带了强烈冲击。“在星云状态的体系当中，君临一切学校的强大帝国大学反而增大了体系的不安定性。……作为唯一一所大学，帝国大学君临于高等教育体系的顶点，这种与其他各类教育机构相隔绝的位置反而开始产生出一系列新的问题，不仅影响到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帝国大学与专门学校、高等中学校之间关系，而且牵涉到与寻常中学校以及小学校之间关系，波及了整个学校教育体系，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力。”[1]166-167至东京大学成立20年后的1897年，随着第二所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的成立，以及公私立高等教育专门学校的不断创建和努力升格为大学带来的影响，帝国大学不仅把名称改为东京帝国大学，其在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特权也不断受到挑战和抨击。 二、日本大学制度的历史原点：东京帝国大学的制度模型 创建之初的东京大学成为日本借鉴西方大学制度并进行本土化再造的试验田，各种大学制度在这里进行讨论与甄别、尝试与运行，其中一些最为核心的制度经过历史积淀最终成为日本大学制度的基本范本和历史原点。 (一)构建充分反映学术权力的治理制度 东京大学成立之初虽在名义上是统一的大学，但两个校区分别由两名“总理”负责管理，直接对文部省负责，并没有建立统一的管理体制。1881年文部省对东京大学内部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一是决定设置总管全校的“总理”，加藤弘之担任首任“总理”；二是设置咨询会。咨询会分为学校一级的“总咨询会”和部一级的“部咨询会”。总咨询会的成员主要由部负责人、预备校校长一级的教授组成。之所以称为“咨询会”是因为东京大学的决策主要是由文部省作出，而咨询会无论是对“总理”还是对分科大学长的决策影响来说仅仅是起咨询作用。《帝国大学令》的颁布则在此基础上对大学决策机制又做出了进一步改革，“总理”改称“总长”，设立“评议会”作为帝国大学最高审议机构。评议会成员由各分科大学选出2名教授组成并经文部大臣审批任命为评议官。评议会审议大学规则、财政预算以及与学生、教师等有关的事项，甚至还发挥文部大臣咨询机构的功能。1893年《帝国大学令》修改后允许分科大学设置教授会并在一定程度上初步实现教授会自治。从“咨询会”的咨询功能向“评议会”的审议功能再向“教授会”的决策功能的演进，表明大学教授自治意识的迅速增强。修改后的《帝国大学令》对总长与文部大臣之间关系的规定也发生了变化，由以往“接受文部大臣的命令”改为在文部大臣监督之下“掌管帝国大学的常规事务”。从这些新规定可以看出政府开始尊重大学运行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大学在与政府争取自治权的抗争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历史地看，《帝国大学令》的这些规定奠定了后来一个多世纪日本大学内外部治理的基本格局。 (二)建立以分科大学为形式的学科制度 东京大学创立之初学术基层组织称为“部”，帝国大学成立时改称“分科大学”，分科大学这一称呼持续了32年，直至1918年颁布《大学令》后改为“学部”并一直延续至今。学术基层组织“名称的改变并非招牌的重新粉饰，而是反映了大学组织特征的变化以及人们大学理念的变迁”[5]47。关于创立之初东京大学学术基层组织的构成，在文部省发布的通告中指出，在大学南校即旧东京开成学校设置法学部、理学部、文学部，在大学东校即旧东京医学校设置医学部。这在日本教育法令出现“学部”一词尚属首次[5]48，但此时的“学部”并非1918年颁布的《大学令》及其后通常所指的“学部”之意。根据明治初期的官制，“部”乃是官僚体系中的一个层级，属于文部省所管辖的担当某一个专门学科教育的部门，实际上是用官制的“部”来表达学术基层组织之意。“法学‘部’非法‘学部’、文学‘部’亦非文‘学部’，而是象征着文部省与东京大学在组织性质方面无法区分的一体化状态，这也是处在摇篮期的官立东京大学之实态。”[5]50学科制度的初步形成则是帝国大学成立之时开始建立的分科大学制度。《帝国大学令》第二条规定，“帝国大学由大学院及分科大学构成”。该令对分科大学的规定有三方面内涵：一是强调分科大学的教育职能。“分科大学是对应专门学科的教育组织”[5]51，而研究职能主要由大学院履行。二是分科大学的学科门类应该综合而齐全，集法学、文学、理学、医学、工学及农学六个分科大学于一体。这在世界综合性大学史上第一次恰如其分地实现了“综合”。这种综合既不同于欧洲的文理型综合大学，因为后者主要基于认识论理念，排斥以应用为目的的教育与研发功能；也不同于当时美国以农工学科为核心的“赠地学院”，因为赠地学院重应用性学术研究，倡导直接为服务社会。三是建立与分科大学相对应的博士学位。《学位令》在《帝国大学令》颁布后的翌年出台，规定法学等五种博士学位并与分科大学名称一一对应，在农科大学成立之后又旋即修改《学位令》增加农学博士。这种把学位名称与学科名称相对应是有别于西方学位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1918年《大学令》颁布后，“分科大学制”改革为“学部制”，但以分科大学制为基础的学科制度被学部制所继承，而且在学科制度的实质性内涵方面没有太大改革。 (三)建立教师以学术为职业的讲座制 在文部大臣井上毅的主持下，1893年政府颁布修改后的《帝国大学令》，建立了讲座制。该令第十七条规定：“在分科大学设置讲座，由教授担任。教授空缺时由副教授或嘱托讲师担任讲座。”由于帝国大学实行9月开始的学年制，讲座制从1893-1894学年度开始正式实施。讲座制建立之后帝国大学内部学术组织形成了大学-分科大学-学科-讲座四层组织架构，讲座处于最底层。与此同时颁布的《帝国大学官制》具体规定了讲座制的内部构成。其第六条规定，“在各分科大学设置如下职员：教授、副教授、助教、书记员。”第七条规定，“教授担任奏任官或勅任官，担任各分科大学设置的讲座，教授学生、指导研究。”第八条、第九条对副教授、助教的资格等作了规定，副教授“帮助教授从事授课以及实验”，助教“在教官指导下为学术技艺的研究和传授服务”，明确将副教授与助教定位为为教授服务的辅助性职务。该官制详细规定了帝国大学各分科大学讲座设置的种类及其数量等内容，每一个讲座由一名具有教授职务的教员主持，在教授空缺时由副教授或助教担任，讲座内教授与副教授的比例一般为1︰2。该官制是日本大学最早规定讲座内部职责分工、定员的制度，为后来大学制度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1893年8月文部省还颁布了《帝国大学教官俸给令》。该令共计十一条，开篇第一条规定，“各分科大学教授、副教授的薪酬分基本工资和职务工资”，其他各条分别规定了教授、副教授、助教等的薪酬计算标准和方法。该令第一次形成了年功序列型、由“基本工资+职务工资”组成的双重结构化俸给体系，旨在明确大学内部教育和研究的责任体制，特别是大学教授的专攻责任，即井上毅对大学教官的期待和要求——“大学教官职务的特殊性是以专门志向为基础，为了实现专门志向必须在俸给制度中体现能力和业绩要素。”历史地看，讲座制的实施给帝国大学带来了三个重大变化：一是通过官制使大学教员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以教授为代表的大学教官变成了学术官僚，促进教官以学术为职业，安定于学术研究；二是以讲座为单位的学术官僚形成层级秩序，教授处于这个层级体系的顶层；三是讲座制使学科获得了合法地位，讲座的设置以学科为单位，学科以讲座为表现形式，讲座合法性地位的获得就是学科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回顾东京大学组建后到1893年讲座制成立的十多年时间里，办学最大的困难之一莫过于教授的流动性非常之大，可见讲座制成为教授安定于学术职业的决定性机制。 (四)建构自主再生产学术人员的研究生院制度 帝国大学的一个创举是建立研究生院以专门从事研究以及培养研究者和大学教员。其实东京大学创办后不久就已经认识到本科毕业后学生的深造问题，以至于在1880年设置了“学士研究科”并提供官费名额。不过，帝国大学研究生院实际上是一个缺乏实体的组织，学生进入研究生院学习就是在分科大学的研究科接受教官指导，分科大学重点进行专业教育，而研究科则是在分科大学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科学研究训练。帝国大学的研究生院比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研究生院仅晚十年，而在制度设计上与之相比有两个明显区别。一是授予学位的名称不同，帝国大学研究生院培养的博士学位有具体的学科名称，如工学博士等，而美国大学研究生院授予的博士学位统一称为哲学博士(Ph.D.)。二是帝国大学研究生院教育是在分科大学进行很强的专业教育基础之上再施行的专业教育和科研训练，而美国大学本科教育阶段的重点是通识教育，在研究生阶段才进行较强的专业教育。帝国大学这种以分科大学为主、研究科附属于分科大学的建制一直持续到1991年的“部局化”改革[7]。虽然帝国大学研究生院建立之初规模既小又难以称得上强劲有力，但帝国大学构建的大学教员、研究人员的自主再生产机制成为日本早期学术“起飞”的重要制度基础。 三、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东京帝国大学成为日本大学精神的播火者 回溯东京大学一个半世纪的办学历史，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亚洲最为顶尖的大学之一，这与东京大学办学之初卓有成效的制度探索并构建富有本土特色的大学制度密切相关。而这些大学制度之所以能够成功建构其背后则蕴藏着精神的力量，这些具有日本大学原初精神特质的理念影响了日本大学系统的历史发展，成为日本大学精神的播火者。这种大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国家使命与学术本位的挣扎中形成追求卓越的品格 帝国大学的主要创建者森有礼将“帝国大学”称为“Imperial University”，意即“国家大学”。《帝国大学令》开篇即规定，“帝国大学以适应国家需要、传授学术技艺并研究其蕴奥为目的”。这种国家主义办学理念，正是伊藤博文、森有礼等明治政府领导人的国家主义思想在教育领域内的反映。伊藤博文在德国找到了理想的国家体制，在他看来，大学的功能在于为国家服务，培养国家官僚则是其重要职责。文部大臣森有礼留学于欧美，同样秉持国家主义大学功能观。1887年他在对直辖学校校长的讲话中对帝国大学的办学理念说得更是直接：“帝国大学之教务，如有为学术、为国家之说，最需优先、最应重视的乃为国之事(中略)，各学校于学政上，并非为学生，而是为国家，此须始终牢记。”[1]9“大学的学术自由应优先考虑国家利益，‘服从国家需要’，‘应用与实用为学术之生命’，大学所培养的‘人物才能’应满足国家之急需。”[4]45-46 然而，大学内部天然产生的学术本位主义理念不断地与国家本位主义理念抗衡，教授会自治权的逐步建立、学位授予权的独立等就是学术本位主义发展的必然。东京大学在国际化过程中追求自我学术中心地位，强调日本学术独立的同时，并不否认学术交流，并不是搞学术孤立、闭门造车，而是强调在学术交流中的独立自主地位。这进一步促进了学术评价本土化标准的形成。摆脱对欧美发达大学的学术依赖，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坚持教学语言的独立性。东京大学在创建后不久就坚持教员身份本土化，把延聘外籍教授和要求聘用具有留学背景的本国教员作为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学生留学以不留学为目的，这在本质上是文化自强，不至于使东京大学的教员成为“学奴”。 东京大学创建初期20年在两种理念错综复杂影响下形成了追求卓越的品格，这为东京大学日后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以及获得“日本科学家的摇篮”、“官僚的温床”、“掌握着日本政治经济命脉”等盛誉奠定了基础。以学术获奖为例，一个半世纪以来东京大学培养了7名诺贝尔奖获得者，1名菲尔兹奖获得者，在日本最高学术奖“学士院奖”方面，20世纪20年代东京大学获得者人数占全国总获奖人数的近75%，30-50年代占近65%，50-60年代仍占50%左右。 (二)在单一与多元职能观的争论中形成多元化大学职能观 初创时期的东京大学作为集研究生教育与本科教育、教学与科研为一体的日本唯一一所大学，垄断了几乎所有的学会和学术性杂志。“以海外留学归国者为中心，习得近代欧洲最尖端学术的‘学术贵族’们集聚在帝国大学，构成了事实上的学术共同体。”[1]225在学科类型体系上，东京大学致力于办成综合性大学，不仅囊括欧洲大学的所有传统学科，而且还包含了工科等近代科学革命之后的新兴学科，特别是实业性学科。这使东京大学在学科方面具有了自己的特色，为大学职能的拓展奠定了学科基础。在学术组织层级体系上，东京大学形成的四层组织架构即使到今天也没有实质性改变。东京大学在为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提供教师和研究人员方面占据垄断性地位。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师、政府机构的公务人员主要来自东京大学的毕业生，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兼职教员基本是东京大学的，这也是为什么众多私立专门学校创建在东京大学两个校区周围的缘故。东京大学基本垄断了各种资格考试。东大毕业生在法官、律师、医生、中学教师等资格考试中获得“学历特权”，国家各种资格考试中担任考官的要么是东京大学的教员、要么是毕业于东京大学的公务人员。毕业生的这种出身与入世优势使得东京大学成为吸引青年学子的强大磁场，使东京大学在招生上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帝国大学一方面以素有‘学术之府’之称的德国大学为模板，另一方面却让德国所蔑视的‘为面包而学术’的年轻人入学，给当时社会地位最高的官僚世界输送人才。一所能使年轻人成就大业、光宗耀祖的大学便是那个时代的人对帝国大学的看法，而且在后来很长时期内这个观念从未曾动摇过。”[1]236这或许也是后来日本形成学历社会的重要源头。 (三)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织中形成嫁接与自主的大学文化发展逻辑 “在近代化道路上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步人后尘，这就意味着可以在众多模式当中进行选择而建立适合自己的理想大学和高等教育体系。”[1]17东京大学作为日本大学制度初创期的实验品，一方面借鉴了西方大学制度的精髓，诸如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权力重心在下、高度分散、与外部疏离等理念与制度；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日本学术文化传统，讲座制就是日本文化与外来文化结合的典型。东京大学成立后采取什么样的教师和学科组织制度是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东京大学的教授们比较了近代发达大学的组织制度之后提出借鉴欧洲大学的讲座制。东京大学的讲座制吸收了德国、法国讲座制的组织要素，但并非照抄，同时还传承了日本社会自身的组织文化。如以教授-副教授-助教为等级的结构，形成了以人才培养为主要职责、教学-科研-学习一体化的知识创新共同体。讲座制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仍然是日本国立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最基本的学术组织单元，成为知识传播和知识创新最为基础的组织制度。东京大学在处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关系中所形成的发展逻辑对后来日本大学改革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日本前文部大臣永井道雄所言，“首先是模仿，以后有机会就创造……是原原本本地成了日本大学的政策、日本的教育政策”[8]。日本一千多所大学无论是为了反叛东京大学而生的京都大学等老牌国立大学，抑或反叛整个国立大学系统的早稻田大学等老牌私立大学，抑或借鉴欧美大学的新兴大学，在创建与发展过程中要么把东京大学作为批判的靶子，要么把东京大学作为借鉴的范例，都暗含了东京大学所形塑的日本大学精神——善于嫁接异质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坚持文化自主，捍卫日本本土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的独立自主，而不至于成为欧美大学的附庸。东京大学在创建与改革过程中对西方大学理念与制度的理解与接受方式，所形成的拿来主义风格值得后发外生型大学、特别是亚洲大学借鉴。标签：东京大学论文; 东京帝国大学论文; 帝国大学论文; 日本大学论文; 大学论文; 德国教育论文; 法学教育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学制论文; 文部省论文; 学部论文; 理学论文;